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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管理report亚洲世纪背景下澳大利亚和亚洲文化冲突交流

“亚洲世纪”背景下澳大利亚与亚洲文化冲突与交流

 

一、背景:

(一)、“亚洲世纪”的出现

近50年来全球出现“实力东移”的趋势,这种转移以中国的崛起为代表,伴随着印度和印尼非同寻常的经济增长,加之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已达到的西方收入水平抑或是亚洲各国央行金库里堆积的巨额外汇储备。

对比之下,西方强国惊恐地看到自己身负重债和军力下降,美元的全球角色正面临挑战。

在许多人看来,这是自19世纪末美国崛起为一支新兴力量以来,是资本、创新和经济影响力都在向亚洲转移这一大趋势的一部分,全球财

富和实力最重要的一次再平衡。

(二)、“亚洲世纪”对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影响

1、澳大利亚能够获取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1)、经济

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扩大贸易往来。

澳大利亚处在南太平洋上,是亚太地区的成员之一,北面紧邻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澳大利亚过去的贸易主要是和英国、英联邦国家进行的。

在上世界70年代初英国加入欧共体后,澳大利亚的贸易受到影响,‘贸易特惠制’不再存在。

而此时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为澳大利亚恢复贸易缺口,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也让澳大利亚不再忽视这个亚洲,将发展长远目标锁定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并在经济、政治、外交、安全与防务等方面,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以面向东亚为主体的新的亚太战略。

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区域化,作为世界三大贸易集团之一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逐渐发展、强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澳大利亚与富有活力的东盟加强经济合作,有利于促进双方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取得成就不菲:

澳大利亚积极与东盟各国开展合作,2003年7月和10月,澳大利亚与新加坡、泰国分别签署近年来取得了自由贸易协议。

2004年,澳大利亚对东盟10国的出口占其全球出口的12%。

2005年顺利获得东亚峰会入会资格。

中国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国。

(2)、政治

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提升国际地位,树立大国形象,走出完全由美国控制的阴影。

虽然澳大利亚同意坚定地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始终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的最重要部分。

不改变一贯坚持的安全战略,包括建设强大的国防、巩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但其希望与东亚建立更多的联系,在多边组织中发挥作用,并同时寻求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其副手。

2、对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带来的挑战

.亚洲崛起对世界经济秩序和战略权力分布的冲击是澳大利亚担心的严重问题。

亚洲作为一个新的利益群体,它的崛起对国际现存经济秩序带来了全面的挑战。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给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为世界的繁荣发挥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在全球经历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的强劲表现给全球的投资人提供了新的机会,给正在勉力避免二次衰退的发达经济体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但同时,世界经济秩序也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世界实力的东移,各种矛盾、磨擦、猜忌、恐惧日益增多。

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争吵空前激烈,贸易失衡问题、货币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金融体系改革问题、环保问题等等,涉及范围之广是多年来罕见的。

中美之间的汇率之争今年几乎演变成一场全球的货币战争。

亚洲的迅速崛起使澳大利亚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亚洲的关系以及发展重心在亚洲和美国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澳大利亚想摆脱美国控制阴影,但又离不开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持,毕竟其文化背景和经济制度相似。

但是在地理位置和未来市场上亚洲都是不可忽视的巨大引力,澳大利亚为顾全亚澳关系,不得不在与美国友好之间做些取舍,例如中美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不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造成明争暗斗冲突不断,澳大利亚为保持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应该重塑与美国的关系,防止被中国看成是“敌人”。

如澳政府必须十分谨慎地考虑对美国支持的程度。

美国一些政策的实施目的在于牵制中国,而如果澳继续支持美国那些政策,将会失去所希望的与中国应当建立的关系。

如果中国将澳视为‘敌国’,那么它将不再购买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这对于澳大利亚无疑是巨大损失。

二、澳亚文化与亚洲文化理论上的冲突

澳大利亚社会是多元文化,基体是西欧文化体系,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在地缘上相对独立的国家,自身又有着不同于西方普遍文化的特点;而亚洲更是决然不同的东方文化,两者从价值观、理念、目标等多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性。

处理好两种文化的不同特点,对于加强澳大利亚与亚洲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用霍夫斯泰德评估文化环境的五个指标来分析澳大利亚与亚洲的不同文化特点:

1.权力距离()的差异。

澳大利亚的权力距离相对比较低,在其谚语中,有一句话叫做”.”,澳大利亚文化十分看重“平等”的价值观念,团队、同伴的影响就足以使个人奋进。

领导者被期望是协商式、参与式的,给下属更大的自主权和参与权。

领导往往是以朋友的身份成为激励员工的存在。

而在中国印度等权力距离相对较高的亚洲国家。

等级观念深入人心,员工对领导有着更高的服从意识甚至期望领导者是专断式的决策。

上级对下级的褒贬成为激励员工工作的动力。

2.不确定性规避()的差异

亚洲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因而在日本,“全面质量管理”这一员工广泛参与的管理形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终身雇佣制”也得到了很好的推行。

与此相反,澳大利亚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同样的人本主义政策在澳企业中则不一定行得通,中国与日本相似,也属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因而在中国推行员工参与管理和增加职业稳定性的人本主义政策,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有效的。

此外,在澳大利亚这种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人们较容易接受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能够接受更多的意见,上级对下属的授权被执行得更为彻底,员工倾向于自主管理和独立的工作。

而在亚洲这种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上级倾向于对下属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清晰的指示。

3.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澳大利亚是西方文化为主体,以个人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并强调个人主义和创新精神。

有很强的个人主义观念,强调个人的权力与自由,并极大强调自尊。

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自由、自愿基础上的平等的契约关系。

另一方面,亚洲文化则截然不同。

以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和日本为例。

儒家文化强调集体和家族观念,这种观念已经植根于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之中并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儒家文化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并推崇成员之间的和谐。

个人感情服从团队整体利益,并且雇员们更可能会问:

“什么对组织最为有利?

”保全面子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至关重要。

成功地保全面子时,一个人在团队中的地位也就得以维系。

重视集体主义,要求个人从属于集体,压抑个性的发展和创新能力。

其文化可以用“枪打出头鸟”一言概括。

4.男性化和女性化()

亚洲文化具有明显的阳刚之气,以日本主要代表。

在日本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别清楚,男人应表现得自信、坚强、注重物质成就,女人应表现得谦逊、温柔、关注生活质量。

相反,澳文化中,女性往往处于社会的领导地位。

表现出来的是较低的阳刚之气。

澳大利亚女性总理吉拉德是其主要代表。

在澳大利亚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并不看重工作以及其做带来的成就感。

相对于物质成就而言,澳大利亚人更注重于精神享受。

5.长期取向和短期趋向()

亚洲国家是明显的长期取向者。

长期取向的文化关注未来,重视节俭和毅力。

他们认为储蓄应该丰裕;固执坚持以达到目标;节俭是重要的;对社会关系和等级关系敏感;愿意为将来投资;重实效的传统和准则以适应现代关系。

接受缓慢的结果。

这种社会考虑人们的行为将会如何影响后代。

如日本,国家以长远的目光来进行投资,每年的利润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逐年进步以达到一个长期的目标。

而在澳大利亚短期取向的文化里,价值观是倾向过去和现在的。

人们尊重传统,关注社会责任的履行,但此时此地才是最重要的。

公司更关注季度和年度的利润成果,管理者在逐年或逐季对员工进行的绩效评估中关注利润。

三、澳大利亚文化与亚洲文化实际上的冲突

首先,文化现象中存在自我参考准则,即只能理解与自己文化相关的文化。

虽然越来越多的亚洲人试图移民和融入澳大利亚,但白人社会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主流。

例如2009年澳大利亚接连发生了多起针对印度留学生的暴力与歧视事件,印度政府表示印度学生遭袭事件可能导致两国外交关系紧张。

从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最近的中国力拓一案,再到印度留学生种族歧视事件,澳洲的民族意识和文化包容程度可见还是需要改善;另一方面,文化还存在一种现象叫刻板印象,仅凭过去经验而不以变化的眼光看待文化变量,由于澳大利亚长期与欧洲密切的贸易往来,同时作为美国的坚固盟友,亚洲一些国家难以接受一个拥有如此浓厚西方背景的澳大利亚融入进来。

如早在1996年霍华德政府谋求进入东盟对话国行列之时,当时马来西亚等东盟成员国对澳大利亚采取强硬的批评态度,认为“澳大利亚人,不是亚洲人,是欧洲人,是种族主义者”。

在双方企业跨文化合作时,澳洲文化中的高参与度与权力下放让亚洲员工无所适从,而亚洲员工期望的领导专断决策也得不到实现;另外,在决策时,西方文化强调果断,而亚洲文化却认为决策时间与考虑深度和重视程度成正比。

因此合作企业环境下,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差异,文化冲突便表现明显。

对澳大利亚而言,融入亚洲文化的最大门槛就是澳大利亚较为固执的民族意识和本土观念对亚洲观念的抵触。

当其固守本民族文化、不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他种文化时,冲突便极易显露。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社会主流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有所区别。

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中国更具有集体主义特征如同情、利他、羞愧、内疚、敏感、焦虑;而成长于个人主义文化中的澳大利亚则更多地表现为个人主义特征如独立、进取、攻击、反抗、开朗、活泼。

作为一个国家主流文化核心成分的价值观念是沉淀在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中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倾向等,它弥漫于整个社会中,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影响人们所有的选择和行为准则。

因此,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对于企业员工发展更为有利;但在在澳洲文化情境下,民主式的管理模式更为有利。

这就对企业管理者提出了比较艰难的管理方式上的取舍。

此外,由于中西方长期以来的家族关系、教育理念、经济发展情况、政治地位、宗教信仰、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不同,其文化呈现显著差异。

因此,文化冲突和差异无疑对澳大利亚进入亚洲世纪设置了重重障碍。

四、总结——面对文化冲突,澳大利亚何去何从

通过以上分析,澳洲文化(西方文化)和亚洲文化(儒家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就要求管理者谨慎解码,谨慎理解不同的文化体系,避免文化冲突,尽可能实现两种文化的理解和有效交流。

当澳大利亚和亚洲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通过交流,会从开始了解,到接纳彼此的差异,再到吸收借鉴对方的优秀文化,不断融合,使澳大利亚和亚洲的文化不断丰富完善、向前发展,最终也会有利于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

但是,反而言之,如果领导者可以充分理解两种文化,既可以发挥亚洲文化中的“家长式”的优点(如员工的奉献忠诚等),又能发挥澳洲文化中“民主式”的长处(如员工的创新激情),取长补短,一定会使企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而另一方面,在研究澳大利亚与亚洲的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双方已有的文化不同点,也应当注意未来两种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的趋同与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交网络的出现,大大拓展了人与人沟通的范围与认知别国文化的能力。

全球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使东西方企业运作的模式与文化也逐渐趋于相似。

以中国上海为例,外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使上海形成了更为西方的平等开放的氛围,在这种环境中,澳资企业遇到的文化冲突也就相对较小。

与此同时,随着亚洲政治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文化的对外影响也逐渐扩大。

也扩大了澳大利亚人理解亚洲文化的可能性。

以中国为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学习汉语,儒家文化不断走向世界,都预示着双方的文化交流将会越来越亲密,而文化的接受程度也将会越来越深。

因而双方的文化冲突,也将从客观上得到缓和,从而使双方能够进行更深层次上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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