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发展趋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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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发展趋向
中国银行业发展趋向
2011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步放缓，资本加速外流，国内外机构纷纷调低了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有机构甚至预测增速会低于8%。
中央政府决定，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基于此，笔者认为2012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整体呈现“前低后高”的基本走势，全年经济增速大约为%左右。
中国银行业也会继续保持整体向好的发展态势，存贷款将平稳增长，信贷资产质量和整体盈利能力将保持稳定。
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加快银行经营方式转型，就成为2012年经济金融工作的重心。
一、2012年宏观经济运行的走势 2011年，中央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使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2011年GDP平均增速为%。
投资、消费、出口三大经济增长动力保持相对均衡，通货膨胀在第四季度后逐月回落，经济结构调整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然十分复杂，预计2012年GDP增速回调到左右，CPI涨幅回落到%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左右，实际消费增长%左右，出口增长10%左右。
世界经济举步维艰 从整体上看，2012年世界经济复苏依然很脆弱。
一是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速将在平稳中有所回落；二是全球通胀压力不减。
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仍将高位波动，多数国家物价继续上涨的压力较大；三是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四是政府债务风险继续积聚。
很多国家应对全球危机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风险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
欧洲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短期内难以缓解，将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尽管2012年全球经济剧烈波动的概率较小，但在中短期维持低迷状态将是大概率事件。
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在%左右，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将整体维持在2~个百分点之间。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在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已挣扎了近五年，但其前景依然不明朗。
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依然处于美国次贷危机后深刻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阶段。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对过去长期美国“高消费、低储蓄”、以中国为代表的“高储蓄、低消费”这样一种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调整，这一调整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美国原财长萨莫斯担心：
美国经济可能会重蹈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的覆辙。
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如果不是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自然修复的时间可能要会更长。
对于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由于再次爆发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概率很低，所以，通过世界范围的战争来摆脱危机缺乏现实性。
由此，本轮危机的结束将需要一段更长的时间。
笔者认为，目前发达国家低迷的经济势态，未来至少还将延续5~10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如果全球的主要国家不联合采取行动阻止经济继续下滑，这种长期低迷局面有可能会延续10年，甚至更长时间。
中国经济难言乐观 基于以上世界经济环境，中国如果既要解决自身存在的结构问题，同时又要履行世界大国的责任，那么，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难言乐观。
就短期而言，尽管目前有多个省份提出了2012年GDP翻番的目标，其中19个省的预期增长率都高于10%，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为%，高盛预测为%，中国社科院预测为%左右。
笔者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2011年下降是必然的。
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下降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
如果是长期趋势，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不会由过去30多年的％持续下滑到7％以下？
进出口如果基本上维持在零左右的水平，那么，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投资和消费保持在何种水平，才能使中国经济不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而陷入“增长陷阱”。
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存在着继续高速增长的潜力和机遇，中国未来20年持续8%的GDP增速是可能的。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发展处于日本1951年、韩国1977年和台湾地区1975年的水平。
在随后20年中，这三个经济体保持了%、%和%的增速，相信中国能够继续高速增长20年。
但是，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时，长期高增长的投资局面将难以维持；在社会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的时期，消费的快速增长是一个缓慢过程；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外需处于较长时期的调整等因素，未来中国经济必然会从过去两位数高增长的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
这一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决定的，并不是经济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调控的。
从短期看，2012年是中国政府的换届年。
鉴于中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高度相关，地方政府换届后，通常会开始一系列规模庞大的中长期投资。
如果这一规律不被打破，2012年中国将会开始兴建一系列新的建设项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经济的下行风险。
尤其是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万亿元，为政府继续扩大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
从出口方面看，尽管欧洲需求可能会进一步萎缩，但美国经济走强的趋势很明显，来自美国的需求有可能超出预期，这将有助于降低中国出口大幅滑坡的风险。
从消费看，中国的国内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是相对稳定的。
同时，中国2012年通胀率会进一步下降，货币政策有可能放松。
在这样的情况下，2012年中国经济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
IMF预计中国2012年投资增长率约为%，消费增长率约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下降至-%，全年通胀水平将维持在%的水平，较2011年%的水平显著回落[1]。
从投资方面看，历史规律显示，每个五年规划的第二年都是各种项目集中落地的时间，这意味着2012年将是大批中央和地方重大规划项目真正启动的一年。
目前来看，地方政府虽然受到资源约束，但投资热情仍十分高涨。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较大，这对投资增长带来一定支持。
但是，由于房地产投资大概占到城镇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4，对上下游行业拉动作用明显，因此，房地产投资的大幅下滑对整体投资和经济增长将产生较大冲击。
尽管保障性住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收缩的影响，但保障住房投资的拉动效果不能过于乐观，2012年开工面积很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有可能降至20%左右，增速比2011年下降约4个百分点。
从投资方向上看，尽管扩大硬实力投资是必要的，但最佳选择是多投资一些社会工程和可以促进内部市场增长的项目。
当然，这会面临另外一个难题：
在扩大内部市场，增加社会福利的同时，如何保持经济的竞争力？
德国之所以在债务危机中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就因为它之前进行了长达10年的改革，限制了社会福利和工资增长。
10年前，德国人均收入在欧盟中排名第3位，10年后下降到第12位。
德国付出了如此牺牲才保住了今天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中国提高国民收入和福利水平是必要的，但也要防止福利与工资收入增长过快而损害竞争力。
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关键在于强化产品创新，提高产品质量。
从消费方面看，2011年中国消费形势总体良好，全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万亿元，同比增长％，比过去十年平均增速高个百分点。
2012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影响市场平稳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在增多，但消费保持平稳增长的基础依然坚实。
尽管商务部预计201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4％以上有些乐观，但全年保持%的消费增速是可能的。
从进出口方面看，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下降，中国的出口形势不会太差，预计2012年仍将有10%的增长。
笔者认为，欧美经济在低迷状态徘徊可能会持续3~5年，也可能持续5~8年，但不会出现较大的负增长。
由于发达国家在全球GDP所占的比重已下降到50%左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不会特别大。
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中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会持续增长。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大幅增长，对中国的出口是一个积极因素。
近期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也给中国出口带来积极影响。
2011年以来，欧美国家都在金融“去杠杆化”，对资金的需求大幅增长，很多跨国公司把国外的资金调回本国使用，2011年末中国就有数百亿美元流出。
2012年中国出口形势不会太差，预计仍然会有10%的增长。
从物价方面看，2011年CPI涨幅突破了年初确定的4%的调控目标，全年平均涨幅接近%。
本轮CPI上扬之猛、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已经不是结构性物价上涨，而是全面的、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尽管此轮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近年采取的刺激性宏观政策。
2009、2010年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万亿元，分别相当于同期GDP的%、%。
未来一段时期，撇开投资膨胀和货币流动性充裕两个因素，通胀的压力并未消除。
从外部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持续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未来一段时间全球范围内流动性过剩还将持续，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继续在高位震荡，这些将直接推升国内相关商品价格。
从国内看，成本推动压力将成为长期趋势。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成本逐步攀升，节能减排和资源价格改革、税费改革也要推进，这些都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尽管目前物价持续回落，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物价正处于一个相对温和上涨的时期，通货膨胀压力将始终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即使通过这轮调控，使物价上涨中的货币性因素减弱，但由结构调整、价格改革和工资上涨等因素引发的物价温和上涨，仍会持续一个时期[2]。
相对而言，2012年通货膨胀水平下行是大概率事件，瑞士信贷和中国社科院均预测，2012年中国的物价涨幅为%。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厦门大学的联合课题组预测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为%左右。
笔者认为预测，2012物价水平将保持在%左右。
从房地产方面看，目前房地产调控已经呈现明显效果，一线城市和部分地区房价持续下跌。
2012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价格将继续下滑，但整体价格回落超过25%的概率较小。
无论从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需求角度，还是从中央政府对于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需求角度，都无法承受房地产价格超过25%的下滑。
估计2012年三季度中央政府可能放松限贷、限购政策。
房地产建设占中国GDP的13%，在总投资中的份额超过1/4，因此，房地产市场是观察中国经济走向的“晴雨表”。
房地产价格大幅回落对各方都不利，房地产调控的目标应该实现房地产价格的软着陆，而不是简单让价格大幅度下降。
正确的选择是，通过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的有效调控，用3至5年时间实现房价的相对合理，切忌操之过急，导致房地产硬着陆。
英国、西班牙、爱尔兰等房地产的硬着陆，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
中国的情况和欧洲不一样，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房地产大起大落的负效应是很大的。
从小企业经营方面看，2011年下半年以来，小企业倒闭以及一些小企业主跑路问题比较突出，引起了中央政府高层关注。
政府和媒体认为，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小企业的融资难。
笔者认为，当前小企业经营困难，不完全在于融资难，而是许多企业对自己的经营发展目标定位不清。
近些年来，许多中小企业纷纷退出实业投资，盲目投资于房地产或向金融公司转向。
由于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方面绩效显著，大量中小企业退出实业投资，对实体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刻影响。
以浙江温州为例，2011年上半约有20%的企业处于半停工或停工中，第四季度增加到30%，预计2012年第一季度可能会上升到40%。
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在实业投资不振的同时，呈现出向金融公司“转型”的趋势。
以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某地级市为例，2011年1—8月，全市各类新增公司数量总计万多家，其中最多的就是投资公司，约占全市新增公司总数的30%。
笔者认为，振兴实体投资关键是提振中小企业的产业投资。
引导民间资金向实体经济、产业投资领域渗透，是2012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
近一段时间，有关放松小企业信贷政策的呼声较高，但是，在目前货币环境下，即使小企业拿到贷款，也难以投入到实体经济，它们有足够的动力转手去放高利贷。
为了促进小企业对实体经济的真实投资，应根据企业的投资方向、生产盈利能力等指标进行分类处理，并采取定向资金投放托管的措施，防范产业资金挪用到民间借贷市场。
二、2012年宏观政策演变趋势 201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2012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基调：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同时，要密切监测经济运行的变化，适时适度做好必要的预调与微调，保持前瞻性，提高针对性，增强有效性，合理把握调控的力度和节奏，推动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
笔者认为，对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不仅要有利于短期的周期性调整，更应立足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
在通胀压力逐步得到缓解的情况下，2012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应定位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
从国际经验观察，本轮经济回落很可能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到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
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都曾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时，都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幅度30%~40%，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国已经经历了超过30年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2010年人均收入接近8000国际元，如果继续保持8%~9%的增长速度，将会在2014年左右达到11000国际元。
因此，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经济增长速度将由10%左右回落到6%~7%[3]。
需要注意的是，增长速度下降有比较平缓的，也有短期内大幅下滑的。
保持稳定增长是未来几年的重要政策目标。
而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就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解决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国有垄断性大企业与小微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关系，真正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和政策的着力点定位于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
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中国要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助推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就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抑制房地产泡沫，打破行政行垄断，鼓励竞争。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长周期增长趋势性放缓和短周期总需求紧缩的叠加状态。
从长周期看，潜在增长率正处于放缓的开始阶段。
从短周期看，外需不振和投资放缓将拖累GDP增长率的持续下滑。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有三次显著加速。
期间，劳动力与资本的增速相对稳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主要贡献因素。
而潜在增长率的三次显著提升均与改革有关，体现了体制改革的红利。
1980年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
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快速上升到1986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41％。
1990年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990年的％上升到199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之贡献了30％。
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的％上升到2006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37％。
目前，潜在增长率由“十一五”期间的10％以上回落到9％左右。
主要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都趋于衰减：
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经逐渐释放完毕；农村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已所剩不多；房地产的畸形发展，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4]。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趋势不可避免，但是，只要能够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促进科研、教育、政府效率大幅改善，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的体制与政策因素，未来30年中国经济仍会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
宏观调控政策选择面临的几个问题 1.调控部门对经济走势如何判断的问题。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调控部门是乐观的，企业界是悲观的，研究界和金融投资界是混乱的。
各地政府普遍认为经济形势好于预期，尤其是2011年财政收入又创了历史新高，这容易使宏观调控部门对未来经济下滑估计不足。
在信贷收紧、房地产严控、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欧美债务危机加深等因素作用下，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超出预期，经济增长指标、结构指标和效益指标都没有明显下降，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内生动力和超常韧性。
如果宏观调控部门只拘泥于观察宏观数据，有可能出现对宏观经济形势过于乐观，对后期经济回落估计不足，从而出现政策调整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
2.宏观调控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能是通过稳定币值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部门除了要促进经济增长外，更要维护社会稳定。
其实，此轮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运行并没有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它所引发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层面的。
因此，如何界定和选择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单一还是多元？
是经济目标还是社会目标？
目标之间的先后次序如何安排？
考验着中央政府的智慧。
3.通货膨胀根源与控通胀手段的非一致性问题。
本轮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2009、2010两年货币投放过多导致的。
2011年以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通胀率半年来持续回落，通胀问题似乎不再突出。
但是，中国本轮通胀的核心根源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与输入型通胀叠加形成的，这些因素对紧缩货币都不敏感，一味紧缩信贷并不能控制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源，但会使实体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
实体经济下来会使需求减小，通胀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这种调控的代价需要评估。
在复杂的通货膨胀背景下，紧盯着CPI实行货币紧缩，容易造成对实体经济调控过头而通胀又难以真正控制的局面[5]。
4.对金融风险生成机制的认识不到位问题。
目前，许多金融问题源自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
民间借贷与影子银行的发展，表明这些金融管制已经难以为继。
短期内，因为违约增加，这些活动会有所收缩。
但长期来看，只要金融抑制政策不消除，这些活动一定会死灰复燃。
积极的应对策略应该是逐步取消管制政策，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将这些非正规的金融活动纳入正规的监管体系之下。
宏观调控政策选择 1．财政政策。
中国正处在结构调整时期，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尚在可控范围内的情况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
但是，财政政策要把社会资金的配置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相适应，把资金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农业现代化、公共服务投资等方面，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具体政策安排上，必须严格控制赤字规模和债务余额规模，特别要加强对地方债务的监管。
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发挥财政政策在改善民生、调整经济结构中的积极作用。
2012年财政政策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提高补贴、结构性减税等措施，降低生产流通成本、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提高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从而保障供给、缓解物价上涨压力。
严格控制并逐步减少中央赤字和国债余额规模，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进和强化预算管理，防范债务风险。
要抓紧研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税制和转移支付的制度安排，彻底解决“土地财政”问题。
2．货币政策。
基于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2012年必须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避免政策的滞后效应与多种因素叠加。
要注重以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优化的政策来取代总量紧缩的政策；要合理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提高政策的针对性；要把握好各种政策工具的平衡点并进行合理组合，强化银行表外业务监管，防止风险积聚，保持金融系统健康稳定；要加强价格型工具的运用，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变银行系统与民间融资市场贷款利率利差过大问题，以及存款利率与理财产品利率利差过大的问题；要有选择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向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新兴产业等特定领域实施定向放松。
同时，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应促进与小微企业相配套的小微金融机构及债券市场的发展。
3．税收政策。
重在推进结构性减税，为实体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动力，为微观经济层注入活力。
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加大减免税收力度。
同时，应加快推进增值税的改革试点，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的问题，进一步降低生产型服务业的营业税税负水平，为服务业的专业化细分与结构升级创造条件。
应尽快对房地产增值收入征收资产所得税，从税收制度上落实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的调控理念。
4．产业政策。
政策的重心在于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要进一步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节能减排的政策力度，促进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建立产业退出机制，促进落后生产能力有序退出；要着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快重点产业调整和技术改造，进一步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科技含量高、市场需求潜力大的产业和产品的支持力度，尽快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加强对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5．收入分配政策。
重在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健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制度，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民增收，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社会政策重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三、2012年中国银行业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分析，2012年中国银行业资产增速将会较为平稳，资产质量也会基本保持稳定，有望实现平稳运行的局面。
但是，存款增长、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等问题，必须充分重视。
2012年商业银行经营运行趋势 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数据，2011年银行业利润增长了近50%。
有关统计也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沪深两市2000多家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增速为%，而16家上市银行业绩增速却高达%。
需要指出的是，2011年银行业的辉煌业绩，是一种短期现象。
总体判断，2012年银行业的业绩仍会保持2011年的基本态势，尽管有可能回落，但回落幅度不会太大，总体上保持稳定[6]。
1.存款规模会有所回升。
2012年，综合考虑信贷投放规模有所扩大、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外汇占款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存款余额增速有望回升，但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不大。
预计2012年末，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5％。
首先，信贷投放规模扩大，相应贷款派生出的存款规模也会随之增加。
如果2012年新增贷款规模万亿元，将直接推动存款增加万亿元。
其次，新增外汇占款规模下降限制了存款扩张。
2012年外汇占款增长将显著放缓。
在主要发达国家复苏前景暗淡，我国外需不振的影响下，2012年出口增速将放缓，贸易顺差有所收窄；国外企业自身资金不足，预计FDI规模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落；在欧洲债务危机蔓延、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的大环境下，总体短期资本流入将明显放缓甚至流出。
预计2012年新增外汇占款规模将在2万亿元左右。
2.新增贷款规模将有所扩大。
2012年，实体经济信贷需求依然不低。
首先，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仍将稳步推进，保障房建设持续推进，以及继续推进在建、续建项目，预计投资增速将趋稳，这将带来一定规模的贷款需求。
其次，在收入增长和鼓励消费政策的带动下，2012年实际消费增速有所上升，从而带动相应贷款需求增加。
第三，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表外融资转移到表内，导致一部分融资需求转移到银行信贷上。
第四，对小微企业、“三农”、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信贷支持进一步加强。
最后，个人住房贷款需求和房地产开发贷款需求难有明显增长。
综上，在经济增速不会大幅回落的情况下，2012年贷款需求依然维持在一定水平，预计全年新增贷款万亿元，增长15％。
3.中间业务收入增速将有所回落。
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实体经济对贷款的需求将有所下降，从而使商业银行由利息收入外化而来的财务顾问费用收入的增速将比2011年明显降低。
同时，表外融资向表内的回流，使得相关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速也会相应走低。
特别是，随着CPI的逐步回落，以及银监会全面加强对银行理财产品的监管，包括理财、代理等在内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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