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学前教育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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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古代学前教育思想
第二章古代学前教育思想
教学目的：
1.使学生了解我国古代几位教育家思想家的学前教育思想。
2.让学生学习评论几位教育家、思想家的学前教育思想。
教学内容：
第一节贾谊论早期教育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
汉文帝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教育家。
据《汉书·贾谊传》记载，贾谊“年十八，能以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颇通诸家之书”，以才俊闻名。
河南太守吴公因治郡得法，被召入朝廷任为廷尉。
贾谊经吴公举荐，被文帝诏为博士。
贾谊入朝时年仅二十出头，在朝廷中最为年少。
他年轻敢为，思维敏捷。
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他都能对答如流。
文帝很赏识他，提拔至太中大夫。
贾谊以为汉朝代替秦二十余年，天下业已安定，应该适时改进一些陈规旧法。
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
但遭到朝中一批元老重臣的排挤和谗毁，认为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因被贬到长沙任太傅。
四年后，贾谊被征召入京朝见，文帝因感于鬼神之事，问贾谊鬼神之本。
贾谊讲了祭鬼神的缘故，君臣一直谈到半夜。
文帝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不久任命贾谊做了文帝爱子梁怀王太傅。
文帝十一年，梁怀王不慎坠马死，贾谊自伤为傅无状而终日忧郁哭泣。
转年去世，时年33岁。
一、贾谊的胎教思想
贾谊在总结前人经验和思想的基础上，主张人生教育应从胎教开始。
他认为胎儿是人生之本，是生命的起点，胎儿发育是否良好，素质如何，决定他未来的发展前途。
（一）婚配对象的选择
贾谊认为，父母的遗传和品德可以对子女产生直接影响。
“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
”胎教的第一步就是择偶。
他说“：
《易》曰‘：
正其本，而万物理。
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故君子慎始。
”意思是说，养育好孩子的第一步就是要谨慎择偶。
因为养育健康孩子的关键在于父母良好的身体条件、品德状况。
否则，就会养育出不健康的孩子。
这既贻误孩子的个人发展又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一理念，和现代婚育观不谋而合：
如现代社会青年男女在结婚前的婚检就是一个说明。
贾谊认为，慎择父母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注重父母的身体状况；二是关注父母的品德。
配偶的身体状况、成长环境、受教育情况、道德品行都将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所以子女的婚娶对象应选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
所谓“正其本而万物理”、“慎始敬终”就是这个道理,婚妻嫁女,必须选择行仁义的人,只有这样,生出来的子孙后代才会“慈孝”,否则父母品行不端,行为“淫暴”,生下来的孩子就像“虎狼生而有贪唳之心”、“养乳虎以伤天下”。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对孩子的影响是最直接和深刻的。
所以，从教育的角度说，慎重地选择配偶是子女良好教育的第一步。
他关于选择配偶的主张,可视为我国古代优生学思想之先导。
（二）孕妇要注意调养身心
贾谊要求重视孕妇的饮食。
他说：
“青史氏之《记》曰：
‘故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蒌室。
……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
’”贾谊认为孕妇饮食要营养、要有利于胎儿。
现代医学认为，胎儿的营养是通过脐带和胎盘的半渗透薄膜从母亲的血液系统中汲取的。
因此，怀孕期母亲的营养对胎儿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古代也有许多记载，如《妇人秘科·养胎》讲“妇人受胎之后，最宜调饮食，淡滋味，避寒暑；常得清纯和平之气以养其胎，则胎元完固，生子无疾”。
又《素问·脏象论》说“臊气凑肝，焦气凑心，香气凑脾，腥气凑肺，腐气凑肾，此五脏假五气而形成也”。
这里是说人体五脏六腑禀五气五味而生成，气为阳，味为阴，天地阴阳和，万物生机勃勃，人吃的五味五气和，则身体健康无病，若孕妇择食不得其气味，胎儿就会多生疾病。
故孕妇必须调剂饮食。
贾谊重视孕妇的情绪平和。
贾谊《胎教》中提到，“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
意思是说母亲怀孕时，笑时不放声喧哗，独居一室时也不懈怠放任，发怒时也不骂人。
孕妇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安定，避免接受感情和精神刺激。
同时，也要环境的配合，贾谊提到“七月而就蒌室”就是要为孕妇提供适宜居住的环境，避免不良影响。
现代医疗实践证明，胎儿具有识别母亲情绪变化的能力。
母亲情绪安定时，胎儿就产生安全感，而当母亲处于焦躁或激怒状态时，胎儿就会表现出明显的不安状态。
而且，这些不良状态对胎儿的发育将导致不良的后果，甚至发生致死性疾病。
所以，孕妇情绪状态对胎儿的成长至关重要。
就是说母亲怀孕以后，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她的情绪心境都和胎儿的发育有密切关系，所以，母亲在此阶段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不要喜怒无常，情绪波动，否则，对胎儿的发育将产生不良地后果。
现代生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人的感情变化，会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作用于大脑，而母亲血液中分泌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会通过脐带对胎儿产生影响，即胎儿的情绪波动状况直接受制于母亲，母亲的喜怒哀乐等感情变化也直接影响到胎儿的发育及其情绪。
母亲听轻松娱悦的音乐，胎儿会感情欢娱，母亲听摇摆舞曲，节奏激烈紧张，胎儿也会急躁不安等等。
二、论早期教育
（一）及早施教（早谕教）
贾谊强调早期教育，认为古代有突出贡献的君主都是在他们为赤子时，教育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早期教育之所以重要，在于幼年时期形成的道德品行根深蒂固，难以磨灭，和人的天性融为一体。
贾谊的这一认识与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的认识是一致的。
如我国教育家孔子讲“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儿童幼小时候养成的良好习惯就像天生的一样，会帮助他朝好的方向发展。
贾谊认为婴幼儿处于一尘不染的状态，没有杂乱事务的影响，此时对其进行教育容易收其心性。
他说：
“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
”就是说，儿童在幼年时思想单纯、专一，可塑性强，长大以后思虑往往因各种因素影响而分散，不容易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所以，教育要及早开始，不可错过最佳时机。
现代儿童心理研究成果也表明，新生儿生来就具有模仿其看护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婴幼儿很容易模仿成人的做法而形成相应的习惯。
如果在幼儿心性未定之时不关注对他的教育，以后则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要抓住儿童教育的时机，及早进行教育。
（二）慎选左右
贾谊认为，慎择师友是对太子进行早期教育的根本保证。
他指出，要使“太子正”，除了“早谕教”外，还必须“选左右”，就是为太子选择老师与周围的人。
贾谊指出：
“人性非甚相远也。
”人生下来，天性都差不多，可是为什么周成王圣明，而秦二世暴戾，是两者本性的差别吗？
不是，是他们的老师不同。
成王的“前后左右，皆正人也。
习与之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
秦则相反，秦二世用赵高为师，所学尽为狱讼之术，接触的都是斩、劓（yi）、夷族之类的酷刑。
由于早期教育的不当，导致秦二世昏庸无道而亡国。
因此，作者告诫统治者，要以之为鉴，慎选太子左右的人。
作者指出要选择那些“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术者。
”（同上），即德才兼备之人充任“三公”、“三少”来“辅翼”太子的居处出入，使太子自幼就闻正言，行正道，同时斥去邪人。
他说周成王的老师召公、周公和太公均为古代贤士。
正是由于他们德才兼备，加上善于教育引导，才使成王自幼“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即位后才能成为一代明君。
那么，“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
“孝梯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
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
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
”
就是说太子初生接触到的都应该是有德行有道德的人，看到的听到的都是符合礼制的言行，这样，孩子才会在潜移默化之间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行。
孔子讲“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贤士”对孩子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三）重儒术
贾谊是西汉初期继叔孙通、陆贾之后又一位提出以儒术治国的儒家学者，所以在太子的早期教育中，企望以儒家思想统摄皇太子的心，以儒家学说作为太子早期教育的主要内容。
对太子的文化知识教育，主张注重《春秋》、《礼》《诗》、《乐》等儒家经典的传授。
在贾谊看来，儒家经典不仅是古代文化的记载，而且含有丰富的道德涵养价值。
他说“《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
（春秋经是推崇善良抑制邪恶不正，以此来改变劝养人们的心灵）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以礼教育人们，是让人们知道上下尊卑的观念，知道自己的刑事原则）。
或为之称《诗》，而广道显德，以驯明其志（教诗就是为了广泛的彰显古代帝王的盛德，并以此明志）。
教之《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教以乐，是为了使人们的喜乐爱愁的变现，要能够符合礼的规定，孔子所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教之语（治国之善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先王治理国家以道德为重，明德于民的道理）。
教之故志（记录前代成败的书籍），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知道国家的兴废缘由，进而能够有所警戒畏惧）。
”这里的《春秋》《诗》《礼》都是儒家经典，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行。
太子教育关乎国体，所谓“太子正而天下定”，正是太子的特殊身份，使得贾谊的教育思想如此突出“礼”的教育。
贾谊就是要通过礼制建设来强化、严明君臣之间和朝藩之间的等级伦理秩序,以维护大一统局面,具体就是推行德治教化,化民成俗，采取切实措施，强化朝廷的政德和民众的教化规范。
第二节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
颜之推（531一约591），字介，祖籍琅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
生于梁朝建业（又称江陵，今江苏南京），从小聪明过人，青少年时期便博览群书。
19岁时被梁湘东王萧绎任为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开始了仕途生涯。
21岁侯景叛乱时，颜之推被俘，押送建康（今江苏南京）。
叛乱被击败后，萧绎称帝，迁都江陵，颜之推被封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
奉命检校7万余卷秘阁藏书及公私典籍，得以尽读，开阔了知识面。
正当颜之推前程似锦时，江陵政权又被西魏所灭，他被送往西魏都城长安，从此开始了漂泊生涯。
他耻于出仕西魏，利用黄河涨水的时机，举家冒险逃奔北齐。
在由北齐转归梁朝的途中，被北齐文宣帝高洋留用。
此时梁朝已被陈氏所代替，颜之推只好出仕北齐，先出任文林馆，最后官至黄门侍郎。
公元557年，北周吞并了北齐，颜之推生平第三次成为俘虏，被遣送到长安。
公元581年隋建立后，他又被召为修文殿学士之职，《颜氏家训》就成书于这个时期，直到病逝。
颜之推为学勤敏，博览群书，经历南北两朝频繁的政权更替，史评其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音韵学家、教育思想家。
”
《颜氏家训》共七卷20篇，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理论化、系统化趋于成熟的家庭教育方面的著作，其家庭教育主张主要见于第一卷中的《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五篇中，尤其是《教子》一篇比较集中地阐述了颜之推的家教主张。
《颜氏家训》在文字、训话、声韵、校勘学等方面，具有较高成就，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一部重要史料。
一、提倡及早实施
颜之推认为幼儿期是一个人的发展的奠定时期，家长应该抓紧时机，及早对婴幼儿进行教育，并且越早越好，甚至要早到胎教。
他对古代圣王实施的胎教，大加赞同。
他说:
“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
怀子三月，出宫别居，目不邪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
”
这里所谓胎教，不是使腹中胎儿听音乐、诗歌等增加智力，而是胎儿的母亲避开邪视妄听，饮食娱乐要有节制。
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定母亲不合乎道德规范的视听究竟对胎儿能否构成影响，但要求一个清纯的生长环境，避免嘈杂的环境和过厚的滋味，却符合胎教原理的。
尽管那一时期还不能对胎教做出科学解释，但颜之推将胎教纳入整个家庭教育过程中，符合现代儿童发展心理和学前教育理论，确是家庭教育思想的一大进步。
同时，颜之推也深知，对于一般家庭，可能就没有那样的条件，那何时开始施教为宜呢?
他指出:
“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及至数岁，可省鞭答。
”
颜之推认为“当及婴稚”即婴儿时期就开始对儿童施以教育效果最佳。
为什么要及早施教呢？
颜之推认为：
第一，人在小的时候各种思想观念没有形成，可塑性大，易受到教育与环境的影响。
儿童年幼，心理纯净，神情未定，好的影响与坏的影响，都会在儿童幼小的心灵上打上深刻的烙印，正如孔子所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也如同谚语“教妇出来，教子婴孩”，此时教育儿童，“使为则为，使止则止”，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第二，幼儿时期，精神专注，教育效果好。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颜之推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早期教育效果时行分析:
“吾七岁时，诵鲁《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温理，犹不遗忘:
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
”婴幼儿时期记忆力也处于旺盛时期，能牢固记住学习的材料，而年长后记忆力逐渐衰退。
颜之推的认识实际上已触及人的思维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幼儿的单纯性记忆能力很强，早教可以开发幼儿这方面的能力。
他的早教理论符合现代心理学中关于儿童的心理发展理论。
研究表明，4一6个月的胎儿，感觉器官已能发挥其功能，7一9个月的胎儿，身体细胞，特别是脑细胞体积长大，数目增加，使胎儿身体各器官、各系统成长和成熟。
胎儿从第28周开始，听觉通道已基本形成。
20世纪心理学、教育学理论通过对人的大脑发展的研究指出:
1岁前以感知和运动训练为主:
l一2岁以语言训练为主;3一6岁是音乐、美术、体育训练和数概念形成的敏感期;4岁是形象知觉的敏感期;3一8岁学外语最好。
在关键期内对儿童施以教育能起到事半功伴的作用，如果错过关键期再进行教育，儿童有的能力即使能补偿，其发展也会受到影响，“狼孩”、“猪孩”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
二、重视风化陶染
1.重视父母及其他成人对年幼者的示范作用
所谓“风化”：
就是一种通过长辈道德行为的示范，让儿童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形成所要求的德行的教育过程。
儿童学习父母在日常生活行动中所体现的道德规范以及父母对儿童行为的要求，使得儿童理解并学会父母、社会对他的期望，从而建立了自己的道德判断，因此父母必须在生活中审视与规范自己的言行。
颜之推说:
“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押，熏渍陶染，言笑举动，”就是说，儿童心理生理正迅速发展，尚未定型，虽“无心于学”但已受陶染，这是一个“熏渍陶染”、“潜移暗化”的浸染过程，成人的影响是在无意的言谈话语之中发生的，久而久之便陶铸了儿童的品性，其中，父母对子孙的影响要超过其他人因为家长是儿童心目中最可依赖、最亲近的人，他说:
“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所服”。
他以自身经历进行剖析:
自幼年起，父母便对他进行“规行距步”的系统教育，使其受益颇多。
可惜九岁时父母相继亡故，兄长抚育其长大，但兄长的“有仁无威，导示不切”的教育使他养成了坏习惯，“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淘染，肆欲轻信，不修边幅”。
当他十八、九岁时知道这样不好，却“习若自然，卒难洗荡”。
所以一直到年长都常常是“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
他说:
“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后者也”’，长辈的言谈举止可以直接对儿童造成影响，因此，颜之推在子女语言教育上持严谨的态度，他说:
“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
”’对自己高标准地要求，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促使子女也能高标准地要求自己。
现代认知心理学家、社会学习理论代表班杜拉认为，儿童道德判断是一种社会学习，可以通过模仿榜样或观察模式而获得。
因为儿童思想品德、知识才能都处于迅速发展变化的阶段，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2.慎交友
颜之推认为，在儿童家庭教育中，还要注意儿童所结交的朋友，关心他们与家庭成员以外的人的交往，要求儿童必须“与善人居”，“交益友”。
他说:
“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
”指明了儿童与贤人交往，时间久了自己受到陶染，思想品德也会同样完美;相反，若与道德败坏的人交往，自己也要受到感染，时间久了，也将成为道德堕落的人。
儿童尚处于习得阶段，周围环境的影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但其效果却是惊人的。
所以，我们在家庭教育中一定要关注环境的影响力，使儿童身处的环境达到最佳状态，以发挥教育的积极作用，从而使儿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这正是颜之推给予我们的积极启示。
三、主张慈严结合
正确处理慈爱与严格要求二者之间的关系，慈爱和严格结合。
家庭教育实践中，对子女是严教还是慈爱，是摆在所有父母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
颜之推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独立思考与教子实践，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极具启发意义的回答。
他强调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采取刚柔相济的手段，将严格要求与体贴的慈爱结合起来。
父母对子女的慈爱是自然的，他说:
“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
（至亲的相爱，不可以不拘小节。
如果不拘小节，那么慈爱孝敬酒都谈不上。
）”父慈子孝是相互联系的。
善于教育子女的家庭，能把慈爱与严格要求相结合，效果良好。
他在《家训》中列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教育子女时，只有做到要慈爱与严格的有机结合才会产生良好的后果。
第一个例子：
王大司马的母亲魏夫人教子严格，儿子“已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故能成其勋业”（正因为受到这样严格的要求，王僧辩才能成就功业。
）’。
可见，颜之推教育子女时，就严而言，是不反对体罚的，他认为世人管教子女，往往流于呵斥，雷声大雨点小，是起不到作用的，必要的情况下是要进行“捶挞”的。
也就是说，他认为严管不能只停留在口头的训督上，还要施以肉体的惩罚，鞭笞是严教的表现，不可废除。
他认为怒责与体罚，只要有效，二者都可采用，甚至主张体罚是避免孩子犯错误最有效的办法，若“笞怒废子家，则竖子之过立现”，在《教子》篇中他说“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但重于呵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耳。
当以疾病为谕，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
”颜之推以治病为喻加以说明只有严格的教育，子女才能成器，这里的“汤药针艾”即颜之推所主张的体罚。
第二个例子：
梁元帝时一个“聪敏有才”的学士，虽然聪明异常，但“为父所宠，失与教义:
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饰，冀其自改”（从小被父亲宠爱，疏于管教，他若一句话说的漂亮当爹的巴不得过往行人都晓得，一年到头都挂在嘴上；他若有一件事有闪失，当爹的就为他百般遮掩粉饰，心理希望他悄悄改掉）。
这种失去严格教育的后果，就是“年登婚宦（结婚和做官），暴慢日滋，竟以言语不择，为周逖抽肠衅鼓云”（成年之后，凶暴傲慢的习气是一天比一天厉害。
终究因为说话不检点，得罪了周逖，被杀掉后，肠子被抽出，血被拿去涂抹了战鼓）。
批评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有爱而无教”
他指出:
“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浆，应呵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
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
”由此可见，颜之推在反对过严与过爱的同时，更强烈地反对溺爱。
现代心理学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控制仅有父母的爱还不足以保证儿童积极的社会性发展。
要想儿童成长为具有较强社会能力和认知能力的个体，父母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控制。
但是，应该牢记的是，儿童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自我控制而不是外部管制，父母极端的限制和宽容都会导致儿童的发展不良。
由此可见，颜之推的这种严慈相济的教育原则是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的。
四、要求均爱勿偏
家庭教育中，切忌偏宠，平等对待子女。
颜之推认为，在家庭教育中，要切忌偏宠，对所有的子女应一视同仁。
他说:
“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
贤俊者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
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
”这就是说，贤俊聪明的孩子固然让人怜惜和爱护，但过分的偏爱这些受宠的孩子不是爱他而是害了他。
因为受冷漠的子女，往往自尊心会受到伤害，妨碍了他们的成长，就是受宠的子女也会后遭其祸。
偏宠孩子，意愿与效果相反，值得家庭教育者反思。
颜之推在《家训》中列举了好几个因父母偏爱而使子女受害的对历史实例，给予说明。
比如春秋时期，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宠爱幼子共叔段，给予其优厚待遇，超过其应得到的待遇，做错了事，也可文饰过去，逐渐养成骄横霸道的习气，后因起兵谋位被诛杀。
又如北齐武成帝之子琅琊王，生而聪慧，武成帝及皇后都笃爱之，衣服饮食，与东宫太子同一标准。
武成帝还当面夸奖他:
“此黠（xia）儿也，当有所成。
”自然就助长了他的骄气。
后来太子即位，太后给予他的礼仪优厚的过分，与其他的兄弟都不一样，即使这样，太后还说有待的不够，常常挂在嘴上。
十岁时，骄横放纵的没有节制，穿的用的，一律要与当皇帝的哥哥相比。
后因谋反，14岁时便被诛杀。
“共叔之死，母实为之。
赵王之戮，父实使之。
以上事例说明子女不得偏爱的道理。
这些道理并非高深，所举例证也无甚奇特，但《家训》谆谆道来，却有打动人心魄的力量。
这对于我们现在独生子女占绝大多数，并且普遍娇纵难教的情况，确实有有益的启示。
虽然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但对子女不应偏宠这个原则对我们正确处理家庭关系也还是有启发的。
（五）主张应世经务
主张学习的目的在于“行道以利世”要掌握“应世经务”的真本领，除必读儒家的五经之外，还应“涉百家之书”，否则就会产生偏差，像“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
这种繁琐而不得要领的学风，是颜之推竭力反对的。
批评当时许多士族子弟不学无术，饱食终日，庸庸碌碌，知识浅薄，夸夸其谈，不务实学，脱离实际。
抨击了当时教育培养出来的尽是不可理事、脱离实际的人物：
一类是玄学空谈家，他们虽然抨击古今事物，但是“及有试用，多无所堪。
……保俸禄之资，不知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以应世经务。
”另一类是死守章句的腐儒，他们整天“诵短句，构小策”，却完全脱离实际，“施之事物，殆无一可。
”、“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梲竖，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
这两类人实际是废才，于国家毫无用处。
主张要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学习各种杂艺：
琴、棋、书、画、数、医、射、卜等，还要熟悉农业生产知识。
他特别强调要掌握一技之长，以为立身之本，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
第三节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南宋时期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朱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朱松进士出身，曾师从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颢的再传弟子罗从彦。
朱熹天资聪颖，自幼接受儒学教育与理学启蒙，奠定了学术和思想基础。
18岁“举建州乡贡”，次年考中进士，被授泉州同安县主簿，开始其政治与教育生涯。
然而仕途坎坷，50岁时才被任命为偏僻之地南康军知军，以后又曾一度做过浙东、漳州、潭州等处地方官，晚年受宰相赵汝愚推荐，为焕章阁等制兼侍讲，遭谗言，仅40余日即被解职，结束其政治活动。
朱熹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从政仅14年，而专门从事教育活动时间达40年之久。
即使在为官期间，他也重视文教、锐意办学，未曾间断教育工作，如为南康知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并在其中讲学，制订学规，对后世影响很大；为潭州知州时，倡导州学、县学，亲自主持修复岳麓书院，处理政务之余，仍教诲诸生不倦。
朱熹著作颇丰，主要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近思录》等，后人编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他的儿童教育思想除散见于一些诗文中，还见之于他为儿童编写的教材《小学》与《童蒙须知》中。
一、幼儿教育的任务——培养圣贤坯璞
朱熹十分重视幼儿教育。
他说：
“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
”这就是说，一定要在幼儿时期就对其进行教育，使他们的知识、智慧随着实践锻炼而增长，使其思想随着教化感染而形成，就不会有抵触礼义道德而养成怀思想的后患。
为了说明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他还把此阶段的教育形象地比喻为“打坯模”阶段，等他长大时已打好了“圣贤坯璞”，以后只需在此坯璞上打磨修饰，就能够成为圣贤。
并指出倘若自幼失了教育，或坯模没打好，大了要补填就十分困难，他说：
如果“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
同时他还说，如果幼儿时期的教育不端正，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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