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刑事档案》节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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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刑事档案》节选
《聂绀弩刑事档案》（节选）
前言笔者长期事职司法，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案件卷宗，似乎有一种一览无余的敏达，却也有一种司空见惯的麻木。
聂绀弩的案卷材料，我已经翻腾好几年了,起初并没有想要做成一本书，只是工作之余，捡取若干断幅残纸，为报刊写过一些短文。
如今我退休了，解脱案牍如山之累，闲余中重阅是卷，才有了更多的发觉和感思。
这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春天。
打开在我眼前的这几卷档案，以前只觉得密密麻麻的文字堆云如阵，而现在，在春光的沐浴中，页面上仿佛显现出栩栩如生的一个影像来。
聂绀弩先生就好像斜倚着坐在对面，我听着先生侃侃而谈或嬉笑怒骂，感觉着他的犀利目光和频频挥动着的手势。
在人世间，熟悉一个人并不容易，不仅要有较长时间的过从交处，而且必须有几次促膝相谈。
俗语道：
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句话用于写作和读书是最恰当的。
有些大家的著作，我们从字面上读得很熟，其中的故事也记得清楚，却到底没有读懂哲人的心机和款曲。
而当今有些书，为名人做传记，身世经行，巨细尽陈，却写不出骨肉来，写不出人格来。
早些年我就读过聂绀弩的诗，也看过多人对他的回忆和评论，似乎知道了他的很多情况，但那种了解是概念化的。
直至我在他的刑事案卷中辗转了几年，听了他许多剖心析胆的坦言，现在才算得上对他熟悉了。
读懂了他这个人，才能读懂他的诗，也才懂得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与这世间其他人有何不同之处。
我从年轻时就癖好诗文，凡头饰诗人桂冠者每令我仰慕殊甚。
以后在机关工作几十年，混迹社会上下，与各界人士亦不乏交游。
现在当我把聂绀弩的形象与往日熟悉的人士相与比较时，就觉出了一种区别。
这是怎样的一种区别呢？
想了很久，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姑且称之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的区别吧。
我不知道如何给“文化人”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
我只是熟悉了聂绀弩之后，才形成一个具象的了解，才明白文化人应该具有怎样的气质、格调和风貌。
以前我曾经错把某些有学历、有作品、有名气的人，认作文化人或诗人，现在与聂绀弩比较之下，如悟真谛，始识真伪。
如果骨子里缺少真纯的诗魂，就不是真正的诗人。
如果缺少内在文化韵致的人格，即便文化名流，也只是徒具虚名而已。
古代似乎没有“文化人”这个称谓，古贤的诗文中常常以读书人自许。
窃以为古之读书人，即今之文化人也。
文化是人世间的一条清水河流，诗的河流，从古而今，源远流长，总是源源不绝地流淌和变幻着美丽的涟漪，总是被一代一代的读书人疏凿和丰沛着。
我相信许多的读者会像我一样敬仰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有魂的文化人，会为他激发内心的一种感动。
而一个真正让人感动的灵魂，却是不需要用笔墨去描绘的。
不需要枉费任何赞美的词汇，这本书里的精粹部分，其实只是一些质朴的、粗犷的、矿石般的原料。
我所以愿意编撰这些篇什，确是由于被一个文化人的惊世骇俗的行藏所感致，被那一脉诗魂感深肺腑。
同时也想借笔端之忱悃，祈祝今后的春天更加明媚，祈祝那一条绵长不息的文化清流，灼灼其辉，始终粲如。
化杨枝水活枯花聂绀弩的传奇经历，正好应合了杜甫诗中的名句：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大诗人，他在南朝时经历了梁朝的侯景叛乱，逃往江陵，辅佐元帝。
后奉命出使，被北朝质留，虽然在西魏和北周都受到礼遇，位望通显，却因不得自由，使他的诗赋中满含悲愤和乡关之思。
聂绀弩的一生遭遇，似比庾信更为萧瑟。
他是湖北京山县人。
在他的散文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当年的京山县城：
我在那个偏僻的山城里生活过20年，总觉得那地方只有一巴掌大，只有几十家人家，三两百人口，而且那是一些怎样褴褛的人们啰！
这个巴掌大的县城里，只有一所高等小学，没有中学。
聂绀弩读完高小，因家境贫寒，其父潦倒，没有钱送他到别处读书，于是辍学在家。
他在自用的折扇上写了一副集字对联曰：
“欲上青天揽明月，每依北斗望京华”，显示了他少年时的才华和抱负。
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他18岁时（1921年）离开家乡，先到武汉，后抵上海。
曾加入国民党，先后考入广州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
从苏联回国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中央通讯社副主任,因其思想与所做诗文具有明显的“左派”倾向，受到当局传讯，遂弃职潜逃。
20世纪30年代，相继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文化活动。
1949年之后，曾任香港《文汇报》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部主任。
聂绀弩生平的传奇色彩，还在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
如果是循规蹈矩、顺顺当当做他的副总编辑和主任，那他就不是聂绀弩了，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就显示不出来他的卓异人格。
古人说得好：
“天将与之，必先苦之。
”要为天下奇男子，先经人间万般苦。
聂绀弩继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作了反省，受了处分之后，1957年又成为反“右”斗争对象，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遂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当时他已年过55岁，在北大荒的劳改人群中算是一个年龄最大者，而他面对冰天雪地、苦寒劳瘁，竟然能够怡情悦性，把劳动改造的生活都写成诗词，诗中的诙谐妙语迭出，趣味横生。
这正是聂绀弩的过人之处。
到了“文革”爆发，聂绀弩再次罹难。
他所写的诗，成了审判他的罪证。
然而，当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蹲在临汾监狱里时，还要绞尽脑汁把丢失的诗稿回忆起来，重新抄录。
这就再一次显露了他的过人之处。
以至后来有了《散宜生诗》出版，以至这位早年曾以杂文著称的作家，却在晚年以写旧体诗而成名天下，岂不正是“暮年诗赋动江关”嘛！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个关碍，就是关于聂绀弩从临汾监狱如何提前获释一事。
因为提前获释，得以延续了他的生命，才使他能够完成诗集的编撰和出版，蜚声天下。
假如他不能提前出狱，那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惨死狱中，声名埋没者，历史上不乏其例。
聂绀弩于1967年1月在北京被捕，曾先后羁押于功德林和半步桥监狱。
1969年10月，根据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布的所谓“林彪副主席第一号令”，以疏散首都的犯人、加强备战为由，被转押山西。
先在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羁押5年，1974年宣布他犯“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移送于设在临汾市的山西省第三监狱服刑。
其时，聂公已经到了71岁的高龄。
至1976年10月释放，共在狱中苦度将近十个春秋。
虽说他早已看破时事，诸事都能泰然处之，然而，整天局促于阴暗囚室之中，又得受人斥责，毕竟已是一个古稀老人，何堪长期忍此艰厄！
当初在向稷山县押送途中，有个名叫包于轨的人，与聂公同铐并行，到了看守所中他们还一起切磋学问。
时隔不久，包于轨就病死牢中。
聂公当时的身体也已孱弱不支，幸亏“得道者多助”，于1976年提前释放，获准回京安置。
如果在狱中再延宕一两年，他还能生还吗？
很可能也会跟着那个包于轨去阎王殿报到了。
……出狱之前，聂公的夫人周颖到临汾监中探看时，见他已经“步履蹒跚，神情也有些呆滞了”。
出狱之初，聂公曾在诗中写道：
“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
”可知他孱弱到走路都要人搀扶了。
如若不是提前出狱，“形如槁木”之体如何能得以滋养康复，以至在他83岁谢世前还能够发表和出版几十部（篇）著述呢？
《散宜生诗》的问世，正是闪现在聂绀弩出狱之后的一簇最粲然的生命火花。
所以说提前获释这件事，不仅是延续了10年生命，更重要的是使他的桑榆之景，真正成了一轮无限好的夕阳。
那么，他是怎样提前获释的呢？
这里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情节。
在北京高级法院正式下达了聂绀弩为“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被投入监狱服刑两年之后，山西高级法院将聂列为“国民党军警特人员”，裁定予以特赦。
1976年10月，他获释返京后，被安置在街道居委会，每月发给18元生活费。
邓小平听说了此事，不禁大笑道：
“他算什么‘军警特’呀！
”这件事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确有点蹊跷。
那种阶级斗争“刺刀见红”的年代，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现行反革命”，怎么很快就又变成特赦对象了呢？
直到山东侯井天搜集编注聂绀弩旧体诗集时，才由一首诗揭开了谜底。
这是聂绀弩写的六句古风体诗：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
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活枯花。
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诗题为《赠静芳大姐之并州》，是写给时任山西高级法院法官朱静芳女士的。
正是这位朱女士仗义力助，使聂公得到一个意外的契机。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记述的朱家,“专趋人急，甚己之私”。
聂绀弩正好用了这个典故，称赞朱静芳是当代的女朱家。
朱静芳与章伯钧夫人李健生，是青年时代的知交。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朱静芳在山西法院早已作为“右倾”人物靠边站了，就常住北京，往来于李健生处，遂又与聂绀弩夫人周颖相识。
在那种年代，即使萍水相逢，都不免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
当朱静芳听了周颖说起聂绀弩遭际冤狱，天各一方，焦忧无奈的情状后，难禁激愤和同情之心，决计通过自己在山西工作的关系，设法营救聂公出狱。
她为此两度奔走临汾，极尽周折。
聂公当时作为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不堪牢狱之苦，已是命若悬丝，幸获救援，提前返京，才得以死里求生。
朱静芳如此深情大义，聂公能不由衷感念吗？
于是，他在给朱静芳的诗中重重地写下了这样一句——化杨枝水活枯花！
这是一句饱含着泪水的诗，是悲恸的泪，是感激的泪，是庆幸的泪，是诗人真情的感发。
据佛教的传统，杨枝水是复苏万物的甘露。
我们常见民间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总离不了净水瓶和杨枝。
史书曾记载，后赵皇帝的爱子暴病而死，高僧佛图僧取杨枝沾水，边洒边念咒，死者复苏而起。
聂公借用这一佛教语，表达了他死地重生的内心感切。
……聂绀弩刑事档案材料，据我所见主要者，以上各篇中都尽量摘引，但犹恐挂一漏万。
现在又将卷宗翻了一遍，力求寻觅一些应该补充的内容。
于是发现有二三与聂绀弩过从密切的人，似应有所交代。
例如，戴浩，向思庚等人，档案中存有他们对聂绀弩的揭发或是举证材料，他们与聂公有何交往，那些揭发材料又是怎么来的呢？
……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
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
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转念一想，有些事情其实不需要盘根究底。
阶级斗争紧绷的那些年代，凡是过来的人，对那些莫名其妙的蒙骗、中伤、倾轧、明枪暗箭的事情，大概都能想象得出来。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个阶级斗争弄得风声鹤唳，疑神疑鬼，有的人就天天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捕风捉影向组织打报告。
一些自身有什么历史不清、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事，更是时时担惊受怕，只恐半夜鬼敲门，为了自身寻求保护和安慰，只好做出某种积极表现来，不惜从亲戚朋友身上找一些有举报价值的东西，打个小报告向组织邀功。
除了检举他人之外，从自己身上剖肠挖肚，今天检讨，明天交心，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
当年的极“左”思潮的狂热性，带有一种宗教意味。
一般平民受蒙蔽的且不说，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也已经心痴神迷。
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这是聂绀弩一位朋友当年向组织写下的一个交代材料：
1965年2月27日下午，下班后，到了聂绀弩家，因为他答应给我豆豉，特意来拿。
聂和周颖留我吃晚饭，我说马上就要回去，家里有人等。
我拿了一包豆豉和一块臭豆腐，又问他有什么好小说可看，他带我进书房，一面说：
我这地方好小说没有，坏小说也没有。
最后他借我一本《蜃楼志》，说这是讲广东的事的。
我又挑了一本《蜃楼外史》。
回家打开那本《蜃楼志》一看，原来书内还夹着一本极小的本子，是淫书《杏花天》。
当时我自己思想斗争了很久，决定先把它包封起来，不看。
打开了《蜃楼志》，还是有许多淫猥的内容，我经不起诱惑，老毛病又犯了。
第二天非常后悔，说明我在阶级斗争面前还是很经不起考验！
现在已把这些脏东西都封起来捆好，准备还给他。
并且把这个事实，作为永远的沉痛教训！
如果用现在的理念，去观照过去那个时代，会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就算是一本淫秽小说吧，事先并不知晓，既然借来了，你看也好，不看也好，这有必要向组织写一份检查报告吗？
扯得上阶级斗争问题吗？
看了就是经不起考验吗？
算得上什么“永远的沉痛教训”呢？
要是一个刚刚入党入团的幼稚的青年人“向党交心”也就算了，你还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这不叫人笑掉大牙嘛！
像这样的人，既然对自己的一点小疵都主动向组织报告，那么，当他看到听到朋友的言行不合时宜时，能不去检举吗？
而且，他不会认为检举朋友是什么不道德、不义气、不光明的行为，似乎理所当然就要那样去做，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时尚吧。
关于聂绀弩的豁达姿态聂绀弩完全想不到在他的“物以类聚”的朋友中，竟然会有告密者。
直到他在监房里蹲了十年，也从来没有想过他的那些“罪状”是谁检举的。
这似乎不合常理。
经过了十多次审讯，指控了你那么多的诗和言论，你怎么就不想想司法机关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达。
他的10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个朋友，没有埋怨和责备过任何一个朋友。
当他出狱之后，原来的朋友都若无其事，和洽如初。
我留心看过很多怀念聂绀弩的文章，当然不少是他的朋友们写的，我很想从其中找出一句对以往的检举揭发行为的反省的话来。
然而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坦白自己有过什么对不住朋友的行为。
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那里，几乎众口一词。
而你这朋友作为一个最知情者，是否也起到了一点帮凶的作用呢？
对此则讳莫如深，闭口不言。
你当时检举揭发时，可能是在极“左”思潮的狂热中，陷入了一种宗教的麻木和迷惘状态，而当那种狂潮过去，大家都清醒过来的时刻，你还不应该说一句诚实的话吗？
尽管聂绀弩没有责怪你，而你自己还不应该有一点歉意的表示吗？
因此，我把聂绀弩和他的此种朋友相比较，就觉得有着天壤之别。
一个是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一个是蓬蒿之间的斥鷃。
也许我的议论有些偏颇，还是回到聂绀弩的姿态上为好。
聂绀弩本人对朋友都毫无芥蒂，我们又何至要苛责于人呢？
过往的时代，与当下的时代相比，会有很多方面的差异。
这些差异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意识的，也有物质的；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
回头观望过往，一方面，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荒谬、可笑、不解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想到那些事情所具有的某种合理性。
如果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我们就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和那些人们。
聂绀弩正是这样一种姿态。
他以最犀利的目光，洞察了社会的种种弊端，发出了慷慨激昂的议论和抨击，并因此酿成犯罪，遭受迫害，然而，当他得到彻底平反，别人都为他歌颂的时候，他并没有以英雄自居，没有以一个胜利者的傲气再去批判他人，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责难组织，也没有指责社会。
聂绀弩出狱不久就开始写作，一面整理旧著，一面撰写新作，充分利用他有生之年，出版了大量著述。
我们看到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没有再翻腾昔日的政治恩怨。
思想家不会到某些个人身上去泄愤。
他深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种动乱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指责有负于他的朋友，没有指责处理过他的司法机关和领导人，也没有像我们大家那样义愤填膺地狠批林彪、“四人帮”，更不像有的文章由批极“左”而牵连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社会主义。
反而，他在《怀监狱》一文中，肯定了专政机关中的人道主义的积极方面。
曾有人表示不赞成聂绀弩为监狱说好话的文章，为此，聂在致舒芜的信中写道：
……我知道有很可怕的监狱，有不少人在里面被折磨被谋害而死，但我未进过那种监狱。
如果写文章不是为了某种一时狭小的需要而造谣说谎，我没有什么错误。
其实又何曾把一切监狱的好处都写尽了？
例如北京监狱收的学生最多时，我听见别的号里，有一个大概是初中女生的声音说：
“解放军叔叔（那时监狱由解放军看管），替我把窝头烤一下！
”这监狱说坏也真坏，连初中女生也关进去了。
说好也真好，犯人能叫看守给烧窝窝头！
接下来，聂绀弩在这封信中还写到北大荒：
北大荒无论怎么说，也难说是什么理想的人间乐土，但要说是“生非生兮死非死”（清代吴梅村的诗）也谈不上。
“右派”劳动队先后几百队员，如吴祖光、尹瘦石、胡考、刘尊棋、黄苗子、丁聪等，除了我年近六十，干不动活，不免多被吆来喝去以外，大家和全体都一样干得欢，吃得欢，玩得欢，讲自己如何被划为右派的经历讲得欢。
我没见过一个流泪，我自己也从未感到要流泪，像读鲁迅的《故乡》里的闰土喊他做“老爷”时的那样。
读了这两段话，或许让人会问：
老聂是否变了？
没有“火气”了？
当我们继续往下读这封信的时候，就会看到老聂依然气节不衰，守正于心。
原来写给舒芜的这封信，缘起是吴伟业送人流放东北时写的两句诗：
“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聂绀弩借题发挥，讥讽这位清代诗人的软骨，也表明了自己的临危不变、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
信中继续写道：
不知吴伟业有送人入狱诗没有。
如果有，他想象的监狱应比东北更不生不死。
说到这里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
吴公未到过东北，也未入狱，却把东北和监狱想象得比实际可怕到不知多少。
自己是文弱书生，年纪也不轻了，所以清廷要他做官，他只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狱，不生不死。
假如他早知道东北不过像我写的《北荒草》，监狱不过像我写的《怀监狱》，也许他会不做官。
他不做官，“诗人吴梅村之墓”的碑石该要高多少呵！
似此，《怀监狱》是否会使人不怕犯法，不得而知。
若能让诗人吴梅村的骨头稍硬一些，那意义就大多了。
如果说聂绀弩晚年有变化的话，那是他经过炼狱的锻淬，更坚韧、更纯真、更超尘绝俗了。
他被捕被判的重要原因，是他发表过很多对毛泽东主席不满和激愤的言论，那是他的真实思想。
但他在监狱中认真读“毛著”，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出狱之后再没有说过和写过任何贬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词。
他在写给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申诉书中，表示平反以后还要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最后以《中国古典小说》等论著的出版，兑现了他的诺言。
这就是聂绀弩晚年的率真。
1977年10月，正当聂绀弩出狱一周年之际，他在给黄苗子的信中，写了一句由衷之言：
我尝觉公，我，祖光，瘦，迩乃至永玉，固均属落后分子，但实皆高知，并不反社，有时抑且歌社并不违心……——我们包括吴祖光、尹瘦石、陈迩冬，乃至黄永玉这些人，固然都属于落后分子，但实际我们都是真正有见识人，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有时或曾写作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而且决不是违心的——聂绀弩从来不说违心话呵！
我们把聂绀弩档案材料拿了出来，如果只是为了回忆一段历史，那就没有大的意义。
那些风风火火的历史，那些是是非非的纷争，那些恩恩怨怨的人事，恶战与詈骂，凶虐与荒诞，狂笑与哀哭，灼热与阴冷，早应该淡忘了。
我们重新阅读这些材料，唯一的意义，在于从中发现和汲取我们需要的文化。
我们从这些材料中读取的，正是世世代代的优秀的文化人所传承的那样一种精神操守，或者说是世世代代的诗人们的经典诗篇中所缭绕贯射的一脉诗魂。
聂绀弩逝世前，在怀念伟大诗人屈原的一首诗中，就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经典名句：
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宇宙间！
结语自我发现这些档案材料以来，心上就有了一种重负。
聂绀弩这样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他的那些绝非寻常的资料，怎么就凑巧让我碰上了呢？
既然到了我的手头，岂忍使其埋没丢失呢？
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我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刑案实录公之于世，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我除了正式职务是当过法官之外，只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尤其是旧体诗的爱好者。
也许正是这么一点爱好，成为一种缘分，使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作者。
名为作者，其实并无著作之实。
因为这本书，基本内容是原始资料的辑录。
我的工作只是搜索档案，发现材料，选取剪裁，把零散的材料分别安顿在各个标题下。
同时，穿插了一些连缀的话语，虽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也起到了衔接贯通的作用，使那些零散的材料成了文章一样的东西。
原来只是一些单独成篇的短文，撮合到一起，大体像一本书的样子了，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绽，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
这种写作过程，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笨拙的裁缝，最后总算把一堆碎散的布料，连缀成衣了。
时光荏苒，握笔尝喟。
斟酌改稿之际，不觉时近晚秋。
我望着院子里树枝上的绯红的果实，心中禁不住对聂绀弩先生深深怀念。
我想把这一本书，作为一枚秋果，敬献于先生灵前。
我似乎感觉到了，先生以微微颔首的诙谐，接纳了我的这一点心意。
他的确仍然在我们身边。
他的精神将与我们伴随永恒。
本文原载：
《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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