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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游踪

闽南游踪·细读泉州：

忠义千秋

忠义千秋

虽然关公与妈祖同为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崇拜偶像，但妈祖主要是航海者的救护神，其崇拜者也主要是与海洋渔业或是海上交通相关的人群，而关公却因其千秋忠义的道德楷模作用，成为全体华夏民族的膜拜对象。

对于关公的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最典型的神人崇拜，其影响之巨甚至超过了对其它各路神灵的崇信。

清代以来，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城镇乡村，泉州自然也不例外。

“其在吾泉，建者勿虑百数，独吾儒林里中庙貌为盛”（明天启元年（1621年）李光缙《重修关帝庙记》）。

这座“儒林里中”的关帝庙，就是今日位于泉州市鲤城区涂门街上的通淮关岳庙。

民间俗称“涂门关帝庙”，或是“帝爷公（庙）”，驰名海内外，分灵遍及台、港、澳和东南亚。

“通淮”二字，以其邻近泉州古城的通淮门，而“关岳庙”之称则是因自民国3年（1914年）起增祀了岳武穆（岳飞）。

关岳合祀称为“武庙”或“武夫子庙”，以对应祭祀孔子的“文庙”，这种方式创自明代中期。

民国初年，各地掌政权者多为军阀，一时间全国大兴武庙。

（注1）。

通淮关岳庙是福建省现存规模最大的武庙，也是历朝泉州官绅祭祀武圣的专庙。

庙宇坐北朝南，由武成殿、崇先殿、三义庙三座并排的庙宇共同组成。

正殿为武成殿，面阔三间、进深五间，奉祀关羽和岳飞，配祀历代著名忠武将士24位；左为三义庙，奉祀刘、关、张，配祀孔明、赵云；右为崇先殿，奉祀关羽的三代祖先。

民国三年（1914年）大规模重修时，曾将突前的三义庙前殿退后，使之同主殿的前殿并列，把三座神庙连成一体，形成结构对称的统一建筑群。

民国十六年（1927年）“岁丁卯十一月初四夜，通淮圣帝庙三殿灾，帝像烬，历朝法物付一炬。

”（《重修泉郡通淮庙捐启》碑）当年按旧制重建，并取赐恩岩大樟木雕成关帝座像。

2001年拍摄

涂门关帝庙历史悠久，薪火相传，即使在“文革”期间，庙被改作它用，虔诚信众仍在早晚晦冥之时和行人稀少之际，悄悄到庙前、庙后和路边烧香祈祷。

1983年2月11日，经政府有关部门同意，已中断17年之久的涂门关帝庙又重新恢复了活动。

当年就接待了15万人次，以后逐年增加，至1994年已超过70万人次。

影响范围也由市区和邻县延伸到厦门、漳州、福州，以致浙江、上海、北京、广东等地。

在港澳台胞和华侨方面，也由来自香港和菲律宾、新加坡、印尼，发展到台湾、澳门、缅甸、马来西亚、越南、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瑞典和18个国家和地区，年均接待2万人次以上。

同时还与台湾、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30多座庙宇建立联系。

由于长期失修，再加上“文革”期间的破坏，庙宇已破烂不堪，难以适应海内外香客游人需要，于是自1986年起破土动工，逐步进行修建，至1990年底竣工，耗资近百万元，建筑面积比恢复活动时增加近一倍。

修复后的殿宇，木雕、石雕和泥塑装饰精美，屋脊剪瓷龙雕，配有造型各异的花鸟走兽。

2001年我曾来此观光，讶异于古寺建筑独特的闽南风格，并拍照留念。

这次再来，寺庙又在修建。

为了不影响信众的祈祷活动，也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轮换修葺。

我到的时候虽然已是傍晚，附近的清净寺已经闭门停止参观了，这里却仍是香火旺盛，人流不断。

2001年拍摄

泉州崇奉关帝的历史甚早。

至清代，泉州的关帝庙已多达一百余座，市区内著名的有七座城门内各一座，南、北教场各一座，而最著名的则是通淮门内的这座关帝庙。

通淮关帝庙位于通淮门与清净寺的中点，民间传说，通淮门城楼圆形为鼓，清真寺矗立如钟，钟鼓相应，最为灵异。

相传涂门关帝庙始建于南唐至宋代，但早在明代的有关文献记载中已称“询之故老，不知创所由始”。

根据现已掌握的文献，目前仅能上溯至明朝嘉靖（1522—1566年）年间。

正在修缮的武成殿正门

自明朝万历（1573—1619年）以来，泉州出现了崇拜关帝的热潮，时人李光缙云：

“上自监司守令居是邦者，迨郡荐绅学士，红女婴孺，无不人人奔走，祷靡不应，应靡不神。

”（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六）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全国的政治文化背景相关，但泉州士大夫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明朝中期，内忧外患，北有蒙古残余势力威胁，东北有满洲兴起，东南沿海有倭寇侵扰。

加之政治黑暗，农民起义不断。

为了维护封建政权，嘉靖以后的统治者特别注重体现在关帝身上的儒家忠义思想，对民间的关帝信仰有意识地加以扶植和引导，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吴幼雄：

《泉州宗教文化》，鹭江出版社，1993年6月）。

宋代理学集儒、道、释文化之大成，并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至明代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

明代以来，泉州人读书治经蔚然成风，他们把关羽当成“忠、义、智、信、弟、友”的体现，大加宣扬。

在关帝信仰活动中，他们或主持修庙，或撰写碑记，或塑像奉祀，十分积极。

此时，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又使一个“仁义忠勇”的活生生的关羽形象，结合理学主流意识侵润到社会最底层。

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价值观在关羽的光环下合流，成为关帝信仰坚实而广泛的社会基础。

李光缙在明万历三十一年所作的碑记中，认为当时泉州人之所以会出现崇拜关帝的热潮，是因为关帝生前即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他在实践儒家伦理方面为人们树立了典范。

并告诫崇拜者曰：

“其或有不忠、不孝、不弟、不友、不信者，无得入此庙，纵祷于侯，侯亦必不应之。

”要求他们平时需以儒家的伦理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否则就难以达到崇拜的目的，即如庙中楹联所题：

“诡诈奸刁，到庙倾诚何益；公平正直，入门不拜无妨”。

从宗教学的角度出发，有些学者把关帝列为道教俗神。

实际上，关帝已成为儒、道、释共同尊奉的历史人物神明。

关羽被士人尊为五文昌之一，又被佛教列为伽蓝护法神，更被道家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的《道藏》中已把关羽列为北极紫微大帝麾下“雷部斩邪使兴风拨云上将馘魔大将护国都统军平章政事崇宁真君关元帅”，或说是三十代虚靖（张）真人手下的“丰都郎灵馘魔关元帅”，此后并一直衍化到“荡魔真君”、“伏魔大帝”的高位。

这是中国历史上儒、道、释文化长期互相渗透、影响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民间信仰自发选择的无明确宗教意识的多样崇拜特征。

而在这三种文化互相渗透的过程中，尤以儒家文化对关帝信仰的渗透最为显著。

但是真正使关老爷拥有深厚社会土壤和旺盛生命活力的，还要说是遍布民间的世俗化崇拜。

明清期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假托关公乩坛飞鸾、降笔著述的所谓“圣经”、“对签”、“训戒文”，成为劝善教化的社会通俗读本，如《关帝觉世真经》、《关帝明圣经》、《戒士子文》等，关公成了中国人的道德楷模与道德督察。

三义庙的左壁上有一块刻立于清代道光年间的《觉世真经》碑，是清代中期以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劝善书之一，是供信徒诵读的通俗文本。

为祈神福佑，信众们往往要捐资敬印或是赠送劝善书，作为积累功德的手段，其甚者便是刻成碑文，以为永远，并广为其传。

《觉世真经》碑全文如下：

　　“敬天地，礼神明。

奉祖先，孝双亲。

守王法，重师尊。

爱兄弟，信友朋。

睦宗族，和乡邻。

别夫妇，教子孙。

　　时行方便，广积阴功：

救难济急，恤孤怜贫；创修庙宇，印造经文；舍药施茶，戒杀放生；造桥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难解纷；捐赀成美，垂训教人；冤仇解释，斗秤公平；亲近有德，远避凶人；隐恶扬善，利物救民；同心向道，改过自新；满腔仁慈，恶念不存。

　　一切善事，信心奉行。

人虽不见，神已早闻。

加福增寿，添子益孙。

灾消病减，祸患不侵。

人物咸亨，吉星照临。

　　若存恶心，不行善事：

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坏人名节，妒人技能；谋人财产，唆人争讼；损人利己，肥家润身；恨天怨地，骂雨呵风；谤圣毁贤，灭像欺神；宰杀牛犬，秽溺字纸；恃势辱善，倚富压贫；离人骨肉，间人兄弟；不信正道，奸盗邪行；好尚奢诈，不重俭勤；轻弃五谷，不报有恩；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诱愚人；託说升天，敛物行淫；明瞒暗骗，横言曲语；白日咒诅，背地诛害。

不存天理，不顺人心；不信报应，引人作恶；不修片善，行诸恶事——官词口舌，水火盗贼；恶毒瘟疫，生败产蠢；杀身亡家，男盗女淫。

近报在身，远报子孙。

神明鉴察，毫发不紊。

　　善恶两途，祸福攸分：

行善福报，作恶祸临。

吾作斯语，愿人奉行。

言虽浅近，大益身心。

戏侮吾言，斩首分形。

有能持颂，消凶聚戾。

求子得子，求寿得寿。

富贵功名，皆能有成。

凡有所祈，如意而获，万祸雪消，千祥云集。

诸如此福，惟善可致。

吾本无私，惟佑善人。

众善奉行，毋怠厥志。

　　垂训：

做好人，说好话，读好书，行好事。

　　道光二十年庚子二月下浣同安苏廷玉敬书。

　　壬寅重九男士凖刻石藏于通淮古庙以应圣训而垂久远云

　　温陵石室居摹镌”

且不管碑文中的鬼神报应之说，但看其中所倡导的绝大部分内容，即便是放在今天，难道不仍然是建设和谐社会所应提倡的吗？

武成殿内所悬朱熹夫子题匾

官府维系正统时推崇关帝之“忠”，而会党则在对抗正统时誓以关帝之“义”，虽然南辕北辙，却是各取所需。

几百年来，民间的秘密会党组织都是以关老爷的“忠勇尚义”精神纽结在一起的。

明代泉州倭患频乃，明、清间的“禁海”、“迁界”期间，沿海民众合力守土御侮，还要对抗官兵的强大压力，破禁下海贸易。

明末清初，泉州一带反清的秘密帮会组织以关帝的“忠义”为号召，入帮会，结弟兄，起盟誓，都是在关帝神像前焚香顶礼，歃血为盟。

在民间信仰中，关帝不仅被视为武神，还是招财聚宝的财神，同时也是无所不包的正义之神。

旧时《关帝灵签》所涉及的内容，举凡命禄科举、祛灾除疾、驱邪辟恶、诛罚讨逆、巡察冥司、庇护商贾、通畅财源、决断疑难等等，已是无不包罗。

而据泉州保护通淮庙古迹董事会近年来对群众来庙占卜抽签的内容所作调查统计，其内容包括：

生产经营、建房置业、就业谋生、出境出国、平安运气、子女升学、生育求嗣、婚姻问题、患病求医、纠纷诉讼等。

但在不同时期，内容种类所占比例则会出现明显的变数。

如求生产经营的签，从1985年的10.8%，上升为1993年的45.5%，说明改革开放政策为生产经营提供了各种机遇，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活动也充满了竞争和风险，这也使得许多生产经营者要求助于关帝的保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是要求改革居住条件的多了，建房、购房、搬迁以及房产纠纷逐年增加，相应的求签比例从1985年的9%，上升为1993年的16.8%；二是由于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收入逐年增加，因此出境出国热相应有所降温，相应的求签比例从1985年的11.7%，降为1993年的4.48%。

此外，有人说关帝庙香火日盛还和当今某些领域社会风气不正、办事难有关，也便出现了“求人不如求神”的说法。

2001年拍摄

此外，泉州是著名侨乡和台胞主要祖籍地，数百年来，涂门关帝庙同广大“三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结下深切的神缘关系，成为“三胞”在海外的精神支柱之一。

该庙恢复活动以来，前来谒祖参拜的“三胞”，年均达2万人次以上。

“三胞”捐资占该庙捐资总额的24%。

这些捐资除用于修建庙宇外，还致力于公益事业，如捐助“希望工程”、闽北救灾、市区修路、救济远郊特困户等，受到社会好评。

因此有的学者指出：

“继续深入研究关帝信仰在海外及港澳台传播的情况，对于继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密切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联系，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早日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都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李天锡：

《关帝信仰在华侨华人中的传播和影响》，刊《泉州道教文化》总第4-5期）。

”

当代社会生活为民间信仰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同时也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将长期存在的民间信仰，既要看到其消极性，又要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

历史事实证明，我们不可能因其消极性而企图使用行政手段在短期内予以消灭，当然也不能因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放任自流，而应把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积极地加以探讨，在宣传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同时，对民间信仰予以积极引导，并加强对有关活动场所的管理，使之能与当前社会相适应。

注1：

北京的关岳庙在西城区鼓楼西大街，原是清朝醇贤亲王的家庙，民国3年（1914年）北洋政府在此并祀关岳，称关岳庙，1939年后称武成王庙，简称武庙，配享历史上的80位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