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的公平与效率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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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的公平与效率分析

社会救助的公平与效率分析

　　摘要：

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保护公民大体生存权利的主要内容，其实施原则主要以公平优先，同时注重效率。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救助的公平和效率损失也常常是同时发生的，公平和效率的损失造成了社会救助的资源浪费，同时也对受助者不利。

　　关键词：

社会救助；贫困；公平；效率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安全网”，也被视为保障社会安全的“最后一道线”，其目的主如果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保护社会给予人的大体生存权利。

社会救助是一种纯粹的国民收入再分派形式，受助者不必缴纳任何费用。

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实行的做法是：

肯定一个贫困线，凡是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都可申请享受社会救助，因此，社会救助主如果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贫困的界定及负面影响

　　什么是贫困？

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中国学者对于贫困的观点偏重于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困难。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以为：

“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种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界。

”本文中贫困的含义沿用中国学者的观点，偏重物质生活困难，社会救助的对象也指物质生活较困难的群体。

贫困不单单是贫困者的不幸和苦难，而且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具体表此刻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方面。

贫困是市场经济失灵的产物，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市场经济高效率的实现。

经济学家经研究发现，穷人的边际消费偏向大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偏向，由于贫富差距的存在使得社会消费函数低于正常水平，从而抑制了消费和投资的增加，阻碍了经济整体发展。

　　第二，社会方面。

贫困一直被视为危害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同时也很容易引发被迫犯法等不健康现象。

　　第三，政治方面。

贫困容易造成政治骚乱，国际学者研究证明，若是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将很容易发生社会骚乱和政局的不稳定。

　　贫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无疑增加了社会本钱，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外部不经济，影响社会运行的整体效率。

通过社会救助可以减缓贫困带给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增进经济发展，保护社会安宁和政局稳定。

　　二、公平与效率的抉择

　　效率与公平的抉择一直困扰着很多学者，美国学者奥肯以为“这是最大的社会经济抉择”。

在这个两难的抉择中，弗里德曼主张优先权交给效率，任何公平不能以捐躯效率为代价；罗尔斯主张公平优先，为了公平可以捐躯效率；奥肯选择了折中的方案，要实此刻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增进公平。

他以为，效率与公平的妥协范围是存在的，有些时候，为了效率就要捐躯公平，另外一些时候，为了公平就要捐躯某些效率。

　　社会救助的地位、目标和性质决定了：

在社会救助体系中，必需把优先权交给公平，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大体生存权利，同时要尽可能的避免效率损失，这是社会救助的最佳抉择。

　　三、谁成为责任主体更有效率：

政府？

仍是私人慈善组织

　　政府是社会救助体系的责任主体，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仍然常常受到质疑：

究竟谁成为责任主体更有效率：

政府？

仍是私人慈善组织？

　　新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弗里德曼以为，“最理想的途径是私人慈善事业”，私人慈善事业完全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高效率，“而政府福利活动扩张的代价之一即是私人慈善活动的相应下降”。

最后弗里德曼接受“私人慈善机构是不够的”事实，从而承认了政府在社会救助中的行为。

　　政府在社会救助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较私人慈善事业，政府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首先，政府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较强；其次，政府可以运用法律、行政等强制手腕通过税收形式实现收入再分派，从而保证社会救助事业有充沛的资金来源；最后，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可以保证社会救助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固然，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政府失灵的情况，特别是在缺少监督和监管的情况下，政府失灵尤其严重。

但从整体上来讲，政府成为责任主体使得社会救助具有稳定性。

　　同时，私人慈善事业的作用也是不可轻忽的，在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私人慈善组织或机构在社会救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便社会保障事业已经超级完善，私人慈善事业的补充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高效率的社会救助体系并非是单独强调政府的单方面主导作用，而是追求政府主导作用和私人慈善事业补充作用的协调，二者协调的社会救助事业才能发挥高效率。

　　四、社会救助中的公平和效率损失分析

　　美国学者奥肯形象地描述了再分派进程中的效率损失，即“奥肯漏桶”。

奥肯以为，再分派进程中，有一个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

从富人那里征收的钱必需通过一个漏桶传送给穷人，在传送中，有一部份钱将不知去向，所以，穷人不会取得来自富人的全数的钱。

简单地说，若是政府从一个富人那里征税100元资助一个穷人，但穷人取得的肯定少于100元。

　　作为一种国民收入再分派的制度形式，社会救助中的效率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效率损失造成社会救助定额资源的浪费，资源的减少又使得一部份贫困者被排除在制度范围外，引发不公平，最终致使公平和效率俱失。

社会救助中的公平与效率损失主要表此刻五个方面，别离是：

　　1.哪一种方式更有效：

货币形式？

仍是实物补助？

　　此刻的社会救助一般采用货币形式，但这种形式也有必然的缺点。

　　货币主义的代表弗里德曼以为，政府利用资金帮忙穷人，给予现金比实物更有效。

他主张货币形式，因为实物形式将选择权从个人转移到了政府手中，使得个人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弗里德曼以为，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共住房，其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论述，政府为受助者提供公共住房实际上是一种家长主义的做法，政府“家长主义”地以为“被帮忙者”需要住房比需要其他东西更迫切，这种援助致使个人不能将钱花在自己以为最需要的地方；同时，大量公共住宅区的出现还可能致使“社会标签”。

弗里德曼主张，最有效而且最主要的救助方式是货币形式。

　　固然，货币形式可以为受助者提供选择的自由和权利，但是，若是仅仅以单一货币形式提供援助，是不是会造成公平和效率损失呢？

会不会背离社会救助的初衷呢？

个人行为往往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有时乃至对社会产生外部不经济，而且现实中的个人在某些时候往往缺乏理性，在非理性思维指导下，极可能做出不正确的选择。

比如，若是政府以货币形式将教育救助发放抵家长手中，家长是不是会把钱真的用到子女的受教育方面？

或许家长会以为其他方面的需要比子女的受教育需要更重要、更迫切，他们就会把钱用在其他地方，孩子的受教育仍然没有保障，而且政府有可能再度把钱发给家长，孩子却仍然没有受到教育，这样的恶性循环极可能继续。

这是一个恐怖的无效率的也不公平的陷阱。

另外，在变幻莫测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货币可能受到通货膨胀的风险，遭遇贬值压力。

　　总之，货币形式仍是实物补助，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可是，单一的货币形式或实物补助都会造成公平和效率损失，应该寻求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点，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最大化，具体可以：

对于受助者的大体生存需要（如食物等）按市场价钱折算，以货币形式发放；对于发展性需要（如医疗、教育等），可以直接通过实物、服务等形式为受助者提供援助，以实现初衷与现实的同一。

　　2.哪个更重要：

尊严？

仍是受助？

　　社会救助虽然是社会给予公民的一项大体权利，可是在具体的实施进程中必需通过一系列冗长的身份和收入调查，这些调查也被以为是对公民尊严的挑战。

但是，为了社会救助的公平，又必需进行这些调查。

　　奥肯指出，没有人从心里愿意仅仅为一笔钱而接受令人感到屈辱的冗长调查，但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弄到晚餐。

这是关于究竟哪个更重要的艰难的心理斗争。

人们常说，尊严与救助不可共存，要取得救助必需以必然的尊严为代价。

　　为了尽可能保护公民的尊严，要求调查者必需有较高的专业技术和人道主义精神，将自己和申请者放在平等的地位，同时调查者应利用巧妙的尽可能少涉及被调查者的方式，如走访社区工作者、询问被调查者的邻居等间接形式取得申请者的实际收入情况和生活状况。

　　3.究竟谁应该被救助？

哪些项目应该被救助？

　　贫困线的科学设定是社会救助的关键，社会救助制度规定，凡实际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个人或家庭都有权利享受社会救助，但是，如何得知申请人的实际收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收入较高的人或有必然收入的人为了领取救助金，一般采取隐形就业的方式继续取得自己的劳动收入，同时他们想方设法挤入救助，占据有限的救助名额。

这些人占据了救助名额，挤掉了真正需要救助的人，致使公平和效率俱失。

类似的报导早已不足为奇，“富人领取救济金，穷人依旧贫困”的现象已经很多了。

　　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一个有效的办法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调查者尽可能公平、公正、仔细地从多渠道调查申请者的实际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才可能从必然程度上减缓这种现象。

　　我国设定的贫困线一般只从大体生活需求考虑，轻忽了公民的发展性需要，将医疗、教育等排除在外。

发展性社会政策的代表学者张秀兰教授以为，发展需要的知足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社会救助中发展性需要的缺失必将造成没必要要的人力资源损失。

我国的贫困线应考虑将发展性需要包括进去，具体把医疗卫生和教育的需要纳入贫困线，切实保护人的发展需要，这也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据报载，2008年国家扶贫办公室起草的扶贫标准已经考虑到了医疗和教育等发展性需要，他们的调整办法是：

将过去的底线提高至年入约为1300元，新的标准一经确立，将使贫困人口由4000万增至8000万，更多的人取得发展性需要的保障。

虽然1300元不算太高，但在必然程度上考虑进了发展性需要，这也是社会救助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

　　4.典型效率损失：

贫困陷阱

　　和失业陷阱一样，贫困陷阱也是效率损失的表现，是一种不良的社会问题。

贫困陷阱主如果，由于领取社会救助金的收入与劳动的收入相差无几或没有不同，个人宁愿选择不劳动而坐等救助金的效率损失现象。

这种现象的产生是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同时也是社会救助制度设计缺乏合理性的产物。

　　现阶段，我国的社会救助主要沿用凯恩斯主义者的差额补助方式，补助额为贫困线与低于贫困线的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这直接致使一部份人不肯意劳动而寄希望于救助金，也在必然程度上挫伤了社会工作踊跃性，损害了效率但并无增进公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提出了“负所得税”方案，“负所得税”方案是弗里德曼按照所得税提出的创造性建议。

所得税规定，凡收入超过税收起征点，个人应该向政府缴纳税收，负所得税就是即收入低于必然水平，缴纳负税，即政府给予个人必然补助，用公式表达为：

负所得税=最低收入指标-（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率），负所得税值即为政府的转移支出，负所得税方案实行后，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在这里，个人可支配收入最终可以等于或超越最低收入指标，这使得有收入的人和收入高的人比无收入和收入低的人取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克服了差额补助的缺点，激发了公民的工作踊跃性，在必然程度上减少贫困陷阱和失业陷阱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5.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社会救助的再分派主如果通过政府完成的，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监管机制的情况下，政府失灵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超级大。

在西方国家中，行政管理本钱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很小，大约仅为税收的%。

可是，管理进程中的主要效率损失不在管理本身，而在管理进程中的道德风险，特别是由此致使的管理者贪污、浪费、挪用、滥用等腐败现象。

　　为了尽可能减少道德风险带来的效率损失，需要成立专门救助基金，形成专款专用，同时成立一个良好的监督体制，实现社会救助机制运行透明化。

　　五、结语

　　社会救助的公平和效率问题一直是社会救助体系中受关注的核心问题，公平与效率损失不单单是受助者的道德风险引发的，更是制度本身的不足和缺点致使的。

解决社会救助的公平和效率损失更多的应该是设计一个科学合理而且让国民容易接受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只有好的制度体系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要一支高素质、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专业社会救助工作队伍，除此之外，一整套透明的监督、监控体制也是必不可少的。

　　或许，社会救助的公平和效率损失不能从根本上取得解决，可是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再加上高素质的工作者和公民的监督，问题将会取得很大的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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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版[M].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2]孙光德，董克用.社会保障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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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版[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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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