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社会转型期农民工思想道德状况及建设最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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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社会转型期农民工思想道德状况及建设最新

心得体会：

社会转型期农民工思想道德状况及建设（最新）

近些年来，农民工问题早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从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到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呼吁；从流动人口的治理到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从农民工生存生活状态的关注到主张组建农民工组织的建议；从对农民工劳动力的流动到“留城，还是回乡”的探讨，等等。

对诸多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显示，农民工问题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被纳入人们的视野之中，但对农民工思想道德文化生活的关注尚少，本文拟对当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现状及其建设略作一探讨。

一、农民工思想道德之现状

当代农民工思想道德状况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相对稳定存在。

我们可以从动态与静态两个角度作一说明。

从静态的角度来说，农民工在整个农民中属于主力群体（生产力的主力军），其思想道德状况既具有整体性也存在着分层与分化，并正处于变化之中，呈现出一元主导多元交织的景观。

其一元性表现在支配性思想道德意识仍然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

几千年来沉淀在我们民族中的“诚实守信”、“见义勇为”、“见利思义”等传统美德在绝大部分当代农民中依然具有基本的道德约束力。

虽然大部分农民工挣脱了狭隘小农意识的羁绊，但传统的家庭与家族意识仍占优势地位。

虽然多数农民工打破了封闭乡村意识的束缚，跳出了落后的自我意识的樊笼，现代意识已部分地渗透到部分农民工思想之中，诸如现代市民意识渐渐增长，如饥似渴的文化意识，对国家政策基本认同，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所提高，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富而思进”，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和独立自主意识普遍增强。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农民工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游离心态，自卑心理比较突出，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满意度降低，生活期望值高，自我保障意识淡薄，缺乏维权意识，法制观念比较淡薄，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心理预期与心理承受能力反差大等，从而也容易产生犯罪的心理动机与行为。

从上述可以看出，农民工思想道德的一元性是传统道德尤其儒家思想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其多元性则表现为多维的思想特征与各种意识并存的复杂性，消极方面与积极方面共存，我们很难用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来作出简单的二元区分。

从动态的角度看，一方面，当代农民工思想道德出现了明显的“层化现象”，也就是说，农民工内部也发生了变化。

不同农民工之间差异性明显，不同层次、不同年代的农民工，相应地思想道德文化生活上有不同的要求与表现。

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工在社会公平认同态度、解决纠纷途径以及未来生活的预期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反映了农民工思想道德与文化心理层面的内部分化现象。

从对社会的认同感来说，收入层次越高的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越明确，并且这种预期很大比例上是乐观的，也觉得社会越来越朝着公平的方向发展；而收入层次越低的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状况的预期不明确，觉得社会越来越不公平。

从整体上来说，伴随着农民工收入层次的提高，他们对社会公平的认同度比重相应地提高，这种认同感既可能来源于自己同其他农民工的比较，也可能来源于自己同城市市民的比较。

这同农民工的交往对象有很大的关系：

在农民工聚居地，他们大体上是以其他农民工为参照进行比较，而在一些城市工人与农民工混合的工作单位中，参照对象一般都是城市的市民。

参照对象的差异本身体现出在不同的环境下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思想道德日渐出现游离状态，传统的乡土社会情感逐渐淡化，又难以融入到现代都市生活情感之中。

另一方面，农民工思想道德的变化也可以从农民工的心愿中看出来。

首先，农民工最大的心愿是寻找稳定的工作和挣很多钱，其相应的要求是找到稳定的工作与权益受到保护。

因为农民工的生活水平低下，生存的压力一直压在他们头上，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基本的生存保障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

其次，受人尊重作为更高层次的需要也成为农民工的心愿。

农民工不愿意“受人歧视、遭白眼（城里人不把我们当人看）”，他们要求能够“与城里人平等生活，不受歧视”。

二、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现状之理据

现实是思想生成的土壤，我们可以从农民工生存的现实情况中寻找他们思想道德存在的形成原因。

农民工以传统思想为主导，这是由其乡土性为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并根源于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

而一元性中呈现出多元性与变化性的思想道德特点，则与其所依赖的不同社会资源支持息息相关。

从农民工居住的特征来看，他们形成了“城中村”、“孤岛”、“候鸟式”与“循环式流动”的生存景观与生活景观。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居住方式目前在许多方面都契合农民工的心理需要和文化认同。

我们可以说，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社会工作却仍然没有摆脱乡土社会的特性——无论是从他们进城打工的途径还是从其居住情况抑或寻求帮助的对象来看，他们主要依赖的仍然是自己在乡土社会（建立在亲缘或地缘基础之上）的社会支持网络。

农民工生活在一种“拟村落”的熟人社会生活方式之中，走进他们的居住地，仿佛又回到了乡村社会，彼此可以无拘无束地串门、交流，有困难相互扶助，有喜乐共同分享。

他们离开了乡村社会，却在城市的边缘“复制”或“克隆”了另一个“乡村社会”。

农民工之所以选择“城中村”暂住，也是因为“城中村”更多地保留了乡村社会的特性，本身就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1]，它“集传统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群体基础结构、行政组织单位、社会实体、情感归属与社会归属于一体”[2]，“既是工业化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生活秩序与原则”[3]。

从另一方面来看，“城中村”生活方式具有“孤岛化”的特性，其主要表现是缺少公共生活空间。

尽管现代城市公共生活不断拓宽，咖啡屋、酒吧、网吧、各种楼堂会所随处可见，博物馆、科技馆，各种特色公园、风景名胜区、郊区特色游景点，乃至不断改进的街景都让城市变得日趋美丽和丰富，然而这一切，农民工大多享受不到，他们蜷缩在条件简陋的棚屋里，没有像样的洗浴间、厕所等。

尽管城市的高楼大厦、美丽和街景都是靠他们的艰苦劳动建起来的，但他们享受不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时间与消费能力是造成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的一个原因，城市文化将他们排斥在外的“孤岛化”才是农民工精神文化、精神生活遇到的最大障碍。

身处城市之中的农民工们多数与城市居民缺少交往，形成封闭的群体生活，过着性别失衡甚至“单一化”的生活。

长年累月重复过着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很多农民工把在街上溜达、看临街电视、打扑克、聊天作为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

这种“城中村”与“孤岛”式的生存方式致使多数农民工生活的重心还在农村，只是为了赚钱，或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才来到城市，他们对城市生活并没有明显的预期，往往会选择在一定的年龄之后返回农村，属于一种“循环流动模式”[4]、“候鸟式”的生活方式——漂泊四方、四海为家，但又有相对稳定的“城中村”可以居住。

这种生存方式决定了农民工思想道德状况游走于城乡之间，但他们的思想寄托却最终仍在乡村，乡村是他们的根，传统思想依然支配着他们。

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对此得到进一步诠释。

传统不仅仅是价值体系，是人的世界，而且还是人类生活的终端逻辑，也可以说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体系。

因而，失落了传统也就意味着生活的逻辑性、生命的真实性的解体，意味着精神家园的解体。

丢失传统不仅不会增加社会发展的进程，倒很有可能导致农民工生活意义世界解体。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的精神世界具有乡土的根性，仍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进一步来说，农民工目前的生活方式与思想状况取决于当前的社会结构。

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可以说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这一转型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和重要特征，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从根本上说，它导源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二元社会结构的二元户籍制度把农民工的生活排除在市民生活之外，直接影响他们的思想道德变化。

这一点马克思说得好，思想不能离开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与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绝非偶然，它是中国社会内部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与外部国际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同时，二元的社会结构也表现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二元结构，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鲜明的难以逾越的界线（户籍制），这就是中国社会稳固的二元结构最基本的特征。

二元结构一方面导致农民工多数做的是报酬极低的所谓“五最”（最苦、最累、最脏、最险、最差）的体力劳动。

[6]繁重的体力劳动，高强度的体力支出，消耗了农民工大量的精力，睡觉自然就成了最好的休闲方式，这是造成农民工精神生活世界单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不仅加剧了城乡差别，而且“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户籍制度的影响广泛深入到社会心理层面，造成了进城农民工的心理障碍。

[7]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农民工与城里人相比，无论是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职业技能还是社会交往层面都处于劣势，农民工也把自己定位在权力、地位、社会声望方面处于劣势的城市边缘人。

尽管农民工与城市人生活在同一空间中，却无法享受到同样的资源和权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职业培训等都将农民工排斥在外，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只能处于“二等公民”的尴尬境地。

这也促使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普遍存在社群隔离，从而导致两个群体间普遍存在隔阂和疏远。

城里人较为普遍地享受到社会保障，农民工则更多地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制之外，甚至有相当部分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着戒心和歧视，这样二者之间就存在着社会心理距离。

农民工的交往圈子仍然束缚在亲戚、老乡或农民工同事、朋友的范围内，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局限于工作、生活方面的基本联系，情感交流极少，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群体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

一方面，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着戒心和歧视，另一方面，农民工也因为自身的原因与城市居民保持着心理距离。

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农民工当前的生活方式相应地决定了农民工进城务工所依赖的有效社会资源（特别是支持网络）依然主要是乡土社会，这也相应地决定了传统思想道德仍占支配性的地位。

但不容忽视的是，一旦这些社会资源不能支持他们在城市社会“谋生”，他们就有可能因为现实生存的压力以及原初进城的“谋生”希望破灭而行为“失范”，这种“失范”行为本身也因此具有“自救式”或“谋生性”的特点。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有2%表示会由于经济困难而寻求黑社会的帮助；3%会因为权益问题而寻求黑社会的帮助；3%会由于在城里发生纠纷而会找黑社会解决。

为了扩大自身在城市社会生存的社会性资源（和支持性网络），在诸如农民工工会这种正式组织制度严重供给不足或者不够健全的情况下，部分农民工可能会选择加入“帮会”、“教会”等非正式组织，以寻求“保护”或增强在城市社会的生存能力。

或许从正常的规范角度来看，这种谋生伦理行为是“偏常”（deviance）（或反常）的，不过，从总体上来说，绝大部分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首先会找政府、媒体寻求正常的解决之道，这种思想、态度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可资利用的社会心理基础。

同时，它也提醒人们如果不进一步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绩效，不能使农民工在体制内正常轨道寻求帮助满足他们的正常需求的话，“失范”就难以避免。

尤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由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城市，他们并未受到过挫折，因而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缺少忍受挫折、感受艰辛的耐心和毅力。

新生代农民工部分人经常游离在城乡的边缘，成了悬空的一代、无根的一代，心理在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游荡，不知道到底怎样的身份才适合自己。

对于这种思想道德状态与心态，如果没有及时的对策，长此以往，无疑会酿成社会冲突。

一些年轻人失业，或是找不到工作后，就由农民转变为流民，再变为饥民，他们的心理与思想道德问题日益突显。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边缘人，在城市没有了认同感、归属感，同时，不像老一代农民工有乡村的生活经历与归根感，所以一旦失业无法生存时，就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三、农民工的思想道德建设之路径

上述状况表明，当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变化既显露了积极、进步的一面，也蕴含着消极、落后的一面，既昭示着光明，也潜伏着问题，这正是当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道德素质的焦点所在。

在农民工社会物质生活与社会心理被双重“边缘化”的进程中，我们应特别注重城乡协调发展，除了要注重物质层面的协调建设以外，更应重视城乡人民社会心理与思想道德层面的和合，从而提高与加强农民工思想道德建设。

具体地来说，当前应主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提高与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加强思想道德管理，为其思想道德建设打下良好的社会环境基础。

改变目前“只管手脚不管头脑”的管理方法，当农民工“动手动脚”及违法犯罪时才进行干预，而平时却对农民工的思想变化、情操培养、文化学习和法制教育等涉及精神世界的“头脑”问题缺乏关注，对农民工个人合法权益保护不力。

所以要不断地解决农民工管理和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能得到有效保障。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象，不能用老眼光把他们视为“廉价劳动力”，沿用管理他们父辈的方式管理他们。

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引导好，把他们的创造热情和科学文化知识用于正道上，使他们有“用武之地”。

社会要努力创造条件，接受和吸纳他们，改善社会就业环境，特别是不允许那些盘剥农民工廉价劳动的低工资、低保障、高强度的企业再这样经营下去，转变所谓“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观念，把“以人为本”发展理念落到实处，让所有农民工都有展示聪明才智和创造的机会。

其次，加强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建设，使其思想道德的提高具有可靠的途径。

我们把社会支持网络分为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正式的制度化社会支持网络两类，其中，制度化的社会支持网络我们可以从参与网络和保障网络这两方面分别予以分析。

现在，一般将社会支持网络视作个人能藉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网络。

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人们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

众多的证据显示，社会支持网络对处于压力状态下的个人具有预防、舒缓和治疗的功能，既有益于减缓生存压力，促进个人身心健康和生活幸福，还有助于缓冲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就此来说，我们要不断拓展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使他们从乡土社会的圈子中走出来，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之中，否则，农民工如果只是在家庭、老乡关系中间打转，那么能够获取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毕竟是有限的。

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农民工必然要突破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局限，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扩展的社会资本。

如果农民工群体不能融入城市社会，无法通过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人际互动培养起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现代思维和意识，就会使他们只有家乡意识而没有他们所在城市的社区意识，对所生活的城市社区没有归属感，更无法产生主人翁意识，对城市的社会生活不关心、不参与，增加了对城市的冷漠和疏离感，使得农民工群体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阻碍了农民现代意识的生成和发展，使得城市化推动下的社会整合难以完成，与城市化的本质相距甚远。

最后，农民工思想道德建设真正的有效性最终依赖于“城乡二元分化”体制的彻底破除和“城乡一体化”格局的真正形成。

需要在统筹城乡发展思想主导下，推进城乡制度变迁，加快制度废除与制度供给的进程。

所谓制度废除，就是要全面清理和废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出台的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

所谓制度供给，就是着眼于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针对性地出台一批系统的配套性制度，消除城市内部隐性二元结构，赋予农民工同等的国民待遇，使农民工分享社区文化资源和文化参与机会。

改革传统的户籍制度，设计以保证农民工在体制、社会认同和法律人格上的平等；健全和完善新时期政府公共文化管理体系以保证农民工在文化生活上的平等机会；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社会团体办好文化事业以落实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实现途径；完善制度保障环境以建立农民工文化生活的长效机制。

这就相应地要求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同酬、同工同权。

城市居民对他们不能存在某种程度的歧视，这样农民工就不会出于自卑和自尊而交往对象局限于和他们身份类似的其他农村打工仔，久而久之，也就不会导致农民工逐渐形成一个边缘性的身份尴尬的特殊群体。

在权益遭遇侵犯时，他们会有更多的话语权，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农民工的积极性，而不会使他们心情郁闷、情绪消沉而导致“反社会心理”，因而对社会造成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总的说来，农民工思想道德建设必须加强，因为它是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正如秦晖先生所说：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到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和农民人格。

”[8]加强农民工思想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