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琦陶渊明诗歌的意象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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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琦陶渊明诗歌的意象分析

陶渊明诗歌的意象分析

——生命意识的觉醒

陈梦琦

[内容摘要]：

中国文化之锦灿辉华，中国文人之千才劲貌都可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

在此厚积深蕴的历史烟海中，陶渊明以其独特的诗歌意象构建了一片生命的蓝天。

诗歌是心灵的吟咏，在他的诗歌中，所有的事物都与人的本体——心灵融汇为一，这样一物、一情、一思、一感俱寄合出自然之意象，而这一切又都深深植根于人世，从心开始凌步，从物开始退守，在混屯中生出澄明，从而在固世旧“道”中涌发出中国文化中生命意识的大觉醒。

本文则正是从陶渊明诗歌中最有特色的意象：

酒、松、菊、南山等来发掘他至大无形的生命意识。

[关键词]：

陶渊明意象精神家园生命意识隐逸人格

陶渊明可谓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他生活在晋宋时代，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其曾祖、祖父都是晋时显贵，至陶渊明时家道衰落，家境贫寒。

但他却性情任真，颖脱不羁，不慕荣利，常著诗文自娱以示己志，不计得失。

他的诗歌在其独具风格的诗艺之外，更是在意象层面上涵盖了一个尘世的面貌，点染了一片灵魂的纯洁天地，唱响了一曲光明精神的生命之歌！

本文拟从陶渊明诗歌中的常见意象，如“酒”、“松菊”、“南山”等几方面出发，联系陶渊明的相关诗歌对其内在的生命意识和精神人格来作深入分析。

一、饮酒唱慢歌，物我两相忘

（一）提壶向酒，慢饮缓歌

中国的士大夫是一个心志高远的群体，他们自古以来就身负着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人人都不可避免的有着一种奋进弘毅的政治情怀，以天下苍生为念，以济世安邦为志，任一切困厄加身而不愿停下追逐的脚步，然而人人志以兼济天下，天下少治！

何也？

众人志同，殊途万别，即生争竞，成败荣辱，遂难勘破。

由是则现实难光明，生命少完善，陶渊明正是在亲身经历了乱世逐利，命危离乱的社会状况后深刻得认识到这一点，从而提壶向酒，慢饮缓歌，在动乱黑暗的浊世中去努力开拓光明的生命境界。

陶渊明出身于士大夫之显门，其曾祖父陶侃官至晋朝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和父亲都曾做过太守[1]。

虽然到他的少年时代，家族的显赫已不复存在，但他的志济苍生之念却尚存心间，即如他“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鶱翮思远离”（《杂诗》其五），随着人世的艰辛及现实中自己社会理想受到黑暗的遮蔽和政治斗争的戟刺后，他终于走到隐与仕的边缘，在苦闷的坠累中,他深省天、地、人，遂领悟到“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则天下治矣”（郭象语），于是他捧酒自远迁，观物忘尘忧。

这样，他便为自己重新置定了生命的价值，从而使自己先安于从底线活起，从细节上活起，开始恢复生命。

如何做呢？

如何超脱自修呢？

酒！

饮酒可以达到物我两泯的自然境界，同时也是求得一种超越境界的实践。

陶诗云“酒中有真味”，饮酒达到任真、达到欢乐，忘却尘世之污浊，先让自己作一个纯净的人。

（二）酒中安身，清饮明志

从“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饮酒》其七）中，可以清晰的看到陶渊明的世界，酒之意象为忘忧纵情之物。

诗人之隐逸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政治前途黯淡，举世黑污，人格与心志难以在现实保全，所以他心中有忧有愤，社会理想更是经寒难鸿举。

例如陶诗中有好几首都是对这几方面的真实书写：

《饮酒》如第二十首：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

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

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出于对儒家社会理想的向往，对暴秦焚书坑儒的指斥以及对自己儒士形象的维护，都可以看出作为隐者的陶渊明，内心中依然有儒家人格被隐逸生活状态所掩盖而形成的一种缺憾的忧伤。

这种忧伤在本质上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信仰逆冲的必然结果，作为一名内心高洁的乱世诗人，在现实世界的污浊中被无情的侵蚀，正如“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的慨叹也只是作者万千心绪的一缕悲吟而已。

更为让人神伤的是其心中那充满光明的理想只能被现实一次次击碎，无力改变，也无法改变，这不能不说是陶渊明生命的莫大悲哀。

面对人生之憾、人世之悲，诗人个体的存在又显得是那么的凄孤无力，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陶渊明在百般无奈中以酒消解，以酒来麻醉人格的那所有敏感而脆弱的部分。

酒的另一个作用是纵情。

陶渊明与其时乱世里名士们及时行乐的共同心态一样，也追求纵酒以忘情，例如《饮酒》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

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

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

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

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炳”，诗人直把通宵达旦的欢饮作为人生的价值目标。

纵情欢乐，而且一旦要停止饮酒，就会千难万难。

看他的《止酒》诗：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

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

日日欲止之，营卫不止理……”，一止酒，便有不喜之情产生。

这里不喜之情可能就是酒中欲忘之忧吧，从陶诗中也可以看出，陶渊明以酒纵情之“情”，是有着特定内容的情。

如《饮酒》其三：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以人生的短促，功名的难成而主张饮酒纵情，这里体现了一定的纵情意识，更体现了新的人格因素和新的生存状态，但是这种纵情不过仅仅是纵酒，从酒中取得的乐趣不过是关于人生的幻象，依然是作为社会理想在个人人格构造中确实的一种遗憾的附庸。

简而言之，仅以醉酒来纵情，就体现了陶渊明及时行乐的思想中依然有那种人生短促、功名难成的思想。

纵情与忘忧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他的一首《述酒》诗中所言，“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一切都还在草昧之中，但模糊中有改变，新的情性正在生成。

黄庭坚曾经评价此诗说：

“《述酒》一篇盖阙，此篇似是读异书所作，其中多不可解”，而这一句恐怕就是陶渊明对于自己人格转变的连接者——酒的一种独特体验吧，所以酒是陶渊明生命意识的开始，是精神家园的一泉清流，是心灵麦田的一泓醇露！

二、松菊品性，凝霜自洁

中国文人普遍有着一套约定俗成的名节论，同时也是世人普遍认同的立世之道，因此“虽死不移其志”、“虽刑不易其节”便成为众多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碑铭。

一个人品行是否高洁，心性是否严正，这在古代世十分重要的，直至今日这种伦理性的价值观、审定义依然植根于我们社会的土壤之中，因此便自始至终流传着“遗臭万年”或“千古流芳”的人和事。

而陶渊明却在百世万人中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领袖，这决非偶然。

自六朝以来，无数名人或和诗以酬，或直言以赞，都对他表示出无比的钦敬，这当然是其照耀后世、熠熠生辉的人品了。

早在六朝时期，陶渊明即被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纵观历史，确然如此。

清人沈德潜在其《说诗晬语》中更是称他是“六朝第一风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

由此，我们可以静下心来仔细深究一番，滚滚历史长河，诗文之人浩如烟海，何以陶渊明能得如许之誉，自是其清贞高洁的松菊品性以及持之以终的人生史迹所赢得。

（一）松菊之象，人格之标

陶渊明是挚爱菊的，在他的诗歌中，松菊之意早已成为他隐逸品格独特的意象表征，在古代文人的意象世界里：

梅、兰、竹、菊被并称为花中四君子，同时也被赋予很深的文化内涵：

梅花掩雪怒绽，不染世尘；兰花清心似水，高雅脱俗；劲竹挺拔刚健，有节有气；菊花凌霜不凋，气韵高洁[2]。

而列之于“岁寒三友”之首的青松则傲骨铮铮，持守之最，皆是他物难以替代。

因此，陶渊明诗歌择松菊为象，比托胸臆，其人品可见一斑。

前人屈原以香草美人构建了自己人格的意象之品，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等皆是物化其内，择性以崇。

古贤若陶渊明者，则更是以松菊为物，开拓了松菊的丰富意蕴，二者相携并举，共铸芬芳。

如《归去来兮辞》里写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和郭主薄》其二“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松与菊都是一种近似人格的理想，当然这也是其时文化人人格的象征物。

菊之淡泊，松之刚健，合融于陶渊明一身。

来看他的《饮酒》其七：

“秋菊有佳色，邑露掇其英。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趣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陶渊明就着露水采摘秋天的菊花，自斟自酌至啸傲长吟，诗人自觉人生的真意就在此，诗人在写菊这个意象时，表示了一种自得之趣，而写松则有“众草”的比照，有“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其八）的反省，这都体现了一种不脱于儒家价值观的一种生活状态，明确的表示反对什么的姿态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姿态，所以松菊均代表着诗人平息自己性情中那深感缺憾的部分之后的人格状态。

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比附，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反对，只是那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的淡泊，只是那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人生真味。

可以说松菊是最能体现作者理想人格的意象,这难道不正是一种生命的自觉觉醒吗？

（二）清菊显物，持操守世

陶渊明诗高意厚在其意象之高标，择菊以喻，脱身有节。

陶渊明的确将菊花素有的“珠蕊丹心耐寒侵,玉骨冰肌傲霜立”的品格与自己不同流俗的志趣十分自然地联系在一起,菊花成了诗人君子之节、逸士之操的象征。

由此陶渊明亦被称为“靖节先生”。

古往今来，咏菊诗在诗海里光耀清香，风姿卓然，但如陶渊明般爱菊并持、习菊禀性、知菊以守的人格实践者，做到之人又有几人？

所以，他虽不是在诗中借菊比德的第一人，但却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隐逸情怀真正参悟到菊之风骨、人之风格的真正诗人，那么也就不难想象只有这般人物，方能创造出人、菊、诗浑然天成的高远境界：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以菊托身，决不是仅持退守之意。

世人多以他为避世之隐士：

避世之嚣躁，躲官场之倾轧，保身安命。

故亦有人以其消极独善其身而诟之，实则不然。

且以菊之品性观之:

菊是四季花事中开得很晚的一种,其时众芳摇落,万木凋零,“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菊花》）,只有菊花在那萧瑟的秋风中傲然怒放、凌霜盛开,为冷寂荒芜的大自然带来无限生机，这也正是生命遇到自然困厄的抗争[3]，亦如其时在佛儒桎梏的士人思想中，这种风姿才是难得的新的生命意识的勃发。

所以陶渊明是为保全本性之真纯而归耕于田园，也正因如此，菊花的高风亮节与陶渊明的高洁品德完美地叠合到了一起，陶渊明成了人格化的菊花，菊花亦成了陶渊明安贫守道、孤高无尘的象征。

予之后世，菊花也不再是单纯的菊花，而成了士大夫阶层心目中不慕荣利、逸气如云的人格理想，“采菊东篱”、“悠然见山”也作为一种超功利的文化意象进入诗词歌赋中，成为文人隐逸之道的象征。

从此，士人的生命与世务便不再百世空迷，因为在他们心中已经有了精神伟人，中国社会尘封千年的“生命”开始温暖的觉醒！

三、南山可期，止步有为

尘世中的搏击，人海中的浮沉，携一曲“归去来兮”而于现实的浓雾中走向光明，陶渊明抛却心中物欲、俗世杂尘，捧一束清菊在怀，悠然而得南山之喜。

众所共知，陶渊明在写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时他一定是喜悦的，因为陶渊明在《归田园居》其一之篇首即有言“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当他终于归居南山之下，可以自由自在得“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田园居》其三），我们可以想见，如此的得偿心愿，陶渊明是多么得欣喜。

“南山”之意象也成为后世之人的归宿，然则“南山”到底意何呢？

对于陶渊明来说，人生的追求、心志的向往，只为求得内心的幸福。

在参悟生命的蜕变里，在减损心欲的征途后，他终于到达了幸福的彼岸——南山!

“南山”是无争无竞的乐土、“南山”是真情率意的桃花源，在南山之脚，诗人可以耕为娱、以酒为歌、与人道桑麻、抬头赏夕暮、远闻狗吠声、笑听鸡鸣曲[4]。

这种悠闲适意比起尘世中的争名逐利，辛苦忙碌是何以的幸福啊！

古语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是一种智慧。

而陶渊明以一豪门士人之后，淡泊名利，决然而归“南山”，这亦是智慧的坚定抉择。

世人多以身不由己为托辞，常常慨叹人生负累，停不下来，或曰为生活计，或曰为苍生计，所以都自欺有朝一日可功成身退后纳享清福，如陶渊明般惬意人生。

殊不知“功名催人老”，“人心岂可足”，不断的争竞追求又怎么能退归“南山”呢？

现代社会亦然，又有几人可以放下权利地位、抛却事业金钱来止步以向“南山”呢？

所以只有“使心灵从冻结的现实中通透，从现实荣辱中跃现”（牟宗三语）才可以握住幸福，而陶渊明的“南山”意象则正是对我们世人生命意识的一种真诚指引，让尘世诸人从平淡做起，从简凡做起，把握生命的本源，寻找生命的真谛，让满负尘埃的生命从尘网中回归清明的状态，唤醒春色、唤醒生机、唤醒心灵，从而达到“虚室生白”的生命境界。

结语

综观陶渊明的诗歌，其主体事物的意象皆是在“觉今是而昨非”的认识过程中不断观照尘俗，深省流世而凝结所成。

因此，以酒欢歌、以松菊为品、以南山为宿，种种物态皆映衬出诗人晶莹剔透的心灵。

所以在物象之意中，陶渊明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归宿。

同时也无可抑制的在他那觉醒的生命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取舍殊异的价值观：

不违拗真性情，不屈就清人格，饮酒守菊，坐隐南山，完全放达的自足于自然化的生命状态之中，用这种鲜明的生命意识来主导自己的人格构建。

终于成就了超逸的隐士高品，这也使得其诗歌在意象的表征领域因点染了他人生的高尚而在中国文学的圣土上筑造出一方别致的审美天地.。

吟诗真性情，饮酒忘忧尘。

在平凡的生命里享受普通的幸福，依托松菊淡泊而明志的持节守世，更在南山的清风徐徐中营造了一座幸福的精神家园，这种摆脱了佛儒大道的桎梏，跳出俗世争竞束缚的生命主体是何其的朴素真醇。

凡此种种，正是陶渊明生命意识在心灵本位中充盈着那可贵的鲜活的自然觉醒！

注释：

[1]《晋书元帝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158页

[2]关爱萍《略论陶渊明诗歌意象及其人格凸现》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3]蒋登科《感受秋天的诗意——读老刀的〈秋天来了及其他〉》《诗刊》2002年11期

[4]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33页

 参考文献：

1、杨义劭宁宁《当代著名学者诠释古代经典名作——陶渊明》岳麓书社2005年版

2、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简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朱光潜《诗论.陶渊明》三联书店1998年版293页

4、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06页 

5、徐中玉钱谷融《大学语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175页 

6、王宁《中国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