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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科技强国

如何建立科技强国?

诺贝尔奖看重的是该科学家对这一领域长期的、有革命意义的贡献,所奖励的是原始性创新科技,是对人类整个文明、社会进步都有重大作用的基础科学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对一个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一次全面的评价,它包括:

现代科学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政府及社会对科技的投入水平,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等等因素。

但是显然,我们在稳定持久的科技投入产出以及科研体制等等方面,还没有来得及顺应这一潮流。

 

 

首先,在科技竞争力方面。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出版的历年《国际力竞争力报告》中,我国的科技竞争力一直处于比较低的位置,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在国际上也处于较低水平,人均科研费用更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无论从每年的科技论文总篇数看,还是选择科学技术的基础投入等指标,我国总体的科技竞争力现在仍处较弱水平,基本上与印度持平,不敌韩国,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

 

另一方面,在科研体制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目前国内科研经费的申请,需要依靠三五年内就能取得成绩,但正如专家指出的,真正重大的发现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必须拥有坚实的科学基础,而国内的基础理论水平还有待提高。

今年春天暴发的SARS疫情也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国内科研队伍内部的交流目前还很有限,而且派别之争依然存在,跨学科的联合研究更为有限。

 

而在科研人才的储备方面,也存在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事实,这就是优秀人才的出国潮。

近几年国内一些顶尖大学的毕业生出国人数基本保持了占本科毕业生总数的15%左右。

美国人不必做什么,只需在中国设置两个“中国教育成果收割器”——托福、GRE,就轻轻松松把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尖子——也就是中国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收割走。

这是2000年10月15日《北京晚报》的一则报道,三年过去了,这种现状有所扭转吗?

 

不必否认,我们的确需要一次诺贝尔奖,这已成为中国人历久弥坚的一种情结。

但是,如果我们依然不能理顺包括上述缺陷在内的一些关系,诺贝尔奖依然是梦。

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便不是因为诺贝尔奖,我们同样急需解决科研投入产生以及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获得持久和良性发展的动力因素,是国运之所系,国民福祉之所系,社会进步之所系。

这是最需要我们看清的,也许,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需要一次诺贝尔奖的真正理由。

本帖最后由greenland于2011-6-820:

51编辑

  就这个问题,我想谈一点我的个人看法,以下观点只属于我个人。

1)诺奖需要时间  诺奖分为自然科学类,和平奖,文学奖。

我只关注自然科学类,后面两个与意识形态和语言有关,你很难想象《红楼梦》翻译成英文会不会保持原著的魅力!

对于自然科学类,我觉得应该要时间的,我们大陆的现代科学的发展不过才近百年的事,中间经历了战乱频仍,文革的暴虐。

而后者在国内造成了大量知识精英的失去,自然科学遭受了毁灭性的灾难。

而彼时国际上经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极大地发展,可谓一日千里,“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一个样,七十年代又另外一个样子了”。

我国的科学逐渐地落后了,记得武汉大学原口腔医院院长樊明文在八十年代初留学加拿大时发现,当时的课堂做的小型实验,居然是当时国内著名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差距可想而知。

所以中国出不出科学巨擘和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是密不可分的,而应该注意到我国科研人员所做的努力以及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我国科学的真正发展不过才三十年,现在的诺奖多数是奖励那些科学家三十年前的工作。

刘洪:

重读钱学森学长“论中国人为什么与诺贝尔奖无缘”有感

刘洪

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摘要

  正确导向的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强盛的重要使命,同时适应于国家建设的文化建设方针是必须立足我们国家大局。

在钱学森学长百年诞辰之际,重读1993年钱学森学长“论中国人为什么与诺贝尔奖无缘”的文章,进一步讨论今天国人热衷的“中国人为什么与诺贝尔奖无缘”的话题,发现钱学森学长为代表的一代科学家、知识分子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尤其那些不为公众讨论和认识的严肃而又平凡的品质,“注重国家大局,国家决定做的事一定能做到”。

这些平凡的知识分子品质,值得后辈不断思考、汲取营养。

  关键词:

正确导向的文化建设,钱学森,诺贝尔奖,国家大局,知识分子品质

  一、引言:

2011年诺贝尔奖引起的话题

  2011年10月7号,作者访问爱荷华州立大学航空系胡辉教授,去航空系的路上经过材料系的大楼,正好看见一条标语,“祝贺该校教授谢赫特曼(DanShechtman)因发现准晶体获得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

  爱荷华州立大学学校主页上给出的一些介绍如下:

(许多中文网站上有更详细的翻译)【1】

  ……谢赫特曼教授1941年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1972年从以色列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是该校材料学教授,他也是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教授、美国能源部阿姆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员。

1982年4月8日,41岁的谢赫特曼正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他发现的”准晶体“原子结构打破了传统晶体内原子结构必须具有重复性这一黄金法则,在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来自主流科学界、权威人物的质疑和嘲笑不断向他涌来。

后来,谢赫特曼回到以色列并和一名同事携手撰写文章描述他的发现。

这篇文章刚开始也没有逃脱被拒绝的命运,最终于1984年11月面世,随后在科学界引起巨大涟漪。

包括著名化学家、两届诺贝尔奖得主莱纳斯·鲍林在内的一些化学界权威纷纷质疑谢赫特曼的发现。

即便如此,谢赫特曼也并未动摇自己的信念。

1987年,法、日科学家成功地在实验室中制造出了大到足以被X射线观察到的准晶体结构,证实了谢赫特曼的发现。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他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化学家们对固体物质的看法,也改变了晶体的定义“。

以前,国际晶体学联合将晶体定义为拥有”规则有序、重复三维图案“的固体,而1992年,该定义被修改为”仅仅是一种衍射图谱呈现明确图案的固体“。

  谢赫特曼教授回忆说,”当时,所有人都嘲笑我,但我深信自己是对的,他们是错的。

我被赶出了自己所在的研究团队,同事们说我的研究让他们蒙羞。

对此,我并不在意,我深信自己是对的,他们是错的。

加州理工学院的鲍林教授公开说:

谢赫特曼在胡言乱语,根本没有什么准晶体,只有‘准科学家’。

鲍林确实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但这次,他错了。

“……

  因为都属于工学院,航空系胡辉教授回忆说,”2004年他是和谢赫特曼教授同一批面试被录用到工学院的,一起参加新进教师的培训。

为人很谦和,很普通。

“同时发现,爱荷华州立大学和平时一样非常平静,学校只有很少的地方有庆祝的小标语。

平静的氛围使人得到的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受:

  

(1)谢赫特曼教授非常平静的描述了30年前得到著名化学家、两届诺贝尔奖得主莱纳斯·鲍林对他工作的评价,学校方和周围的同事也是非常平静的,很少有对鲍林的额外评价,只有一句”在这件事上,他错了“。

也许此时此刻感受到的恰恰是科学的实质,”科学大师也会犯错误,但是人们很正常的看待他的错误,没有人怀疑他依旧是大师,没有人怀疑他的成就。

当年年轻的谢赫特曼经历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后,30年后终被证明是对的。

关键是爱荷华州立大学作为聘任方,7年前给予他很好的条件在大学任教,7年后也没有特别的官方评述,这份平静的表现也许就是美国文化对于科学及科学家的态度。

  

(2)谢赫特曼教授坚持了30年终于获得诺贝尔奖,再次证明了科学家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坚持真理;同时在宽松良好的科学环境中,年轻的科学家敢于对权威说”No“,权威的科学家并不沽名钓誉敢于否定自己认为不正确的研究成果,经过这样长期科学辩证,最终证明”正确的科学成果就是在科学家的长期质疑的坚持中成就出来,这样的科学家和科学成果是值得尊重的“。

  作为我自己以前理解的诺贝尔奖可能仅仅就是科学最高奖,狭义于某个最高评价形式,而非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体现,而现在体会深刻的是诺贝尔奖背后”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科学成果和科学家品质“精神实质。

从诺贝尔奖得主的谢赫特曼教授和鲍林教授的表现,我们看到很多基本的从事科学的品质,这些值得我们在正确导向的文化建设中思考。

  在钱学森学长百年诞辰之际,除了缅怀钱学长重要的成就,我们更应该仔细去发掘钱学森学长为代表的一代科学家、知识分子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将其薪火传承,完成国家强盛的重要使命。

重读1993年钱学森学长”论中国人为什么与诺贝尔奖无缘“的文章,发现钱学森学长为代表的一代科学家、知识分子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除了看到很多基本的从事科学的品质,尤其那些不为公众讨论和认识的严肃而又平凡的品质,‘注重国家大局,国家决定做的事一定能做到’“。

  二、钱学森学长关于诺贝尔奖的论述

  1、钱学森1993年关于中国人和诺贝尔奖问题的评述

  钱学森学长1993年12月28日,回信《现代物理知识》主编吴水清,论述了”为什么诺贝尔物理奖与我国无缘?

问题“。

(全文见附录)。

其信中明确的意见其中主要三点是:

”1、中国人决不是没有做物理基础研究的能力,如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何泽慧在国外都曾做出出色的基础物理研究;2、人民中国的人得不得诺贝尔物理奖关键在于国家建设的整体方针政策。

在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国家决定做的事一定能做到;3、当我们的生产技术尚未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还不需要去开拓未知领域时,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

当然,要会利用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自己也得做基础研究才懂得此中底细,所以我国今日的基础研究的国家目的即在于此,而不是去抢诺贝尔物理奖。

情况到下个世纪中叶,可能会有变化,这是大局。

我们考察国家问题必须从大局着眼……“

  图1 钱学森致信《现代物理知识》主编吴水清原文【2】

  2、关于钱学森学长与诺贝尔化学奖的其他话题

  

(1)关于钱永健教授获2008诺贝尔化学奖奖的述评

  2008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之一钱永健教授,引起华人世界的广泛关注。

钱永健引起华人关注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是第七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化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堂侄。

  关于报刊报道不断的提及钱学森的堂侄问题,叶永烈先生在其博文中给出非常明确的科学说明。

【3】其文中部分精彩论述说,”科学的本质是革命的。

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

科学只承认奋斗,不承认世袭。

不论出身豪门还是出身清贫,科学从不追究你的“家庭出身”,不讲究资历、祖籍,而只是考虑你是否真正作出了贡献。

科学是铁面无私的“包公”,是正直、公平的。

事实上,那些登上科学宝座的科学巨匠们,出身卑贱者远远多于出身高贵者,这充分说明了科学无世袭。

以居里夫人的长女伊伦·居里为例。

虽然母女俩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伊伦·居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头衔绝不是母亲那里“世袭”得来的。

小居里夫妇于1935年双双荣获诺贝尔奖。

如果说,小居里夫妇从居里夫妇那里继承了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继承了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遗产!

  

(2)国人表达的未获诺贝尔奖的遗憾

  广大中国人民除了感慨钱永健获奖以外,人们也不断感慨钱学森学长应该拿诺贝尔奖。

其中有代表的表述,如汪亚民先生在其博文【4】这样说,”在《火箭理论》和《工程控制论》这两个科学领域,瑞典皇家科学院没有能够给钱大师颁发诺贝尔奖,应该是瑞典的遗憾!

  三、钱学森学长为代表的哥廷根学派的科学精神

  1、哥廷根应用物理/力学学派的科学精神

  作为科学史上的佳话,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师承冯·卡门完成了重要的科学研究,而冯·卡门则在哥廷根大学师承普朗特完成其博士论文。

科学史上的称谓称他们为哥廷根应用物理/力学学派。

普朗特、冯·卡门以及钱学森作为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共性是:

(1)具有举世公认的杰出科学成就,尤其在航空航天科学技术方面的里程碑式的科学成果;

(2)工程科学方面的集大成的思想家,因此通过他们的思想直接书写了20世纪航空航天发展史,并将影响人类整个航空航天发展史;(3)航空航天工程方面实践者。

他们都是在工程实践前沿中实现科学成就向生产力转化的先锋人物。

(4)他们也都是未获诺贝尔奖。

  他们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必须要看看哥廷根学派的本质文化精神。

克莱因是20世纪初开创的哥廷根学派(包括哥廷根数学学派和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领袖,他在哥廷根大学建立了应用力学系、应用数学系和技术物理系和相应的研究所,克莱因认为,”工科大学生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还要真正懂得科学研究的方法。

另一方面,数学家也要具备一些工程技术基础知识“。

实际上,克莱因就是推动哥廷根大学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将包括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知识全面系统地应用于发展工业生产,是他推动哥廷根大学形成了一个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应用力学协调发展的黄金时代,以理论科学基地著称的哥廷根大学又成了应用技术的摇篮。

  是克莱因于1904年发现普朗特,并支持推荐年仅29岁的普朗特到哥廷根大学任应用数学教授及应用力学系主任,后又支持他建立并主持空气动力实验室和威廉皇家流体力学研究,成为德国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代表人物。

在克莱因和普朗特尔的领导下,哥廷根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人才辈出。

许多国际知名的力学大师,如冯·卡门、铁木辛柯、普拉格、邓哈托、纳戴等,都出自普朗特尔的门下。

如果说20世纪初是克莱因和普朗特开创的德国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那么到了1930年则是普朗特尔的优秀学生冯·卡门把应用力学从德国带到了美国。

  冯·卡门到加州理工学院后,发扬光大了哥廷根大学应用力学学派的务实风格,使加州理工学院成为应用力学学派的圣殿。

他注意发扬学生的创新精神,鼓励学生学习和运用数学思维,在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古根海姆空气动力学实验室(GALCIT)。

在30-50年代,他集聚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空气动力学家,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人类进入空间时代奠定了科学基础。

这个时期加州理工学院培养了包括钱学森、郭永怀、范绪箕、钱伟长、林家翘等大批杰出人才。

  基于哥廷根大学应用力学学派本质文化精神的分析,当然很容易理解普朗特、冯·卡门以及钱学森作为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共性的成就,以及他们为什么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

哥廷根大学应用力学学派与诺贝尔奖评奖原则是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虽然他们都取得理论的科学成就,但是他们注重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应用力学协调发展,是应用科学和应用技术发展的集大成者。

这一解释同样可以从1993年钱学长的表述可以清晰的看出。

  2、超越诺贝尔奖的成就

  正是因为哥廷根大学应用力学学派与诺贝尔奖评奖原则是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哥廷根大学创造了20世纪辉煌的”工程科学与应用技术的黄金年代“,将包括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知识全面系统地应用于发展工业生产,形成了一个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应用力学协调发展的格局,是新世纪科学文明的先行者,是工业文明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先行者,对于人类发展奠定了不朽的功绩。

哥廷根大学创造的文明价值取向,造就了一批这样的科学家,他们获得的是超越诺贝尔奖的成就。

  

(1)钱学森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

在颁奖仪式上,他答谢说:

”我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人民满意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200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

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

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2009年3月28日,”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盛典的最高大奖”——“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的获得者,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

颁奖词这样说到,“钱老一生默默治学,成就无数,荣誉如海。

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

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来路。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人,他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而且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风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之际,钱学森先生荣获此项”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之”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既是实至名归,也是全球华人的众望所归。

  

(2)钱学森学长的导师西尔多·冯·卡门

  下面的文字引自《冯·卡门传》【5】。

1963年2月18日上午,白宫玫瑰园早宾客云集,当代世界航空学界泰斗西尔多·冯·卡门站在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中间,等待接受一项美国科学家从来没有获得过的殊荣——第一枚国家科学勋章。

在几十位候选者中,81岁高龄的冯·卡门以其对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无与伦比的卓越贡献而获选。

从以其才智解决表面上无法解决的宇宙间难题这一角度来评价科学天才,就应该把冯·卡门列入本世纪前十名科学巨匠之中,这是毫无疑义的。

  2009年2月24日,我国著名的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徐光宪在接受腾讯独家专访时,这样论述到:

“很多中国人都有一个诺贝尔奖的情结,认为中国一直没有得到过诺贝尔奖,说中国的科学技术甚至于不如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都有人得到过诺贝尔奖。

其实我不是这么一个看法。

我觉得诺贝尔奖是科学成就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但是不是唯一的标志。

因为诺贝尔奖本身有它的局限性:

其实中国有很多更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成就早已超出很多诺贝尔奖得主,譬如像钱学森。

钱学森在美国的时候,他是美国空气动力学研究所所长,在上世纪40年代他已经是世界上力学、空气动力学、导弹方面的权威科学家,他还创立了工程控制论学科。

美国曾经评选出了20世纪20位最伟大的科学工程技术专家,这中间爱因斯坦是第一位,而钱学森排名第十八名。

但是因为力学方面没有诺贝尔奖,工程科学也没有诺贝尔奖,所以在诺贝尔奖的名单中看不到钱学森的名字。

诺贝尔奖是一年评一次,而钱学森是20世纪评20位最伟大的科学工程技术专家。

其实按照钱先生的水准应该算是十年一遇的大科学家。

还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人粮食的问题,也帮助了世界,如果农业方面有诺贝尔奖,他也可以获得一个。

所以中国人不要因为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而自卑,中国有很值得骄傲的科学家。

  四、重读钱学森学长诺贝尔奖问题论述文章的思考

  哥廷根学派的文化精神造就了钱学森学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他获得的是超越诺贝尔奖。

重读钱学森学长诺贝尔奖问题论述文章,那么我们需要考虑些什么?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是否更大领域去争取获奖,是否加大基础研究范围和力度。

距离1993年他发表关于诺贝尔奖问题的评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必须从国家大局着眼,关键在于按照国家建设的整体方针政策推动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这些具体的细节已经比较清楚的体现在2006年国家在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基础研究)政策中。

纲要对于基础研究规划是从学科发展、科学前沿问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四个方面进行部署。

遴选科学前沿问题的原则为:

对基础科学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具有良好基础,能充分体现我国优势与特色,有利于大幅度提升我国基础科学的国际地位。

所以争取诺贝尔奖的国家部署已经开始了。

  我们不能因此忘记和忽略钱学森学长所代表的哥廷根学派的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

哥廷根学派的文化精神造就了钱学森学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创造了20世纪辉煌的“工程科学与应用技术的黄金年代”,钱学森学长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哥廷根学派获得了超越诺贝尔奖的成就。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需要的是哥廷根学派提倡的应用科学及工程科学与诺贝尔奖倡导的基础研究这些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研究共存和协调发展。

因此我们在新时期进一步使国家强盛的重要使命就是正确导向的文化建设不同价值取向的研究和发展,同时是与此相适应的公平的社会评价模式是必须的,否则中国的今后将会诺贝尔奖泛滥而再也不会有钱学森学长这样重视工程科学和国家使命的知识分子,创造超越诺贝尔奖的成就。

  即便假如钱学森学长那一代的科学家曾经获得诺贝尔奖,不意味着我们满足了我们填补诺贝尔奖空白的国民需求,就忽略可以培养出诺贝尔奖科学家的良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和教育模式。

从今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谢赫特曼教授身上体会深刻的是诺贝尔奖背后“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科学成果和科学家品质”精神实质。

从他们的表现,我们看到很多基本的从事科学的品质,这些值得我们在正确导向的文化建设中不断思考。

  五、钱学森学长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品格

  因为钱学森学长为国家创造的成就,无论是否因为诺贝尔奖引起的话题是否严肃,我们直接的选择就是用华丽的词藻赞美钱学森学长。

然而我们如果能够再从平凡的角度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更需要看看钱学森学长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具备了那些品质,而这些又是我们需要让后人薪火传承的精神财富。

我个人认为:

钱学森学长用平凡的工作,真正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国家爱使命。

具体表现如下:

  1)他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之一,完成了对民族、社会和国家的最大责任,充分发挥了他掌握的知识的价值。

他秉承了哥廷根学派的文化精神,既是思想家,又是行动者。

  2)他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之一,完成了发掘未知事物,探求真理,培养后辈人才具有创造知识的能力。

  3)他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之一,具备独立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探索真理。

他身上清晰的看到传统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具备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

其工作和探索真理的独立品质,完全超然于物质利益之上。

  4)他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之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表现出对国家科技发展的独到的创新能力,他是能够全面地分析形势,科学地提出解决办法的战略家。

  这些品质,我认为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具备的最可贵的,也是最平凡的品质,在我身边我很熟悉的人身上不断的看到。

和钱学森学长同样出生于上世纪10年代的范绪箕校长,同样师从冯·卡门(并且从不在意别人是否知道他是冯·卡门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现在仍然每天去工作,写文章,践行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平凡的每一件事;他们的晚辈,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顾诵芬院士,更是每天都要找文献看,了解最新的科学研究动态,并且仍然负责《大飞机出版工程》这样浩瀚的编审和写书任务;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吴镇远教授,几乎每隔一天就会和我讨论问题,和学生讨论问题,仍然为现代空气动力学发展在第一线勤奋工作。

诚然钱学森学长的成就令人高山仰止,然而他作为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代表所表现的平凡的品格,值得我们后辈尊重和珍惜。

  致谢

  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导师范绪箕教授在其指导我读书工作的5-6年时间里,也许是因为范校长和钱学长太熟悉吧,不经意间表达让我感受到这些平凡的知识分子的品质,然而这些对于钱学森学长平凡的一面,可能是很少有人去阐述。

同时非常感谢顾诵芬院士和吴镇远教授,和他们这几年密切的工作中,不断的受到他们这些质朴的、执着的而又平凡的治学品质影响,记录下来时刻提醒我辈努力。

  参考文献

已故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曾向温总理提出疑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一问题在教育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十分重视教育发展,时至今日,无论从教育规模、受教育程度还是师生数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目前的教育体制却再也没有培养出像解放前培养的邓稼先、杨振宁那样的大师,也没有出现70年代中国杰出的张广厚、陈景润等人才。

从2000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设立到现在,得奖的一共有14人,其中有11人是1951年前毕业的。

2006年,温家宝总理曾拿“钱学森之问”请教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

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我认为,这种回答并不能让钱老和总理满意。

回答“钱学森之问”,最根本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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