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4 台湾清华大学彭明辉教授 创造一个更值得珍惜的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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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台湾清华大学彭明辉教授创造一个更值得珍惜的家
第四讲：
教育的目标与人的价值P16---25
「创造一个更值得珍惜的家」
第四讲：
教育的目标与人的价值
彭明辉
教育的目的，是教养出能爱自己，能自得其乐，值得让身周的人爱他，而且又有吸引人的魅力人格。
但是，既有的教育目标与社会价值却狭隘到只剩「赚钱」和「拼斗」两个目标。
因此，我们用尽各种手段在教养出只会赚钱与斗争，不会爱自己，没有能力自处，乏味而不值得人爱的孩子。
教育是为了要激发人的热情，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终身怀着热情与憧憬，浑身带劲地活下去。
但是，流行的社会价值或者乏味、无聊，或者浅薄、虚无，使得真正心灵聪慧的小孩不知道活着有什磨意义。
家长和社会流行里这些狭隘的价值观如果不能解除，即使把小孩从小送到国外，这些价值观仍将在国外箝制孩子的成长，成为孩子未来的梦魇。
国内现阶段最严重的教育问题不在制度不良，或师资养成过程有问题。
而是家长自己就找不到可以活得有趣、或者有意义的生活目标。
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教育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
一、教育的目标与人生的意义
人和其它动物最大的不同在于：
除了生存的本能之外，他需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人生寻找或赋予一个意义。
这种「意义感」的需要，经常比单纯地求肉体的生存还强烈。
因此，在存活边缘的史前时期、中世纪，乃至于当代的西藏、印度和尼泊尔，人可以压榨自己已经不足的物资，去装饰宗教场所，并寻求宗教的灵感与安慰。
假如我们误以为人生中一切精神性的价值都是虚幻的，而人完全一如动物般，只会靠本能去从事「优胜劣败」的生存兢争或
强取豪夺，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解释任何一个人类文明的诞生。
从口述历史时期的宗教，到五大古文明的肇始，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时空领域里，各自提出他们为人生所赋予的「意义」，并将这些「价值」流传给后代，成为整个后继人类文明发展的依据。
虽然这些文明初期所提出的人生价值、意义或理想一再遭到后继者的质疑和修正，但是至少到十九世纪为止有一件事一直不曾改变：
对人生价值、意义与理想的再思考与再反省，是所有文明活动的核心，以及再造的原动力。
因此，自有口述历史以来，一个族群代代相承的价值、意义与理想，就成为所有教育的核心。
而在传统英文里，大学（university）和技术学院（polytechnique）的主要差别就在于：
技术学院关切的是产业技术与谋生的技能，大学则是对文明与意义的探讨和反省，以及理想的再造与承续。
简言之，大学（以及各级教育）的任务，在于为它所属社群提供人生的「意义感」或「理想」。
这些意义、价值或理想虽然在历史上一再被修正，但修正的方向却是愈来愈多元，使得各种不同禀赋与天性的人，都愈来愈容易找到适合他们扮演的角色。
不过，在达尔文主义的误导下，我们一方面把传统论述中的各种意义感、理想和价值当作「迷信」和「意识型态」，另一方面又往往误以为自己可以像狒狒一样，在资本主义残酷的市场兢争中，过着「弱肉强食」的纯属物质性生活。
事实是，当代人对「意义感」的需要从不曾消失或减弱，只是被过分扭曲而有着太多的伪装。
试问：
如果将男人的成就欲和女人的虚荣心一概去除，这个社会还能剩下多少野心？
而这些成就欲和虚荣心，岂不都是披着物质性外衣的精神性向往？
它们背后真正的原动力，不就是想要借着压服别人来肯定「自我」的一种「被扭曲的意义感」？
真正的「自我」，只有自己才能真正肯定；需要他人肯定的「自我」，其实是一种潜意识里对空洞化的自我所生的惶恐，以及对此惶恐的伪装。
这里头所牵扯的各种扭曲与纠缠，导致人把自己内在的尊严和性情彻底抹杀，使男人变成生产在线的工具，而女人则成为生小孩、照顾家庭的工具，或者甚至进一步退化为男人拥有的一件家具。
假如我们可以看透当代人的「成就感」、「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等，无非是「意义感」的各种不同变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自有文明以来的，人活着最重要的需要是「意义感」、「理想」和「价值」。
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给它的成员的「意义感」、「理想」和「价值」愈深刻、活泼、丰富而近于人所能企及的事实，他的成员就生活得愈精神饱满而昂扬。
从文明肇始到启蒙运动，乃至于当代的左派文化批判者，人类在过去历史上所认定与展现的意义感、尊严与价值，是非常地宽广的，不分智愚都有他的位置与值得奋斗的目标。
不幸的是，时下的教育理念被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严重扭曲，以致于人的价值被严重地窄化为社会地位的高低和收入的多寡，而社会地位的高低和收入的多寡则取决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下的价格原理。
这个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在十九世纪和达尔文主义结合，形成了今天的主流价值思想：
「社会达尔文主义」。
于是，人的价值、理想、意义与尊严，完全取决于他的市场价值，而人活着唯一的意义与幸福，退化为：
在「优胜劣败」的市场兢争过程中，力争上游，乃至于「踩在别人头上」或「践踏别人的尊严」的那种骄傲。
在这样的社会价值体系中，不但生产力较薄弱的人会被无情地踩在社会的最底层，连不认同主流价值的人也会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去。
于是，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在精神上可以有的生存空间却急剧地被压缩，难有喘息的空间。
当代人的苦闷与精神压力，基本上肇始于此。
但是，可悲的不是总有人想践踏别人的尊严，而是绝大多数人总是甘心被人践踏，或者为虎作伥。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历史上所有占据社会主要资源的阶级，不但会设法合理化自己的权益，还会通过媒体与教育体制，将这个合理化过程灌输给社会上其它被宰制、利用、剥削的阶层，使被统治阶层「欣然」拥护统治阶层的利益。
用社会学的术语说，这就是所谓价值「内化」的过程。
君主专制时期用「君权神授」将贵族的权益合理化，再「内化」到领地佃农的心理，以致于十八世纪末革命的主要阻力，竟来自于被奴役的农民。
同样地，十九世纪兴起的资本阶级为了巩固他们以非人道手法获取的利益，也创造出「市场价值」、「工作伦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合理化说词，并藉由教育与媒体，将这些被扭曲过的价值观，内化成常民百姓，乃至于知识菁英的内在价值。
表面上联考是扭曲今天台湾教育的元凶，实际上，联考只是前述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牺牲者。
根据最近报纸的报导：
由于国内产业的升级，不同学历者的平均所得逐年加大。
这条消息，清楚地说明了联考的媚力来自于：
高学历保障了高收入，而每次升学兢争中的胜利，都意味着未来有较好的机会获得较高的学历，以及较高的平均收入。
更何况，高学历还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接近相近教育水平的异性（未来的婚姻伴侣）。
古话说：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用在联考的胜利者身上，似乎真的丝毫不假。
因此，当今社会上所谓的「菁英阶层」，通常意指着联考战场上得意，而在专业工作岗位上一帆风顺的人。
但是，大家只看到这些人得意的一面，却很少去注意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
这些「菁英」朝气蓬勃，锐利聪敏，却又充满自己完全意识不到的内在矛盾。
表面上，他们在求学过程中「聪颖过人」；实质上，他们却为了联考而牺牲掉人在青春期应该要培养出来的情感能力，甚至于没空去思考任何有关人生价值或社会正义的议题。
因此，他们牺牲掉生活中所有陶醉的可能性，以及「简单的快乐」的能力。
春天的妩媚，秋光的的亮丽，他们完全没有感受的能力，也分享不到子女成长的喜悦。
他们在工作冈位上充满干劲，不畏艰难；但是面对自己或亲人的情感问题，却严重欠缺处理能力和耐受挫折的能力。
当小孩子在外头受到委屈，他不知道如何帮小孩调解；当小孩对人生有不同的抱负或梦想时，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当太太抱怨生活枯燥的时候，他们只会赶快带太太上「高级」餐厅，渡假旅游；当太太逐渐在妇女成长班中发展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再事事倚赖他时，他突然惶恐得不知如何自处。
甚至到这种节骨眼的时候，他都警觉不到一个事实：
他的一切知识的有效性，仅限于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有关的范域；对于不能用金钱换取的人性事实，他不但一无所知，甚至于完全没有任何应对的能力。
在晚年的时候，他把庞大的积蓄与资产转移给子女，却只能在凄凉而无人闻问的独处中，苦涩地怨叹别人的无情与现实。
但是，终其一生，他体会不到：
子女的现实，是从小到大逐渐从他的身教中学会的；晚来无伴，只因为他本质上根本就是个「乏味」的人。
看穿了，许多所谓的「精英」，只是一群被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牺牲掉，糊里胡涂地「以生命中的喜悦换取社会上的成就」的人。
反之，在「联考的失败者」中，却不乏抗拒这个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特立独行之士。
要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下的「社会精英」，经常意味着必须牺牲掉一切与市场价值无关的个人幸福。
当我们迫切地期待着子女「成龙成凤」的时候，必须找到充足的时间，扪心自问：
「这样的代价，换取这样的成果，值得吗？
」
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操控下，当今的主流价值不只是牺牲掉个人幸福就算了，还进一步使我们牺牲掉对他人原有的尊重与同情心。
在这种意识型态下，「正义」是由市场机制在维持的。
穷人在他眼中，只是「好吃懒做，咎由自取」，或者「没有兢争就不会有进步，有兢争就有胜败；大家有饭吃的齐头式平等，根本就是假平等」。
简言之，正义的意思就是富人有权享受辛苦所得（只要是凭本事获得的，有时候合不合法也不重要），穷人无助活该。
人心是肉做的，原本有悲悯的能力，使我们变成铁石心肠的，其实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人被扭曲到这个程度，早已失去他的原貌，却浑然而不自觉，更显得悲哀。
更何况，中、低收入户中不乏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不图私利的公益人士，和被社会不当剥削的弱势族群。
他们收入的低下，丝毫不是因为他们能力的低下，而是单纯地反应着社会体制的僵化、扭曲，以及当权者的不公不义。
假如我们对这些事实毫无警觉，而一心迷恋当今主流价值的「成龙成凤」，我们是在「栽培」子女，还是在帮着既有体制「麻痹」他们作为一个「属灵」的人的尊严，以及更高的价值？
我们愈是体会到当今社会主流价值对人的扭曲与压榨，就愈有需要设法通过教育的过程，把自己的下一代从这个主流价值的牢笼里解放出来。
因此比以往更不可妥协地，教育的首要和最终的目标，必须是让每一个不同禀赋的人，通过教育的过程，找到他可以实现的理想和人生意义，并有能力看到每一个诚恳的人生命里的尊严。
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乃至于成人教育，都应该本着这坚持，针对不同学习阶段的需要与特性，朝这最终目标去设计。
如果我们能够秉持这个理念去教育下一代，人将只有活着的尊严，而没有职业的贵贱。
不同的人，可以根据他天性里不同的偏好与不同的擅长，选择最适合他扮演的角色。
在这样的社会里，教授、政治人物、小学教师、木匠、艺术创作者，还原成不同的职业角色扮演。
人的禀赋也许有高低，性向也许各有偏好与不同的选择，但所有的人都可以保有他的尊严。
收入的高低永远不可能齐平，人的性情与多元的人性价值却不因市场的操作而有所损益。
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智商」才会还原到「只是人的多种能力中的一种」，在「智商」之外，手艺、情感的敏锐、对人的温柔体贴等让这社会更温暖、更精致的特长，才会得到与「智商」同等的重视。
如果社会真的可以「进化」到这个程度，那么即使是弱智或者残障的人，也可以因为他们待人的勤恳与温厚，而得到身周人群的肯定，充满尊严地活下去。
只有当所有勤恳踏实的人都重新拾回他们应有的尊严时，才有机会化解社会上的冤屈与暴戾之气。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生活质量才会随着历史前行的轨道而逐步改善，文明的发展才重新变得有意义。
二、「享有」与「拥有」
小市民的无奈，经常反应在对既有体制与价值的恐惧。
现实确实是每一个人都必需要照顾到的面相，甚至于是无可回避的。
但是，台湾在过去这些年来所累积的财富，虽然还没到达使我们「免于恐惧与忧虑」的程度，却也已经足以明显地缓和我们的忧虑了。
其实回顾我们自己的童年，在那种物资不充裕，甚至于贫乏的年代里，除了因为缴不出学费，没钱买学校规定的制服外，我们稚嫩的心灵里，真的曾经感受到多大的不足吗？
我们在那样的童年岁月里，都还充满田野里的欢笑与眷恋不舍的回忆。
反之，现在我们的经济条件都明显地比小时候好，我们会更快乐吗？
恐怕不见得！
女儿小时候叫我去看院子里紫色的小野花，兴奋地说：
「这是今年的第一朵诶！
」儿子小时候和一只小狗玩得舍不得回家。
这种情景，我们小时候不也有过？
如果我们今天不如童年快乐，为什么？
会不会说我们都已失去童年那种「简单的快乐」的能力？
今天我们拥有的好像很多，但是「拥有」并不等于「享有」。
我在一个豪华的客厅里听过一套三百万的音响，可惜放的却是普普通通的流行音乐。
在一个热爱音乐的朋友家里，听到简单音响里卡萨尔斯演奏的巴哈无伴奏大提琴，朴实而动人，远非三百万音响里的流行音乐可比。
与其到大饭店吃饭，有些人宁可留在家里。
餐厅的排场和音乐，其实经常是喧闹乏味，却故做高雅。
在家里，我们可以一家人围着小小的餐桌，随意听着巴克豪斯演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或者卡拉斯唱的歌剧咏叹调精选，惬意地听小孩子学校里发生的趣事，适时给他们一点意见，再偶而静下来听欧依斯特拉夫演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顺便提醒他们注意欧依斯特拉夫的特色。
这种惬意，不是任何餐厅所能提供的。
但是这样一套音响也不过十来万，而一张ＣＤ更只要五百块。
中秋节的晚上，全家人找个安静的地方，泡一壶好茶，准备着几盒台湾传统喜饼与小吃，全家人边看塞尚和达文西的复制画，边吃零嘴边看画，也一边讨论、聊天。
这不也是比上餐厅更惬意而温馨的享受？
有时候我会想：
像我们这时代这样的享受，在十八世纪只有王族才有份，在十九世纪初也只有世袭的贵族能触及。
但是，拜科技发展之赐，原本只有王公贵族才请得起的顶尖演奏者，却可以变成一张五百元的ＣＤ；原本只有公侯才看得到的不世名画，竟然可以化为一张一两千元的复制品。
而其品质，几可乱真。
由于复制技术的发达，在这个时代，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享有」。
不懂得音乐和绘画的人，在现场或真迹前面，他们所能享受到的远不如一个精通艺术的人在复制品中所感受到的。
面对这样的时代，到底是赚钱的能力重要，还是欣赏的能力重要？
是「拥有」重要？
还是「享有」才重要？
不幸的是：
欣赏和「享有」的能力，并不是金钱或社会地位可以换来的。
我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告诉我：
「我有一个心愿，就是趁年轻时全力冲刺，在企业界打下一片天地，退休后就可以重拾我从小以来一直记在心里的愿望：
学画画，学拉小提琴，读哲学。
」我心里只有一个回声：
「一辈子都可以麻木地活着了，怎么还会在乎退休后怎么活下去？
」
托尔斯态的短篇小说里有个故事，题名「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
一个俄罗斯的穷苦佃农省吃俭用，勤奋耕作，终于在老年的时候用积蓄买下了一大片土地，变成一个富农。
这时候，他听人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部落，他们的田黑黝而肥沃，任何人只要给他们一小袋黄金，就可以买一块一天步程可以绕完一圈的土地。
他算一算，这可比他现有的土地大十数倍，土地还更肥沃呢！
所以他就带着一个仆人到那个部落去。
酋长很乐于和他交易，不过提醒他：
如果没办法在日落前回到出发点，这袋黄金就归那部落，但是他一分地也得不到。
于是，他当天先挑定一块最肥沃土地的边缘，和酋长约好第二天天亮前在那里见面。
第二天他起个大早，太阳刚露出第一道曙光就带着仆人匆匆出发，朝东方走去。
每走一段固定的距离，他就叫仆人尽快钉下木桩。
上午过了一半左右的时候，他明知道该往左转了，却舍不得前面更肥沃的土地。
快中午了他才往北走。
到了中午，他舍不得往回走，也舍不得坐下来休息。
于是边走边咬了几口干粮，继续朝着北边走。
等到警觉到下午也过了一半，才朝西往回走。
原来他希望能走出一块整整齐齐的方形地，现在时间不够了，他只好改向朝着位在西南方的出发点加速赶路。
太阳已经接近地平线了，却还看不到站在出发点等他的酋长和部落的族人，慌得他不顾早已支撑不下去的体力和带来的干梁，拼命赶路。
天已经几乎黑了，太阳在地平在线只剩下最后的一丝微光，他才隐隐约约地看到远方出发点的山丘上有着一群人。
再回头一看，太阳早没入地平线，他一身汗湿透衣服好几遍，正懊恼万分的时候，却发现山丘上的人群在为他打气、吶喊的声音。
他才突然警觉到：
山丘上还看得到最后一丝夕阳，于是他又在仆人的撑扶下，没命地奔向山丘上的出发点。
到达的时候，夕阳的最后一道光芒正好没入地平线。
酋长正想向他道贺，却发现他趴在地上，已经断了最后一口气。
于是他们为他挖了一个坟坑：
六尺长，三尺宽，三尺深。
这正好是他忙碌一天后所需要的土地。
念剑桥时，一个英国朋友告诉我他的人生态度：
「每年全心工作十一个月，然后轻轻松松地渡一个月假。
」我问他，为什么不是每天适度地工作，也每天去享受身边俯拾可得的喜悦？
快乐不是金钱或社会地位堆砌起来的，而是一种或者单纯，或者细腻的「享有」的能力。
这些能力有些是我们从小就会的，但一不小心就消逝无踪；有些是要去逐步开发、培养、与累积的。
当社会愈来愈富裕时，「享有」的能力就愈来愈比「拥有」的能力更重要。
可惜，大部份的人都不曾警觉到这个事实。
随着年纪的增长与财富的累积，新的能力没有养成，旧的能力却逐渐失去。
当人彻底失去「享有」的能力时，他只能坐在奔驰轿车里嫌交通拥塞，在大饭店里嫌吃来吃去都是一样的菜，在巴黎抱怨美术馆里挂的都是没人看得懂的「涂鸦」。
这样的人生，确实可以换得不知情者的羡慕，但身在其中的人，真的幸福吗？
三、现实好可怕
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些阶段，必定曾经有过梦想或理想，以及浪漫的时刻。
但是，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从父母、师长和同学那里，学会把这些东西当作不成熟或不负责任的表征，并且学会把这些东西逐渐丢到脑后。
长大的意思，就是忘怀曾经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的梦，和热情。
因为，「现实很可怕」。
在贫穷的社会里，现实确实可以是很可怕的。
在农业时代的黄土高原上，荒年甚至可以迫使人「易子而食」。
但是，台湾社会的富裕程度，在两代之间已有极其戏剧化的剧烈改变。
还记得，小时候好不容易在桌上有一锅炖肉，可是我们必须等祖母夹到你碗里。
如果谁擅自伸筷子去夹，你的筷子马上会被祖母挡开，只能乖乖看着那锅肉继续吃酱菜。
这样的日子，如果我们熬得过来，我们的下一代还会有熬不过去的现实吗？
仔细思量，真正让我们惶恐的，其实并非物质匮乏的压力，而是成就感、输不起的心理压力，和面子问题。
即使是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学生，考硕士、博士也是靠惯性：
因为别人都考，而且除了念书之外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
可是学历保障了什么？
一个月前中国时报有个悚人听闻的标题：
「产业升级，高低学历所得差距扩大」。
乍看，似乎学历的高低真的决定了人一生的幸福。
可是，事实上赚钱靠的是野心和能力，而不是学历。
一个有能力念完博士的人，如果高中毕业就去从商，他绝对有很大的机会赚比大学教师多。
相反的，一个佼幸拿到博士学位又佼幸进入大学任教的人，天天和能力明显优于自己的人共事，在学生眼中被当笑柄，日子会好过吗？
有人会为了子女差一分没考上台大而痛心疾首，但是即使勉强考进台大，真的未来就业后不会被人把「台大」当笑话？
高学历与高所得的因果关系根本被颠倒了：
能力强又野心大的人，通常收入较高，也往往较愿意牺牲青春华年，不顾一切地争着入第一志愿，因此他们的平均学历与平均收入较高。
能力不够强的人，即使勉强挤入名校，谋得好差事，反而会因同事能力太强，而在每波裁员的浪潮中首先遭殃。
学历到底保障了什么？
即使聪明程度或念书的兴趣不如人，一个成熟的木工师父日薪三千，一个月只要工作二十天，就可以月入六万。
而一个博士从助理教授干起，月薪也不过六万多些而已。
木工师父看来辛劳，一个助理教授六年不升等就要解聘，其心理压力远非木工师父能比，而工作时数更经常是「日以继夜，风雨无阻」。
园区的收入远比大学教师高，但为了工作而牺牲家庭与个人其它需求的，比比皆是。
助理教授比木工师父好在那里？
社会地位高！
但是，如果一个木工师父输得起，不在乎面子，热爱并真正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他一定不会比大学教师活得更有尊严，更踏实吗？
人的智商，打出娘胎就已定夺。
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勉强争名校，抢金饭碗，在过程中牺牲一切成熟人格所需要的成长空间，最后还是会在严酷的兢争下，渐露疲态而还回一切他不该得的虚名。
等到这个时刻，偏偏在成长过程中从来不曾培养过面对挫折的能力，也不知道如何放下身段去找适合的工作。
这样的一生，是不是反而被早年的佼幸所害？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升学与谋职的过程中，常保几分实力，去注意培养自己人格成熟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即使面子上少几分光鲜，收入较不丰厚，却可以在升学与就业过程中胜任愉快，还有多余的心力去「享有」他所拥有的一切。
这样的人生，会不会更惬意？
现实的可怕，不再是「野有饿殍，路有冻死」的那种情境，而是输不起，担当不起，面子放不下的那种可怕。
我们真正欠缺的，不是更高的学历或收入，而是心中一份对自己的坦然，和对人生较宽广的视野。
如果学校与家庭教育不能帮我们的下一代解开这个心结，反而去强化它，则教育才是比现实更可怕的东西！
有钱真好，这倒是真的－－如果有钱的过程不需要我们牺牲任何东西做为代价。
但是，如果有钱意谓着必需眛着良心去剥削别人，或者牺牲和家人相处的亲密时光，或者发展自己「自得其乐」的能力，那么有钱的过程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们羡慕有钱人，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他所拥有的，而看不到他所失去的。
再者，钱真的很好用吗？
有钱人上馆子一餐上万，真的比家里好吃几倍吗？
有钱可以经常出国，但是如果没有能力看到国外文化较细腻、深刻的部份，出国会比懂得「自得其乐」的人在台湾登山、郊游的乐趣更大吗？
有钱人的乐趣到底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电影虚构的？
还是真实人生中每天发生的事？
其实，人活着，除了温饱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受人肯定。
学位与收入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们都会替你赢得别人的尊敬和肯定。
可是，我们如果非常务实地想一想，一个人一天里面接触最多的，无非是工作上的同伴和家人。
而工作伙伴中，最影响到你的喜怒哀乐的，又是和你较亲近的工作伙伴。
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他的工作伙伴多半也是有博士学位的；而一个高中毕业的人，同样地他的工作伙伴也多半是相近的学历。
因此，学历并不会为你赢得工作伙伴的敬意，反而是一个人在工作上的认真、执着，和待人的诚恳、厚道，才真正会帮他赢得工作伙伴真实的敬意。
同样的，家人（父、母、夫、妻、子女）无论如何不是你要兢争的对象，他们也不会从你学历和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对你的态度。
真正最深切影响你和家人的关系的，通常是你对家人的关怀。
因此，在关系较深厚的人群中，影响别人对你的肯定程度的，通常不是学历与收入的高低，而是你作为「人」的质地或性情。
愈会因为你的高学历或高收入而敬重你的人，反而是和你关系愈疏远，而不值得你重视的人。
这样说来，如果我们真的在乎别人对我们真心的敬重，我们要努力的，其实是我们的「人品」以及在工作岗位上的执着与诚恳，而不是学历与收入的高低。
如果学历或收入真的可以赢得别人的尊敬，其实那也止于一生难得见几次面的陌生人，或者交情极浅的「熟人」。
我们真的有必要牺牲自己和家人真正的幸福，就只为了赢得这些平时不相干的人的敬重吗？
怎么想，我都觉得不划算。
不可否认的，由于台湾近年财富分配愈来愈不平均，以及福利政策的严重缺乏，以致于有部份人仍生活在赤贫边缘。
不过，绝大多数人的所得都足以让他们自己和家人足衣、足食，和有个安居的处所。
一般说来，物质条件的改善首在满足需要，次在获得舒适，而最后止于奢华。
但在台湾，绝大部分人的收入都可以满足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少数人可以享受衣食的奢华，却罕有人可以活得舒适－－在满是噪音、污染、塞车、暴戾、不安、恐惧，而没有绿地与蓝天的日子里，谁能过得舒适？
即使住在数千万的豪宅里，也通常是紧密着门窗，以防周围环境的视觉和空气污染。
英国人说：
「家是每个男人的城堡。
」在台湾，家却像是每个成员的豪华牢笼。
这样的都市与住宅景观，是另一种世界奇迹。
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和这个世界，在台湾的超级富翁，他的住家环境往往还不如英国的低收入户。
我们终年辛苦工作，向资本主义下的新佃农般，把一生辛苦积蓄的所得交给土地炒作者和营建业者，换来的只是价钱不等，公共环境却同样恶质的一栋房子。
而这么劣质的居家及生活空间，却要我们以可贵的青春，加上一生的辛劳去换取，值得吗？
公平吗？
我们总以为：
只要努力赚钱，就可以买到好房子，改善生活质量；至于公共空间，实在不是我们管得着的。
但是，我们却一直忽视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实：
事实上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无法再改善，瓶颈就在于大家普遍地忽视了对公共事务的参予，以致于我们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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