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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缘处思考梁治平知识分享
在边缘处思考
作者：
梁治平 文章来源：
中评网
引子
大约10年前，有一家刊物约我写文章，命题作文，“我的治学之道”。
我婉言谢绝了，理由是，我的学问尚浅，还不到写这种文章的时候。
我猜，我的回答可能被视为托词。
其实，我是诚心诚意的。
今年年初，《学术思想评论》约我为“学术经验”这个栏目写稿，我的第一个反应同10年前一样。
倒不是说10年来自己一点长进也没有，相反，可能正因为有了那一点点长进，就更不敢去碰这样的题目了。
不过，我最终还是答允了这件事情，这固然是因为编辑的诚意和执著使我再难拒绝，同时也是因为我勉强说服了自己：
权且把它当作一次自我反省的机会吧。
当时我没有想到，我最后会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
在把所有必须做的事情都做完之后，我发现，我能用在这次“自我反省”上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两周，而两周的时间也许刚刚够我把自己以前写过的东西仔细地重读一遍。
我对自己最后能写出一篇什么样的东西真的没有把握，我只知道我必须去写。
一个人为自己的承诺所累，这种经验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好了，牢骚发过，现在就进入正题。
因为时间（也许还有读者）不允许我事无巨细地回顾往事，把那些可记可不记之事一并录入，就像编辑所要求的那样，我决定把重点放在我的几种出版物上面，当然，这绝不会是个人著述串讲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将尽可能地少谈观点（特别是那些已经发表过的观点），多谈方法（尤其是那些隐藏在观点后面的方法），谈进入学术的路径，谈兴趣转移的缘由，同时，把那些与一个人的成长有关，进而也与一个人的思想发展有关的生活事实尽量压缩。
这当然很可惜，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也只好如此了。
少年经历
按照一种流行的说法，认识一个人要从认识他的时代开始。
虽然这已经是老套子，但我还是觉得，把它用在我身上是恰当的。
因为在我的生活经验中，时代的影响实在太大。
我的性格和禀赋也许是生而有之，但是导致我思想转变、生活改观的人生机遇却主要是时代所提供的。
不管怎么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中国社会一直是在剧烈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化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结果使得这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区分，更多地是被社会变迁而不是生理年龄所决定。
我在19岁的时候进入大学，那是1978年，高考恢复的第二年，也是考大学既新鲜又热烈的时候。
我的同学们年龄相差很大，干脆说，他们是两代人，而我在其中的位置，现在回想起来，多少有点微妙。
在年龄上，我比较接近于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那一批人，但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上山下乡”（尽管我去的是工厂而不是农村）。
我已经独立，也比较有主见，我交往的朋友都有丰富的社会经历，应该说，我属于他们这一代。
然而，实际上我对这两代人都不能完全认同。
虽然我把自己归入了更成熟的一代人里，但是部分因为年龄，部分因为过去的经历，我与我的“同代人”之间总是存在一些距离。
与他们中间那些阅历丰富而又有点玩世不恭的人相比，我好象更严肃，更认真，也更有理想；但是与其中既严肃认真又不乏理想和热情的人相比，我就显得幼稚无知，而且缺乏投入社会的热情。
可能就是因为存在上述情况，在大学四年里面，我一直是处在边缘。
所谓边缘，是说我从来都不是校园中惹眼的人物，没有担当过风光的角色，也没有做过什么特别令人难忘的事情；还算勤奋，但不是那种死用功的好学生；喜欢思考，但还不能说有思想；不喜热闹，却也不是落落寡和；讨厌平庸，但也没有锋芒毕露。
总之，那几年的生活非常平静。
我对于大学的感情是复杂的。
一方面，我认为我们的大学教育是失败的（今天也是如此），对此，我深感失望。
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必须承认，大学的经历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用我自己的话说，大学结束了我生活史上的“洪荒时代”。
要说明这一点，需要稍稍回顾一下我在进入大学以前的经历。
从获取知识的方面说，从发蒙到高中毕业，恐怕是个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不幸的是，我的这一时期恰好是一个“书荒”的时期，而且，比许多同年人更不幸，我的生长环境即使对一个人的自我教育来说也是相当严酷的。
我后来知道，许多人在那个年代里还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读到不少中外古典名著和其他一些有价值的书籍，这种幸运是我所没有的，尽管当时我对书籍有着不可抑制的渴望。
当然，我一直都在读书，除了不止一遍地读那个年代的合法出版物如《艳阳天》、《金光大道》之外，还读那些想尽一切办法搜来的不知年代甚至不知名的作品。
可惜的是，这里面很少象样的东西。
至于学业，我只能说，我有一张高中文凭，只是我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学工学农宣传毛泽东思想以及同歪风邪气做斗争一类事情上。
当然，这并不是我少年生活的全部。
我生长在一个军医的家庭，在那个生活水准普遍低下的年代，我的家庭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优越的，而且，那时军队里聚集了不少人才，我在一茬又一茬的病人中间结交了许多大朋友，这种交往对我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相比之下，学校教育就显得很不够了。
由于父母工作调动，我先后上过四所学校，条件也越来越差。
我的中学四年是在湖北农村的一个小镇度过。
我当时住校，学习和生活条件都相当艰苦，这使我失去很多一个在大城市里生活的孩子可能有的各种学习机会。
不过，我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包括生活与学习上的自主和自立。
此外，同今天相比，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学业的压力，师长的权威也没有确立，这使我能够过一种比较自然的和较少拘束的生活，同时也保有自己多少有点不羁的性格。
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少年能拥有这样一些质素是很可宝贵的，只是，当时这些更多地还是潜能，如果没有适当的机会把它们发掘出来，并且引向有益的方向，它们就可能被埋没，或者把人导入歧途也未可知。
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我，眼界非常地狭隘，也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
这种情形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我上大学。
毫不夸张地说，上大学令我如梦初醒。
它突然打开了我的眼界，彻底改变了我的理想。
这些，甚至是我决定要考大学时也不曾想到的。
自然，这也是一个过程。
起初，一些年长同学的言谈令我震动甚至反感，但是逐渐地，我开始适应这一切，我的满是教条的思想受到撞击，进而有了怀疑和自省。
这时，幸运的是，我没有被一些同学和朋友多少是玩世不恭的情调所感染，走向高谈阔论的浮躁一路。
我性格中的严肃认真把我导向一种比较具有学术性的思考。
谈到学术，应当简单交代一下我入大学时的知识准备情况。
尽管我非常喜欢读书，但是除了没有读过多少真正值得读的书这一点之外，我对于理论完全没有兴趣，更不曾受过何种学术训练。
记得有一次，我到病房找我的一个病人朋友，当时他正伏在床边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多么古怪的书名！
我简直大惑不解：
一个人怎么会对这种艰涩枯燥的东西感兴趣？
后来，大约是在70年代后期，有一个全国性的“学理论”运动，家里满是医学书籍的书橱里因此增加了一些马、恩著作的单行本。
一天，妈妈给了我一本《共产党宣言》，让我也读，我翻了翻，觉得有点意思，虽然读不大懂，还是硬着头皮读了一遍。
这本书吸引我的，不是理论和思想，而是华丽的辞藻、欧式的文体和修辞。
因此，我没有接着去读什么《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或者《反杜林论》，我在理论方面的阅读到此为止。
再后来，我在工厂的时候读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时那是一项政治学习任务，不过我倒是读出了一点心得，觉得蛮有趣的。
此外，我还在工厂的图书馆里读到一部美国人写的《世界史》。
这些，差不多就是我进大学前读过的全部理论书了（如果历史书也算的话）。
至于外语，我念初中时在一所学校学了一点英语，在另一所学校学了一点俄语，以后统统忘光，好在我考大学那一年，外语只作参考，放弃了并不可惜。
我的高考成绩，历史一科最好，得了80多分，其次是语文，也有70多分，地理和政治都是60多分，数学最差。
其实，我对于历史的兴趣一般，考得最好，主要归功于“背”。
考政治也完全靠“背”，可成绩比想象中差，当时甚至动了查分的念头，终因手续复杂而作罢。
不过，四年后，我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背”政治再度失手，最后补考方才过关。
这也许说明，我对这一科目不仅迟钝（关于此还有许多其他例证），而且心底里有一种反感和抵制的情绪。
我没有博闻强记的本领，对于缺乏内在生命而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尤其不耐烦。
以我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点，我喜欢有一点活动空间，一点自由创造的余地。
因此，在所有的科目里面，我最喜欢语文，说得更确切一些，我最喜欢其中的“作文”。
不过，我又不像许多人那样，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有过文学梦，我也几乎没有试着写过小说一类东西。
我的“作文”基本上都属于那种篇幅不大的叙事和说理体裁，开始是名副其实的作文，后来就变成了日记。
我从中学开始就有写日记的习惯，这种习惯保持了很久，它对于训练我的写作能力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
总之，在即将跨入大学校门的时候，我在知识准备方面的情况很遭，比较有优势的，是个人的质素和能力。
我能够考进大学，靠的主要是后者。
我的高考总分不高也不低，去掉最好的学校，再去掉师范学校，选择范围就不太大了。
最后我被西南政法学院（现在改名为西南政法大学，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原来的校名）录取，成为一名法律专业的本科生。
在那以前，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去学习法律，也说不上喜欢不喜欢这个行当，因为当时我对于法律并没有什么认识和了解。
但是既然进了校门，我也就像其他年轻人一样，怀抱了极大的热情和好奇，投入到全新的生活当中。
大学
第一个学期，我肯定是好学生，期末三门考试我的成绩都“优秀”。
但是再往后，我就变了，而且越变离“正道”越远。
我曾经那么想了解、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但我很快就感到失望。
我在课堂上听到的那些法律理论不但与现实完全脱节，而且粗陋得不成话，根本没有说服力。
这与当时“思想解放”氛围中学生们活跃的思考显得很不相称。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这些课程相配套、被列为必读书的“马列原著”恰是最具思想力和批判力的作品，一个人如果真正读过并且理解了这些作品，他（她）怎么能够接受自己在课堂上听到的东西？
我从阅读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开始学习读理论书和培养自己的理论兴趣，这在当时即使不是进入理论的唯一选择，也是最便捷的方式。
因为在此之外其他理论书籍尚少，借阅不易，更没有地方去购买。
最初，我备尝读书的艰苦，主要问题是读不懂，确切说是似懂非懂。
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仔细地读，反复地读，甚至用笔记的方式把所读的东西作成缩写。
这个法子很笨，但是奏效。
经过大约一年多这样的训练，我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有了提高，理论上的鉴别力也有所改善，但结果却使我不再是个好学生，也不想再作个好学生。
我开始挑挑拣拣，经常逃课，最严重的事发生在“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课上，整整一个学年的课，我只去了两次：
第一堂课和期终考试。
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入学的那一年，恰好也是我的母校在停办多年之后恢复招生的第一年，老师们因为重执教鞭而感到兴奋，对自己的学生更是加倍地关心，加之我们这一届学生大多有过社会经历，独立性强，师生之间相处甚为融洽。
这在无形中造成了我们这个年级同学的某种特殊地位。
身为“78级”同学，我们享有一些“特权”，一些令所有低年级同学羡慕不已的自由。
我很庆幸，一开始就能够生活在一种相对放任自由的环境里面。
否则，过多的纪律约束同教条化的教学结合在一起，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毁掉一个虔诚求知的青年。
少年时代的经历培养了我的自立精神，也教会我恰当地运用自由，因此，我很快就适应了大学生活。
我为自己制定了读书计划，并且定期检查这些计划的实行情况，同时，我还经常作自我反省，不断调整生活和学习的目标。
大约在大学二年级后半，我已经非常明确地为自己找到了大学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通过广泛阅读尽量拓宽知识面，同时把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能力作为主要目标。
从专业发展的角度看，以最大限度地拓宽知识面为发展方向，其实等于没有方向，但它比较合乎通才教育的宗旨，甚至还可以说，它更接近于教育的本旨，尽管当时我并没有特别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之所以如此选择，毋宁是因为一些更具体更直接的缘故。
首先，我有很强烈的求知欲望，而所谓专业方面的课业远不能满足我的这种欲望。
其次，进入大学以后，我痛感自己过去在知识上的匮乏，有一种急于补课的冲动。
此外，我还模糊地感觉到，大学教育应该是那种让一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训练，而不是把人变得狭隘。
要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就不能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专业领域之内，而应当了解和掌握多方面的知识。
有了这种想法，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杂览群书。
我“杂览”而不说“博览”，是因为我读书虽杂，但还谈不上博。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图书出版远没有现在这样的规模，以至于当时我敢夸口说，凡是值得一读的书，出一本我就能买一本。
实际上，那几年我读了不少欧美古典小说，那是我所谓补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说到能力的培养，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个“虚”的东西，不易捉摸。
我想也是这样，至少，能力没有形貌，也不好衡量。
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能力的有无与高低，也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举一个小例子。
大约在三年级的下半或四年级的上半，我们开了“外国法制史”这门课。
当时的主讲老师林向荣先生是一位很严肃的学者，对同学们要求也比较严格。
说来也有意思，我们这些号以“78级”的宠儿，平日散漫惯了，但在林老师的课上一个个都很规矩，不敢造次。
至于我自己，坦率地讲，我喜欢这门课，不但因为林老师身上有一种正派谨严的学者风范，而且因为“外国法制史”这门课让人觉得视野开阔，这很合我的脾性。
最令人难忘的是期末考试。
当时，林老师宣布了两条纪律：
第一，开卷考试；第二，按时交卷。
必修课开卷考试，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既然可以带参考书，评分的标准就不在乎抄书与否，而在于抄得好与不好，考的是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的能力。
至于第二条“按时交卷”，这是所有考试都有的要求，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说到做到，毫不含糊，这也是唯一的一次。
考试成绩出来了，在全年级360多人当中，我是第一名，得了97分。
我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实行的自我教育策略的一个胜利。
说到成绩，我必须要告诉读者，我四年里参加过数十次考查和考试，并不总是有这样拔尖的成绩。
事实上，我也没有把这一点当作自己的目标。
大抵我感兴趣的课，成绩都不错，对不感兴趣的课，我既不愿下工夫，也不在乎考试成绩，只要能及格就行。
这一点，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况且以及格为基本目标，实际是冒了不及格的危险，而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危险。
这是另一个故事，不赘述。
我只想说，一个人认准了生活的目标，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得失荣辱，不动于心，这是一种人生境界。
我当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我崇尚这一境界，并且试着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通过回答生活的挑战来磨练自己的心志，而在大学毕业之前，我想，我已经做到了不为分数所动，而且绝不只是口头说说。
现在，我应该谈一谈自己的专业。
作为一个法律专业的本科学生，我在四年的时间里面究竟学到了什么东西？
我如何看待自己的专业？
如前所述，以前我对法律并无了解，也谈不上喜好不喜好。
既然读了法科，我便努力去了解并且想要喜爱自己的专业，但是最终，我所接受的那一套“法律教育”，驱使我离开它越来越远，我不但疏离了这种法律教育，而且也疏离了法律。
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讽刺。
我的性格，原本不喜欢僵硬的教条和枯燥的条规，可是我们的法律教育，偏偏把法律弄成这两种东西中的一种。
二年级以后，我们开始学习部门法，当时，国家立法远没有现在那么多，司法活动也恢复未久，部门法的讲授要么是些干巴巴的原则，要么是对现有法条的琐碎讲解。
最要命的是，不论是所谓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学，其实都没有理论，不成系统，最后竟让人怀疑其中到底有多少能算是学问。
大学期间，陆续有一些法学刊物创刊，开始我非常兴奋，全年自费订阅，但是不久，这些杂志对我全都失去了吸引力。
结果是，我以后再也没有亲近法学刊物的欲望，而且，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因此而失去了什么。
当然，话说回来，我毕竟是一个法科学生，四年的法律教育虽然没有让我学到多少东西，但却为我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和方向，它的意义在我决定报考研究生的时候便显示出来：
我必须选择一个学科，一个专业，而所有这些都是给定的，不容我作自由的创造。
结果，我还是选择了一门法律专业，但又是一门与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法律相距最远的“法律专业”——法制史。
更确切地说，我的专业方向是“外国法制史”，这一选择显然有林向荣老师影响的痕迹。
在结束我的大学之篇之前，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件事，一件比知识的获取更为重要的事情，来作本篇的总结。
在上大学以前，我从不曾想过要考研究生，后来的转变显然与我在大学的“觉醒”有关，与我对学问的认识和日渐增长的兴趣有关，不过，这些都还是比较表面的东西。
使我决定要报考研究生的更根本的原因实际上来自于一个更深层的转变，一个人生历程上的重要选择。
前面提到，当初填报大学志愿时，我曾尽量避免师范学校，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教书匠，不，岂止是不想，我对这样的前景简直是又恨又怕呢。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两三年之后，我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职业。
是什么使我一变而至如此？
我所经历的失败的法律教育不大可能把我引领到教师的职业上去。
然而，正是四年的大学生活使我更深切地体味到了自由的价值，而我一旦享有这样的自由，就不愿再失去它。
四年寒窗帮助我了解了许多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了解了我自己。
我终于知道，作一个学者比当一名钳工更合乎我的禀赋，逐渐地，我达到了这样一种内心的确信：
书斋生活即是最适合于我的生活。
这时，我选择的与其说是一种职业，莫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人生的道路一旦确定，剩下的事情便可以从容地去做。
我不必着急，在成为一个教师之前最好有机会继续深造，一方面，我需要更多也更系统地掌握某些知识，尤其希望在杂览的基础上有一点专攻，另一方面，学业上的深造不仅有益于将来的职业，而且只会增加获得这一职业的保障。
因此，我决定报考研究生。
我的研究生考试与我当年的高考很相似。
当年我不相信辅导班，现在我也不想费尽周章去找所报学校的教材或者所报导师的课堂笔记。
我的策略是依靠自己和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掌握基本的东西，准备好作临场发挥。
结果也一样：
我的总分不高也不低，但是被录取了。
就这样，我带着少年的自负，甚至是尚嫌幼稚的桀骜不驯，还有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来到了北京。
继续深造
对我来说，人生际遇的重大转变已经在大学完成，相比之下，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其重要性主要是在学术思想发展的方面。
因为有大学四年的经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对我来说就显得相当轻松，再加上研究生课程比较本科课程已经大为减少，考核方式也比较灵活，这使我得享更大的自由。
这一时期，我继续读书，继续我的自我教育，但是内容开始有所变化。
我几乎不再读小说，读书范围虽广，但已从原来的驳杂转到主要是人文方面和专业方面。
经过两年的必修课训练和后来的自学，我的英语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基础，这时我便尝试着阅读专业方面的英文著作，同时作一点翻译训练。
也是在这一时期，我学会了欣赏西洋古典音乐，而在这以前，我听到贝多芬第五交响乐时的感觉，就像我初见人读“费尔巴哈”时的感觉差不多。
此外，我还热中于当时北京的各种美术展和一些艺术表演，在这方面，我原本就有兴趣，这时更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这就是北京，一个人才汇聚而且机会同诱惑一样多的大都会，它进一步打开了我的眼界，同时也培养了我的趣味。
这些好处我立时就感觉到了，但那仅仅是开始，后来我将更多地从中受益。
现在有些地方的研究生，从入学的那天开始便面临出版的压力，他们的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就把“出成果”的任务交给他们。
我真的很同情这些学生，同时也为他们感到惋惜。
他们在失去宝贵的学习机会的同时，很可能得到一种对于学术的错误理解。
80年代初，我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研究生的时候，幸而还没有这种不良风气。
因此，我可以在一种比较平静的氛围中安心读书。
我的指导老师为人宽厚，从不干涉学生的学习、研究和思考，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尽量为他们提供便利。
他不像有的指导老师，对自己的学生看得很严，上课之外，还要开列一大堆马列经典让学生读，且定期检查，当场问难，只要发现理解稍有“偏差”，立即声色俱厉把人教训一顿，弄得自己的学生战战兢兢。
当然，我那时已经身经百战，不会怕这种人，也不会受其影响，但我的研究生生活，一定不会像现在回想起来那么愉快和充实。
我是如此地痛恨思想管制，因此，想到当初能够不作无谓的牺牲，更无须忍受精神折磨的痛苦，我应当有理由为自己感到庆幸。
法制史是一门介乎法学与史学，甚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学科，所谓外国法制史更是宽广得没有边。
上至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以及希腊、罗马，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美国、拉美、东南亚，无不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
实际上，没有人能够胜任这样的研究，而且除了苏联和接受了苏联学制的中国，恐怕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在大学里开同样名称的课程。
可我居然就成了一名攻“外国法制史”的研究生。
我原来曾希望在研究生期间加强“专攻”，可是这样的专业如何去“专攻”呢？
当然，任何研究者都只能选择某一段时期、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某一类法律来研究，但是在当时，无论人们想要研究的是古代还是中世纪，也不管他们选择哪一个民族和国家，除了总是老一套的教科书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专业书可读（这种情形到今天只有微小的改善）。
因此，要实现“专攻”，唯一的办法是在选定研究对象之后，扎到图书馆里，从西文文献开始。
这样的工夫我也做过一些，尤其是在准备硕士论文期间。
不过总的说来，仅仅研究比如罗马法或者日尔曼法或者英国法，并不能满足我的精神需求，我钦佩那些学者写就的作品，但它们对我还是稍嫌技术化。
我心仪的学者，不是专家式的，而是思想型的。
这可能部分是因为，我通过阅读接触到并且为之吸引的多半是思想型的学者，比如孟德斯鸠、费希特或者穆勒；部分是因为我自己的学术趣味和禀赋更接近后者而不是前者。
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
总之，我并没有走“专攻”一路，我的研究生三年，总有一半是用在一般性的阅读方面。
要在这里开列一张我在研究生期间读过的书的书单，那是很乏味的，但是有两位著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却不能忽略。
其中一位就是刚才提到的孟德斯鸠，他的大著《论法的精神》享有18世纪百科全书的美誉。
另一位是英国人梅因，他的不朽著作《古代法》曾经对19世纪的欧洲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两位大师和他们的著作都不容易归类，尤其是孟氏，他的作品是一般知识分子的必读书，而不应归在任何一个专业。
不过，同样明显的是，这两位著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与法律学有密切关联。
特别是梅因，他独自开创了一个法学流派，他本人在法制史研究中的地位尤其崇高。
在我稍后发表的一些文章里面，两位大师的影响清晰可辨。
比如，我曾以梅因的书名“从身份到契约”为题作过文章，也曾把孟氏的一句话“我们应当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阐明法律”改成“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并把它当作自己研究的导引。
不过，这些都还是最显见最表层的印记，而我的受惠于前贤，实在不止于此。
我读这些大师的作品，对他们的博识深为叹服，更为其思虑的深邃所吸引，因此有意无意地想要学习他们思想的方法，找寻他们进入学问的路径。
这种探寻乃至模仿不是要把他们当作我的研究对象，而是想接近他们，把他们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融入我自己的血肉。
因此，我不只是理解他们，而且运用他们，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使我对他们的理解流于片面。
后世的学问家，把孟德斯鸠奉为比较法的始祖，把梅因誉为法律人类学的先驱。
我的法律史研究，开始就走上比较一路，以后又为人类学所吸引，追根溯源，恐怕还要回到学生时代的阅读与思考。
一个人的思想什么时候成熟和定型，这实在是一件很难讲的事情。
以我的经验，一个人若是在青年时代就开始用心思考，那么，不管他或她当时的思想如何幼稚，也不管他或她将来的思想怎样变化，最重要的东西很可能在那时就已经发端，以后的思考，或者围绕一个当时萌发的问题，或者沿着那时所确立的方向，逐渐地展开。
至于人生经验，也许可以追溯到更早阶段，但这问题不在我现在的讨论范围之内。
就我自己而言，人生的转折发生在大学，思想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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