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docx
《论《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论《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
邯郸学院成人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
题目：
论《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作者：
尚彦磊
年级：
2012级
专业：
汉语言文学
指导教师：
李红霞
邯郸学院大名函授班中文系
2014年08月04日
郑重声明
本人的毕业论文（设计）是在指导教师李红霞的指导下独立撰写完成的。
如有剽窃、抄袭、造假等违反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侵权的行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各种后果，直至法律责任，并愿意通过网络接受公众的监督。
特此郑重声明。
毕业论文（设计）作者（签名）：
年月日
目录
摘要..............................................4
关键词............................................4
爱情的悲剧性......................................5
悲剧爱情的独特性..................................7
爱情悲剧的必然性...................................9
结论...............................................11
参考文献...........................................12
摘要：
《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
宝黛的爱情，并不是那种一见钟心的才子佳人的爱情，他们是建筑在叛逆封建的共同思想基础之上的。
这两个人物，都是随着封建末世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而产生的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新人雏型。
在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新思想、新性格，并不是偶然现象，是有其产生的历史时代根源和社会经济基础的。
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
关键词：
《红楼梦》悲剧；独特性；必然性；社会根源
——论《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
作者：
尚彦磊指导教师：
李红霞
《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
《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仅深刻，也极其广泛。
封建社会里所存在的很多问题，无论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以至风俗习惯等等，曹雪芹都做了广泛的反映和不同程度的审视。
其涉猎之广，堪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正如王希廉所说：
“《红楼梦》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
”（《红楼梦总评》）[1]而其中尤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激起读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
曹雪芹在表现这一爱情悲剧时，并没有把悲剧冲突放在肤浅、表面的尖锐状态中，而是真切细腻地描叙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从两小无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历程中同周围环境的对立。
爱情的悲剧性
林黛玉初来贾府时，贾府上上下下对于她可能成为贾府儿媳怀着很大兴趣。
善于看风使舵、窥察贾母神色的凤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第二十五回，亲昵地戏称：
“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
”[2]第六十六回，兴儿对尤氏姊妹介绍贾府人物时，颇自信地说：
“贾宝玉的婚事，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
”[３]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林黛玉孤傲性格的发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渐失去贾府统治者们的喜爱。
她和贾府的冲突，是以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在深刻的形式进行的，是真正尖锐的。
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成为悲剧，不是由于宝钗的出现，也不是简单地由凤姐、王夫人，贾母造成的。
对于这些宝黛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曹雪芹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像传统的戏剧小说里的小丑一样拨乱其间，而是写她们沿着封建社会不可抗拒的社会法则在进行活动。
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
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
贾宝玉和林黛玉，反对封建礼教，倡言男女平等，要求个性解放，主张恋爱自由平等，是一种和封建正统思想相对立的企图变革封建制度的新的意识形态。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前身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当然也还不可能是革命者。
他们的反封建的思想还是软弱的，他们的叛逆行为也是有局限性的。
在他们身上还鲜明地留有封建阶级母体的胎记，还无力彻底冲破封建家庭的黑暗王国。
这正是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那个历史时代给他们造成的悲剧。
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
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
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
《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
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
《红楼梦》中两个爱情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不再是以前戏剧小说所常写的“金榜题名”式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两个性情乖僻，被当时人嘲弄为有“痴病”的封建主义的叛逆者。
他们不单单是在自由恋爱这点上与那个社会相抵触，而是在许多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上与那一社会相违背。
贾宝玉坚决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他对举世趋之若鹜的科举仕进道路非常冷淡，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进底下的人痛骂为“国贼”，并对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给以激烈地憎恶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传封建正统教义的书给烧了。
贾宝玉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滓”[5]林黛玉虽然口头上说得不多，但在许多实际行动上背离了那一社会的妇道，特别是她对贾宝玉的叛逆行为始终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把贾宝玉引为知已、视为生活的终生伴侣。
两个人终于由两小无猜的梅马之交，逐步发展到了两相情爱的“木石前盟”，然而，这理想的“木石前盟”，却被不合理的“金玉良缘”给破坏顶替了。
因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封建礼教，是不准许婚姻自主的。
谁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触犯了封建礼教，那便是“大逆不道”。
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不就曾借题发挥，咒骂“世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想起她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是“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吗!
尽管黛玉为“终身大事”而得了“心病”，但冷酷吃人的封建礼教和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是不会有半点让步的。
她既没有父母做主，又不具备条件，是永远不能如愿以偿的。
更重要的是宝玉的婚事，关系到封建家世的利益，当然也要由封建家长给包办、在大观园里异姓的女子中间，有更适当的人可供选择。
“至于这些女子当中谁是最适当的……决定这个问题的绝对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而是家世的利益。
”贾府的统治者们，正是从贵族家庭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出发，而把薛宝钗扶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
因为她是个自觉的封建卫道者的典型标本，装有满脑子的封建正统思想。
只有她能劝宝玉改“邪”归“正”，步入仕途。
她既能传宗接代，当贤妻良母；又能“三从四德”，会持财理家。
所以他们才全然不顾宝黛个人的意愿甚至是死活，设下骗局，移花接木，决定用“金玉良缘”顶替了“木石前盟”。
宝黛之间的爱情尽管有着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有着浓重的没落贵族的气息。
这一方面表现在男女主人公由于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的爱情生活打上了绮艳轻柔、闲愁万种的情调。
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这一爱情的阶级性，更规定了他们爱情的反封建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
他们的爱情，只能局限在大观园那一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无力到荣国府外面去开拓新天地。
他们对封建家长还存在着某些幻想，在爱情最后的阶段，他们消极地等待由封建家长做主完成婚姻，以至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面前失去了斗争的能力。
这种反封建爱情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致命弱点。
因此，这一爱情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固然是由时代所造成的，但爱情本身所存在的贵族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悲剧爱情的独特性
林黛玉悲愁和眼泪最深刻的根源，是她和周围环境世俗人群的不相协调。
不必说恪守名教的薛宝钗，也不必说逆来顺受的贾迎春，便是豪爽旷达的史湘云，也有她从俗认命的一面，随遇而安，因而她们虽则各有自己的悲剧，却都不如林黛玉的悲剧那样富于社会意义和激动人心。
林黛玉那种孤高敏感的个性和气质，的确是十分独特的。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贾府上下的人，尤其是贾宝玉并未伤害林黛玉，林黛玉却认为别人伤害了自己。
有时甚至别人的好意也会成为她伤感的由头。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合情合理，完全显示出了这一个性的独特性。
一次贾府伶人扮戏其中小旦扮上活象一个人，风姐、宝钗、宝玉等人心里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或不敢、或不肯，都是为了怕伤着林黛玉。
惟有史湘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宝玉忙使眼色制止，好意调停解释，到头来，黛玉不但不领宝玉的情，恼他比恼湘云更甚，宝玉分辩说自己并未拿黛玉比戏子，并未笑她，黛玉回道：
“你还要比?
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
”“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
这安的是什么心?
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
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6]这是怎样—颗敏感自尊的心。
的确，谁也没有想给黛玉难堪；然而她脆弱而倔强的个性，时时处处都在防范自卫的心理，对宝玉由相知而苛求的感情，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值得同情的吗!
就如宝钗送燕窝赠土仪一类事情在黛玉心理上引起的反应，也当作如是观。
在宝钗这面好意是毋庸置疑的：
在黛玉这面，伤感悲泣又实在出自必然。
可见，连好意的关切和体谅都会触发她的联想，引起他的伤感。
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属于她自身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充分。
她的所谓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带有更多的个人性质。
从一些细微末节之中已可见出端倪。
周瑞家的分送宫花，别人都谢过收下，唯独黛玉发问：
“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
”“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粗粗看去，黛玉确实挑剔、小器，透过表象，可以感到她时时处处看重作为一个独立个性的自我。
行酒令时，她随口说出了《西厢记》（牡丹亭）等“淫词艳曲”里的句子，失于检点，以致受到宝钗的箴规。
黛玉似乎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放在了脑后，总想展露才智，争强斗胜。
省亲之日黛玉安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只命作一匾一咏，又不好违谕多作，大为扫兴。
后来到底憋不住，替正在大费神思的宝玉作了“枪手”，令宝玉喜出望外，觉得比自己高过十倍。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
在他身上既有着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
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
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
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
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
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7]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
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
第七回他感慨地说：
“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
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
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
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
”[8]）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
“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
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
”[9]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
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
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
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
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
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
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
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
“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
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
”[10]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
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
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
”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
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
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人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
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
“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在贾府上下看来，贾宝玉如和宝钗结合，他将赢得世俗艳羡和锦绣前程。
贾宝玉如和黛玉结合，他将一无所有。
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只能允许贾宝玉和宝钗结合，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
因此，不难看出，宝玉和黛玉的爱情，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爱的浓厚色彩。
恩格斯曾指出现代性爱的特点：
“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绝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
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风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
”宝黛爱情发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明显体现了这种特点。
特别是他们的悲剧结局，如果比之于《西厢记》等那种两性之间，一见钟情，始于通奸，终于圆满的古代的爱，确实呈现了现代性爱的进步因素，而有了显著的质的区别。
这所谓质的区别，就在于宝黛的爱情和他们的叛逆思想，有着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社会现实的土壤，是伴随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新的意识形态。
因而它是反映了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阶级利益的一代新人的雏型，是不满社会现实，要求变革种种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主张个性解放?
?
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同以封建礼教为内容的封建正统思想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宝黛的爱情悲剧，正是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吃人罪恶的揭露与控诉。
同时它也表明了趋向封建末世的封建统治阶级，虽然还垂死挣扎，狗急跳墙，把如同新生婴儿般的叛逆者，扼杀在襁褓里；但它已经到了日暮穷途，外强中干，分化瓦解，后继无人的地步。
这一爱情悲剧，怎能说与阶级斗争无关?
与“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兴衰无关?
又怎能说它负担不起完成反封建的政治主题的艺术使命呢?
它已向人们予示：
乌云遮不住曦光，抽刀断不了水流。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遭到封建势力风刀霜剑摧残的一代新人的雏型，正象被压在巨石底下的幼苗，终将曲折地抗争出世，发展壮大。
而已经腐朽的封建社会以及为它服务的意识形态，迟早避免不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崩塌复灭的历史结局。
这便是宝黛爱情悲剧所寓有的极为深刻而丰富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批判的艺术力量，从而给《红楼梦》反封建的政治主题，增添了鲜明而深刻的倾向性。
还应当指出：
在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日趋衰败，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发生那个历史转折时期，曹雪芹作为文学战线上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代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抨击旧的封建秩序，起了他启蒙的进步作用。
他赋予宝黛身上的要求变革封建制度的理想和主张，也是十分令人尊重的。
“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
”我们也应该看到，曹雪芹由于封建时代和贵族阶级的局限而导至他的世界观的矛盾。
尽管他有民主主义的进步思想，但毕竟尚未成熟，仍处于初期的幼稚阶段。
他的理想和主张，距离实现还很遥远，他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也很渺茫。
因此，他笔下的一代风流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也就表现了反封建的软弱性，他们同封建制度尚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宝黛的爱情悲剧，固然寓有积极深刻的社会意义，显现了批判封建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艺术威力，但也渗透了曹雪芹唯心主义的宿命论，色空观念以及悲观主义的思想意识。
这是不容忽视而必须加以扬弃的。
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悲剧，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它作为书中的一条主线，乃是为了表现反封建的政治主题，为总纲服务的。
这部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中国古典小说，如果抽掉了宝黛爱情悲剧的主线，就等于拆除了这座艺术楼阁的顶梁支柱。
很难想象，只留下其它线索，组成各种矛盾以反映阶级斗争，会成什么样子?
那就必然会失去其寓意深邃的思想光彩和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参考文献：
[1]张俊，《中国文学史》第四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5版，第239页。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53页。
[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939页。
[4]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83页。
[5]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8,29页。
[6]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04页。
[7]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50页。
[8]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16页。
[9]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014页。
[10]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445页。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