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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哲学思考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哲学思考*
李子奈齐良书
摘要：
本文就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几个哲学基础问题进行了讨论。
主要结论包括：
广义的或者说完整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并不是一般认为的“只能检验，不能发现”，而是一个能够作出科学发现的研究全过程；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阶段的演绎与模型检验阶段的归纳相结合，构成了完整的、辨证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认识论；在方法论上，计量经济学兼有证伪和证实的成分，但其证伪和证实作用又都是不完全的；要正确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总体模型设定中必须坚持“从复杂到简单”的思想路线和技术路线，在模型检验中确保样本数据的质量并对数据作出必要的检验和技术处理；正确理解相对与绝对的关系，对于正确理解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相对性和合理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词：
计量经济学模型归纳与演绎证伪与证实一般与特殊相对与绝对
作者：
李子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100084）；齐良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4）。
一、引言
经济学可以分为规范经济学（NormativeEconomics）和实证经济学（PositiveEconomics），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考虑社会价值判断。
规范经济学承认价值判断，理论来自于价值判断，政策以价值判断为依据，试图回答“应该是什么”。
实证经济学排斥价值判断，着眼于各种经济主体之间、各个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规律，试图回答“是什么”。
实证经济学起源于“萨伊定律”，形成于“边际分析”，盛行于“凯恩斯主义”。
在实证经济学中又分为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现代西方宏、微观经济学属于理论实证（Theoretical），而计量经济学则是经验实证（Empirical）。
目前国内的许多文献中将“实证”等同于“经验”，凡是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研究都被称为“实证研究”，其实是不准确的，但已经是约定俗成。
近十多年来，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为代表的经验实证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际经济分析的主流方法。
仅以《经济研究》发表的论文为例，我们对1984—2007年《经济研究》发表的近3300余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方法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1984年为0，1992年为5%，1998年为11%，然后迅速提高，2004年为40%，2005为56%，2006年、2007年都为53%；而且研究对象遍及经济的各个领域，所应用的模型方法遍及计量经济学的各个分支。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发展与传播，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在社会学、管理学领域迅速扩张，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以《管理世界》的发文为例，在2000年全年刊发的210余篇论文中，还几乎看不到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但是在2009年第1期至第6期的96篇论文中，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53篇，占55%。
但是，在我国的经济学经验实证研究中，主要是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问题和错误也大量存在。
究其原因，对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方法论基础，特别是它的哲学基础缺乏深入研究和正确理解是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使我国的经济学经验实证研究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致陷入“自欺欺人”和“自娱自乐”的境地，本文试图对它的几个哲学基础问题展开讨论，以澄清经验实证的功能，局限和应用原则，回答经验实证能够做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做这两个基本问题。
具体包括：
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功能是检验还是发现？
在认识论范畴上，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是归纳还是演绎？
在方法论范畴上，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是证伪还是证实？
以及在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如何认识和处理特殊与一般、相对与绝对的关系。
对于经济学经验实证研究的推广与普及，也存在截然相反的评价。
例如，有人指出，“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那些被封为‘一流’的理论经济学研究刊物如《经济研究》所刊登的大都是计量实证性文章。
但实际上，这些实证分析文章基本上都不是与理论有关的，正是这些杂志误导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以至中国经济学界几乎没有理论研究，甚至经济学人根本不识理论了”。
这样的评论其实并不陌生。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学者曾经就计量经济学是否存在展开了一场争论。
“不管怎样泼洒计量经济学的圣水，我们都没有因此离经济学的天堂更近一点。
”（T.Lawson，1997）“我们已经在（计量经济学）这个铁锤上投资了许多，但是它却不能敲碎任何比胡桃大的东西。
”（M.Blaug，1992）都是流传甚广的经典语言。
鉴于此，我们必须声明，本文进行的讨论，是为了正确地理解和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纠正目前应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以发挥计量经济学模型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强大的、不可缺少的功能，而不是为了否定计量经济学。
二、检验与发现
有人认为，实证方法只能检验，不能发现。
“由于实证方法强调的是对理论假说的经验检验，因此，这种方法只是‘辩护’的逻辑，而非‘发现’的逻辑。
它只是对人们头脑中业已存在的理论假说进行证实或证伪；它不产生理论假说，只是检验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新的知识）并不能靠实证方法所获得”。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认识。
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讨论，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否是“只能检验，不能发现”？
任何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试图回答：
如何从经历到的过去、特殊和局部，推论到没有经历到的未来、一般和整体？
都遵循以下过程：
首先是对偶然、个别、特殊的现象的观察；其次是对观察结果进行抽象，提出关于必然、一般、普遍现象的理论假说；然后对假说进行检验，检验方法一般包括实验的方法、预测的方法和回归的方法；最后是发现，关于必然、一般、普遍的规律的发现。
经济学研究也是这样。
不能因为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性而否定这一共同的范式。
它们的差异性存在于每一步骤之中：
如何观察？
如何抽象？
如何检验？
如何发现？
在这一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实证处于什么位置？
发挥什么作用？
具体讲，在这一经济学研究过程中，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处于什么位置？
发挥什么作用？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和定义计量经济学。
狭义的计量经济学，翻开任何一本教科书，都可以看到，它是以模型估计和模型检验为其核心内容，说到底，就是回归分析。
那么它显然处于对假说进行检验的位置。
回归分析是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它针对已经设定的总体回归模型，按照随机抽样理论抽取样本观测值，采用适当的模型估计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并进行严格的检验，得到样本回归函数，完成了统计分析的全过程。
统计分析给出的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经济行为中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一定能够通过表征经济行为的数据的统计分析而得到检验；如果不能通过必要性检验，在表征经济行为的数据是准确的和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正确的前提下，只能怀疑所设定的经济关系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但是反过来，如果在统计分析中发现了新的数据之间的统计关系，并不能就此说发现了新的经济行为关系，因为统计关系不是经济关系的充分条件。
“从逻辑上说，一个统计关系式，不管多强或多么有启发性，本身不可能意味着任何因果关系。
要谈因果关系，必须来自统计学之外，诉诸先验的或者理论上的思考。
”举一个十分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们通过对农民消费行为的观察和分析，提出了我国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受到并且只受到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的假说，于是建立了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如果经过模型估计和检验，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模型，也就认为“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由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唯一决定”的假设通过了检验。
如果这是一个不好的模型，也就认为“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由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唯一决定”的假设没有通过检验，就需要重新进行行为分析，有可能遗漏了某些对农民消费有重要影响的因素，需要重新提出假说。
但是，如果我们对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检验，有可能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统计上的相关关系或时序上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农民人均消费水平是由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所决定”的结论。
毫无疑问，从这个意义上讲，计量经济学模型只能检验理论而不能发现理论。
统计关系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认识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它不仅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经验实证中的统计分析的作用，也可以为改进和发展经济实证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提供指导。
例如，结构突变点的内生与外生问题。
经济时间序列的结构变化是一个普遍现象，它既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个统计现象。
首先是经济行为上发生了结构变化，然后在统计上得到了反映。
例如，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开始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流通体制等方面的全面改革，那么我国的许多宏观经济时间序列以1993年为突变点可能发生结构变化。
在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为了检验结构变化是否真的发生，将结构突变点外生，是从经济现象入手，然后用统计现象进行检验，将统计现象看作经济现象的必要条件。
这种思路和方法是科学的。
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研究中，经常有人将结构突变点内生，即采用统计方法寻找突变点，然后用经济现象进行解释。
这是从统计现象入手，将统计现象看作经济现象的充分条件。
将结构突变点内生，从统计学方法技术上讲可能是先进的，但是从逻辑学上讲是存在问题的，误将必要条件作为充分条件。
即使是检验，也只是一定概率意义上的检验。
认识这一点同样十分重要。
计量经济学模型基于统计抽样形成的经验数据，运用随机数学分析工具完成或然知识的建构，并按照统计意义的标准进行评价，避免了不可知论。
但是，无论是它的“证伪”还是“证实”，都是相对意义上的，不具有绝对性。
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进行详细讨论。
尽管狭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功能是局限的，只能检验，不能发现，但它仍然是任何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实践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从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寻找规律。
任何经济学理论，如果不能经受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的检验，肯定是不能成立的。
经济研究，以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实验室，不可能通过实验室的实验来检验理论假设，那么回归分析就成为不可替代的检验方法。
需要进一步提出的是，以上的讨论，仅针对狭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而言。
广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理论与方法，并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计量经济学教科书。
按照计量经济学的创始人弗里希（R.Frisch）为计量经济学所下的定义：
“经验表明，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的数量关系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本身并非是充分条件。
三者结合起来，就是力量，这种结合便构成了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理论、统计学和数学的结合；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的完整框架是：
关于经济活动的观察（即行为分析）→关于经济理论的抽象（即理论假说）→建立总体回归模型→获取样本观测数据→估计模型→检验模型→应用模型。
我们不妨称之为“广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理论与方法”。
我们已有的大量有价值的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实证经济研究成果，并不是“没有理论的检验”，都是首先提出理论假说，然后进行检验。
对于这样的实证研究，就不是“只能检验，不能发现”，而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发现的研究。
当然，不可否认，在我们目前的经济类刊物上发表的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论文，相当数量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其中，一部分是对缺少科学性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我们称之为“自欺欺人”；一部分是对人所共知的理论假设进行精确的、复杂的检验，我们称之为“自娱自乐”。
这些正是我国计量经济学发展的目前阶段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
三、归纳与演绎
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在认识论范畴上，经常被人们认为是归纳的。
诸如：
计量经济分析根本上属于科学研究方法中的经验归纳法；计量经济分析说到底是回归分析，而回归分析是归纳等等说法，频繁地出现在计量经济学教科书中。
诚然，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因为相对于理论经济学而言，计量经济学的确更偏重于经验归纳。
但是，如果缺乏对归纳与演绎方法的全面了解，以及对二者在计量经济学中的真正地位和相互关系的清晰认识，片面断言或强调计量经济学的归纳性质不仅容易产生误解，而且会导致经济学经验实证研究中出现方向性的偏差，具体而言就是过度追求变量的统计显著性，而忽视总体回归模型设定的合理性，进而得出经不住推敲或没有价值的结论。
要深入理解经济学中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关系，简单回顾一下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迁历史将是有益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一向以揭示具有必然性、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规律为目标。
既然如此，在逻辑上决不会出错的演绎法就一直是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这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一位讨论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的古典经济学家西尼尔明言：
“这门科学依靠的主要是推理而不是观测，其主要困难不是在于事实的调查而是在于术语的使用”。
那么，如何保证经济学的现实性呢？
在西尼尔那里，这根本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因为“构成它（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是很少的几个一般命题，这是观测的或意识的结果，简直不需要证明，甚至不需要详细表述，差不多每个人一听到就会觉得在他的思想上久已存在，或者至少是在他的知识范围之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的推断如果是正确的，推断就会和他的前提具有几乎一样的普遍意义，一样地确定”。
也就是说，经济学的前提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从这样的前提中按照逻辑推出的结论一定是正确的，毋需检验；归纳法在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位置。
另一位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J·S·穆勒同样认为，作为一门抽象科学，经济学必须使用先验方法，即抽象演绎法。
但穆勒清楚地意识到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政治经济学是从一些假设前提推导而来的，而这些前提也许完全没有事实基础，它们也并不把自己伪装成能和一切事实相吻合的东西。
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正如几何学的结论，仅仅在抽象意义上为真。
”也就是说，在现实情形下，由于存在着太多的干扰因素，经济学理论的预测结果有可能发生严重错误，虽然理论本身是正确的。
所以，先验方法必须和后验方法，即经验归纳法结合起来。
但在穆勒看来，经验方法在经济学中的主要职能并非检验理论，而是与抽象方法相结合，共同去完善理论。
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不表明理论是错的；它仅仅促使我们去注意先前被忽略的某个重要的干扰原因，最多，它提示我们去补充先前被忽略的一些前提条件。
穆勒的观点对主流经济学界影响甚大。
1891年，J·N·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所展示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基本上沿用了穆勒的观点：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演绎和归纳的结合。
“（探寻经济规律的）整个方法包括三个步骤。
第一步，必须确定何为运行中之主要力量及与其运行相一致的规律。
接下来进入纯粹的演绎阶段，在这个阶段，从给定条件下这些力量运行产生的后果中推断出结果。
最后，通过将已推断出的结果与直接观察出现的结果相比较，从而有机会测试前两个步骤的准确性和实际的适当性，并提出必要的限定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第三步——经验检验，其目标仍然不是判定理论的真伪，而是“有助于逐步建立起从简单到越来越复杂的假设……直到最后假设与事实完全一致”。
不过，由于19世纪的非主流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的大力提倡，归纳法逐渐受到更多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
德国历史学派的后继者、美国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米契尔在对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中，拒绝接受任何先验的理论，而是挑选出了一些可能导致经济周期的因素——货币、气候、储蓄、消费、投资等，收集大量与之相关的统计资料，为此还于1920年参与创办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力图通过对经验事实的不偏不倚的归纳分析找出经济周期发生的原理。
但是，经验事实是无穷无尽的，因而“这种性质的研究没有自然的结局，必然始终指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正是由于缺乏演绎方法的支持，米契尔关于经济周期的大量研究未能形成有说服力的理论，其中大部分结论已经被淡忘。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诞生，归纳法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继续上升。
1938年，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和基本假定》一书出版。
哈奇森认为，所有命题可以划分为两类：
重复命题和经验命题。
前者是不可能出错的同义反复，不否认任何可想象事态的发生；后者则具有经验内容，排除了某些可想象事态的发生。
科学的经济学命题应当能够被经验地检验，而已有的经济学命题深陷于限制条件或“其他条件不变”的围护之中，无法被检验，也不能提供信息。
虽然哈奇森对经济学的批评和他对假设和预言的混淆激起了很多学者的反驳，但经济理论需要经验检验这一点却从此确立了；归纳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也由对演绎法的补充和修正，转变成对经济理论或假说的检验和“判决”。
毫无疑问，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和迅速发展，集中体现了归纳法或者说经验检验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兴起。
然而，我们却不应由此而简单地断言，计量经济学仅仅是经验归纳法。
以上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发展历程的回顾表明，抽象演绎法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主干；脱离抽象演绎法的纯粹的经验归纳法在主流经济学中从来不曾存在过。
计量经济学作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如此。
只是，计量经济学对经济系统中各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采取了一种更加经验主义的态度。
在理论经济学中，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或者被视为单一的因果关系链条，或者被视为彼此交织、但可以用方程组精确表达出来的函数关系。
而在计量经济学中，经济系统被视为服从一定概率分布的随机过程，一般性的因果关系固然存在，但受到各种各样不可控的偶然因素的干扰。
计量经济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应用各种计量方法来尽量“控制住”各种偶然因素，以便在概率论基础上检验实际经济数据是否体现了一般性的经济规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计量经济学比理论经济学更偏重于经验归纳。
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什么问题，以怎样的视角去研究，以及怎样采集和处理数据，都是由抽象演绎法预先确定的。
因此，说计量经济学仅仅是经验归纳又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认识论性质可以从它的研究步骤中看得很清楚。
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包含两大基本步骤：
设定模型和检验模型。
前者是由一定的前提假设出发，经由逻辑变形而导出可检验的理论假说，并将之形式化为数理模型，属于演绎法的范畴；后者则是依托于样本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和统计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作出在一定概率水平上接受或拒绝原理论假说的判断，属于归纳法的范畴。
如果缺少前一个步骤，而仅仅从事经济数据的调查、收集、整理和统计分析，那就不再是计量经济学，而是经济统计学的工作；如果缺少后一个步骤，而仅仅对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数理推导，那也不再是计量经济学，而是数理经济学的工作。
计量经济学综合了上述两个步骤，并根据经济变量和经济数据的特点，发展了许多独特的方法和工具，例如广义矩估计、单位根和协整理论、工具变量法、归并数据的处理方法，等等。
由此可见，关于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认识论性质，比较确切的描述是，它是抽象演绎法和经验归纳法的有机结合，或者说，它既是归纳的，又是演绎的。
倘若简单地把计量经济学视为经验归纳法，过度拘泥于计量研究中的模型检验阶段，而不对模型设定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不论回归方法多么复杂和先进，检验步骤多么精细和准确，得出的结论仍然有可能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
必须认识到，在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演绎法和归纳法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不仅意味着彼此补充，也导致了彼此限制。
由于计量研究中归纳法的作用在于检验演绎法得出的理论假说，故而演绎阶段对归纳阶段形成了根本性的限制。
所研究的问题是否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和创新性？
所选择的理论框架是否适合于研究主题？
模型的基本前提假设在一般意义上是否成立？
模型的形式是否正确，是否纳入了所有重要的变量，舍弃了不必要的变量？
……这些从根本上影响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质量的问题，是在演绎阶段也就是模型设定这一步就决定了的。
如果一项计量研究的演绎基础薄弱甚或错误，归纳阶段做得再好也无法弥补蕴含在待检验理论假说中的缺陷。
当然，归纳阶段反过来也会对演绎阶段形成极大限制。
从模型的基本形式（截面分析还是时序分析？
线性方程还是非线性方程？
参数估计还是非参数估计？
等等）到变量的选择，甚至最初研究主题的确定，都要受到既定的数据条件和已有的计量分析方法的局限，结果往往和“理想的”经验检验相去甚远。
在现实中，后一种限制极为常见，几乎在每一项经济学经验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然而重要的是，不能因为遇到后一种限制而忘记前一种限制；不能为了处理归纳阶段的问题而降低演绎阶段的研究质量；从更根本的层面上说，不能片面强调计量经济学的归纳性质而忽视其演绎性质。
简言之，演绎法和归纳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两翼，缺一不可，不能偏废。
毋庸讳言，目前在我国经济类刊物上发表的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论文中，过度重视漂亮的归纳结果而忽视甚至不惜牺牲演绎过程的现象并非罕见。
一种突出的现象是模型设定的随意性过强，有时不符合经济学理论或违背常识，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让某个关键变量在统计上显著。
其实，这种在不合理的演绎框架下得到的归纳结果是毫无价值可言的。
此外，由于演绎部分缺乏创见，尽管模型检验部分做得十分缜密，研究的整体水平却不高，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四、证伪与证实
在方法论的范畴上，现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
计量经济学遵循证伪主义，而不是实证主义。
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
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
“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
正是由于证伪主义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这种影响特别集中地体现在计量经济学中，故而有经济学家称，“我同意计量经济学是证伪而不是证实的观点。
”
不可否认，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在形式上的确符合证伪主义的要求：
首先要提出一项具备可证伪性的理论假说；然后用经验数据来检验这一假说；最后根据检验结果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该假说。
然而在实质上，计量经济学是否是证伪主义的？
对此并不能只根据其外在形式而贸然下结论。
按照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任何含有经验内容的命题都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其根本原因在于经验归纳法的天然局限——休谟曾对此作出深入讨论。
波普尔进而提出，应以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科学进步应当通过对理论的不断证伪和修正而实现。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对20世纪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计量经济学的兴起并塑造了它的形式。
但是究其实质，计量经济学实际上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地遵循证伪主义。
实际上，相当一部分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还是沿着实证主义研究进路进行的。
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社会科学研究中无法全盘贯彻证伪主义。
证伪主义科学哲学看上去简洁明了，但将其应用于科学实践中却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困难。
首先，由于观察和记录中的误差，以及观测工具、观测方法上的缺陷，经验证据可能是不可靠的。
如果像波普尔早期所论述的那样，只需根据一项否定性的证据就可以证伪一个理论，我们就会时刻面临推翻正确理论的巨大风险。
其次，实际中的科学理论很少仅包括一个简单的命题，而往往是一个建立在若干假设条件基础上的定理系统。
由于这些假设条件常常离现实情况很远，所以即使发现了不利于该理论的某项推论的经验证据，也很难确定是哪项假设存在错误，更难以对整个理论作出否定的判断。
上述这些困难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就广泛存在，对计量经济学来说，这些困难更是构成了通向完全证伪主义的无法逾越的障碍，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大大高于自然科学，而其经验数据的可靠性和理论假说的现实性则大大低于自然科学。
正因如此，因否定性计量结果而一致认为“证伪”了某理论并将之摒弃的情况在经济学中极其少见。
尽管布劳格认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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