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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农业社会中,人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悟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不象西方那样以自然为认识对象,而是把自然人化,或者把人自然化,使思维对象指向自身而非自然。

所以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内向自求,重心术: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实行的是“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以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外推为国家统治秩序,是“人治”。

以家庭为重的观念使人们在群体行动中容易服从某些特定的权威,不喜欢坚持个人的权利。

这种“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而于西方而言,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展,引起古希腊哲学家对天文、气象、几何、物理和数学的浓厚兴趣,逐渐形成了西方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传统。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注重加工程序、技巧、分析、比较而言的工匠传统大大发展。

到了近代,西方试验科学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便具有很强的实证性。

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受到大工业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组织性、科学性、民主性的陶冶,“公平理论”、“自我实现理论”、“竞争精神”是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典型特点。

这种“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此外它也一定程度上受着其他要素的制约,例如哲学文化观念,地理环境要素等等,针对后者陈独秀曾有所表述:

“五方水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

中国是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压力,人们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受“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影响,不认为人和自然是对立的,不以自然为客体。

同时,广袤的陆地形成了中国人博大的胸怀,表现为惊人的忍让与超然。

“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不屑于打仗,那就是中国。

”(罗素)然而,居住在大陆封闭环境下的人们,由于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竞争,眼界狭窄,内向保守,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独尊意识。

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

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

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

居住在沿海地带开放环境下的人们,由于经常与外界交流和竞争,思维对象倾向于外界,思维视野不受地域限制,偏向于重视空间,同时也注重现在和未来。

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濒临河海的民族“精神勇猛”,有“活气”,敢“进取”。

外向型思维导致了他们求新、求变、好动的性格。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中西文化在思维模式层面的差异性便越来越大:

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圆形,以直觉体验为工具,强调整体性;

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线形,以逻辑实证为手段,强调部分分析。

也正如傅雷先生所阐述的:

“……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

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

此两种Mentalities彼此殊难融合交流。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因而借助于直觉体会,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中本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只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不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

传统的中医理论,如春秋战国时代名医扁鹊发明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就属于典型感性直观和经验判断的例子。

直觉经验性思维着重用“模式”和“类比”的推理,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

这种思维机制与生活保持着直接联系,不向分析判断的抽象思辨发展。

大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个感性的现象世界,不可分析,只可感觉。

可见中国哲学讲求实用,“中了悟而不重实证”,用直觉顿悟的内心体验的思维方式去悟出自然法则,而不用概念和语言去描述也不用逻辑推理去论证。

而西方思维则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

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在自然界的各种观察和实验中渗透着理性思维与哲学思辨的成分,在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利用理性思辨的力量对世界进行了解说。

近代西方哲学家们从对主体世界确定性质的探索,到主体思维确定性质的考察,借助自然科学的成果,依赖理性的力量,以实证或思辨为武器力求回答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

到了19世纪,康德以批评理性的精神,全面探索科学以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和存在的条件;

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用辩证法思想重新确立了理论对现象世界本质的可知性,重新架起了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之间彼此过渡、转化的桥梁,逻辑实证性思维是对现象背后隐含的深刻原因的精心探索与深入挖掘。

  鸟瞰在人类文明进程,在原始生产力较为低下,人类社会发展更多依赖人们整体协作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好的适应了这点,所以才有了骄人的文明史,而到了生产力有一定程度发展时,西方的个体本位逻辑科学思维更好地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所以西方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领先东方的骄人成就。

  但进入了21世纪,为了更好的适应现代化发展趋势,单纯的凭借东方或者西方思维方式已经不能达到先前的效果了。

实践和历史都证明将来的现代化发展趋势迫切需要的是中西文化思维方式的整合协调,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开创有竞争但却和谐发展的局面,进而持续而显著地促进现代化在东西两个半球的发展。

二.教育差异

教育创新包括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模式等一系列教育环节的创新。

其中教育理念的创新十分关键。

本文试图通过对传统教育的反思和中外教育的比较,提出一种“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和“扬长避短”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路,努力探索教育创新之路。

  建国50

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成果辉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贡献了大量各级各类人才。

如今,我们已跨入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的新时代,因而,教育理念的创新成为首要之义。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由于受种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及某些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我国的教育处于相对较落后的状态。

  笔者曾先后考察了多个国家的教育状况,并对许多著名大学或中学以及出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也和一些著名专家教授进行讨论,认真分析了许多实际情况,初步形成对中外教育差异的一些看法。

  美国的基础教育很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相比之下,我国的基础教育差距甚远,为“应试”而教,为“应试”而学的现象至今仍占上风。

以国际数、理、化“奥赛”为例,我国对其重视程度大概超过了任何别的国家。

某省的一位参赛选手获得了金牌,其所任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教师们组织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进行了全程拍摄,在省电视台黄金日寸段播放,极尽渲染之能事。

相比之下,美国的一些中学对此事要淡化得多,有的甚至连正规的辅导也不进行,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考试而已,是对学生某种或某些能力的测试,考分诚重要,创新价更高。

  华裔美籍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杨振宁教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其成功的经验,对中美教育的差异发表了非同寻常的见解——

  朱棣文教授说:

“中国学校过多地强调学生书本知识学习和书面应试能力,而对激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则显得明显不足。

  杨振宁教授指出:

“中国留学生学习成绩往往比美国学生好得多,然而,10年以后,科研成果却比人家少得多,原因就在于美国学生思想活跃,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强。

”杨先生还通过他所指导的一些中国研究生了解到中国学生的某种共性:

在考场上得心应手,在实验室里手足无措。

他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曾用这样一个生动事例来说明实践能力的重要:

背熟了上海交通地图的外地学生和一个没有背上海交通地图的上海学生,对两人进行有关上海交通知识与能力的测试。

若在考场上,外地学生的分数一定遥遥领先,但是,若让两人真正进入上海市内交通网络中实地比赛.则外地学生不知要费多少周折才能成功,而上海学生定能轻车熟路,速达目的。

  杨振宁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校长论坛”上列表对比了中美两国学生文化教育的差异:

中国学生

美国学生

受到严格、坚实的训练;

兴趣集中于相对狭窄的领域;

谦虚而循规蹈矩,小心谨慎;

缺乏自信,学习被动。

接受不规范的训练;

随心涉及宽阔的领域;

兴趣广泛;

勇敢、自信、主动

  李政道教授强调:

“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创造能力。

  由此看来,许多人士都深刻地看到了中外教育的巨大不同:

一个强调知识学习;

一个强调能力培养。

  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中国传统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四重四轻”现象:

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

二重分数提高,轻人格塑造。

在这种教育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生本位”、“人格本位”、只有“分数本位”。

学生创造的火花,常常就在汹汹题海中淹没熄灭!

因为“分数这种手段是培养不出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合格人才的。

”(于光远:

《“21世纪人”和“21世纪教育”》,《中外教育》2001年第1期)。

三重整齐划一,轻学生个性的张扬。

不少教师喜欢循规蹈矩的学生,有的甚至把具有独立见解,敢于提意见的学生视为不听话的“异端”。

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家蔡元培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大声呼吁教育要“尚自然”、“展个性”,坚决反对旧式教育对儿童身心个性的摧残。

但是,时至今日,众多学校追求的仍然是“高考状元”、“升学率”,众多教师、学生仍然沉迷于“题海战术”。

四重教师的主导地位,轻学生主体性的发挥。

其直接后果是:

一届届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不到激活,学生的潜能得不到挖掘。

学生的个性得不到张扬,学生的创造性得不到鼓励;

一届届学生在各种应试条条框框中小心翼翼,步履艰难!

  我们可以从不同侧面强烈地感受到中外基础教育的巨大差异——尤其在教育理念、人才观念及价值观念方面:

经过反思,我们进一步得到了如下几点强烈而又理性的认识:

  其一,我国基础教育明显地存在着“两强、两弱”现象。

“两强”是指我们对学生基础知识的传授全面牢固,对学生考试能力的训练扎实有效。

中国学生屡屡在国际数、理、化“奥赛”上摘取金牌即为最好的明证。

“两弱”是指我们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普通薄弱,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普遍薄弱。

  我们既看到了我们基础教育的长处,更看到了存在的严重不足,从而也就明确了继承与改进的关键所在。

  其二,我们的基础教育必须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打好基础。

100多年前,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的危急关头,就连封建科举制的受惠者——晚清进士张之洞都在大声疾呼: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于是,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些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中于1905年终结了。

当今的国际舞台,依然风云变幻;

依然“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中国教育任重道远。

  其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高考”一锤定音的选拔人才方式也该好好反省了。

这座“高考”独木桥也太过狭窄,也太千篇一律了!

它怎能容纳得下“千姿百态”的各类人才——尤其那些个性鲜明的“怪才”、“偏才”呢?

我们的人才评估机制和选拔机制,与其让各类人才削足适履地“入吾毂中”,何不为人才开创更富有弹性从而更富有科学性的巨大空间呢?

近期欣闻全国30所高校今年首次拥有了5%的自主招生权,将为那些“怪才”、“偏才”们开辟一条特殊通道。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盏特殊的“绿灯”持续健康地亮起来!

  当然,历史地来看,几十年的高考无疑为社会选拔了大量人才,无疑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

就目前来看,高考仍然是可信度最高、客观公正性最强的人才选拔途径。

但是,中国已经加入WTO,世界在走向中国,中国在走向世界。

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大潮激荡下,高考这座“独木桥”的确需要拓宽增容,建成适合新世纪各类人才国际化需要的立体交叉桥。

  教育创新已成为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的必然选择。

我们的基础教育究竟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创新理念和教育模式呢?

答案必定是多元的——而且可能注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笔者在认真反思了中外教育差异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来对教育问题的学习、调查、研究、思考,谨慎地得出了这样的教育理念:

“扬长避短”的教育就是既适合学生发展又能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创新教育。

  “适合学生发展”,是指学校要为学生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扬长避短”的教育,足指学校要充分发现、尊重、发扬每个学生的个性与特长,因势利导,让学生在“扬长”中走向成才、成功之路。

从习惯观念上说,“扬长避短”是作为“取长补短”的反拨提出的。

与其“补短”,不如“扬长”,使长短各依乎自然之理而尽情发挥各自的作用,有道是:

“鹤颈虽长,断之则悲;

凫胚虽短,续之则忧。

”(庄子)从教育理念上说,“扬长避短”是作为“整齐划一”的反拨提出的,它立足于学生的个性、特长、创新。

从宏观角度讲,每一个人都存在着一定的长处(即优势),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短处(即弱势)。

我们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发现教育对象的优势,并通过各种教育手段,发展并张扬这种优势,为学生将来的成功奠定良好的基础。

现行整齐划一的教育,是与

“扬长避短”的教育相停的,因为它忽视学生存在的差异性以及对教育选择性的需求,容易剥夺学生的思维、选择相尝试的权利,甚至会扼杀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发挥。

  首先,“扬长避短”的教育理念有着广阔的社会学基础。

本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句名言,在深刻概括了万物各有长短的客观实际之外,同时也启示人们要善于发现、发挥万物的长处。

每个社会自然都需要不同的社会成员把各自不同的特长尽情发挥出来,只有这样,社会人力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

从个体角度来说,每个人同样需要善于发现、培养、发挥自己的特长,从而最大化地发挥创造主体性,最大化地实现人生价值——“生年不满百”,短暂的人生也实在不允许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无效的弥补缺漏上!

“人有不为也,然后有为。

”(孟子)

  在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现代社会,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扬长避短”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其次,“扬长避短”的教育理念有着深厚的教育学、心理学依据。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老子》第八十一章),这句话包含着很深的教育思想,真正的智者一定是精通某一特长的,“千招会不如一招精”,涉猎博杂的人往往是“样样懂,样样不精”,因而成不了真正高明的智者。

在这里,老子从一个特殊角度为“扬长进短”提供了最早的间接论据。

当年,报考大学的钱钟书、吴晗均有数学只考了十几分的短处,但独具慧眼的清华园偏偏看中了他们国学功底深厚的长处,破格录取了他们!

后来,他们也不负厚望,将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教育心理学反复告诉我们: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人的员大兴趣正是聚焦在自身的“特长”之中,“扬长“教育最容易实现教学最理想的“乐学”境界。

每个人的创造潜力只能药藏在他的特长之中,每个人的学习兴趣也自然凝聚在他的特长之中。

“扬长”可以让学生充分体验到成功的幸福感;

“扬长”可以让学生充分体验到学习的自由感;

“扬长”才能真正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越;

杨长”才能真正调动起学生的创造积极性,“扬长”可以克服“平均主义”、“整体划一”对学生个性的扼杀;

“扬长”可以拒绝平庸的四平八稳,可以造就出新一代的“钱钟书”……因此,“扬长”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当然,我们强调“扬长”,并非主张让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修一门书”;

并非主张让学生完全置其他基础学科于不顾——那是“瘸腿教育”,不是“扬长”教育。

  要想真正实施“扬长”教育,教育工作者必须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在育人目标上,要树立科学的现代人才价值观。

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要目中有“人”,真正把学生当作教育的主体,真正尊重学生的个性与人格,以培养学生主体精神、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为核心。

  在教学内容上,变“分数本位”为“人格本位”,变“知识至上”为“能力至上”,变“应试至上”为“素质至上”;

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尤其是“特长”的发展。

在真正了解学生不同特点、不同爱好、不同需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量身定制”的分层次教学,把各类“璞玉”、“良驹”塑造成各类创新人才。

  在教学方法上,突出学生的主体参与,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广泛采用“启发式”、“自由讨论式”、“自主研究式”等现代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

杜绝‘满堂灌”、“一言堂”之类漠视学生的旧式教学法。

  在学生的发展方向上,要为各类特长学生开辟用武之地;

为学生的终身可持续发展负责,创设宽口径的发展通道。

   就拿中小学来说吧,我国初等教育侧重于知识传授,教材深,课时多,作业量大,学生,教师负担重,课余时间有限,课外活动面窄,社会活动单一,共性培养重于个性培养,这种格局在能力培养,尤其是创造力开发上显得不足;

而外国是以轻松活泼的学习方式使学生接受知识。

虽然基础知识不是很牢固,可能造成实践中理论的缺陷,但是通过大量的实践是可以弥补的!

同时中国的家长会在孩子的各个方面关心孩子,只要孩子学习好,什么都好说,这样使的孩子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不会生活,不会做人:

但是外国呢,外国的家长是要孩子学会生活,学会做人。

中国的孩子要面子,浪费摆阔是拿手好戏:

外国的孩子因为过早的独立生活知道了什么是节约!

   在京举行的以“科学、青年、本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青年科学节上,有1200多名境内外代表参加,成员以14~18周岁的青少年学生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中外学生在细节上的碰撞,却从开幕式就看出来了。

   这些细节上的差异,其实正是中国教育与外国教育本身的差异所在。

中国代表团选拔的学生代表,自然都是品学兼优生。

但这些孩子正缺乏来自新西兰的少年史蒂文那样的俭朴意识、环保理念以及爱父母的习惯。

史蒂文的手机是白屏、相机也是十几年前的老款,鞋垫开裂了,背的书包用了好几年,参赛作品是用废品制造出来的,吃剩下的东西,也都放在书包里下次再吃。

闲逛时,看见外面有垃圾,都捡起放在书包里,拿到宿舍才扔进分类垃圾箱里。

到燕莎商城买东西时,史蒂文只给父母买了礼物。

中国的孩子当然用的是彩屏手机,穿着打扮肯定很酷很光鲜。

因为他们与国外小朋友在一起,代表着中国的形象,即使家境不好的,家长也一准省吃俭用给孩子置办一套好行头。

在我们的理念里,穿着里面有政治。

中国少年环保意识的匮乏亦非一日之寒,改变平日随手丢垃圾的习惯似乎成了老大难。

具有尊老敬老传统美德的国度,如今,也到了需要重新学教的阶段。

  其实,即使在学风等方面中外少年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青年节学生论坛开始前一段时间,大部分中国学生到了教室,就趴在桌子上打瞌睡;

而史蒂文似乎对教室充满了好奇,到处张望,尤其对课桌上的插座产生了兴趣,研究了半天。

讨论会上,中国学生一般都是拿着稿子从头念到尾,有的甚至还准备了中英文双份的材料,而很多外国学生连一张稿子都没有准备,他们说,稿子都在脑子里。

别人作报告时,外国学生都会盯着讲演者,听得很认真,时不时地点头或提问,与讲演者形成很好的互动。

可中国学生都在做自己演讲前最后的冲刺。

这种自顾自的交流心态,不仅表现了中国学子对于他人缺乏应有的尊重,缺乏沟通的欲望,同时也缺乏沟通的技术技巧。

而中外学生在科研上的差距,或许更是值得省察的核心。

美国学生的科技创意,往往建立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创意随着时代变化,比如在营养学话题上,有的美国学生已经探究到了微观营养方面,在考虑食物废弃后的分解问题。

中国学生的创新,与几十年前没有太大变化,仍旧建立在科幻小说上,比如在月球上建房子等等,都是老调重弹,没有任何新意。

中国孩子理论知识丰富,外国孩子则更注重发明创造的实用性,动手能力强。

  当然,不能全怪孩子们。

因为在中国,科技教育只是一味地强调科学知识的灌输,而没有太多的实践机会,“因为考试中不包括动手能力的测试”。

同时,科技教育方面的师资力量也很有限,多是现学现教,而国外具有完整的科技教育体系,且更注重于人的能力的培养。

   中国的教育虽然有弊端,但是也有很多的优势,因此我们应该取长补短,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有着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教育领域也能称王称霸!

三.礼仪差异

1.交际礼仪差异本

   日常打招呼,中国人大多使用“吃了吗?

”“上哪呢?

”等等,这体

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切感。

可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会令对方感到突然、尴尬,甚至不快,因为西方人会把这种问话理解成为一种“盘问”,感到对方在询问他们的私生活。

在西方,日常打招呼他们只说一声“Hello”或按时间来分,说声“早上好!

”“下午好!

”“晚上好!

”就可以了。

而英国人见面会说:

“今天天气不错啊!

   称谓方面,在汉语里,一般只有彼此熟悉亲密的人之间才可以“直呼其名”。

但在西方,“直呼其名”比在汉语里的范围要广得多。

在西方,常用“先生”和“夫人”来称呼不知其名的陌生人,对十几或二十几岁的女子可称呼“小姐”,结婚了的女性可称“女士”或“夫人”等。

在家庭成员之间,不分长幼尊卑,一般可互称姓名或昵称。

在家里,可以直接叫爸爸、妈妈的名字。

对所有的男性长辈都可以称“叔叔”,对所有的女性长辈都可以称“阿姨”。

这在我们中国是不行的,必须要分清楚辈分、老幼等关系,否则就会被认为不懂礼貌。

  中西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告别语。

如在和病人告别时,中国人常说“多喝点开水”、“多穿点衣服”、“早点休息”之类的话,表示对病人的关怀。

但西方人绝不会说“多喝水”之类的话,因为这样说会被认为有指手画脚之嫌。

比如他们会说“多保重”或“希望你早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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