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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局限，在于对社会资本工具理性取向的特殊强调，过分推崇“投资—收益”模式，如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社会资本与求职过程等等。
这种研究忽视了“关系”面相中丰富的感性特征，或者对社会资本的关系属性进行一种静态的划分，如强关系、弱关系等，而不是对社会关系的产生、维持和破裂作动态的过程研究。
费孝通先生临终前发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鼓励我们通过挖掘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传统来研究精神世界如意会、人心等领域，通过人的深层感知和觉悟等新的方法，来拓展这些新的研究领域。
本文即是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维系过程入手，结合日常生活中典型个案来探讨社会资本得以存续的感性基础，以求扩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式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范式。
一、社会资本的建立——关系的达成与维续
1.关系的主体——人类行为的动因及手段选择
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是利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
但是这一前提预设却经不住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检验，生活中有很多为了亲属、朋友、集团、和国家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现象。
这些广泛存在的社会事实说明，除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外，人类行为还有与其相对的另一动因，即在集体的认同中肯定自己，为承认而奋斗。
利益最大化是一种个人取向的行为，体现的是人的生物本性；
而对承认与认同的追求则是关系取向的，体现的是人的社会本性。
虽然人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存在，但是从本质上而言，绝大多数人更为认同其社会性的存在——只有在社会关系中得到肯定，才能感觉到人作为类的存在。
理性无疑是追求和实现既定目标的有力手段，但它不是唯一重要的手段。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大量使用的是基于成功经验进行感性的选择，而不是逻辑思维的理性思考，更不是“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理性行为。
基于经验和关系本位的感性实践，制约着个人本位的理性行为；
理性的计算往往建立在感性认同基础之上。
在感性制约下的理性行为大大增强了合作的可能。
2.关系形成的基础——小群体互动研究
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动力理论、角色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学中的社会互动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化理论对社会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如认知、动机、情感、态度和社会行为间的互相关系都进行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为人际关系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和心理基础。
尽管侧重点不同，但都承认，稳定关系的形成是建立在互动基础上的，在互动中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情感涉入。
在稳定关系中，互动—情感—认同之间存在着交互强化的作用。
在互动过程中，必然包含着情感的交流与表达。
心理学阐述了人际关系的形成过程，考察了不同阶段情感的涉入程度，并将人际关系状态划分为五个阶段：
零接触，此时关系还没有形成，个人是独立的个人；
定向阶段，分单向注意和双向注意，此时还没有正式的沟通，但这一步却是关系形成的准备阶段；
情感探索阶段，表现为表面的接触，如言语的沟通，涉及到情感的轻度卷入；
情感交流阶段，开始交换兴趣、爱好和对不同事物的态度，伴随情感的中度卷入；
稳定交往阶段，交流隐私，伴随情感的深度涉入，对方已经成为自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随着人与人互动过程中情感的涉入由浅到深，关系的状态也由不稳定到稳定。
在互动基础上形成的关系，不可能只是为了私利而建构的工具性关系，更多的则是在互动中形成的伴随情感涉入的表达性关系，而且只有后者才可能是一种稳定的关系；
关系的工具性价值只是这种关系达成后的副产品。
指向关系本身，感性的成分要远远大于工具理性的考虑，并且工具价值的实现要依赖于关系的亲密程度。
除非是一次性的利益关系，否则在以后的互动中必然会嵌入丰富的感性情境，这种嵌入是互动的必然结果。
行动者此后的工具理性行为要受到感性结构的限制，正如重复博弈，其中的合作达成是建立在稳定预期和情感联系之上的；
只是出于自利的行动，永远不可能实现结果的最优化，也不利于稳定和长远关系的维续。
3.关系的维持与延续——情感与沟通
关系的建立可能是出于行动者的不同目的，但关系的维持与延续，则一定是要在互动—情感—认同三者的交互作用中方能完成；
没有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关系很容易疏远甚至破裂。
关系的维持依赖于情感与沟通基础上产生的理解与共识，而情感的交流、沟通与最终达成的共识和理解，都是感性层面的某种表现形式。
社会关系可以分为先赋关系与后致关系。
先赋关系主要表现为首属群体中已然存在的义务关系，如基于血缘的联系，面对面的互动、情感与沟通，对于关系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后致关系是行动者后天形成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可能是行动者为了某种目的有意识建立的，如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业务关系；
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互动结果，即在一定的社会场所中由于频繁的互动而结成的关系，如学校中的同学关系、同乡关系、师生关系，组织中的同事关系、领导关系等等。
格兰诺维特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在后致关系中，即便是出于功利目的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实际上也是嵌入于社会交往网络中的。
两个企业的代理人往往在经济业务之外的社会生活中建立私人交情，如加入同一个俱乐部等。
虽然这种私人交情有时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但最终却是成功互动关系中的情感联系才促使功利目的的达成。
总之，人际关系是“主体间性”的。
在主体间性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情感的投入、理解和沟通的基础之上的。
它体现的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而不是主客关系；
在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之中展开的，必然是移情、体验等丰富的感性过程。
4.关系的强度——情感的变化过程
格兰诺维特根据“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等四个标准，把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
不难看出，关系的强弱与情感的涉入程度密切相关。
林南在社会资本中对关系的强度也有论述。
他认为，在同质群体中，人们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历史背景，根据“相似性原则”，更容易在情感上产生认同而形成强关系，信任等强烈的情感因素蕴含其中。
其实，关系的强、弱，主要是以情感涉入的程度进行划分。
关系的强度基于情感的认同度，而非仅是表现在客观层面的可观察的交往频率。
两个身处异地的老朋友，一般不会因为物理上的空间距离而产生感情疏离；
他们之间强关系的维持，主要体现为心理上的认同。
这说明，并非只有同质群体才能产生强关系，情感认同才是判断关系强度的根本标准。
关系的强度是一个过程概念。
关系总是处在由强到弱、由弱到强的连续不断的变化之中。
没有一成不变的关系强度，因为人们的心理与情感在交往中总是呈现为一个处于不断变化的连续变量，这就是为什么关系的维持也需要不断进行“情感投资”的原因。
例如，聚会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一种对社会资本半无意识的投资。
聚会的主办者和参与者往往是通过聚会增加彼此的联系和了解，增强亲、熟、信一体化的交往关系，很少是为了特定的功利目的。
聚会为人们的互动交往提供了一个场所。
在这样一种可视性的结构中，展开了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
志趣相投的人会在以后的交往中增强交往的频率和密度，这样，社会资本就在互动中得到了积累。
正是这种基于感性结构中的积累所带来的回报远远大于一次性功利投资所带来的效益，所以可能成为今后资本功效更充分发挥的基础。
通过对社会关系进行这种动态的、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关系的产生与维续都伴随情感的涉入；
在生活中，更多的稳定关系往往是人的感性实践的历史沉淀，而远非工具理性的建构。
它可能为工具理性行为服务，但究其本身，则蕴含了丰富的感性因素，并被程度不同地嵌入互动的感性结构之中。
二、社会资本要素及其感性基础
在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由“行动者”、联结行动者的“关系”和蕴含在关系中的“资源”构成的。
构成社会资本的每一要素（行动者—关系—资源），都不是建立在工具理性计算基础之上的；
相反，它是一种理性与感性的共同建构，并且正在实现一种感性的复归。
作为社会资本主体的行动者，并不总是一个目标明确、受利益最大化工具理性驱动的经济人。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作为关系的存在，其目标是综合性的，手段也是多样性的。
个人即使在市场中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其行为也是要受到传统、习俗、伦理等感性因素制约的。
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必要基础，也是决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当社会的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个人开始有了更高的追求，效益最大化不再是人们的单一目标；
人们开始在人际关系中寻求建立在情感共鸣基础上的认同和尊重。
资源的类型及其价值也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可以从社会分层标准的变化中看出。
当今，分层标准日益多元化。
与财富相比，权力和声望这些嵌入在主体间性关系结构之中、建立在人与人感性认同基础之上的分层标准，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就连财富这一分层标准本身也不再是纯客观的，而是蕴含了人们对其合法性基础的价值判断。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关系本身的重要意义。
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的，社会资源也是蕴含在社会关系之中的。
林南等人的“社会资源论”认为，社会关系仅是连接两个拥有资源的人或位置的桥梁；
它忽视了，对于社会资本的产生具有基础性质的“关系”本身，也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物质的或情感的）。
关系本身成为被争取的目标，而不只是为达到目标所选取的手段。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娱乐、聚餐和集会等多种形式，维续着自己的关系网络。
例如，结婚“随礼”类似库拉交换，几乎不存在什么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关系，而是一种象征物的交换、情感的联系、身份的认同、尊敬的表达等等。
在这里，金钱很少发挥经济学上的意义，受礼方多数不会完全根据礼金的多少来衡量关系的亲疏远近。
所以，礼金只是体现为一种人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多少是这点意思”、“礼轻情义重”等等。
当关系本身成为一种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的时候，关系本身就成为有价值的资源；
而这种资源的价值和意义，则是基于一种对人的感性需求的满足。
关系成为目的本身的同时，就扬弃了作为手段时所附着其上的功利取向。
在群体层面展开的社会资本研究，更强调了这种感性结构的重要意义。
以普特南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支持论”与以林南为代表的“社会资本资源论”不同。
前者强调密切闭合性团体对于公民的参与度和信任的形成具有基础作用，其实质就是强调社会资本的感性基础对于社区、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公民民主和公共领域形成的重要意义。
它肯定了人的另一种诉求，一种建立在合作基础上、旨在追求和谐的团体生活的类属性需求。
尽管这种团体关系也有利于个人实现其功利性目标，但团体本身的合作与和谐是目的本身；
它要防止的，恰恰是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对团体团结的破坏。
三、个案中的发现：
对社会资本感性基础的经验考察
在日常生活中，社会资本的建立，多数不是为达到某种目的有意识投资的结果，而是人们当下日常活动的产物。
当人们需要运用网络中的某种资源时，才想起原来承载“资源”的“关系”早已在平日生活中不由自主地建立了。
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积蓄于平日生活感性结构中的交往关系，才使网络中的资源得以顺利转换成资本，发挥其作为资本的经济功能。
1.个案：
找工作
Y为一名硕士毕业生，毕业后想去上海发展；
其叔S是上海某知名高校的人事处处长，手里掌握着各院系的用人信息。
S虽然与Y父在两地生活，但每逢年节必聚在一起，家族观念相当浓厚。
当得知Y想来上海发展时，S便打电话告知Y说，他们学校某学院正在招一名行政人员；
本已有合格人选报到人事处，但如果他想来的话可以想办法，因为院长Z是他的老同学。
Y父总觉得不好意思，想要给Z院长带一些东西，以表谢意，被S回绝，理由是他们是老同学，这样就把关系处远了。
后来，Y不但顺利的通过了面试，而且还得到了Z院长的好评。
Y后来还知道了一个小的插曲：
Z院长本可以从原来合格的人选那里得到很多“好处”，但得知其老战友S的侄子要来，马上就改变了人选。
Z对Y说：
“我和你叔是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的，这种患难与共、曾经一起摸爬滚打的关系不是用金钱和利益可以换来的；
以后有什么事你直接找我就行了，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
从中不难看出，如果不是因为Y的父亲与其叔S虽身处两地，但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家族观念又都比较浓，同时S与Z是老战友，以往的“阶级感情”与交往经验使其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那么Y是不会顺利进入上海这所高校的。
Y的确是依靠“社会资本”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从整个社会资本的运作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社会资本展开的丰富的感性结构。
Y父-S-Z之间并不是一种以功利为目的、理性计算为主导的交易关系，从“每逢年节必相聚”、“家族观念比较浓”和“摸爬滚打的阶级感情”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资本感性基础的真实展现。
并不是所有的亲属关系和战友关系都有极强的“办事力度”，这种关系的强度和功效，来自于日常情感交流的积累与人际互动经验中所得到的认同。
2.个案：
从朋友关系变成商业伙伴
X是一个私营企业主，主营纸印产品。
一次工作上的业务需要，他来到苏州，住进了吴宫喜来登酒店，从此便成为这家酒店的忠实顾客。
据X讲，是因为这家酒店在服务上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
他第一次来酒店的时候，就被酒店细致入微的服务所打动；
更让他感动的是，当他第二次出差再度住进吴宫喜来登时，服务同样热情依旧，当他走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那位前台的小姐亲切地说了一句“余先生，又来了，感谢您对本酒店的信任，预祝您在这里度过愉快的时光”。
X先生回忆说，仅是一句“余先生，又来了”，就让他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难得他们记得每一个入住过的客人。
所以，他从此也就成了那里的老顾客，只要去苏州，就一定住在吴宫喜来登。
X先生说：
“我被他们的经营理念深深打动，在我的要求下见到了他们的总经理T。
由于同样的经营理念和共同的留学经历，使我们很快成为朋友。
每逢年节，我们都会互通电话问候；
每到苏州，他都会以朋友的身份亲自款待我，一起打球、下棋、游泳。
我们最终还成了商业上的伙伴关系。
他们酒店的所有纸印品，用的都是我们公司的，而且据他说，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也从没有让他失望过，就像我这个朋友没让他失望一样。
我在商场中也有很多朋友，但我和他是比较投缘的一个。
我们先是朋友关系，然后才是商业伙伴，甚至在和别人谈起他的时候，我只说我们是朋友，而不提我们之间的业务往来，就是怕别人以为我们之间纯粹是那种商场上的利益关系。
如果以后不做买卖了，我相信我们一定还是好朋友。
实际上，X也承认，由于朋友间的信任，节省了协议谈判的时间与精力，同时也避免了合同不完全性所引发争端的可能，节省了交易的成本。
但他还是认为，使他们之间成为长久的商业伙伴关系的关键环节，是吴宫喜来登最初打动他的印象和后来与其总经理T的交往中对双方共同经营理念的认同，并由此建立起来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关系。
最后简简单单的一句“以后不做买卖了，我相信我们一定还是好朋友”，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因商业往来的终止而结束。
这又向我们展示了社会资本建立和维续过程中丰富的感性过程。
3.个案：
打印——一件小事
A与B是朋友关系，他们的相识起因于对音乐、文学和体育的共同爱好。
A是学校宣传部的老师，B是一名在校读研究生的业余作家。
B常常到A那里打印输出一些学习资料，A总是慷慨提供帮助，B则常常在事后请A吃饭。
事实上，B完全可以用请A吃饭的钱自己去打印社复印输出，这样花的钱往往会更少，但B却搭着人情去做这种赔本的买卖。
这是为什么呢？
据B说，在这样的一来一往中，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A在对B提供的帮助中感觉到自己尽了做朋友的义务，而B则用本可以自己去打印的钱请A吃饭以表达自己的谢意。
在打印和吃饭的过程中，伴随着A与B不断的交流，双方情感也越来越深入。
B说：
“最开始我也是不想麻烦他的，但他非常热心，执意要帮我，我觉得不好意思就请他吃了顿饭。
他当然不是为了让我请他吃饭才帮我，可他越是这样大度，我越觉得该通过别的方式来感谢他。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样也很好：
同样是花钱，还交下了朋友。
但到了后来，每次吃饭我一掏钱他就生气，还说再这样他就不帮我了。
所以有时他请，有时我请。
这些都变得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打印、吃饭这样的小事给我们提供了交流的时间和空间，增进了彼此的感情。
我们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很投缘，后来还组建了乐队，经常在一起娱乐，关系也越处越好。
遇到他有事的时候，我也是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
朋友嘛！
用经济学的眼光看，这样的做法是不经济的。
B完全可花更少的钱去自己把事情办好，A也可以省下很多麻烦；
但正是这样的一种往来，使A和B在交往的互动过程中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可以说在客观结果上达到了一种对感情的投资，但主观上却并不是一种有目的的投资行为，更不是有目的的功利行为。
这里几乎没有工具理性计算原则和功利追求，如果有了这些，关系反倒被破坏，就如B所述“到了后来吃饭我一掏钱他就生气，还说再这样他就不帮我了”。
这就是因为A以为B在和他使用计算原则，而实际上B只是为了答谢，当意识到这样可能拉远两个人的距离时就不再坚持，“所以有时他请，有时我请。
这些都变得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打印、吃饭这样的小事给我们提供了交流的时间和空间，增进了彼此的感情”——这才是A和B所共同认同的结果。
正是由于这种非功利的交往关系，才奠定了日后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基础：
“遇到他有事的时候，我也是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
”如此这般，社会资本就像滚雪球一样，在日常感性实践的点滴积累中越滚越大。
从以上的三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关系的建立是浓厚的血缘亲情（个案一中Y、Y父与其叔S）、共同的经历（个案一中S与Z的战友经历）、感性的印象（个案二中X被吴宫喜来登的服务所打动）、相似的爱好和兴趣（个案三中A与B对音乐、体育与文学的探讨）的结果。
而关系的维续则伴随情感的交流与沟通：
“每逢年节必相聚”，“摸爬滚打的阶级感情”，“一起打球、下棋、游泳”，“打印——吃饭提供交流的时间与空间”。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甚至不愿因功利的需求破坏关系本身的感性结构，总想把功利因素从情感关系中剥离（如Y父想要给Z院长带一些东西，以表谢意，被S回绝，理由是他们是老同学，这样就把关系处远了；
X在和别人谈起T的时候，只说他们是朋友，而不提他们之间的业务往来；
B到了后来吃饭一掏钱A就生气，还说再这样他就不帮B了，所以有时A请，有时B请，这些都变得不重要了）。
可见，对关系资源的运用也要依赖于感性结构；
失去了感性基础，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在上述三个案例中都很难发挥作用。
四、社会资本感性基础研究的意义
1.社会资本感性基础研究的理论意义
探讨社会资本的感性基础，并不等于排斥其“资本”属性，而是为了揭示“关系性”、“社会性”才是社会资本的本质属性。
这有利于防止社会资本研究的工具化趋向，防止社会关系的资本化。
在以人为本的时代，注重服务、交往和沟通，能够唤起人们重返精神生活世界的需求。
强调社会资本的感性基础也是时代的要求——通过对感性的弘扬以抵制理性的迷狂，在一种和谐的主体间性关系中，实现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社会资本是什么？
它是一种蕴含在关系中的资源。
无论是个体还是团体的功利目的，其行为也常常会在关系的感性结构背景中展开。
社会资本应该是什么？
它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资本，它是关系取向的，在关系中蕴含着与工具理性相抗衡的价值伦理诉求。
研究社会资本的感性基础，以求实现社会资本的双向度追求。
如果说，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社会资本是种主—客视角，它从利己的角度将一切关系资源当作为我所用的工具，那么，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社会资本，则体现主体间性的视角。
它在经验过程中展开更为整体性和综合性的一面，充分肯定了人的多向度需求，从而超越了工具理性的单向度追求。
深刻认识社会资本的感性基础，以一种过程和综合的视角来研究会发现，个人关系互动网络不仅可以给成员带来功利收益，而且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心理因素的引进将使得社会资本理论模型更为复杂；
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提供一种关于社会资本的更为真实的理解。
所以，研究社会资本的感性基础，将是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另一个生长点。
2.社会资本的感性基础与中国国情
社会资本的感性基础与中国的礼俗文化传统具有双向亲和性。
中国社会在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方面同西方社会不同，这些不同特点，决定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内容与形式比在西方社会更为复杂，地位与意义也更为重要。
康有为、梁漱溟、费孝通等人对中国社会的特质有深入的思考。
康有为把中国社会称为家族社会、宗法社会，梁漱溟称中国社会为“伦理本位”的社会，费孝通则非常形象的用“差序格局”来描绘中国社会。
无论怎样称谓中国传统社会，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特质都有一个共同的判断：
即中国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而非法理社会。
礼俗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亲缘、地缘、熟识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中凝结了小群体或初级群体中的特殊情感。
在这个情大于法的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感性基础地位与作用可想而知。
一方面，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是社会资本发生和存在的基础，社会资本只有在交往过程中才能发生和发挥作用，而交往过程本身则是一个蕴含丰富感性因素的过程；
另一方面，一些社会资本的建立可能是有功利目的指向的，但在情大于法的背景下，要与情感关系结合才能得以有效运作。
儒家文化重人伦，中国人习惯于把自己面临的事物置于人情关系中去思考。
当中国人以人情关系为基础来看待社会生活中的事物时，就必然显现出社会资本感性基础的地位与作用，社会资本的价值与意义就比在其他国度更为丰富多样。
挖掘中国社会的人文、历史传统，我们就能扩展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界限，为推进中国社会学研究从边缘走向堂奥作出贡献。
中国人习惯在关系中思考问题、展开社会行动，同时易于受情大于法、义重于利的文化价值观影响。
因此，在运用社会资本时，不可能仅仅按照工具理性原则行事，而是要受到植根于文化传统之中的、已经积淀在人们心理底层的难以割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制约。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考察社会资本的感性基础，更能清楚地阐明为什么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为什么在中国强关系比弱关系更具解释力。
对社会资本感性基础的深入探讨，将向我们展现一个不唯利驱、不唯物役的礼俗社会中社会资本的独特运行逻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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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迪厄.实践感[M].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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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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