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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理论综述
小农经济理论综述
齐栋梁
摘要：
国内外关于小农经济的论述颇多，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体系也较为完备，本文通过对中外小农理论进行整理综合，着重论述了经典作家理论、主要流派理论、近代中国学者对小农经济的看法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
小农经济国内外综述
小农经济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普遍存在并发展着，但发展路径以及转化过程却大不相同甚至相反。
本文从经典作家理论、主要流派理论、近代中国学者对小农经济的看法三个方便对相关文献进行综合整理。
在旧有理论体系上加入了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关于小农的观点以及加入中国20世纪早期的相关学者理论。
一、经典作家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中国四代领导集体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是研究小农经济重要的历史文献及参考资料。
马克思主义著述家就所观察到的诸结构进程展开的讨论，仍在影响着对当代农业结构变化的解释（DavidGoodman，1981），马克思、恩格斯对小农的研究是站立在批判的角度上展开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小农“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生产资料分散为前提的，它即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小农的主要特征是：
①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②使用的是落后工具和传统技术，与机器、先进的农业技术无缘；③生产是自给性的，主要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④生活水平是低下的。
这四个主要特征成为后来学者分析小农经济的基本理论框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小农生产方式是一种过时的生产方式，注定要灭亡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度没落”，“……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消灭”，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指出：
“……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车压碎一样毫无问题的。
”列宁通过对俄国现实的考察提出小农经济必然灭亡但是具有长期性的特点。
列宁认为“在自然经济状态下靠双手劳动谋生的宗法农民，是注定要灭亡的”。
关于小农经济灭亡的长期性，列宁指出彻底改造小农需要很长时间，“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斯大林彻底否定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施的“非常措施”的斯大林模式使得“所有的财富就像钻进大地一样，都消失了”。
斯大林模式的特点是“重工轻农”，把小农经济看成二等公民（侯建新，1999）。
中国四代领导集体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均是建立在中国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
毛泽东指出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将“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1953年10月毛泽东在与杜润生等人谈话时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对于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
并提出改造小农的方式即建立合作社。
李富春在195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将毛泽东的观点进行了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政策阐述：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解决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大工业经济和集体大农业经济的基础上。
邓小平的“两个飞跃”理论是二代领导集体关于小农思想的核心体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农业生产形式，使人们对小农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两个飞跃”思想总结了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农民家庭经营、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新鲜经验，为新时期认识小农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熊吉峰陈勇，2003）。
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小农理论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化”和农业外解决农民的问题。
农业产业化是把分散的小农户有效引入市场经济的大市场中，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根本转变，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途径（姜文荣，2004）江泽民指出：
“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把农业放在一个整体的背景下考虑。
第四代领导集体关于小农的认识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体的。
胡锦涛指出：
“解决好三农问题仅靠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力量和资源是不够的。
”“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第四代领导集体关于农业看法主要有三个标志：
一是继十六大后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二是2003年农村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把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三个标志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这一系列新的理念表明，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张红宇，2004）。
二、主要流派理论
古罗马M.T.瓦罗的《论农业》是西方著名的古典农业文献之一。
这部著作忠实地记录了公元前一世纪意大利经济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侧面，提供了不少比较真实和饶有趣味的史实，有助于了解当时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状况。
该书特色是其详实的农业科技的记载，比中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早将近400多年。
瓦罗在《论农业》中关于农业的目的论述要比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早2000年。
国外关于下小农经济系统研究起步于20实际初，从理论解释到实证研究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
小农经济研究的主要流派包括①恰亚诺夫“劳动——消费均衡”学派；②过渡问题研究；③原始工业化理论；④新古典经济学；⑤中国问题学派。
（一）、恰亚诺夫“劳动——消费均衡”学派
该派的奠基人是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A.V.Chayanov，1888-1939）他在该领域的代表作有《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农民经济组织》，均于20世纪20年代出版，奠定了“恰亚诺夫主义”的理论体系，被称为西方农民学三大流派（黄宗智，1986）。
恰亚诺夫学派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农学，其纯理论部分包括农民的定义、性质与作用，以及农民经济运行规律的“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
恰亚诺夫把农民家庭农场作为一种特定经济范畴。
他认为，农民经济有特定内涵，是指“非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即以家庭成员劳动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民生产单位。
他认为农民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有自身的活动规律，他最为突出的观点是古典经济学不能用于分析农民经济。
他最早抛弃农民是“经济人”的假设，采用文化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现实的农民问题。
恰亚诺夫理论价值在于揭示了商品不发达状态下农民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农民经济运行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是恰亚诺夫学派的核心。
微观理论指单个农户的经济运行规律，即农户家庭内部劳动与资源分配的经济逻辑。
恰氏认为这种家庭农场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谋生，而非牟利，生产遵循劳动——消费均衡模式（秦晖关于恰氏此发明权有详细论述）。
农家生产活动的目的是延续最基本的再生产，“家庭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因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而全年的劳作是在整个家庭为满足其全体家计平衡的需要驱使下进行的”。
换言之，家庭消费量的高低决定着劳动量——家庭经济活动量的大小。
家庭经济活动量是指“家庭的各种经济行为，既包含农业也包含全部家庭手工业和商业中的经济活动”。
农民的生产是在求得其劳动力的辛苦程度（类同于M.T.瓦罗的健康和乐趣）及满足家庭消费需要之间的平衡。
恰氏指出“如果在农场核算中（劳动——消费的）基本均衡完全得到实现，那么只有非常高的劳动报酬才能刺激农民去从事新的工作”，相反在“尚未达到基本均衡，未被满足的需求依然相当突出，那么家庭便有强烈的刺激去扩大其工作量，去寻求劳动力的出路，哪怕是接受低水平的劳动报酬，‘处于无奈’，农民去干初看起来最不利的工作”。
小农经济具有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
农民生产的衡量标准是边际效用，不是边际劳动生产率。
农民多投入劳动力，虽然边际报酬低，但总生产仍有所增长，对于维持家庭生活有效用。
由于家庭劳动力的成本相对固定，任何生产活动都被认为划算。
恰氏“宏观理论”是从全社会角度来考察农民经济变动的学说，其核心是“恰亚诺夫循环”。
恰氏认为家庭的生物周期制约着家庭消费的多寡，最终决定家庭经济劳动量的大小。
他指出“每一个家庭依其形成时间的长短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之上，从而成为各不相同的劳动组织：
他们在劳动力、需求强度、劳动——消费碧绿的对比关系和进行复杂协作的可能性等各方面都互有差异”，“家庭结构首先决定了家庭经济活动规模的上限和下限”，“上限是由家庭劳动力的最大可利用数量决定，下限则由维持家庭生存的最低物质水准决定。
家庭农场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扬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基本假设同此类同），同时集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于一体，因而人口的生物学规律通过制约消费，最终决定生产——家庭农场的经济活动量。
恰氏也认为“家庭生物学”规律不是农户经济唯一的决定因素，他认为农民分化是“经济因素”与“人口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经济因素包括市场、价格和土地，但重要性要逊于人口因素。
恰亚诺夫的理论受到最多质疑的是其忽视生产关系，并假定家庭农场与市场经济完全隔绝，萨哈林曾指出“政治控制和政治组织总是强迫家庭农场生产超过满足其家庭所必须的产品数量。
……税收和地租必须要支付，加上征集过程中的欺诈，不平等的交换率，使得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比率远远高出单纯家庭内部两者的比率”。
（二）、过渡问题研究
该研究主要是关于西欧封建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起源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证问题。
该研究的特点主要集中在对小农转化的研究上。
主要内容包括“过渡论辨（TransitionDebate）”与“布伦纳论辩（BrennerDebate）”。
前者以美国保罗·斯威齐1950年在《科学与社会》杂志上发表的《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
一篇评论》为标志，参与论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R.H.希尔顿、J.E.C.希尔、E.J.E.霍布斯鲍姆、G.勒费弗尔等均参与此次辩论；后者以布伦纳1976年在《过去于未来》杂志上发表的《前工业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为标志，该争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
在这两次辩论中论者主要着眼于寻找欧洲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及其解释性理论。
“过渡辩论”中斯威齐关于庄园的一些分析对理解小农经济有很大裨益。
比如斯威齐认为庄园存在功能上的障碍：
技术原始落后，分工不发达，生产与消费不能分清，无法精确计算生产成本。
70年代辩论主要指向“新马尔萨斯主义人口决定论”。
波斯坦运用新人口论分析历史有很多可取之处。
例如中世纪物价早期上升和晚期下降时指出，当人口上升时，农业在每个劳动力边际生产率急剧递减的情况下扩张，农产品价格肯定上涨，而当人口下降时，人均的农业边际生产率提高，农产品的供应变的相对丰富，粮价也随之下跌。
但“新人口”论也面临诸多批评，主要体现在人口增减不是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封建剥削是农民贫困和人口下降的重要因素、中世纪经济发展趋势停滞是错误的（徐浩，2001）。
布伦纳认为社会——财产体系制约经济变迁过程，而非人口学模式。
他认为封建社会的零和博弈机制阻碍生产发展，导致经济停滞和内卷化。
希尔顿的“自杀性循环（aself-destructivecycle）”值得注意，他指出农民家庭具有一种人口增殖倾向，但农业技术的改良没有没有人口增长快，导致生产规模的横向扩张。
当边际土地开垦完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就会随人口的上升而不断增加，结果便是农民农户家庭土地面积减少，小块土地数量增加。
造成这一原因的结果除了人口增长与有限土地外，还有生产关系的破坏性作用。
过渡问题研究涉及到国际贸易、农村生产要素、制度组织、阶级关系、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变化。
在研究过渡问题时，该理论从农业内部外部寻找原因的方法值得借鉴。
（三）、原始工业化理论
原始工业化的主要观点是指除了科学技术在农业向工业转变过程中的起到作用能外，传统的生产组织和农村社会内在联系也起着重要作用。
该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工业是在农村萌生，而非在城市产生。
关于乡村工业的发展西方学者一般归结为两个原因，内因来自人口压力，外因来自大众需求造就的区域和国际市场。
该理论认为农业人口相对过剩，农民家庭中大量劳动力处于潜在失业、半失业状态，并由此造成农民生活贫苦，是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
这一观点为我们思考目前中国农业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思路。
对该理论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一般主要针对该理论的农村背景、人口机制和两种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四）、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模式是古典经济学，但是研究对象上非资本主义范畴。
该理论核心的代表人物是刘易斯、舒尔茨与蒂默等。
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二元经济”的理论命题。
二元经济指的是不同的两个部门——传统与现代两个（一般是指农业与工业）部门。
该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农业放在一个落后的层次来看待的。
普雷比什和辛格尔的“剪刀差”以及赫尔希曼理“连接环节”理论都与刘易斯理论类同，均属于“重工轻农”思想（侯建新，1999）。
刘易斯模型产生的影响极为巨大，随后的几种人口流动模型如Ranis-feiModel（拉尼斯-费景汉模型）、JorgensonModel（乔根森模型）、TodaroModel（托达罗模型），这些模型除了理论上的严谨外，与刘氏模型较为明显的区别是对农业部门的重新认识。
舒尔茨理论分析的基础为农民是“理性人”、“经济人”、“企业家式人物”。
他的《改造传统农业》成为这一理论的代表作。
他认为西方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农业可以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但是前提是它必须是现代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造传统农业。
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只要农业的生产要素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经过一段时间后，农业就会逐渐达到这种均衡状态。
传统农业一般具有长期停滞的农业技术、农业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率极低、大部分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为了维持自身和社会的生存而从事最简单的劳动。
因此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必须向农业提供新的生产要素，进行这种投资与否要取决于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
他把这种新的生产要素归结为技术变化。
而任何先进的技术都必须由人去应用。
“各种历史资料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有力的正相关关系”。
因此提高农民素质，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非常重要，其基本的形式有教育、在职培训和提高健康水平等，其中教育是投资的首要之选。
珀金斯与艾尔温用类似的思维对中国小农经济也进行了相关考察，值得关注。
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没有质的变化而只有量的变化。
人口压力与技术进步缓慢是主要原因。
其中艾尔温的“高水平陷阱”对于理解中国传统农业落后有很大的启示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的研究中，农业分段论是一个突出的部分，蒂默（C.Peter.Timmer）的农业发展四阶段论和约翰·梅勒的三阶段论是代表性的学说。
四阶段论以农业发展历史为基础，主要是指农业起步阶段、农业作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农业部门与宏观经济结合、工业化中的农业四个阶段。
三阶段论以资源互补为分析基础，主要是指技术停滞阶段、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阶段、资本密集性技术进步阶段。
阶段理论为研究小农历史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参考。
日本学者速水佑次朗的“诱导型”技术与制度创新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该理论强调恶劣要素相对价格对技术变革的影响。
蒂默在论述农业经济变革问题时，利用速水佑次郎与弗农·拉坦（VernonW.Ruttan）的数据论述了三种不同技术变革道路即亚洲道路、欧洲道路与新大陆道路。
纽贝利（D.Newbery）和斯蒂格利茨（J.Stiglitz）将风险或不确定性引入农业生产，对理解目前小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黄宗智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恰亚诺夫理论、理性主义，将农民经济看成生产关系、小农生产和小企业家的组合。
他在《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
规范认识危机出路》中指出“规范认识”的问题，即把现代化等同于商品化。
他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了中国经济史上的一系列“悖论现象”。
黄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家庭生产方式也可通过其他的机制适应高度商品化的需求。
在边际理论报酬递减理论的基础上，黄提出了“过密型增长”和“过密型商品化”两个概念。
他们的前提是人口过剩，生产要素中除劳动外土地和资本相对短缺，因此劳动增加劳动投入便成为可理解的现象。
他指出“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的策略。
“过密型”这里可以理解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实质上也是量变质不变的形式。
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他指出“过密化必须区别于现代农业发展，因为它不会把农村引向结构性质变化。
仅敷糊口水平上的农民生产持续着”，而变迁的前景他指出“不是农民生产让位于大规模生产”并“阻碍了雇佣劳动生产的发展”，“农民生产远未被节省劳动力的资本化生产所取代，而实际上通过推动向低成本劳动密集化和过密化的方向变化阻碍了发展”。
张培刚的“工业化”思想，从农业与工业化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农业的发展。
其对小农生产的观点上变革现有小农模式，实质上是对现有小农模式的否定。
其观点主要有引导农业改造的长期诱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业改造实质是资本化的过程、农业机械化以及农业结构变化等。
（5）、中国问题学派理论
关注中国小农的学者很多，中国问题学派主要是指通过对中国实地考察而得出相关结论的学者。
中国问题学派由于年代及翻译问题很少引起注意。
主要学者包括：
L.马札尔、理查得·亨利·拖尼、威廉·瓦格纳以及马若猛。
L.马札尔是1923-1925年中国国民党鲍罗廷顾问班子的以为俄国经济学家。
他1931完成的《中国农业经济论》是部值得注意的作品（马若猛，1969）。
马氏认为当时中国不大可能生产出更多产品。
首先，对河水的控制已经破坏，农村灌溉系统衰退；其次，现金作物种植面积日益扩大，耕地需要更多肥料，但投入相当少；第三，家禽和家畜的供给从来没有发展土壤能从更多动物性肥料和更好的平整土地中获益的程度。
他承认交通的好处，但同时质疑交通如何扭转土质退化和农业生产停滞的长期趋势。
他认为阻碍农业进步的主要障碍是造成地权分配不均的社会阶级结构。
他指出农村经济人口过剩、农民的极端贫困和严格建立在古代技术基础上的农业制度成为农村经济的特征。
理查得·亨利·拖尼于1931年受人之邀来到中国，随后发表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动》成为那个时期的杰作（马若猛，1969）。
他提出“由中国农村生活的经济条件所提出的问题有两个基本形式”，一是自然因素，一是“根植于经济结构或社会习惯的缺陷中的因素”。
在关于小农论述过程中他提出交通费用的影响作用。
拖尼针对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点类似目前的“新农村建设”：
国家必须建筑学校、道路、水坝等公共设施，提供农业延伸服务。
农业通过组织起合作社来购买原材料、出售产品，可以最好的帮助他们自己。
他也倡导“工业化”使人口脱离农业。
威廉·瓦格纳是德国农业经济学家，于1911年在青岛任教，1926年出版的《中国农业》一书，是一部详尽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
威廉·瓦格纳正确的看到土地习惯即使在一个省内也有所不同，并把农场不断变小的原因归结为耕地诸子均分制的继承习惯。
通过资料分析他指出更好的技术、更多的肥料和适当的水利有利于农民的发展。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猛通过对华北农庄资料分析论述了中国1881-1949年农业特点，在《中国农民经济》一书中他提出了一些比较鲜明的观点：
首先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是高度竞争的，垄断从来没有长期存在，对农户的经济剥削也几乎不存在。
其次从晚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北的农业生产处于商业化过程中，农户极大的加强了使其经济活动适应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程度，以劳动交换商品和劳务的传统经济衰退了。
第三，在这一时期，除了偶尔的暴力因素外，卷入市场经济的农户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有轻微的改善。
第四，如果政府提供一些公共物品，家庭生产率将会提高。
此外二战以前日本人做的华北农村调查等相关资料对理解我国小农过程也有所裨益。
三、国内其他学者观点
陈翰生两本特色的著作是《现金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分别于1933年与1939年出版。
他提出的“中国农村正走向两极化”观点，其实同过渡时期理论中的外部因素的观点类似。
而他在对山东、河南和安徽三省127个村烟草种植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农民转而种植工业用作物以阻止他们生活水平的恶化，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工业资本向农村经济的渗透仅仅是使已经在起作用的产生无地农民的过程加快，现金作物的引进使农民的处境比以往更坏”又从侧面反映了恰亚诺夫与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
费孝通提出，1840年以前农村和占统治地位的精英存在一种均衡，这种均衡依赖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秩序。
费的《中国绅士：
城乡关系论文集》中指出农村工业一直为农民提供补充收入，由此维持了一种还算体面的最低生活标准。
而当外力力量冲击时，传统手工业部门遭到破坏，农村事业增加，购买力下降。
在《中国农民生活》中费指出农民在没有获得补充收入的机会，大部分耕地不足10亩的农民几乎无法活下去。
费的理论对解放前中国小农经济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
卜凯以搜集到的数据见称。
1922-1924年间他指导了首次实验性的农村调查，由学生在华北和华东中部7个省的7个县调查了2866个农场。
1929-1933年间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覆盖了22个省的16786个农场。
他在关于如何增加收入和农业产出问题是指出两者都依赖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的适当结合，以及一个比较适当的组织。
农民的农业活动由于很多原因而落后：
土地利用不当；农场太小；农民资本不足和接受新技术的途径有限；几乎没有对自然的控制；原始的运输条件增加了销售成本。
由于资本短缺，中国的农业以一种异忽寻常的大量使用密集劳动为特征。
然而农场投资的回报率低至每年2%或3%，这几乎不能吸引财富投资农业。
劳动替代稀缺资本的长期趋势必须改变，农民必须得到更多的资本和专门技术，可怜的低利率必须提高。
他在《中国农业的几个基本问题》中提出个体耕作制度在政府帮助下能得到极大改善，也是希望外力的介入。
方式为政府提供优惠的信贷、改进销售渠道、建立延伸服务、通过立法纠正地主——佃农制度的弊病、为地税改革登记丈量土地、保证为农民更好的治水。
国内近代学者运用马克思及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对国内小农经济进行了比较系统化的研究，但是理论分析较多，实证分析少。
主要观点有：
小农改造的必要性、小农改造与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关系、改造小农的方式与步骤、对马克思主义小农改造理论的发展、小农改造的绩效、中国与苏联改造小农的比较与关系、改变传统小农为现代小农、农业内在动力与外在因素问题等。
其中温铁军、秦晖、宋圭武等人的观点比较突出。
温铁军一直强调中国是小农经济，其《破解小农国家的困惑》、《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21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国家？
》比较鲜明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秦晖在《什么叫小农经济？
》提出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的区别在于是否为拥有充分的自由公民。
林毅夫虽然没有正式提出过小农概念，但是就其提出的“新农村”政策来说，“结构说”现象明显。
此外吴敬琏的“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也强调整合小农经济。
王贵宸从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对小农及小生产方式的分析入手,对改造小农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对我国改造小农的实践进行了反思。
宋圭武文章类似于王的文章也于1999年在《农业经济问题》与《中国农村观察》发表的《对小农问题的若干思考》及《小农问题研究》两篇文章，比较系统的阐述了其关于小农经济的观点。
并提出了小农一般和小农特殊的观点，指出小农的演进进程即古典小农、宗法小农、商品小农和现代小农。
认为小农不是落后的生产方式，中国农业应该超着现代小农的方向转变。
另外郑有贵、李成贵等对我国小农经济改造的动因、重大制度选择和改造绩效进行了分析；袁银传从改造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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