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歌中的南方意象及其文化意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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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诗歌中的南方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晚唐诗歌中的南方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引言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文学发展的巅峰时期，随着中晚唐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文人有了寓居南方的生活经历，使得文人的诗歌创作中展现“南方”形象的比重越来越大。

中晚唐时期从四面八方来到南方的人们，有因战乱、动荡，也有因出仕、商贸等种种原因而迁徙的诗人。

由于中晚唐时期南方籍的诗人数量大增，诗人们以南方的为题材的作品也不断增多，南方文学不断兴盛和发展；另一方面，作品中不断出现的南方意象影响着诗人的创作心态和对南方的审美趣味，冲淡了中国文学以北方为中心的传统格局，也改变原有的地域风格，体现了诗人对地域文化的能动改造。

[1]中晚唐诗歌中的南方意象的形成和“南方”诗人群体独特的认知过程和表现方式密切相关。

通过不同类型的诗人对南方生态、人文环境的亲身体验，进而影响到诗歌创作，体现了南方不仅作为一个典型的描写对象，而且还逐渐被文人们接纳并归入曾经以北方为中心的文化圈内，成为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

一、中晚唐时期的“南方”

唐代从整体上而言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但伴随着“安史之乱”后唐代政治社会的江河日下，蓬勃高亢的盛唐诗歌一变则成为气象狭仄的中晚唐诗。

仔细阅读中晚唐诗，不难发现诗人们普遍喜欢书写一些与南方相关的名物，这构成了中晚唐诗歌独特的南方书写题材。

那么，这种南方书写的特点有哪些？

背后的决定因素有哪些？

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在如上的学术脉络中，将会变得十分有意义。

本文就是以这样两个问题为线索，试图从整体层面分析中晚唐诗歌中的南方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2]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本文对于中晚唐时间的界定沿用学界较为传统的说法，即中唐之开始以代宗大历元年（776年），晚唐之始以文宗开成元年（836年）；虽然文学活动的衰盛消长很难以某个具体的时间节点作为标志，但以各个朝代君主更替作为一种比较方便的时间界定，依然显得十分必要和有意义。

[3]

其次，本文所谓的“南方”是依照地域形态所作的划分——中国地理的南北界限以秦岭—淮河一带为根据，以《新唐书》为依据，“南方”是与“北方”地域相对的地理环境，“南方”包括岭南和安南之地，“岭南”在地理意义上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上把五岭以南既现在的广东、广西、海南、越南北部这五个地区称为岭南，狭义上则专指广东这一个地区；而“安南”则包括了今越南北、中部以及广西、广东、云南等部分地区。

[4]

此外，还需要说明，本文所谓的“南方”，不仅仅是文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其笔下的空间场所，还指将诗作与诗人自身的主观情绪联结起来的重要媒介。

我们以为，这种从空间和诗人主观两方面界定“南方”的标准，将有效反映中晚唐诗人在诗歌中的南方书写状况。

二、中晚唐诗“南方”书写的表现

（一）《全唐诗》中晚唐“南方”诗作创作概况

《全唐诗》是清朝康熙年间官修而成的专门收录有唐一代诗人创作实况的总集，共计九百卷，网罗甚巨。

本文以《全唐诗》为调查依据，研究《全唐诗》收录的中晚唐时期的诗人中体现南方意象的诗歌，进一步探讨代表南方意象的深层含义。

[5]

本文讨论的南方诗作有直接描写南方的诗作，也有想象南方、间接描写南方的诗作，其中，不能确定是否把南方作为直接或间接描写对象的诗作不作为参考依据。

为了更好地对中晚唐时期诗人的诗作进行研究和分析，本文将收录在《全唐诗》中的诗人按时间节点进行划分，766年之前逝世的诗人归为中唐以前诗人，907年之前逝世的诗人归为晚唐诗人，在766至907年之间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归为中晚唐诗人。

[6]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以时间作为划分依据也依然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如有些诗人信息不完整，或生卒年不详或出生籍贯不详，故本文只能对有名有姓有完整信息的诗人进行研究。

据复旦大学郝红霞对《全唐诗》以及《全唐诗补编》中有名有姓有具体信息诗人的粗略统计，《全唐诗》中收录的诗人共有近三千位，中晚唐以前，南方本土诗人共82位，中晚唐时期南方本土诗人共有278位，充分体现了中晚唐时期南方本土诗人数量地不断增长和南方文学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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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唐诗》中晚唐“南方”意象归类

本文所谓“意象”，最早出现于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

“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即为表示作家内心世界的“意”和外部现实世界的“象”的有机结合。

当代学者袁行霈在其专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指出：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

所谓“南方意象”即为在诗歌中出现的展现南方地域性特征的风物人事所构成的多维度意象。

[8]

以下，拟对中晚唐时期文人所创作的诗歌里出现的一个具有共性的、出现频率极高的南方意象作一简要小结。

1.芳晨丽景、林泉高致的清丽山水意象

和北方的磅礴大气不同，南方山水清新秀气，名胜古迹和洞天福地也数不胜数，这样秀美的自然环境最能激发文人的诗情雅兴。

尤其在中晚唐时期，大批为了躲避战乱的仕官、学者来到南方，他们醉心于南方美景，创作了大量关于南方山水意象的诗作。

[9]皎然就在他的《诗式》中表达了此时诗人寄兴南方芳晨美景、留恋青山绿水的情状:

“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曹邺在《送曾德迈归宁宜春》中也赞叹江南山水：

“湘东山水有清辉”，所以“袁水词人得意归”；张祜在《纵游淮南》中大力赞美扬州的繁荣风光“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

[10]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天”，诗人借用月、桥、神仙这三个意象，描绘出扬州城的灯火辉煌、秀美繁华，后句还借“死”入“生”，夸张地表达了对人间美好的无限热爱之情。

南方的自然景观较北方相比更为清秀美丽，南方恬静自然的秀美山水是陶冶诗人情操、润泽心灵之地，最能激发诗人吟咏抒情的诗心，这便慢慢地形成了归隐山林、避世脱俗的文化氛围。

苏州籍诗人陆龟蒙归隐后赞叹如花般的太湖美景：

“山色七十二，湖光三万六，层峦叠嶂，出没翠涛，弥天放白，拔地插青”，诗人在湖光山色里难掩自己陶醉喜爱之情，这就愈发使得江南美景深入人心；诗人张叔卿在《流桂州》中是这样描述安史之乱后的岭南：

“莫问苍梧远，而今世路难，胡尘不到处，即是小长安”，诗人借小长安来比喻岭南，表现了没有被战争影响、荼毒的岭南和政局动荡的中原相比，局势安定，人们安居乐业，简直可以和都城长安相媲美，暗藏了自己对岭南的赞誉；在《送错公、栖公南游》中也展现了南方的和谐安定：

“北京丧乱离丹凤，南国烟花入鹧鸪”、“威仪本是朝天士，暂向辽荒住得无”，北方的丧乱和南国的烟火对比，折射出惨遭战争摧残的北方伤痕累累，而南方则依然有灿烂美好的“烟花”，意在说明此时南方的局势安稳、家家团圆。

[11]

这些诗歌拥有浓郁的江南特色，除了在内容上或明或暗地描绘江南景观，更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明显的南方特色，如苏州籍诗人顾况的《谅公洞庭孤橘歌》就使用了具有江南韵味的方言词：

“待取天公放恩赦，侬家定作湖中客”，吴侬软语的加入使之诗歌极富江南风情，给顾况的诗歌增添了独特的南方韵味。

[12]

除了借山水来展现南方形象，诗人也喜用植物意象来展现南方。

其中，以中晚唐时期杨柳的形象转变最明显。

杨柳作为我国文学中的重要意象，在中唐之前普遍种植在北方，主要表现北方刚毅、坚强的形象，但是在中晚唐以后，北方的生态环境伴随着社会、政治等因素日益衰退，使得杨柳的生长渐渐不如南方，白居易的《苏州柳》中展现了南方的大片杨柳：

“金谷园中黄袅娜，曲江亭畔碧婆娑。

老来处处游行遍，不似苏州柳最多”，作为走南闯北、生活阅历丰富的白居易，他去过洛阳的金谷园，也去过长安曲江号称“柳衙”的私家园林，但他认为这两处北方著名的风景区里栽种的杨柳都不如苏州的杨柳多而茂。

[13]

杨柳这一意象从北方逐渐来到南方，体现出南方的形象。

刘禹锡在他的诗作《忆江南》中通过杨柳展现出了江南水乡的柔美秀丽：

“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

独坐亦含颦”，不直接描写惜春之情，而是借柳恋春抒发惜春之感，萦绕着朦胧温润之美感；杨柳意象在中晚唐表现南方的诗作中频频出现，说明了杨柳已经渐渐成为表现南方的重要形象。

在中晚唐时期，由于常常用杨柳这一意象来表现南方形象，有些诗人甚至直接把杨柳称为“江南柳”，如在王智兴《徐州使院赋》中就有“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独知”，用花红柳绿的江南和苍凉广阔的漠北作鲜明的对比，衬托江南的小巧秀美。

[14]

杨柳表送别。

今人陈直在《三辅黄图校证序言》中认为“折柳送别”这一习俗从唐以后开始广为流传，如孟郊所作《折杨柳》中除了描绘“杨柳多短枝”，但“中有长相思”，无奈“枝疏缘别苦，曲怨为年多。

花惊燕地雪，叶映楚池波。

谁堪别离此，征戍在交河”，短短一枝杨柳，寄寓了诗人依依不舍的绵绵愁情；诗人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中先说“莫损愁眉与细腰”用酒代柳述离愁，下句忽转态度，为着“人世死前惟有别”也要“春风争拟惜长条”；其二里“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

为报行人休折尽，半留相送半迎归”，漫天纷飞的柳枝好像那浓得化不开的离愁之情，既有不舍折柳表离情，又有折柳赠别盼其归，将杨柳里藏着的相思离别表现得酣畅淋漓。

[15]

咏柳怀古。

晚唐时期由于局势动荡造成的分裂割据局面引起了文人们的感伤，皇甫孙在《杨柳枝二首》里吊亡怀古，昔日“春入行宫映翠微，玄宗侍女舞烟丝”、“烂漫春归水国时，吴王宫殿柳丝垂”，如今“黄莺长叫空闺畔，西子无因更得知”，“如今柳向空城绿，玉笛何人更把吹”，曾经的灿烂美好在历史车轮地碾压下灰飞烟灭，只有杨柳依然静静地伫立在一旁，旁观着物是人非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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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处朴野偏远、样貌险恶狰狞的鸟兽意象

在古代，被贬和文人紧密相连，唐代以来，被贬的官吏文人大多被流放到南方一带，贬谪官员大多仕途不顺，境遇悲凉，他们在贬谪之前和友人所作的赠别诗作，或在流放途中所写的感怀之诗，或在被贬之地抒发的内心所感，绝大部分都把南方当做惨酷朴野、蛮荒偏远之地。

其中，不少诗人借猿猴等各种凄凉狰狞意象来表现自己内心的忧愤与悲哀。

猿作为我国文学的重要意象，十分频繁的出现在中晚唐时期表现南方的诗作里。

出身寒门的曹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结果总是不尽人意，悲怨地留下“一辞桂岭猿，九泣东门月”的不平之情。

诗人们还喜用“猿声”来衬“心声”：

张祜的《送蜀客》听闻“哀猿别曾林，忽忽声断咽”来感慨自己“平生不达意”，在《送杨秀才往夔州》里也因“鸟影沉沙日，猿声隔树烟”而“不堪挥惨恨，一涕自潸然”；同样被一声声零散的猿啼扰乱心绪的还有刘禹锡，他说“暮色四山起，愁猿数处声”，借“猿声”渲染出诗人所处凄凉愁苦情境的同时，更在“猿声”里映衬愁苦悲伤之情。

可见在中晚唐时期，逐渐形成了“猿鸣”既“悲啼”的表现方式。

[17]

除了“猿啼”表达的凄凉愁苦、愤愤不平之情外，也有在“猿啼”中志存高远，表现洒脱平静之情。

韩愈的《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化用谢灵运的诗句写成“猿鸣钟动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东”，刻画自己本应醒来但却酣睡不已，连天亮时候的猿猴的啼叫和寺院敲响的钟声都听不到的昏沉之态，感概自己被贬“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表明虽因被贬悲痛不已，但在阵阵猿声中也能一觉到天明，以豁达之情回应郁郁寡欢；杨衡的《游陆先生故岩居》这样写道，当诗人“独壑临万嶂，苍苔绝行迹”时，“仰窥猿挂树，俯对鹤巢石”，为着能“结念候云兴，烧香坐终夕”，虽有寂寥哀伤，也不乏超脱外物的怡然自得之情。

[18]

此外，中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中还用诸多鸟类意象来展现南方：

张祜的《鹦鹉》有“栖栖南越鸟，色丽思沈淫。

暮隔碧云海，春依红树林。

雕笼悲敛翅，画阁岂关心”，借鹦鹉的意象表达自己“无事能言语，人闻怨恨深”的悲愤又无奈的心情；《再吟鹦鹉》中更是进一步细致地描绘了“万里去心违，奇毛觉自非”、“未胜无丹嘴，何劳事绿衣”的鹦鹉，只是为了抒发诗人内心的“雕笼终不恋，会向故山归”的郁郁之情；杜甫经历局势动荡的安史之乱后写下的《孤雁》：

“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处境艰难，只能“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这孤零零的大雁就是诗人自己的真实写照。

生活困苦、流离失所的诗人无依无靠，即使“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这只孤雁也要坚持不懈寻找亲朋，强烈的对比更进一步刻画出孤雁即使在困境中，也不轻易被恶俗之流的指点所打倒的坚韧之态，诗人通过这只孤雁寄托了自己虽身陷艰难险阻也时刻思念着至亲的感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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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威胁生命的恐怖毒物意象

唐人由于对南方缺少正确而深入的认识，所以笔下的南方多为环境恶劣，充满着威胁人性命的恐怖毒物。

唐人最惧怕的便是“瘴”了，古书《玉篇》所谓“瘴”：

“瘴，之亮切，瘴疠也”，古人所谓瘴气，既是以疟疾为主的热带病的总称。

在唐时期，由于南方地理位置偏远且气候湿热，是著名的瘴气严重之地。

中晚唐时期，文人常常把南方的山川、云雾、烟树都和可怕的“瘴气”组合在一起，如“瘴烟”、“瘴云”、“瘴烟”等，他们认为南方之地环境恶劣、毒物遍地，谈及“南方”立马色变，对即将生活在南方的自己恐惧而又担忧。

张祜在《送徐彦夫南迁》中劝告友人：

“瘴云秋不断，阴火夜长然”，韩愈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里因“夕贬潮州路八千”，一身正气却被贬南方，愤愤不平的同时诗人也对南方的生活无限忧虑：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诗人甚至垂丧地认为自己被贬南方后很快就会因为恶劣的环境命不久矣，要侄孙做好“好收吾骨瘴江边”的准备。

由此可见，当时唐人认为南方瘴气四绕，不宜居住，不愿深入。

[20]

在唐人的印象里，南方除了瘴气四绕，还有遍地的毒物，元稹在《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里提醒友人不仅要注意南方的“瘴江乘早度”，还要注意“毒草莫亲芟”，为了生命安全切记“试蛊看银黑，排腥贵食咸。

菌须虫已蠹，果重鸟先鵮”。

由此看来，韩愈所叹“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正是当时不了解南方真实情况的人们对于南方恐惧之情的最好总括。

三、“南方”诗人与南方文学

中晚唐时期在南方生活的文人，或是仕官被贬，降职调往南方就任；或是听从朝廷安排来到南方求官或做官，下面拟挑选其中被后人公认成就比较突出、与南方相关的存诗歌数量较多的诗人来进行研究。

（一）“贬谪韩柳”——韩愈、柳宗元

贬谪历来是朝廷对仕官最常见的惩罚手段，早在先秦时期，南方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加上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经济落后，条件恶劣，所以是许多“罪人”被放逐的地方。

据武汉大学尚永亮统计，在中晚唐时期，有名有姓可进行考究的被贬谪的官员有1461人，且被贬之地集中在南方。

在唐时的南方因其偏远的地理位置和落后的经济地位，当属贬谪首选。

在通往荒蛮南方的贬谪之路上，来来往往的多为饱学之士，留在这条贬谪之路上的诗歌更是数不胜数。

韩愈和柳宗元是其中十分杰出的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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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任官以来，两次被贬，于公元807年十二月被贬至连州，公元806年被召回京，但好景不长，公元819年再次被贬至潮州，一直在南方待到公元820年才再次被召回。

韩愈打破了文和诗的界线，以文为诗，在诗歌中描摹了具有主观意识的南方，那里险恶山水，奇形怪状，通过诗人奇特的想象和雄浑的气魄展现了被贬南方的抑郁和苦痛。

但诗歌中过于晦涩的词句，勾勒出常人难以理解的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歌的美感和传诵。

韩愈在第二次被贬时所做的《感春四首》中真切地抒发了不满被贬处境的消极情绪，诗里感慨“岂如秋霜虽惨冽，摧落老物谁惜之”，春风地到来依然抵不过惨冽的秋风，只能无情地吹落无人关爱的枯黄枝叶，借惨冽秋霜和被摧落的老物来类比无人看重、惨遭被贬的自己。

除了善于描写险恶环境，韩愈还善用各种鬼神意象来表达心境。

在《谴疟鬼》中还以南方常见的病痛——疟疾为题材，借原来是神的后代却不重修行最后堕落成人见人怕的鬼怪形象，来寄托自己一片赤诚之心却惨遭贬谪蛮荒的愤怨不平的心情。

在《祭鳄鱼文》中，借危害潮州百姓的鳄鱼形象，来暗指影响百姓安危的邪恶黑势力，如当时破坏中央统一的藩镇割据势力，作为异类的鳄鱼也可以看作是被当时社会视为“异教”、危害百姓的佛教等夷狄之法。

在文章的最后，“刺吏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驱赶鳄鱼、保卫家乡的举动不仅宣扬了掌权者的天威，还能表达了韩愈对朝廷的铁胆忠心，在百姓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从此以后这一做法就在民间流传开来，许多官员争相效仿，后代的潮州官吏给韩愈驱鳄除害赋予了新含义——爱民卫国。

韩愈奇险诡怪的意象如狰狞的山石、萧瑟的落叶、凶恶的鬼怪，都来自于其被贬南方的心境，这些反应内心的愤愤之作正是由于贬谪南方这一经历把韩愈的创作推向高潮。

柳宗元和韩愈的经历有相似之处，他也是两次被贬，第一次被贬是公元805年九月，被贬至永州，公元825年正月被召回京，只在京呆了一个月左右，柳宗元又再次被贬，这次去到了更偏僻遥远的柳州，从此一直在柳州待到逝世。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描绘了永州山水的独特，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小石潭记》：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

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在《囚山赋》中，也对永州山水印象作出直白深入地描摹：

“楚越之郊环万山兮，势腾涌夫波涛”“争生角逐上轶旁出兮，其下坼裂而为壕。

颀下颓以就顺兮，曾不亩平而又高”，真实地展现出永州山水独有的恶劣凶险：

诗人生活在一片未经开发的、封闭荒凉的原始山林，山势如同那奔涌的波涛，往上望是苍茫无边的星空，向下看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空气湿润，还有凶虎残豹，好像一个巨大的牢笼，囚禁于此。

诗人笔下的山林中的具体事物，如云、林、鸟、兽不是永州山水的准确描摹，而是作为情感的宣泄口把这些事物进行夸张化的变形，为了真切地表达自己遭人诽谤、被贬放逐的无奈悲愤心绪。

柳宗元被贬永州时，多借由山水中的清冷事物作为表情达意的媒介，把强烈的情感和自我意识灌注在这些孤寒的自然景物中，如《首春逢耕者》中“园林幽鸟啭,渚泽新泉清”的思乡悲凉；在《秋晓行南谷经荒村》中描绘“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写尽了所处之地的荒僻景象，给人以衰败、寥落之感。

诗人笔下的贬谪之悲流露出凄婉愁苦的情调，浸润在字里行间的孤独冷寂的山水中，一山一树皆是悲情凉意的透射。

第二次被贬至柳州后，写景抒情的诗作减少，更多的是酬唱赠别诗作，因为再次被贬，诗人心中除了被贬永州时的清冷寂寞，又增添了再次被贬、希望破碎的巨大痛苦，于是便直抒胸臆地通过柳州山水的形象表达了直面现实的悲痛之情。

在《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中生动形象地描摹柳州山水：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把剑比作山峰，伴着瑟瑟秋风割人愁肠，巧妙的将念友思乡的愁情和柳州山水的特色融合在一起，此时的山水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渴望山水“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将凄凉绝望的心境隐藏在柳州山水的意象中。

柳宗元诗作的意象由被贬永州时的含蓄清冷在第二次被贬柳州时变成了强烈直露，心中不断郁结哀怨和悲愤，于是真诚又直白地描摹山水，借山水意象淋漓尽致地表现被贬的无限哀愁。

（二）“幕府与南方”——李商隐

中晚唐时期局势动荡不安，随着地方割据权力地不断扩大，有些重要藩镇更是由宰相担任节度使的职责，文吏开始渐渐取代原先由武官担任的幕府长官的位置。

和被贬南方不同，幕府官员来到南方一般要由自己主动申请调至南方任职，不是被动地调遣或被贬谪，如果在幕府里得到上级的赏识便能获得比在朝为官的人更快的升迁机会，所以中晚唐时期相对安定和谐的南方吸引了不少文人主动进入南方幕府从仕。

李商隐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商隐一生辗转幕府，志存高远，但无奈仕途不尽如意，只得把满目疮痍写进诗句里。

在入幕府为官期间，李商隐创作大量用于表章奏记的四六文，在骈文创作中反复使用典故，这些在幕府工作时长期的写作实践都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李商隐初期入仕途是公元829年进入太平幕府任官，此时的他意气风发的在《春游》里畅想未来：

“桥峻斑骓疾，川长白鸟高。

烟轻惟润柳，风滥欲吹桃。

徙倚三层阁，摩挲七宝刀。

庾郎年最少，青草妒春袍”，在春暖花开郊游之时，心情愉悦的诗人看到的皆为疾驰的骏马、高飞的鸟儿、青青的嫩草、骏桥和宝刀这样生机勃勃之意象，字里行间了都是对仕途充满美好的期望。

到了晚唐时期，随着政治局势的复杂化，李商隐的幕府之路越发曲折，这个时期的李商隐善于用典，把自己一生不得志的悲叹郁结在诗作里。

他在《安定城楼》里就在忍不住悲叹“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借庄子寓言和像凤凰的鹓雏自比，展示自己看淡功名，依然怀抱高远志向，讥笑奸诈小人的诽谤，把哀国自怜的感伤情绪杂糅进庄子和鹓雏这两个意象里，既含蓄又尖锐。

李商隐在桂林、梓州入幕时，他的感伤之情达到顶端，用典频繁而又经典。

他在《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中感慨“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亡妻尸骨未寒自己又要离家远行，心里“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借梦里妻子相伴的乐景，深切地寄托自己的悲思，以温馨的梦境和残酷的现实作为反衬，更显入幕的坎坷艰辛。

四、南方意象形成的原因

（一）北人南迁的移民作用

在“安史之乱”后，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的现象比比皆是，北人南迁增加了南方人数，为了躲避战乱的北方“迁客”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大部分的南迁北人文化修养都不低，如原籍为江苏沛县的刘轲，为避乱而迁至韶州曲江；原籍为河南洛阳的赵损，被派遣至南汉后顺势在南方安家落户，“虽然南地远，见说北人多”。

这些非富即贵的拥有较高素养的北人来到南方，将自己的道德文化、礼乐教化等一并代入南方，一改原先的“蛮夷”风尚，不仅为南方带来先进的文化，也带来先进的生产力，为南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同时，又让中原文人在南方寓居落户。

（二）北人南迁促使了南方文人宴集的频繁

“安史之乱”后，北方文士为了躲避战乱而来到相对和谐安定的南方，与此同时外出做官或求学的南方本地文人也因为战乱返回故乡。

大批高素质的文化人来到南方，他们聚集在一起，或吟唱诗文，或切磋诗艺，观赏着南方的秀美山水、名胜古迹，如中唐时期以颜真卿为主的浙西诗会，晚唐时期在江南诗酒文会影响下产生的睦州诗人群体，以及晚唐时期颇负盛名的由皮日休和陆龟蒙为主要发起人的苏州唱会。

这种文人以诗会友、以诗代酒的宴集风气，自然而然地衍生和发展了诗文创作的良好氛围，促使了唐诗的发展。

（三）政治力的直接作用

学者陆侃如和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把“安史之乱”看作是历史上的“大关键”，是把唐代文学划分为初盛唐和中晚唐的分水岭。

诚然，唐诗的风格和成就不能简简单单的就依照时间的划分来立判高下，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和时代的风气影响了文人的诗歌创作。

“安史之乱”之前，朝廷只在边疆设立数量有限的节度使，其主要职责主要用于防御外患；“安史之乱”后，当朝执政者在各个区域设立了数量众多且分工较从前更细化的地方官吏，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治理州县事务，协助政府管理地方事务。

江南的开发带来了文学现象的改变，人们从对南方怀抱陌生、恐惧的态度转变为“人人尽说江南好”的创作心态和审美情趣。

经历了政治动荡的分裂、混乱时期，中晚唐时期统治者对南北政策的重新调整，倾斜对南方的关注度，促使南北文化上的融汇交流。

结语

中晚唐时期从四面八方来到南方的人们，有因战乱、动荡，也有因出仕、商贸等种种原因而迁徙的诗人，这些诗人如一条条细流，源远流长，延绵不绝。

由于中晚唐时期南方籍的诗人数量大增，诗人们以南方的为题材的作品也不断增多，南方文学不断兴盛和发展；另一方面，作品中不断出现的南方意象影响着诗人的创作心态和对南方的审美趣味，冲淡了中国文学以北方为中心的传统格局，也改变原有的地域风格，体现了诗人对地域文化的能动改造。

中晚唐诗歌中的南方意象的形成和“南方”诗人群体独特的认知过程和表现方式密切相关。

通过不同类型的诗人对南方生态、人文环境的亲身体验，进而影响到诗歌创作，体现了南方不仅作为一个典型的描写对象，而且还逐渐被文人们接纳并归入曾经以北方为中心的文化圈内，成为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