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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现代产业体系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现代产业体系——兼谈“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博弈
大家都知道，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研究或现代教育体系的研究，越来越超出教育来谈教育的问题，这也是教育部近年来力推的一个工作思路，在全国范围内有五所高校正集中精力在教育部的领导下研究现代教育体系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问题。
现在教育越来越受到中央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越要跳出教育谈教育，怎样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来看待这样一个当下对中国非常有意义的事，这五所高校是清华、北大、南开、人民大学和外经贸大学，都是中国最好的五所大学，在集中研究这件事。
可能会有很多高校前期的研究成果将来会用到中国教育的整体改革中去，在这次会上也是向大家作个汇报。
今天上午给我的题目是现代教育体系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对接的问题，兼顾谈谈美国的事。
一个小时肯定谈不完，我会穿插地讲一些我们的想法和扣主题的事。
我主要想回答三个大家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从现在来讲，我们在“十二五”时期，甚至到2020年构建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着力点落在哪儿、面向什么？
现在来看有争论，但争论比较集中，一个是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个没问题，现在加了一条“适应人的全面发展”，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这两条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着力点的时候，反映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
我们聚焦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如何服务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单纯从这一个角度来构建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是2020年要求的，它要考虑到除了现代产业体系以外的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即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我国职业教育能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吗？
现在的回答不肯定，我们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建设中国现代职业教育？
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现代产业体系是2007年时提出的，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对现代产业体系的理解逐步深入。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主要的着力点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经济发展到30年以后，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显现了，有人归结为“中等收入陷井”，当我国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往一万美元冲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多国家冲不上去，在3000-5000美元之间徘徊，出不去，这是一个经验的总结，我们要走出这个中等收入陷井，就要克服经济发展中30年累计的一系列矛盾。
第二是后危机时代中国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新挑战，包括美国重返制造业的问题，一系列新的挑战都摆在我们面前。
1.1经济发展中的既有矛盾
中国30年改革发展，举世瞩目，所谓的举世瞩目就是指我们的制造业，我们的GDP由改革开放初期0.36万亿到去年超过40万亿。
大家都说GDP不是经济发展的全部，但我们刚从日本考察回来，我们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谁说GDP不好，我们跟他急，没有GDP，中国人不是这样的精神面貌，GDP一定是个好东西。
其次，GDP不是全部，对于中国来讲，中国的现代化绝不单纯是GDP，与日本比，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家讲，日本已经失去20年了，整个日本的现代化水平，我们再有20年也达不到。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GDP是个好东西，但它不是全部。
30年来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目前来看，怎么来描述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呢？
我们把它定义为，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最大新兴经济体，世界制造业大国。
这就是国际语境下对中国的概括，我们够大，从制造业来讲，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谁当过世界工厂？
只有美国、英国、德国当过，现在很多的发达国家都没有当过，我们当了世界工厂，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30年的发展，我们如何实现？
一是我们能把自身的产业优势和国际产业转移契合在一起，所以推升了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拉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中，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一个是出口。
我们的消费不振，拉动不了，主要是投资和出口，这两个都和人有关系，投资和人有关系，为什么30年我们积累了高速的投资增长率，就是中国有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这时候导致了缺乏弹性的工资水平，这就是八十年代中国开放时期的劳动力状况，这就保证了高资本积累率，一直到今天，整个收入分配还是不利于劳动力的，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
从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上就能反映出这个问题。
第二个拉动是出口，我们国家30年不断增长的出口靠什么支撑？
其实我们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归结到一起就是人的成本优势，我们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的便宜的劳动力或者性价比高的劳动力的要素是中国能够实现30年高速发展的重要要素，首先要感谢中国这30年发展中付出辛勤劳动的劳动力，这是最重要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所以说人民最伟大。
第二个重要的支撑力量就是承接世界产业转移。
大家都知道，世界性的产业转移大浪潮发生了三次，最近的一次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被打乱了，但是这个浪潮不会衰竭下去，第一次是60-70年代，发达国家不干的事情往发展中国家转移，我们在闹内乱，没有赶上。
第二次是80年代产业转移，正好和我们的改革开放契合在一起，一步一步把我们国家打造成世界工厂。
30多年的高增长有三个特征，三个重要的特征告诉我们，我们想再维持继续30年的高增长不是件容易的事，用官方的语言来讲，就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我们“十二五”时期面对的最大的难题就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凸显，我们再想过30年的好日子已经不容易了，很多领导人在讲我们要有过紧日子的准备。
我们这30年增长为突出的特征，第一个就是粗放，这样的一种经济增长依靠的是低成本竞争，我跟你比价格，我的成本低。
当我占领一个市场的时候，依靠的是这个市场的外延扩张，只要中国的廉价产品打进去了以后，怎么样扩大收益，一定靠市场外延的扩张而不是把产品做得往下去，是产品横着往外突。
比如家电产业，只要我们的家电产业能进入国际市场，只要占领了某个市场，立即就能铺开，但是这个产品的升级换代我们做不了，我们可以用廉价的、低成本的产品占领全球市场。
在国际贸易领域有句话评价中国人占领国际市场，一个是“攻城掠地”，中国人又来了，只要你让它站住，进得来，一定是斩尽杀绝，别人没活路，只要让中国的鞋进入了，别人就别做鞋了，就有这么大的竞争力，但是你让他把鞋的品质升级，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上，这个做不了。
这是中国30年来给国际的印象，为什么别人怕中国？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确实对别人在一定的程度上形成了很大的竞争力。
我们这种粗放的、靠成本低、靠市场不断外延扩张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举个简单的例子，家电，我们可以把一个方盒子的电视卖到全世界，没有人竞争得过我们，最紧张的是三星，三星说了，我把这个技术引进到中国，中国人学会做了，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
但是大家想想，在整个韩国和日本的彩电行业非常紧张的时候，大家认为没我们的好日子过的时候，韩国人出了个都是，不再是盒子了，是挂在墙上的平板，这个只能是韩国人做这就是创新，这时候当平板电视出来以后，谁还到超市里去买一个盒子来？
那是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韩国人、日本人做不过我们，但是不是了，规则改了，现在挂在墙上了。
只要盒子变成平板的，马上问题就来了，中国人马上就没有竞争优势了。
人家转到另外一个轨道上，中国人马上就跟不上了。
所以为什么要搞自主创新，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后面。
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入，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单位能源使用产生的GDP，只有发达国家的1/5到1/6，一美元的GDP消耗的煤电资源，我们是美国的4倍多、德国的7倍多。
用水量，我们国家是全球平均水平是4倍，接近美国的10倍，日本的24倍。
靠要素投入是不靠技术的，我们的技术靠成熟技术引进和扩散，在中国，从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的时间里，到90年代中期我们提出自主创新以前，基本采取的技术引进都是以市场换技术，这是80年代提出的战略，我们把市场让渡给你，你把技术让渡给我，但我们发现，我们把市场让给人家了，但是人家没把技术给我们，现在的汽车有多少是自主品牌？
很少。
我们要发展汽车的时候，一定不是学通用、学大众，一定是自己从头来，要么就去并购。
这时候我们的大多数产业是中低技术为主、以模仿别人为准。
中国的整个技术水平处于中低水平，我们国家企业的核心能力并不在技术研发，我们有很强的市场营销能力，但是我们没有研发。
粗放行的增长带来一系列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低端锁定。
你找不到一条路，就像我们教孩子学生一样，你老是后10名，找不到一条路怎么上到前20名，自信心就上不了。
我们国家到2020年的目标也是进入到创新型国家的俱乐部，但现在我们还不是，创新型国家R&D的投入占GDP的比重是2%，我们是1.35%。
科技进步贡献率，创新型国家是70%，我们是39%。
引进技术的依存度，创新型国家是30%，我们是54%。
分析微笑曲线，我们中国在低端，高附加值的技术都由别的国家在做，虽然我们逐渐往上走，但如果再不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自主创新的话，就锁定在这儿了。
粗放型增长再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
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这是美国经常攻击我们的，我们用世界消费总量15%的标准煤、30%的钢、已4%的水泥，创造了6%的GDP。
而我们国家又是人口众多，我们的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10，煤炭人均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
在我们的发展阶段就是投煤炭、投石油、投天然气，当自己的能源资源不足的时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靠进口，我们在能源方面的进口依存度持续增加，这也是人家攻击我们的地方，问我们到非洲是干什么去了。
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等重要资源的依存度超过50%。
美国是可以操纵这些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的，中国是不是通货膨胀，不是中国决定的，中国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被抬高，就会形成输入性通胀，你不想涨价，但别人逼得你不得不涨价。
出口导向：
在世界范围内，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上都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赢家，这不是好话，接下来就是你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你富了，得多出点血。
我们自己说我们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承担和自己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义务。
这次我们把贫困线太高了，进入贫困人口的人数会增加。
现在有的国家把贫困线定在一天两美元，我们连一天一美元都做不到。
我们作为最大的“发展中赢家”，我们干的就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成思危先生作过总结，说我们中国的经济是躯干经济，而发达国家的经济是头脑经济，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位次是不一样的。
我们干的是从新兴经济体进口零部件，在中国完成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再输出到全世界，最典型的是芭比娃娃、iPhone手机，关键的零部件都不在我们这儿，连一个娃娃的衣服、娃娃的头发都我们做不了，那是高科技，只有在我们这儿完成组装加工的环节再输出到全世界，一旦全球市场萎缩，我们就出口不出去，农民就要回家种地。
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美国是92%，印度是80%，中国只有72.8%，内需不足，我们一直在讲扩大内需，当朱总理和温总理交接的时候，在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给新的政府提了四条建议，第一条就是立足扩大内需。
我们太依赖于国际市场，而中国的老百姓消费不起，不敢消费，这个问题30年都没有解决。
你对外依赖就要受到外部的冲击，就要看别人的脸色。
分析2008年以来我们国家的进出口额，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我们的出口马上陷入负增长，因为我们的产品突然没有市场了，对高层来讲，最重要的两个隐患就出来了，即“两个一千万”的问题，一是农民工返乡约1000万，第二是应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问题，好在中国没出事。
但我们知道，外部影响马上会对我们造成冲击。
我们的GDP，从2008年一季度的10.6马上跌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8。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低于7%、8%，如果低下了就意味着大量的人口失业。
我们搞经济的都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经济其实很简单，一方面是控制通胀，别让物价涨上天，就像前一段时间的“豆你玩儿”、“蒜你狠”、“看猪的脸色生活”，天天在涨，老百姓不舒服。
再一个是没工作，失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那是一个人的尊严，你天天在马路上晃着是没尊严的，那跟退休大爷遛弯是两回事，当就业年龄的人口没有就业，那是人的尊严问题。
对经济来讲，一个是不能让物价涨得太快，一个是不能让失业率太高，但这q两个是反着的，你刺激经济，物价就涨，要控制经济过热，马上就有人口失业，这是个艺术，怎么保持平衡？
既让经济增长又保持合适的失业量，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
在外部的冲击下，中国的GDP已经从百分之十几跌到6%，我们是硬拉上去，不能到底，如果到底马上就出现大量的人口失业，人没有尊严了，那就什么事都能干了，要乱了。
我们有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大量的钱投入，经济强行拉动到10%以上，经济过热，什么都贵了，我们再试着踩一脚刹车，回到8%、9%的水平就可以了，有一点物价上涨，同时有一部分人失业，不会有大的损失，大家就能接受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波动不是中国能控制得了的，外部能控制中国的经济波动。
收入分配：
不利于劳动力，要注意二元增长，农村和城市、工业和农业是分割的，带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均，这套收入分配是不利于劳动力的。
1979-1998年，我们国家的GDP平均增长是9.9%，实际工资增长4.4%，相差5.5%。
1999年，我们国家进行了一次大的工资改革，这一趋势才得到扭转。
今年整个高校的工资水平又在翻番地涨。
从整体来看，1979-2008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率低于GDP增长2.65%，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之相差2.82%，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之相差5.15%。
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共建共享，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的成果？
这都是改革开放30年以后提出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了。
居民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劳动收入，还是靠劳动挣钱，反映劳动收入的职工工资总额在GDP当中的比重处于下降的态势，从1980年的17%降到2008年的11.2%。
大家的工资年年都涨，制造业老总们也讲，我们也在张工资，为什么招不来人呢？
整个工资收入是涨了，但是速度太慢，最后涨的结果是在总蛋糕的盘子里的占比下降，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劳动。
如果这个格局不发生根本变化，整个教育最重要的根基是找不到的。
所谓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现在还要加上尊重劳动，但是怎么尊重？
工资增长的份额得提高。
工资性收入占比缩小的情况下最终导致消费不足和投资膨胀，它马上会反映到宏观经济上去。
老百姓没钱可花，有了钱也不敢花，敢花了也不知道花到哪儿去。
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临五个问题，一是养老，为什么大家不愿意退休？
萨科齐让法国人多干两年，别退休，法国人上街游行，让中国人多干两年，太好了，我不愿意退，我身体很棒，再多奉献十年一点问题也没有，为什么？
关键在于养老问题，你在位和不在位、在职和不在职，收入水平是不一样的。
为了让我退休以后过上体面的生活，我要多存点钱，所以挣了钱也不敢花。
第二是医疗，年轻的时候得存点钱，挣得再多也不敢花。
第三是住房，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买房都是四家老人交一个首付，年轻人再分歧还贷，发了工资得马上还银行，还敢消费吗？
第四是失业，当半年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不能喝西北风，所以在有工作的时候就要增加储蓄。
第五个就是教育，在座的父母谁不给孩子存钱受教育？
我们搞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在座的校长的孩子有谁享受的是义务教育？
不多，义务教育就是你家们的烂学校，在天津的上渔阳实验小学，交钱也进不去，你不储蓄怎么办？
所以，这五大风险导致了中国老百姓有钱也不敢花，到真敢花了，花到哪儿去？
我们买来的东西都是有毛病的，同样是中国人生产的东西，为什么出口到欧美市场上的质量就很好，只要给中国人自己的就乱七八糟，价钱也很贵，所以中国人就带着钱到欧美去采购，疯了一样。
周立波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到了欧美市场，第一句话就是“真便宜”，第二句话是“我全包了”，所以中国的出口增长拉动的不是欧美市场需求，是中国人的消费需求。
整个30年我们的成就很大，但发展不平衡，最后导致的是消费不足，怎么办？
就要靠投资。
所以从80年代初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资本形成率从32%增长到46.8%，我们的最终消费率从67%降到48%，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经济越来越依靠美国，越来越指不上通过消费来拉动，这个问题就大了，意味着周期性的波动不可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我们可以从11.7%降到5.2%，也可以再增长到15.2%，危机的时候再降到3.8%。
中国人承受不了这样的大起大落，大起就是通货膨胀，物价天天涨，大落就是大量的人失业，找不到工作，没尊严，你得平稳，经济最重要的是平稳。
我们在英国研究学习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它不追求速度，即使有一个扩张的空间也不轻易扩张，为什么？
他们说，这次我扩出去了以后，外部出现了外部冲击，那就得缩回来，所有的人全得失业，我不要这个波动，我要它平稳地涨。
而中国这个时期就是大起大落，这和收入分配有关系，我们是世界工厂，我们做出来这么多东西，我们怎么样保证这一轮生产出这么多东西下一轮还有这么多呢，简单讲，就得把这些东西都消费掉，把仓库腾出来，再生产，再卖掉。
问题就在这儿，我们的收入分配有问题，众多的老百姓不敢去消费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意味着仓库里的东西挪不出来，那就会影响下一步的生产，这时候怎么办？
只有把中国逼上一条，把这些中国人不消费的东西运到海外市场，让美国人、让欧洲人去消费。
我们讲的收入分配问题、我们依赖于欧美市场的问题、劳动力价格便宜的问题，劳动力价格便宜就是没有收入，收入低就不能消费，就得把生产出来的大量的东西卖到欧美市场，他们一有什么闪失马上就冲击到我们的经济，经济都是连环套，都是普遍联系的。
我们归结一下30年所走过的路径，看得很清楚。
我们要感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他说过两句话，我们搞改革是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对内搞活，第二个含义是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的最大意义就是人口可以流翁，这意味着人很便宜，农村可以有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这时候就形成了中国粗放的、二元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的态势，带来五大问题是不可回避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有可能固化在低端，自己的消费需求不足，周期性经济波动，对外依赖承受国外的冲击，这些东西是连环套，这就是我们30年来的既有矛盾，现在遇到了新麻烦，经济上讲是刘易斯转折逼近了，人不再是这么便宜了，你给那么点钱，他不给你干活了，这不是谁想这样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劳动力的稀缺性就会逐渐显现出来。
虽然我们国家就业压力长期存在，但是结构性矛盾已经凸显，有人敢跟你谈价了，你不给我这个价格我不去。
现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各个企业家已经感受到了。
第二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已经显现，低成本的优势已经逐渐消失。
第三是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对气候的关注空前高涨，也许这是个伪命题，当前的气候变化一个是由于人的生产方式造成的，二是周期性变化，从几百年来的观察，现在正好是该热的周期了，再过几十年以后又该冷了，你不用管它。
世界上有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但不管怎么样，西风压倒东风，认为气候变化和人的生产活动是有关系的，这是主流。
这时候中国受到的外界压力对于环境要求就越来越高，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要求中国要变了，再走以前的路子没有条件了，这时候有两个最重要的着力点，“十二五”规划通篇贯穿两个东西是最主要的，一条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个最重要的支撑，一个是自主创新，生产是要往里扔东西，包括资本、劳动、自然资源，这些都扔不动的时候，外部的办法就是技术，可以通过技术的变化使生产不下降，这就是技术进步的作用，就是生产要素，所以我们一定要靠技术来改变现状，突破现有的约束。
二是扩大内需，你得把这么大的产能形成的产品靠中国人自己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消费掉，这是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我们要让中国老百姓过上体面的幸福生活，中国人要有尊严，怎么有尊严？
得消费。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欧盟的教授老跟中国的教授开玩笑，昨天我看你穿这件衬衣，今天我看到你还穿这件衬衣。
我们讲，如果中国老百姓每个人家里都有6件衬衣，穿完了以后放在一起去干洗的时候，中国人也就现代化了，中国人能过上这种现代化的生活吗？
收入分配不利于他，五个风险天天等着他，他怎么能天天换衬衣？
但一旦中国人换衬衣，内需启动起来，我们就进入了现代化，我有多么大的生产，我又勤劳，又敢于消费，那就形成良性循环了。
1.2“后危机时代”的新挑战
在开放条件下，你不能不管别人，自说自话，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可以自己干的，都是相互之间发生关系，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奥巴马还提出建议，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起，造出一个新词。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这场金融危机是有关联的。
中美之间在90年代以后的这一轮新的全球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样的？
第一层关系就是美国产业转移，很多东西不做了，不是它想不想干的问题，是干不了，只要在本土干就亏钱，到中国来就赚钱。
最典型的就是通用，在美国都快倒闭了，到上海来就挣钱。
这就必须产业转移，资本只有利益导向，到中国挣钱就会把资本拿到中国来。
中国有优势，承接了这个转移，你不要认为美国人的资本、欧美的资本是随便转移的，转移到世界的哪个地方去是有标准的，是取决于利润的多少，为什么不把制造业转移到印度去而转移到中国来？
中国有很多好的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在这20年里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出大量的人才，我们有一堆高技能人才或者是技能型人才，能和制造业衔接。
我们的基础设施好，为什么不转给印度？
印度的火车都开成那样了，东西怎么运？
中国的高速铁路尽管追尾，但速度还是很快的，中国的高速公路、港口建设，印度20年也赶不上了，物流成本大大降低，这个产业转移不是瞎转的，他们选地方不是瞎选的，你整个产业的基础配套能力、劳动力配套状况以及你的大市场，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人家才选择你，中国有能力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
我们从做鞋、做袜子开始，从价值链最低端开始干，但是中国人真厉害，我们在世界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也讲，我们发自肺腑地讲中国人很伟大，包括各位校长培养的人也真伟大，我们能从做鞋、做袜子开始不断地往产业链上游攀升，现在我们的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我们是纺织，现在是机电产品，中国人会做电脑了，联想都把IBM吞并了，不管怎么样，中国人厉害，他往上爬，他能干的越来越多。
中国能在世界分工中做的事越来越多，我们的产品线越来越长，虽然我们还没爬到高端去。
而美国被挤压了，当中国人能做的事，美国就被挤压了，它能干的事越来越少，为什么美国人要重返巅峰制造业，原因就在这儿，它干不过中国。
中国人也不谈劳动保护，有点污染，也没这么高要求，工资低点、加班费不给，也干，这就不一样了，但是不能长久地这样。
客观上，美国已经很难用它越来越短的产品线跟中国这么长的产品线在贸易中达到平衡，你凭什么跟我交换这么多东西？
这就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你不干活，我干活，你还想跟我马上平衡？
凭什么？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
对于美国来讲，它大量的投资都投在中国，要拉动它往前走的投资又不足，只能靠流动性扩张来拉动消费，多花钱，鼓励消费，还不起钱的人也让你去买房子，这不就是次贷危机吗？
美国用扩张流动性的做法来拉动消费，让它的经济往前跑，这是美国的做法。
中国的做法是什么？
我们有这么强的出口能力，只能依靠出口消化自己的产能，中国人不消费，这就是中美之间的互补关系。
极端地讲，美国人是只消费、不生产，不用干活，过好日子，这就是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生活，大家千万别认为美国人现在已经是水深火热之中，根本不是这样子，他们过了20年的好日子，不用干活，高消费，因为中国人源源不断地给他们输送物美价廉的产品，他们只要印票子就行了，他们只要印纸，就可以不断消费我们的产品，中国人是辛辛苦苦干活，不敢消费，只能让别人消费我们的产品，这不就互补了吗？
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对于美国来讲是贸易赤字，它进口了大量的中国产品又不能输出产品，他们给我们的是美元，中国人是贸易赢余，这时候我们有大量的美元储备，我们收来的是美元，东西运出去了，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超过三万亿的外汇储备，这也是我们跟美国人叫板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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