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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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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尺蠖效应
●秦晖（进入专栏）
关于“阴谋论”
如今对“全球金融危机”，有些人最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阴谋”，说这个危机是某个国家的“阴谋”，有的干脆就说是某个人（比如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等）的“阴谋”。
什么叫“阴谋”？
也就是“暗中策划之不良企图”吧。
商人的动机是赚钱，政客的动机是拉选票，“国家”的动机是自利（民主国家为国民谋利，专制国家可能仅为统治者谋利，但它们都可能损害别国之利）。
当然我并不打算证明“性恶论”，上述所有人都可能还有高尚乃至非常高尚的动机，但那可遇不可求。
所以“不良企图”其实是一切可行的制度安排必须考虑防范的。
至于“暗中策划”，则商业秘密尽皆如此。
关键在于这些策划是否“犯规”。
如果不犯规，“阴谋”二字不足以加罪；如果犯规（例如金融骗子麦道夫），那就是违法，而不仅仅是什么“阴谋”了。
（）
但是，假如明明害了人却又无法说他是犯规，那他就是钻了“制度”的空子，也就是制度问题了。
而制度问题又分两个层面，除了隐私、国防这类合法的公私秘密外，涉及公众利益的行为和企图，在开放社会里都是可以被估测、被评论、被曝光和揭露的。
但在有些社会就很难。
如往牛奶里弄三聚氰胺，在甲地就被舆论揭发，而在乙地却受到权力庇护并打压舆论。
在美国，“次贷”的不良、“泡沫”的危险过去是否就不许人说？
就没有人说？
说了就受到打压？
这是第一个层面。
就这个层面而言，社会中有人搞“阴谋”并不足奇（没有“阴谋”的社会大概就是桃花源了），关键是允不允许揭露、抨击“阴谋”？
有没有一个曝光“阴谋”的开放机制？
（）
其实只要追根溯源就会发现，如今我们这里无论是学者还是新闻政论界谈论的“阴谋”，除了一些小说家言外，基本上都来自西方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
其中很多，如下文提到的明斯基、克鲁格曼等人的批评早就存在，并不是危机爆发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发现“阴谋”的，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早先的“阴谋”揭露者受到过打压。
早就被如此议论的“阴谋”还是“阴谋”吗？
（）
因此“阴谋”论说来泄泄愤可以，真把它当做原因就未免太把全世界的人当傻子了。
那么为什么尽管早有人揭露、“阴谋”其实已经是“阳谋”，但人们还是没法避免其害呢？
这就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所以我们讨论这次全球危机，还是从危机的发生机制谈起。
（）
一种危机，还是两种危机？
首先要知道，我们现在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很多人说它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相比如何如何，但实际上这次危机和1929年的危机相比，严重的程度姑且不论，它们的性质已是截然不同。
（）
1929年的那场危机，用意识形态的语言说应该是一次典型的“资本主义周期性过剩危机”。
即使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对这一危机的主流解释，即凯恩斯学派的解释，强调的也是消费不足。
尽管在危机的解决之道上，马克思学说和凯恩斯学说差异很大，前者认为“资本主义”不可救药，后者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调节，但他们对危机本身的描述是一样的，那就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的过剩，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导致再生产过程的中断，于是出现倒牛奶、烧小麦、毁汽车、炸高炉的现象。
过剩危机主要是消费不足造成的--至于“消费不足”又怪谁，才出现了（马克思与凯恩斯等）不同的说法。
（）
然而，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人们指责的却是美国人过度消费、超前消费，而且美国人向全球借债，通过贸易逆差和全球发行国债，向全世界透支，来供美国人消费。
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透支的窟窿太大，导致信用崩溃。
美国现在的消费率是全世界最高，这个现象和1929年的危机是截然相反的。
（）
而类似于1929年的那种过度投资导致消费不足的现象，在全世界表现得最明显的倒是在中国，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就是发生在中国。
而美国发生的则完全是相反的另外一种事情。
当然中国现在没有碰到1929年那么大的震荡，那是因为中国的“过剩产品”有一个出路，就是以巨额顺差的方式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去了。
假如没有这个外部的需求，那么我们中国的过剩危机将会表现得更严重。
（）
中国的过剩危机，应该说比本次“次贷”危机出现得要早。
且不说所谓的刺激内需早就是我国的老话题，消费不足、投资过度、产能过剩，这在中国已是存在了十几年的问题。
就说这个问题最近的恶化也是早在“次贷”之前一年已经出现，包括股市跳水、东南沿海很多企业的倒闭等，都是在这之前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当时人们找了一些其他的理由，比如很多人说是因为《劳动合同法》造成“用工成本的增加”等导致的，那时候还没有人讲“次贷”。
后来美国危机爆发导致外需的缩水。
这就使我们的过剩危机（或曰“内需不足”危机）加剧了。
但也只是“加剧了”，我们的危机有其自身的发生逻辑，这是明摆着的。
（）
但是这和美国发生的事情的性质完全不同。
美国发生的这个事情能不能叫做过剩危机呢？
现在有些人为了套意识形态的说法，极力往这上面附会，比如有人说，“次贷”本身就是美国消费不足的表现，说穷人为什么要借钱买房？
穷人如果能够掏现钱来买房，那就是消费正常了，穷人需要借钱买房就说明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的弊病。
可是这样说太勉强，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够做到穷人也可以不借债，而是掏现钱买房？
就算他拿现金买房，你还是可以说他为什么不买一座城堡？
如果要借钱才买得起，这也叫消费不足？
假如消费不足是指不能想要什么有什么，也就是相对于消费欲望而言，那全世界就没有消费足的时候。
除非你有那个神话中的“宝葫芦”，要什么就有什么。
因此我们讲的消费不足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
危机解释中的“消费不足”也并不等于贫富消费差异，现在有人说中国不存在“储蓄压消费”问题，因为我们的穷人不是有钱不花、喜欢高储蓄，而是根本没钱可花，那高储蓄都是寡头的，或者是法人存款。
这在很大程度上说得不错。
不过从来也没人认为“过剩危机”就是穷人有钱不花，美国1929年时人们说是因为穷人高储蓄了吗？
但是反过来，仅仅是穷人没钱花也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消费不足”。
我国古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资本主义过剩危机”吗？
当然不是，因为那时并没有过度投资的现象。
（）
危机理论中的“消费不足”是有明确定义的，而且是可以度量的，这个度量就是国民经济产出中居民消费比例的低下和投资（包括储蓄，但当然未必是“穷人的储蓄”）比例的高企。
过度投资导致的巨量产出遇到“消费瓶颈”，这的确是在1929年及其以前西方出现那种周期性波动的原因。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在哪里最典型？
当然是在中国。
如图1所示[1]：
现在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最低的就是中国，而消费最过度的就是美国，一般居民的消费占GDP总量，美国要占到80%左右，而中国还不到40%，几乎可以说是两个极端。
而且问题都是由这两个极端产生的：
美国人过度消费产生了窟窿；我们消费不足，就把产品卖给（其实就是“赊给”）美国，帮他们填窟窿。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
世界铸币权刺激美国的“消费狂”
现在有意思的是，我们天天讲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结果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东西，而在中国出现了我们通常讲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量的投资导致产能极度过剩，老百姓的消费非常不足。
此次危机中，在中国发生的是类似于1929年的事，但是中国没有发展到1929年的地步，原因是有外需这一块，如果没有外需，中国的过剩要比现在严重很多。
在美国发生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讲得简单一点就是美国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了消费狂，向全世界进行透支，因此很多人说美国人现在有一种恶习，就是那种借债消费、超前消费的恶习，储蓄率极低，消费率极高，和中国截然相反。
（）
美国人的恶习的确该骂，不过，更重要的是：
这个恶习是怎么产生的？
如果说是由于某种经济制度产生的，那么这个制度是什么，是“资本主义”吗？
可是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讲的“资本主义”特征，如上所述，不是完全相反的吗？
而且，我们看到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如日本、韩国这些东亚国家，通常又被认为是高储蓄率的国家，即使是欧洲，尽管也有高消费的势头，但是欧洲人不会像美国人这样透支，道理很简单，欧元没有美元那种世界铸币权地位。
尽管日元、欧元也是可以自由兑换，但是欧元、日元的国际支付能力都比美元差，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同时通过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的双逆差向全世界疯狂借钱来满足美国人的消费。
（）
因此，我认为这个“恶习”和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无关。
其实，最近陈平先生就说这种危机是“福利国家”制度的危机。
[2]表面上看似乎有点像：
除了“次贷”被认为是“过分”支持穷人买房以外，美国现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危机最严重的汽车业，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归咎于工会太厉害，导致福利负担奇重，雇佣自由消失，竞争力垮台等。
这简直是工会太欺负资本了嘛，太不“资本主义”了嘛，如果他们像我们那样用“农民工”，搞血汗工厂，怎么会落得如此窝囊？
但是，举世公认欧洲，尤其是北欧才是福利国家的典型，也是强势工会的典型，与它们相比美国常常被认为是“低福利”国家，为什么危机却是在美国爆发的呢？
可见，尽管福利国家也有弊病，但要说这次危机的祸根就是它，恐怕也难服人。
（）
不是经济制度，那么是否是某种“文化”导致了这种恶习？
的确，现在所谓“西方消费文化”，或者说是“美国消费文化”成了众矢之的。
尤其是过去同是搞“资本主义”，东亚的日本、韩国储蓄率高而美国储蓄率低，这似乎表明高消费与“文化传统”而非与经济制度有关？
但是西方或者美国真的有什么高消费的“文化传统”吗？
我们知道过去马克斯o韦伯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恰恰相反，它讲的是勤俭、禁欲和以积累为天职。
虽然有人不同意韦伯的理论，他们也多是主张这类伦理不仅新教专有（据说天主教或儒教也有这种伦理资源），却并不认为新教没有这些特点。
但这“新教伦理”与今天美国人的消费狂不是相反吗？
多数美国人当年与今天都是新教徒，其消费观念却反差如此，这是“文化”能解释的吗？
（）
那么这种透支消费的恶习到底因何而来？
其实这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并不难找：
这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特权。
美国由于独家拥有这种“美元霸权”，可以任意发行美元来买世界各地的任何东西，这就像有了一个想啥来啥的“宝葫芦”，想印多少钱就印多少钱，想买什么东西就买什么东西。
有了这么个宝葫芦，哪个人能克制住欲望不去高消费呢？
我觉得这和什么经济制度、什么“文化背景”根本没有关系。
无论姓社姓资、东方西方，任何人有了这么个宝贝，他都会变成消费狂。
而这个宝葫芦，我们中国人没有，同样搞资本主义的日本人没有，同属“西方文化”的欧洲人也没有，因此过度消费、透支全球弄出这么大个窟窿，这样的祸只有美国人能闯！
（）
美元真的是“宝葫芦”吗？
但这当然只是表面。
问题在于，世界货币发行权真的是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宝葫芦”吗？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不可能任意发行，因为它是有兑金保证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跟黄金脱钩，但世界仍然认它。
于是很多人都说，这样美元就变得不受制约了。
（）
但这就有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就是以美国为主推动建立的一个体制，它是在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声望和势力如日中天的背景下，由美国主导建构起来的。
不能说美国不想维持这个体制。
但是随着美国逐渐力有不逮，到1972年维持不下去了。
当时全球传说马克要升，美元要贬，全球抛售美元，争兑黄金。
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美国央行有责任给全球美元承担兑付。
但这时美国顶不住了，当时9个国家的银行体系都因为无法应付挤兑而关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崩溃。
迫使美国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
全球陷入恐慌。
当时全球反美势力为之拍手称快，包括我国的报纸，都在欢呼“美国金元帝国的崩溃”。
这当然是高兴得太早，美国并没有崩溃。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也确实意味着美国实力从战后的巅峰相对下降。
如果说当初如日中天的美国是受制约的，实力下降了它反倒“不受制约”了，这怎么可能？
如果这样就不受制约了，那当初美国主导建立那个体系是图个啥？
难道是自己找“制约”？
（）
显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美元其实仍然要受到制约，这个制约其实就是美元公信力对美国自己的好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人们持有美元无须对美国政府有什么道义上的好感，因为不管怎样我可以用它兑换黄金。
但兑金权取消以后，你凭什么还愿意持有？
世界各国又不是美国的殖民地，他可以命令人家认美元？
那么世界各国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愿意持有美元，第一个前提就是相信美国的行为还是负责任的。
当然由于惯性，各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比例太大，弃用美元要支付成本，更换外汇储备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一般来讲人们不愿轻易这样做。
但绝不是不可能这样做。
如果美国太不像话，各国不是不能“壮士断腕”。
那美元的霸权地位就终结了。
美元的霸权地位一旦终结，不但“铸币税”巨大好处的丧失绝非一时的透支所能弥补，更意味着美国整体地位的衰落。
（）
如果滥发美元又不欲其大贬值，除非让境外美元购买美国资产。
这就有“卖光美国”的危险。
到一定程度“美元霸权”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为维持美元地位而影响美国的经济主权。
（）
因此“后布雷顿时代”美元不是更强势了，而是相对不那么强势了。
因此，美国当局一直是把他们的巨额逆差、向全球透支当成大患，而力图改变的，只是他们无力改变。
改变不了就怨天尤人，责怪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向他们低价“倾销”。
可以说美国的抱怨没道理，但却不能说“他们的抱怨是假装的，是'阴谋'，他们实际上是想推动超前消费、推动透支的扩大”。
（）
换言之，即便从美国的利益看，无限制地超前消费、寅吃卯粮、向全球透支的做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出大问题。
今天美国发生危机，我们有许多学者说自己早就预料到了，以夸示其“先知先觉”。
其实看看美国自己的出版物，明斯基、克鲁格曼这样的先知先觉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论界早就层出不穷。
美国的有识之士对寅吃卯粮导致的“泡沫”忧心忡忡，至少已经十几年了，美国的当局也不是没有这种担忧，但就是解决不了，这是为什么？
（）
民主政治与“反向尺蠖效应”
前面讲过，原因不在经济制度，不在“文化”，那么可能就在政治制度？
没错，当然，这里只是说原因之一，不是说民主制下就一定会这样。
但不民主的国家是不会出现美国这样的高消费的，尽管这种国家会有别的弊病。
（）
美国的政治是民主政治。
我是民主政治的赞成者，而且至今仍然认为中国应该推进民主政治。
但我不是“民主浪漫主义者”。
民主制也有它的问题。
（）
如果说专制制度下“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统治者，那么民主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都要看选民的脸色。
这是民主的大优点，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变成缺点。
（）
这里要讲一下我曾经提到过的“尺蠖效应”这一概念。
理论上讲，人们需要一个政府，授予政府权力，然后政府用这个权力为我们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它承担责任，为我们提供安全与广义安全（即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
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应该对称。
这个对称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有人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相应地愿意授予政府更大权力，这就是“福利国家”，有人担心政府权力大了会损害公民自由，要求严格限权，相应地就不指望政府承担太大的责任，这就是“自由放任”。
从宪政的角度讲，这两者都是正常的。
宪政民主国家一般就是在这两者间摆来摆去，就像一架天平左右晃荡，在一个特定时间到底摆向哪头，由选票来决定，我谓之“天平效应”。
它的原则是无论左右，都要以权责对应为支点。
高福利就要有高税收，低福利就要有高自由。
不允许统治者权大责小，有权无责，国民无自由也无福利。
但是也不可能要政府权小责大，有责无权，国民自由、福利都最大化。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
如果在专制体制下，统治者就可能既用“左”手膨胀自己的权力，从而损害人民的自由，又用“右”手推卸自己的责任，人民因此没有福利。
或“左”或“右”都偏向统治者，就像一伸一缩都朝着一个方向的“尺蠖”。
所以我谓之“尺蠖效应”，它导致人民的自由、福利双匮乏。
从理论上讲，宪政民主就是要避免这种弊病，使政府要么责大权也大，要么权小责亦小，而不能允许统治者有权无责。
（）
但是宪政民主制度也并非永远都保持“天平效应”。
在一定条件下，民主制度也可能从相反的方向出现“反向尺蠖效应”：
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它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它减少自由。
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
但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持续的。
强要持续，就会惹出祸来。
（）
根本的原因在于：
其实统治者与老百姓都是人，人性的局限使他们难免为自己着想：
如果没有制约，统治者总希望当有权无责的“人主”，而老百姓总愿意要有责无权的“公仆”。
于是在理论上就可能存在两种“尺蠖效应”：
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会导致权大责小、有权无责的“不可欲”状态，是谓“尺蠖效应”。
而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会追求权小责大、有责无权的“不可能”状态，是谓“反向尺蠖效应”。
（）
以美国而论，许多论者都提到从罗斯福传统到1960年代的“民权政治”，美国似乎主要是“向左”走。
但由于滞胀现象打击了凯恩斯主义，此后美国似乎又“向右转”，“回归保守主义”，“政府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之说大为流行。
（）
但是据政治上倾向民主党的哈佛大学D.波克教授指出，事实上就在这种说法日益得势的同时，从尼克松到老布什这“向右摆的30年”中美国国家政策的实际趋势却相反：
无论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扶贫济老还是在增加妇女及少数族裔机会等各个方面政府作用都在明显加大，所有这些方面的财政开支都大幅度增加了。
[3]因此，所谓这三十多年的“保守主义化”实际上恐怕只是反映人们对个人自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同时他们对政府福利责任的要求也在提高。
（）
欧洲其实也类似。
撒切尔夫人信奉新自由主义，批评“福利国家”，认为“公共开支是目前英国经济困难的核心”，但是经过7年“撒切尔革命”后，1985～1986年度英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反而比1979～1980年增长了31.1%。
[4]以至于1987年大选时保守党人抱怨道：
尽管谁都知道“旧有的集体主义福利国家水准低下，而且其影响足以毁灭财富的创造”，但在8年改革后这一体制“却仍然令人沮丧地完好无损”。
“尽管保守党人连续获得选举胜利，他们却赢不了这场战争。
”[5]我国的研究者也指出：
撒切尔时代想要削减福利的改革大都“说得较多，做得较少，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撒切尔革命'时期英国用于福利国家方面的公共开支水平并没有得到控制。
这是因为，社会保障开支有比较固定的年增长率；在议会民主体制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充其量是限制开支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取消它自然增长的趋势。
这方面的改革措施牵涉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处理不当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6]事实上撒切尔夫人尽管小心翼翼，最后还是栽了跟斗。
由于税制改革遭抗议，她被迫提前下台，接任的梅杰首相取消这项改革才结束了风波。
（）
但是，这当然不意味着右派就无所作为。
压缩不了福利，但他们可以增加“自由”。
怎么增加呢？
政治自由在那里已经很充分，基本财产自由也很难再扩大，于是只有信用（虚拟）领域可以进一步扩大自由。
因此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衍生产品花样翻新。
可交易的对象从有形物发展到无形物，从信用发展到“信用的信用的信用……”（）
“业主社会”V.S.“福利社会”:
“次贷”问题的实质
有人常说：
左派偏向于照顾穷人，右派偏向于保护富人。
但是简单的事实是：
在民主社会，无论左右都是要依靠多数票的。
左派讨好穷人，右派难道能只讨好富人？
所以当左派提出实现“福利社会”口号时，右派怎么对应呢？
他们会讲我们不管穷人，让你们“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
在民主条件下，这不是找死吗？
（）
于是在美国，实现“业主社会（ownersociety）”[7]便成了右派对付左派的主要口号。
但是请注意，这个“业主社会”可不能解释为“让一部分人先当业主”--社会早就有一部分人当业主，要你来干嘛？
让“一部分人”当业主，那就让他们选你吧，我们不干，看你能选上？
（）
所以右派总是解释：
这是要让所有人都当上业主。
由于富人早就是业主了，因此这句话的实际含义就是让穷人也当上业主，让最穷的人富起来。
右派说：
左派讲让国家照顾你们，再照顾还不是寄人篱下，我们让你们自立成为业主，不靠神仙皇帝，创造幸福全靠自己！
这“右派国际歌”不是也很“理想主义”吗？
当然我们不必美化他们的“动机”，民主政治下的政客第一动机是争取选票，右派是如此，左派又何尝不是？
但为此他们要讨好百姓，而不是讨好领袖，这才是关键。
（）
当然所有人都当“企业家”明摆着不可能（都当老板，谁来打工？
），所以所谓“业主”首先是指自有住房。
住房、尤其是穷人的住房问题（富人住房从来不是问题）历来是美国民主政治关心的焦点。
罗斯福新政的第二年即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住房法案》，以后1937、1949、1954、1955、1957、1958、1959、1960、1961、1968、1974年国会又先后11次通过立法，为住房保障层层加码。
可以说在民生问题上，大概除了就业，为美国公共政策立法所关注的，没有其他东西能与住房相比。
1949年美国《住房法案》有句被广泛引用的话：
“让每一个家庭能在适宜的居住环境里拥有一个舒适的家。
”[8]这实际上也是美国人普遍认同的国策。
（）
美国传统的住房政策乃至医疗、教育等其他保障政策，和欧洲、尤其是北欧典型福利国家相比无疑是“低福利”的。
但是民主国家的福利就是照顾穷人，无论高福利、低福利这个性质是一样的。
所谓低福利无非是覆盖率低（只覆盖最穷的人），不像欧洲福利覆盖率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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