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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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二
关于2009-2010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二）
关键词：
2009－2010年度中国传播学研究进展年度报告文献综述
[摘要]：
2009－2010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并不平衡。
传播理论研究继续寻求新突破，并有所成就，但焦虑情绪也若隐若现，相信压力会化为动力。
媒介经济与管理扩展了自己的“领地”，势头正旺。
广告和公共关系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广告研究正在探索自己的理论根基。
新媒体和网络传播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视野和交叉性，研究前景充满希望和挑战。
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趋势，其学术影响力日益增长。
2009－2010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虽然亮点不少，其实问题也存在，并且多是老毛病。
当下最需要大家坚持的是，要紧追国际前沿、扎根中国现实、掌握研究尺度、努力创新理论。
（接上）
四、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
2009-2010年度，中国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在文献数量上呈现飞速增长态势，在各个重要相关研究领域都取得进展与突破；这使得本领域内的研究综述无论如何概括，都难免挂一漏万，有遗珠之憾。
（一）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备受重视、日益繁荣
中国互联网产业、网络传播事业及新兴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网民数量和移动通讯媒体使用者在这两年内又有了巨幅增加，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达4.57亿，手机网民3.03亿，这一数据显示网络在中国城乡特别是在农村的加速普及。
新媒体事件日益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网络传播的影响力增强，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备受重视，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指南与资助名录显示这一领域的研究受到极大支持。
整体看，本领域学术生产（论文、专著、课题等）的数量突飞猛进，质量有所提升。
比照前次报告，检索中国知网在这两年内收录的期刊、博硕士论文，题名中含“互联网”的就有4106篇，其中属“新闻与传媒”类的有398篇。
与2007-2008年度相比，唯题名中含“博客”的文献略微减少之外，其余主题文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较为突出的新兴研究点为“微博”（224篇）和“SNS（社交网站或社交网络）”（106篇）。
（二）网络舆论舆情的基础理论及应对策略研究取得新进展
关于网络舆论引导与网络舆情预警、监测以及与网络相关的突发舆论事件应对策略研究等，一直是本领域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近两年，关于网络舆论舆情的研讨已显现出新闻传播业界和学术界对此均有深刻认识和深入进展。
业界方面，至2010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已连续4年发布的年度《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以扎实的数据分析，宏观勾画年度舆情演化的全景动态。
学术界方面，喻国明研究团队发布《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0）》，南京大学谷尼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实验室发布《2009中国网络舆情报告》，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的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涉及网络舆情监测和评估。
这些报告的发布显示，网络舆论舆情研究成果已经进入系统性呈现、数据化分析的状态，成为一种公众传播的信息和知识；而其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1.从宏观上研究整个中国网络舆论演进历程与舆情发展的总体规律。
例如，钟瑛、余秀才（《1998-2009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1/2010/4），通过对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的系统分析，发现我国网络舆论事件若干整体特征，其扩散过程基本呈现出的葫芦状模型有助于把握中国网络舆论的整体发展脉络。
刘九洲、许玲（《论网络舆论传播中的公民协商和公民行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在研究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发现公民协商的重要功能，“为后来在一定条件下所引发的、旨在发挥某种政治影响力的公民行动做好舆论准备，从而达到网络舆论传播的最大效果。
”
2.在微观层面解释和揭示舆论事件与舆情事态发展过程中的传播机制与规律。
例如，王国华、戴雨露（《网络传播中的“反沉默螺旋”现象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在研究中发现“沉默螺旋”理论在网络传播中的局限性，指出“反沉默螺旋”模式，并分析其理性和非理性的两种途径。
廖卫民、柯伟（《网络舆论波研究――基于波浪力学及杭州两起舆论事件的理论思考》，10/2010/4）提出了网络舆论波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5.7”飙车案和“8.4”醉驾案对比分析，发现不同类型舆论波有不同运动特征和演化规律，需采取不同策略应对：
“舆论风浪”发生后往往会引发“舆论涌浪”，应避免对坡岸的反复“冲刷”；还要注意防范舆论波出现能级加强的“共振”现象，避免群体性事件。
田大宪、贾举（《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机理与调控方略》，9/2010/4）对网络集群行为进行了模型建构分析，指出其“多维的变量系统”特质，集群行为迎合了网民的选择性期待，与事件的“引爆点”相伴而生，在网民的意见博弈中议题得以存活与扩散，产生网民热议的“蝴蝶效应”，进而推动集群行为生成。
白寅（《网络流言传播的动力学机制分析》，1/2010/5）通过系列案例分析和调查实验验证了若干假设，揭示出网络流言传播的微观心理机制和行为动因。
魏丽萍（《网络舆情形成机制的进化博弈论启示》，1/2010/6）则对沉默的螺旋与蝴蝶效应进行了反思，用经济学中的进化博弈论来模拟网络舆情的生成机制，有较强的新意，有助于理解舆论过程中的把关人和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发现“中坚分子”的存在对于博弈过程中舆情逆转可能性的作用。
（三）新媒体与经典理论结合，丰富发展传播学理论
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研究的文献中有相当一批是集中在传播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之内，这一状况依然存在，近两年内出现了一些重要研究，对于传播学理论本身发展有所突破，有所贡献、助益。
例如，浙江大学韦路的英文研究论文FilterBlogsvs.PersonalJournals:
UnderstandingtheKnowledgeProductionGapontheInternet（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2009，532�C558）基于实证数据，以博客内容生产为案例探讨并深化了传播学关于“知识沟”的认识，指出知识生产（KnowledgeProduction）上也存在“知识沟”，比之于知识占有（KnowledgePossession）更清晰，也是更深层面的“知识沟”。
韦路、李贞芳（《新旧媒体知识沟效果之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进一步比较了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知识沟效果的差异，通过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的使用沟和知识沟在因特网上比在传统媒介上更明显。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播学理论。
例如：
钟智锦（《使用与满足：
网络游戏动机及其对游戏行为的影响》，2/2010/10）以样本量为467的网络调查为基础，发现玩家在参与网络游戏时会同时受到追求个人成就、享受社交生活和沉浸于虚拟世界并逃避现实麻烦这三种动机的刺激，均对游戏时长和游戏黏着度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沉浸型的动机比其他两种动机对游戏黏着度的影响更大，社交型动机对公会/团队活动的次数和质量的影响最为强大；其发现客观上丰富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微观机制。
殷俊、孟育耀（《人肉搜索与“把关人”理论的调适》，2/2010/2）通过分析人肉搜索活动中的信息把关行为发现媒介组织把关人的形态已经改变，网民个体与微组织的多重把关行为交叉进行，形成“协同把关”机制，这一新媒体形式对传统传播学理论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颠覆，值得思考。
总体看，这类文章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将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移植和扩展运用到对新媒体和网络传播活动的研究中，以探求其规律，文献数量较多，但有实质性的新发现的文献还不够多。
（四）新媒体与网络社会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富多彩
由于新媒体越来越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网民行为等诸多视角来考察传播规律，比照2年前，这类论文涉及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进展，成果也非常丰富多彩。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3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刊载的文章中就有数篇扎实的研究。
《生意人的神杖：
手机的现代性意义》（吴玫、林海�]）综合运用技术的社会塑造理论（socialshapingoftechnology），赋予理论（affordancetheory）和驯化理论（domesticationtheory），“通过对中国福建企业者的日常手机使用的采访和质化分析，来探讨中国企业者的手机使用与生意运作的关系，特别是他们手机使用中所展现出来的手机的社会功能与角色。
”如果说该研究讨论的是新媒体在经济生活中赋予人以进取性的商业文化特征，那么，《BBS社群实名注册制研究――以南京大学小百合BBS为例》（巢乃鹏、周玉黍）则观察到高校BBS在采取网络实名制后，议题敏感度的陡然下降和逐渐恢复的变化过程，揭示了网络生存行为的数量变化特征。
《三种互联网社会软件对个人社会关系建立的作用比较》（范博阳）以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强弱连接的理论为基础，经过比较研究发现：
IM适合建立小规模、较紧密的连带关系；SNS有利于建立大规模的连带关系，对弱联系的建立比较有帮助；BBS虚拟社区比较松散、游离的状态使得其中建立大规模的紧密连带需要投入较大的精力和较长的时间。
除此之外，2009年第3期《中国传媒报告》刊发了一组文章冠以《新媒体的力量》（杨伯溆），分别研究了手机报、BBS、短信的传播特征与规律。
例如，《北京市居民手机报使用情况的定性考察――通过新媒体看“议题融合”理论之初探》（陈红）借助“议程融合”理论进行研究发现：
手机报既为读者设定个人议程，也帮助人们摸索（test）及再造（reproduce）话题社区（topiccommunity）的群体议程，不论是信息富有者（informationrich），还是信息贫穷者（informationpoor）都通过它与话题社区进行融合。
《政治网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倾向――基于强国和猫眼的探索性分析》（唐芳）选择网络论坛“强国”和“猫眼”作案例分析，抽样调查发现政治网民群体不等于网民整体，引入“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分层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发现：
政治网民的主体来自社会中层，其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无明显的关联。
这些研究揭示了网络社会生态中的复杂关系与微妙互动，推进了整个网络传播研究的学术成果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还有大量的文献探讨了此类问题，如：
陈韵博（《新一代农民工使用QQ建立的社会网络分析》，2/2010/8）以新一代农民工为目标对象，通过深度访谈、线上民族志等质化方法探讨他们如何利用QQ建立社会网络，研究表明通过使用新媒体，农民工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赋权（self-empower），为自己在城市中的谋生获取来自官方及体制外的支持。
丁未、田阡在《流动的家园：
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1/2009/1）中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居住在深圳市石厦村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的媒介技术使用为个案，从一个侧面展现农民工群体社会关系的结构模式及其演变过程，研究中发现新媒介的使用为这一群体提供了拓展甚至突破社会关系边界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他们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利用现代媒介技术形成、维系、加固他们认为可靠的社会关系圈，一旦遇挫反而更求助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
（五）关于微博、SNS、微视频等近年走红的新媒体研究进展
新媒体技术在2009-2010年的新发展，也直接引发了新媒体研究的新热点，特别是微博成为近期研究大热门，这基本上显示了此类研究与技术发展应用的密切关系。
在题名含“微博”的224篇文献中，多数为新闻学期刊的业务研究和引介性、描述性的理论分析，例如：
《微博：
从嵌套性机制到盈利模式――兼谈Twitter最受欢迎的十大应用》（喻国明等，《青年记者》/2010/21），《微博以及报刊的若干“玩法”―—当下传统媒体转型的一个视角》（陈娟，10/2010/3），《微博客的媒体特质与传播能量》（闵大洪，《新闻战线》/2010/9）。
还有一些实证研究、理论探讨和批评反思的文献，例如，《微博互动的结构与机制――基于对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夏雨禾，1/2010/4）通过对438个样本的分析，对新浪微博互动的结构性要素和发生机制进行探究，发现“链状”、“环状”和“树状”对话结构同时并存，话题空间成长性明显增强，在现实社会话语权力空间中处于弱势的“草根”将有可能成为微博互动再建构的主导性力量。
《微博时代的粉丝传播》（蔡骐，14/2010/8）从“微信息”、“微距离”和“微革命”三个层次来展现粉丝们在微博中的新形态及其所展现的自我、人际与大众传播特征，揭示出隐藏其后的社会生态变革。
《微博的理想与现实――兼论社交媒体建构公共空间的三大困扰因素》（袁靖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以反思批评的研究视角提出在微博这一自媒体进一步演化为社交媒体的时候，更需要警惕网络商业主义、集体无意识和注意力承载力这三方面因素的困扰，势将影响微博对舆论公共空间的积极建构。
关于社交网站或社交网络的研究有《SNS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特征之分析――以豆瓣网为例》（丁汉青、王亚萍，1/2010/3），通过观察法和文献综述法，构建出一套甄别出意见领袖的指标体系，并采取内容分析法跟踪不同类别话题，研究发现SNS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之意见扩散与接受不同于创新扩散的倒U，而呈现长尾状；意见领袖在对普通网民的影响层次与话题类型相关，时政类话题对态度层面影响较明显，专业类话题对认知和行为层面的影响较大。
且相对于传统意见领袖而言，SNS意见领袖具有自我、网络使用活跃、乐于分享等特点。
《微视频的青年亚文化论析》（陈霖、邢强，2/2010/3）通过对微视频制作和传播的考察，从媒介的抵抗、身份的认同和创造的潜能三个方面分析寓于微视频中的青年亚文化存在状态，给人以启发意义。
（六）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研究的新视野和未来方向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领域，有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管理学者、信息情报研究者等以各自的学科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了有启发的成果，例如：
《外场和惯性双重影响下的无标度网络上舆论传播动力学》（李小刚等，《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2010/6）；《网络传播技术控制的共轭控制模式研究》（刘耀，《情报理论与实践》/2009/5）；《基于小世界理论的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网络调控研究》（陈晓剑等，《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5）等。
此外，在本领域内还有一批专著、学术会议和课题都能展现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成果，闵大洪的《2009年的中国新媒体研究》（《新闻前哨》/2010/2）梳理了2009年这方面的基本情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2月浙江大学举办了首届“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国际学术论坛；2010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在暨南大学召开，此次会议以“新媒体•新生活•新世界”为主题。
这些学术会议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对本领域的学术前沿研究成果进行了精辟的概括、提炼和检阅，预示了本领域研究的前景与方向。
五、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的新进展
2009-2010年的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出版学和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版史研究、出版经济研究、出版文化研究、数字出版研究几大领域，对其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可从中观照该领域近两年的研究重点、热点与成绩。
（一）出版学、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
2009-2010年，中国出版学、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学科基本范畴、基本原理探讨和学术史总结回顾。
张志强阐述了英美两国出版学学科归属，分析了中国出版学学科归属现状、出版学学科特性，就出版学学科发展提出重要建议（《英美国家的出版学学科归属及对我国的启示》，15/2009/9）。
魏玉山等辨析了出版学的学科属性（《出版学学科属性之辨》，16/2010/2）。
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关系、学科定位和学科名称是编辑出版研究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吴�S、王和平对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吴�S：
《对编辑学与出版学关系的再思考》，15/2009/2；王和平：
《从传播看编辑出版学学科名称的不合理性――兼论“大编辑”、“大出版”观念的树立》，16/2009/8）。
李频探讨了出版学的研究核心和学科边界问题（《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
李苓认为：
“编辑出版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在目前或许将来一段时期内都可能是一种多棱镜所反映的景象”，“惟有从学科建设的宏观角度出发，厘清以往研究视野中的矛盾与问题，才能求证学科建设的科学依据并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
”（《论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李武对英国八家高等院校出版课程主管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总结了英国出版研究生教育的特征（《英国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特征分析――一项基于深度访谈的实证研究》，2/2009/1）。
在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努力下，2010年教育部批准设立出版专业硕士学位，这对促进出版学学科建设、加快出版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在编辑学理论领域，中国编辑学会提出以“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为主体的编辑学研究方略。
姬建敏认为，在“大编辑”思想的指导下，近两年来中国的编辑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近两年来我国编辑学研究特点简论》，《编辑之友》/2009/12）。
吴平、黄星则认为“总体而言，近五年编辑学研究没有整体上的突破，但在研究成果数量和研究内容上有一定提升、扩展，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亮点”（《编辑学研究五年》，17/2010/5）。
一些学者深入探讨了编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郝捷以社会分工理论为起点，分析了编辑职能的演变（《从文化分工看编辑职能的增强与演变》，17/2009/1），吴平探讨了数字出版时代编辑理念的建构（《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理念》，15/2009/2）。
编辑思想史研究正在成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新兴增长点（吴平：
《关于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21/2010/1），但目前研究者多偏重于考察个体出版物的编辑理念或单个编辑家的编辑思想、成就、艺术，对各个时代编辑思想的整体历史研究罕见。
编辑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论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探讨。
如：
王鹏飞认为当前编辑学研究难以深入的主要原因在于固有的编辑学研究范式出现了危机，亟需对现有范式进行反思与突破（《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出版思维”与“实践思维”之批判》，《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
王伟认为中国编辑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了三种范式，即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多元范式并存有助于中国编辑学的发展（《研究范式与我国编辑学的发展》，《编辑之友》/2009/7）。
张国辉指出，数字世界摧毁了编辑学研究的传统围墙，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将发生诸多变革（《编辑学研究的新趋向》，17/2010/5）。
从1949年李次民出版中国第一本名为《编辑学》的著作至今，中国编辑学研究已走过60年历程。
学者们对60年来中国编辑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反思，如：
姬建敏的《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回眸》（15/2010/5），王振铎、刘大年的《编辑学研究60年的学术发现――编辑学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
（二）出版史研究
在新文化史研究范式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出版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关注出版物文本的阅读、接受、社会影响等课题，努力拓展以往研究未涉及的内容，重新解读旧材料，大量利用新文献，取得不少新的学术成果。
学者们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反思和前瞻。
张志强评述了海内外中国出版史研究名家的学术成就与贡献（《钱存训先生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贡献》，17/2010/6；《一个致力中国出版史研究的日本人—―樽本照雄和他的晚清小说及商务印书馆史研究》，20/2010/5）。
张文彦、肖东发、范军分别总结分析了2000-2009年、2006-2010年中国出版史研究情况（张文彦、肖东发：
《200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及未来趋势》，《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范军：
《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17/2010/5）。
一些学者就出版史研究的视野、方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认为：
许多和文化传播及文化交流有关的议题都与出版史有关，出版史研究应重视文化史研究范式（《从出版史到文化交流史》，《书城》/2009/2）。
汪家熔就出版史研究方法提出了五点倡导（《谈出版史研究方法》，《济南大学学报》/2009/4）。
林盼指出：
出版史研究“应当进一步吸纳国外出版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尤其是阅读史研究路数，洋为中用，开拓视野，最终形成适合本土及本学科的研究范式”（《寻找出版史研究的“第二推动力”》，《出版史料》/2010/3）。
刘兰肖、刘宇新认为“未来的出版史研究，除了继续加强史料建设和弘扬求真与经世的学术传统外，迫切需要的是在保持学科本位的同时加强同其他学科的对话。
”（《2008年出版史研究概述》，16/2009/2）
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国际化是出版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动向。
2009年7月，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杭州共同举办了“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试图为书史和经济史搭起一座桥梁。
2009年11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与上海新闻出版局出版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出版的文化世界：
香港与上海”国际研讨会，会议围绕“西学东渐与中国出版”、“出版与文化互动”、“出版与语言接触”等方面，探讨了出版业变迁与中西文化传播的关系。
（三）出版经济、出版产业研究
出版经济与出版产业研究是中国出版研究的重要板块。
近两年中国的出版经济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出版经济学理论、出版产业、出版企业与出版市场、出版资本运营、出版赢利模式、出版产业“走出去”、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出版机构转企改制等论题上。
在出版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者提出，出版产品的经济特质是出版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出版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点。
在出版产业研究领域，研究者着重探讨了出版产业链、产业竞争力、产业经济政策与政府规制、产业组织结构、产业集聚与布局优化、产业评价等主题。
出版企业与出版市场研究的成果主要分布在出版企业竞争力，出版企业组织建设与公司治理，出版市场垄断与竞争，出版营销、出版价格等市场行为，出版市场绩效等方面。
出版资本运营研究集中在出版业资本运营的基础理论、现状、困境、误区、战略等方面。
出版赢利模式研究集中探讨了媒介融合与数字出版环境下新兴出版业态的赢利模式问题。
出版产业“走出去”的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出版业国际化发展及版权贸易的影响因素、方式、风险、困难、策略、政府和行业组织的角色等内容。
2009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是关系到中国出版业全行业企业化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转企改制问题再度成为学界、业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新闻出版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模式，体制改革的深层逻辑与风险，转企改制对出版机构与主办单位、政府之间关系的影响，转企转制后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治理结构等主题。
可喜的是，研究者在出版经济研究过程中更加注重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视野与方法的引入，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加大了信息公开力度（如新闻出版总署自2009年10月至2010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建国以来首次新闻出版产业调查，并发布全国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上市融资使得一些出版机构定期公开运营状况制度化，专业研究机构在研究资料整理、发布上也作出了积极努力，这都使得出版经济研究所需的资料、数据更为丰富。
由于研究思路、理论参照系、方法、资料诸方面的改进，使得出版经济研究更加脚踏实地，其成果在理念创新的同时，更加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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