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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公行制度与工业革命
韩毓海
文章来源：
wehoo网
乌有之乡：
2006-11-15
TheOpiumWar:
theCohongsandtheAsiaImaginary
“我们想起来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
”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1版，第88页注25）
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化论（韦伯、费正清以降）的解释视野里，鸦片战争是中国乃至亚洲从“传统”、“封闭”（帝国、儒教、宗法、闭关自守、自给自足），走向“现代”、“开放”的历史转折点，而在这里，扮演“历史核心动力”的就是“工业革命”。
——英国正是通过“工业革命”焕发出巨大的“生产力”，造成了（世界）市场的扩大。
因此，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的“正面价值”，就应该这样被理解：
古老的、传统的生产方式被抛弃，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唤醒，原有的生产关系以“工业革命”（即先进生产力）的方式被重新组织起来。
总之，英国的“胜利”是由于它“代表先进生产力”，而鸦片战争则迫使中国也走上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道路——于是，这么说来，鸦片战争倒是使得中国与世界“因祸得福”了。
而种种迹象却表明，这一解释框架的适用范围实在有限，其留下的疑点又着实太多：
例如：
中国是被（英国的）“工业革命”打败的吗？
鸦片战争前，英国唯一可以与中国抗衡的“商品”，实际上不是任何一种工业产品，而首先是白银。
白银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工业革命的产品，因为它取之于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掠夺。
其次，长期以来（1804—1840年）英国可以向中国出口，用以平衡庞大的中英贸易的另一项产品，同样也不是工业革命的产品，而且那甚至也不是英国的产品，因为那是印度殖民地的产品：
棉花——随后就是鸦片。
最后，如果有什么看得见的英国工业产品在“打败中国”方面起了作用，那无非就是英国的“大炮”而已。
因此我们不妨说，代表英国工业革命最高成就的，不是任何先进文明或者先进生产力，而是野蛮的军事暴力。
也许还要附带说明一下另外的一点，——因为这在今天也还是必要的：
“中国的工业革命”，其实是在10世纪50年代以后20年中，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完成的（MauriceMeianer，1986。
讽刺性的是：
“大跃进”因此也就成为毛泽东最大的罪恶之一）。
“英国的大炮”甚至并没有推动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促进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恰恰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瓦解了中国经济的基础。
因此，诸如鸦片战争向中国输入了工业文明和工业革命的说法，越来越引起众多的怀疑、反思和不满，乃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我认为另外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解释，显然就更接近真实：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从1500年开始形成、扩展的体系（布罗代尔），截至于19世纪初期（以鸦片战争为重要界限），这一体系的核心其实是在亚洲（AndreGunderFrank，1998）。
而这同时又意味着需要强调的两点：
一，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和代价是印度、特别是“作为新外围的美洲”的殖民地经济和资源替代（KennethPomeranz，2000），第二，也是尤其重要的：
维持当时世界货币（白银）体系稳定的，则是庞大的中国经济和贸易造成的货币需求。
而白银的这种稳定乃至增值，则是英国资本积累和进行工业革命的资本前提。
1中国与欧美各国海上进出口贸易值统计
1764—1833每年平均数单位：
银两
资料来源：
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第45页两表编制，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实际上，长期以来，一个很少被问及的问题是：
漫长的17世纪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随着白银源源不断的供给，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为什么没有出现、导致白银的通货膨胀？
为什么银圆这个“象形文字”、这个“幽灵”没有出现必然的贬值，而“永葆青春姿色”？
在许多答案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大清帝国几乎无止境的白银需求。
正是大清庞大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对西方的贸易，维持着白银的价格稳定，阻挡了白银贬值造成的通货膨胀，以及这种膨胀对于世界经济的打击。
而决定性的变化，却在1830年左右发生。
那时，随着印籍英国港脚商人大量参与对华贸易，据他们发现，如下商品在中国有利可图：
这主要是棉布、棉花和鸦片，从而便以放贷的方式，驱使广州行商从事此项贸易，此举产生的结果首先是：
原来已经明显过高的白银价格和利息率（约20％）被投机生意进一步抬高，——而当事实证明：
棉花是中国可以生产的，并且随着中国棉花通过内河便利大规模被运进广州，那么这项投机的失败就显形了，而当中国政府开始严厉查禁鸦片之后，投机生意的失败就注定了，从而，港脚商人的高利贷变成行商的呆坏帐——所谓“商欠”，也就是必然的了。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理由是：
维护鸦片贩子的利益，以及通过武力讨要因投机失败所造成公行之“商欠”。
众所周知——如果说前者在道义上不是理由，那么后者即使在商业上也更加不成理由。
因为从历史上看，清朝政府每一次对待“商欠”的办法，都是由公行例银分摊，乃至国家动用白银储备周转赔偿，以照顾外商的利益（梁廷丹，1835；南开大学历史系，1959）。
大清这么作的原因，既是出自“怀柔”的传统，而客观上起到的却更是维护贸易和维护白银价值的作用。
但是这一次，鸦片战争却使得这一切全都突然改变了：
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瓦解了中国国内市场和经济结构，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经济消化、吸收白银的能力，而由此开始的大规模的中国赔款，造成大量白银从中国外流，流向国际货币市场。
随着鸦片战争，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之稳定，到此终于不得不急转直下了：
因为——当中国丧失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之后，防止世界货币市场通货膨胀的最后一个消火栓就被拔掉了。
世界货币市场上白银的价格应声而跌，“自1875年起，银价已是如此之低，致使它不断接近它的铸币价格，最后在1878年达到了这个水平。
”（RudolfHiferding，1968）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世界货币市场上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白银已经不能继续担当世界主要货币的角色。
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由危机走向崩溃：
因为这个体系的运转，一开始就是依靠美洲银圆几乎源源不断的供给，依靠中国看起来象是源源不断的白银需求来平衡着的，——但现在这个条件不具备了。
因此，鸦片战争从根本上说，标志着世界体系扩展的一个周期的终结。
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不是工业革命、甚至不是简单的鸦片贸易，而是一场导源于小型金融危机的野蛮战争，最终摧毁了当时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
而如果清中国经常被贬损地称为一个“顽固堡垒”，那它其实就是守护这个体系安全的最后一个堡垒。
世界体系这一周期的变迁使得我们认识到如下问题：
一，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支配这一周期性运动的，是生产力或者新技术革命的唯一动力——比如英国工业革命。
因为在此周期中，工业革命及其产品不但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小，乃至微不足道。
（即使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国内产值，也比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经济要小得多。
）而且事实恐怕是恰恰相反：
是美洲资源和印度殖民地经济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基础，而中国庞大的白银需求，则平衡了世界货币和贸易体系，而从这种贸易中，英国获得的利益远不仅仅是茶叶，而是积累了工业革命必须的资本。
因此实际上，我们应该说：
这个世界体系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而不能反过来说——所谓“先进生产力”（英国工业革命）是决定这个世界经济的基础。
二，历史证明，如果所谓工业革命及其生产力要想支配世界经济，那它就必须成为一个霸权，进一步说——它就必须粉碎、废除原有的世界体系，并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将其踩在脚下、彻底改造它——而要做到这个，单靠“经济”和“生产力”当然就是远远不够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成为霸权，首先就必须破坏，即破坏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而这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需要两只拳头：
一个拳头乃是通过制造金融危机，摧毁原有的国际货币流通体系，第二拳头就是通过战争，迫使世界承认自己制订的规则，而这两只拳头上写的统统都是“霸权政治”，而不是经济。
由于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学说竟然被改造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更由于康德拉捷夫周期也好像总是向我们显示着：
每一次世界经济的周期性，都是由新的技术和生产力出现所支配的，例如：
19世纪是蒸气机、铁路，钢和化学，而20世纪则是汽车、电子信息产业等等，因此，在观察历史时，人们当然就总是会问：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而在描述现实时，人们也总是会欢呼：
中国和亚洲（特别是印度）已经赶上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
——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必去区别和质疑：
发生或者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技术革命是一回事，迫使全世界接受它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以粉碎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瓦解世界货币体系为代价（最广义上的马克思所谓“危机”），来确立一种生产方式、一种技术标准的霸权，那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因为正如弗里德曼所说：
“如果没有一个隐蔽的拳头，市场这只隐蔽的手永远也不会奏效。
这正像如果没有F-15战斗机的设计者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麦道公司就不可能兴旺发达。
有把握使世界接受硅谷技术的隐蔽的拳头，就是美国的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
”这也就是说：
为新的技术和生产标准扫清道路的，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不是伪装成“先进生产力”的新技术、生产标准自身，而是掌握货币资本和军事霸权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正如阿瑞吉所指出的，世界体系的周期性，一般地表现为新的世界军事霸权的兴起和世界金融制度的调整，而并非是简单的生产力和技术革命——而在1840年以降，后者则意味着银本位制度的逐步废除，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度的最终确立。
在下面的论述中，本文准备从两个方面，去再次解释一个被重复了无数次的老问题：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以1840年为标志的所谓中国的“失败”和英国的“胜利”？
——而重新解释这一历史，对于今天理解“亚洲形象的构成”究竟有什么意义？
一、究竟哪一个走进了“死胡同”：
英国还是中国？
Pomeranz在其创造性的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将18世纪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视为摆脱了土地和人口的制约的“现代世界经济”，与“旧大陆”“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持续发展道路”（或曰：
“使用现有技术的土地容纳能力相比稠密的人口”）之间发生根本性“断裂”的标志。
他在这个意义上指出：
与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找到的康庄大道相反，“旧大陆”（这也就是所谓“亚洲”）、特别是中国等最“‘充分定居’和经济最发达地区，看起来都在向一种共同的‘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发展。
”——这意味着“亚洲”代表着一种没有前途的、不足为法的发展道路，即“亚洲”——所谓“旧大陆”，因为其人口密集、充分定居和资源有限，就等于一条拥挤狭窄的“死胡同”。
实际上，如果从中国经济—人口史的角度，结合黄宗智关于18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土地收益的“边际递减”效应的分析，何炳棣关于明清以降，尤其是康乾盛世中国人口迅速膨胀（由5000万增长到2亿）的结论，我们会进一步加强对于Pomeranz论断的认同：
看起来中国的确是走进了“死胡同”。
——更何况，与英国和西方世界自鸦片战争以来近2个世纪统治世界的霸权这件令当代人印象深刻的事实相比，即使当代中国以如此面积狭小的耕地，充分解决了世界近1/3人口的吃饭、定居问题，的确也总是是显得微不足道，看起来至今不过依然还是在“死胡同”里摸索而已。
但是，回首并不遥远的历史，我们惊讶地发现，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先驱者们（特别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们），却非但没有今天Pomeranz这样的先见之明，而且他们最为经常、痛切地认识到的，恐怕竟是恰恰相反的事实：
正是工业革命使得他们的生意进入了“死胡同”，比如说：
曼彻斯特的呢绒，甚至不能换来可以降低食欲，以应对食物困境的茶叶！
一个有趣的例子告诉我们：
迟至18世纪的最后一年的1699年，也就是Pomeranz所谓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摆脱土地和人口制约、完成“现代经济创生”的标志时代，属于“新英国公司”的MACCLESFILED号装载了26611磅现银和5475磅的货物（主要是呢绒）到广州贸易，但是，其中1/4的货物没有卖出去。
而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因为一般的情况往往是“什么也没卖出去”。
——这件事不过是不胜枚举的例子中最普遍的一个。
而根据美国1917年发表的统计材料，“据1820年估计，广州销售英国产品的净亏损额在前23年中共达1，688，103磅。
而且，英国货也是中国商人亏损的一个根源，他们只是因为公司坚持作为购买茶叶的条件才肯接受这些货物。
中国行商所以和美国人那样友好，主要就是西班牙、墨西哥和南美洲的银圆在他们的进口货中占极大的比重（MichaelGreenberg，1951）。
”
而这后一个时期的、来自美国人的材料，明确地透露出如下丰富的信息：
一，造成了英国商人长期的、高额的贸易净亏损的，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品。
二，而这种净亏损，恰恰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与任何贸易垄断没有关系，更与所谓公行的垄断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恰恰相反，正因为英国商品在市场上根本就无人问津，英商从而不得不将“麻烦”转嫁到其中国贸易伙伴（行商）头上，即把其代销英国产品，当作向后者购买茶叶的前提和条件。
而这种一开始就附加了如此苛刻条件的贸易，才使得行商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它也是广州行商经常发生亏损的根源。
这也就是说：
中国商人将英国货（而不仅仅是英商）视为“麻烦”的根源，其实完全是对于市场“信号”的正确反映，而不是由于中国商人的保守、自大或者垄断。
三，美国人以后来者的姿态，幸灾乐祸地注视着英国呢绒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不收欢迎的悲剧处境，这还不仅仅是因为：
他们手里掌握着更多的在对华贸易上战胜英国人的法宝——美洲的银圆，而且也反映了对于工业革命成就的一种一般性的评价：
如果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反映在贸易和生意上竟然就是如此的不堪，那么大概没有人不会怀疑这场“革命”的前途、命运究竟会是如何了（这对于美国随后走上一条与英国完全不同的，不完全依赖自由贸易和工业产品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至于工业革命是不是使得英国走进了“死胡同”，除了当时的各种行诸贸易记录、商人日记的材料外，我们还必须调查更为广泛的材料，而不仅仅是听从当时贵族、企业家和亚当斯密的门徒们的宣传。
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即使不必听信马克思的一面之词，恐怕也得多少照顾到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对当时“一般英国民众”的具体感受的描写——而这一感受，用费正清的话来说大概就是：
“被两手空空驱赶到工厂去的英国民众的生活，比叛乱（太平天国运动）前一般中国民众的生活，实际上要糟”（JohnKFairbank，1978）。
毫无疑问，斯图加特王朝时代的英国面临着人口压力增加，土地收益减少，资源环境恶化，以及煤炭储量丰富等现实条件（也正如Pomeranz所指出的，这些条件都与中国相似），也正是多种条件加在一起，才促成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但是，在这些条件之外，我们当然还要是要加上斯图加特王朝和各路诸侯贵族的横征暴敛，这乃是造成了英国农业的瓦解的重要原因；当然，用Pomeranz的话来说就是：
“没有农业产出不足的不断恶化，这些‘剩余劳动力’中的很多人，事实上不能转移到工厂去。
”（但问题仅仅是：
这种“农业产出不足的不断恶化”，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然条件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刻意的政治安排？
）还有——贵族围猎的“奢侈”传统，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大量的耕地被以这种方式“节约”下来，这同样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换句话说，如果这种“大分流”，不仅仅是“工业的持续发展”突破了“生态制约”的革命，而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种格外专制的霸权政治所造成的“刻意结果”的话，那么，我的问题就是：
如果以自然生态的制约为名义，忽视一种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最大化，却不惜将千百万人投入苦海的政治的作用，而一般地认为举恰恰却“被历史证明”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康庄大道，——那么，在这样的逻辑之中，人类的政治史是不是就太黑暗了一点呢？
因为，说到发展的道路，并不意味着将一切都交给自然和生态去选择即可（这其实如同将一切交给市场“看不见的手”没有什么不同），因为17、18世纪的政治并非完全无所作为，或者只有斯图加特王朝那一条康庄大道可走。
实际上，面对可能是更为严酷的人口和土地问题，清朝的选择的确就与英国非常不同，而且这里的区别，恰恰不能说明英国政治在应对资源制约方面是唯一是积极的，而清则是消极的，相反，有充分地材料证明：
从康熙、雍正延续到乾隆约200年的清的政治改革，含有比英国更多的积极应对这种困境的政治用意。
当然，这种比较的目的（它旨在批驳那种清王朝一向保守僵化、拒绝改革的历史宣传），也绝非美化清王朝的统治为“善治”，它只是为了强调：
大清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锐意改革的朝代之一，当我们评价这些改革的时候，绝对不能简单地断言：
起码在应对资源限制方面，英国与中国究竟是哪一个走上了唯一的康庄大道，而其余的，则必然地走进“死胡同”。
“康乾盛世”，创造了超越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经济繁荣的物质奇迹，从而将中国打造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
而且这一奇迹，并不是出现在中国生态条件比较宽松的其他朝代，而恰恰是出现在人口剧烈膨胀的时代。
而清代进行的，从1700年早期持续到1800年的不懈改革措施充分表明：
在解决人地矛盾的紧张、“收益递减”方面，为政治改革所留下的空间，实际上是很大的。
（实际上，没有充分的数据证明这种“收益递减”是必然的，特别是，随着所谓“原始工业”的发展，将当时农村人口广泛的多种经营和市场分工造成的收益算进来的时候，收入经常是增加的。
）——而这也就是在市场（斯密）和生态（马尔萨斯）之外，我们必须考虑政治的因素的原因。
我们在这里无法展开一直对于延续到清代中期的政治改革的描述，但康乾盛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清朝统治者实行了与历代王朝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政策造成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而且还必须注意到，面对剧烈增长的人口压力，清朝统治者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将包括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等代表反叛思想在内的华夏政治革命传统——特别是在土地制度、乡约制度方面的革命内容，成功地加以转化利用的结果，因此这些政治举措，就包含了更为强烈的社会共识，乃至下层的诉求。
例如：
康熙8年（1669年）下令停止圈地，并要求当年所圈旗地全部归还汉民（贵族皇庄“圈地”，曾经是明代极其严重的问题）。
康熙、乾隆时代，朝廷下令严禁满汉地主“增租夺佃”，以至到乾隆时代，有些长工和雇主“共坐共食”、“平等相称”、“无主仆之分”，并“不利文契”（这也曾经是市场和货币经济最发达的宋代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
康熙51年，更宣布以50年（1711年）全国丁银额为准，“盛世滋丁，永不加税。
”并最终达到了乡村的基本自治，而这些因素都促成了所谓“康乾盛世”。
而且，在这些措施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康熙时代同时规定海关税“正额”仅为银4万3千两，而直到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
表11列出了自1764—1833（东印度公司垄断权被废除前）70年，广州粤海关仅对于欧美的贸易值统计，它起码能使人一目了然地认识到：
一，所谓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拒绝贸易”这种流行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可靠的；二，它还可以通过与海关税的对比显示出：
中英双方同期的海关税收之差距是怎样的天文数字，向我们昭示着真正给贸易和商人加上沉重负担的，究竟是中国当局还是英国当局。
而且我们当然还可以从中看到（尽管是抽象的），18世纪—19世纪的亚洲贸易市场是个怎样人头攒动、川流不息、热闹非凡的商业大道，可惜的只是：
英国长期却找不到进入这条热闹大道的门径。
于是，并非这条大街是“死胡同”，而是寻找这条大街的艰苦过程，反复给英国人留下了陷入迷津和“死胡同”的深刻印象。
而这主要却是因为他们缺乏进入这个市场的有效商品所致。
我们暂且将英国工业革命究竟是应对自然生态、市场困境的结果，还是与某种专制政治暴力有更深切的联系——将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还是先来看一下被这一结果逼进“死胡同”的英国商人，究竟是如何从那里突围出来的吧！
——因为，工业革命及其伟大成果（英国商品），真如果得象人们所宣扬的那样，具有改变世界的伟力，那么19世纪后期的英国商人们，也就不至于为了“呢绒”而苦恼，满世界去寻找救星，以至于让美国人看他们的笑话了。
而感谢上帝，他们找到了救星，救星竟然就在那个被称为“世界体系”的东西里面，——而这就是为什么说：
在漫长的17、18乃至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贡献其实很少，而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却对英国贡献最多。
当然，英国从世界体系找到的，首先就是白银，或者西班牙银圆。
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银矿的85％流进了中国，在换回茶叶和生丝等对英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商品之外，还导致了中国黄金的外流，因为在中国白银而不是黄金扮演着通货的角色，黄金/白银在中国的比价为1：
8，而在英国则是1；16，这从而为后来的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埋下伏笔——这些自然都不必多说。
但是，正如Pomeranz所正确地强调指出的：
白银的开采，却与任何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都没有关系，因为这完全是欧洲“高压统治”政策的产物。
“由于欧洲获得并经营银矿，也提醒我们想到高压统治在促进欧洲经济优势中的巨大意义。
”的确，我们不应该忘记，所谓这种“资本主义海外高压统治和工业化之间看起来更强的联系”，因为它进一步说明，英国的霸权政治，并不仅仅是由其技术、生产力和财富所决定的，而是在漫长的欧洲战争和殖民战争中日益强化的——而这种根深蒂固的武力崇拜，也深刻地体现在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关于民族国家、市场竞争和国际法的构想之中。
或许事实竟是如此：
不是工业革命导致了霸权政治，而是如果没有这种霸权政治传统，工业革命其实就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为什么，总是能将英国拖入困境的不是别的，而总是一个与之类似的霸权。
1779年，由于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英国的对华贸易从而彻底陷入困境。
由于西班牙的市场被封闭了，所以自1779年至1785年，没有一块银圆从英国运到中国。
随后新的美国政府强制实行纸币制度，更给英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甚至直接导致罗氏银行破产。
而恢复装运现银之后，受银供应不稳定的影响，英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变得惊人，——而当英国再次发现它还是没有从“死胡同”里突围出来的时候，它想出来对付这个根本难题的办法也不是别的（实际上它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而是印度和孟加拉殖民地的产品——而那恰恰又是一项英国军事暴力和霸权的产物，我想关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也大概不必再多说了。
是英属印度的产品，而不是英国商品打开了中国市场。
其中主要的产品一个棉花，这是中国本身也生产的（但也许是因为在中国植桑、种水稻比种棉更有市场效益，这恰恰是因为Pomeranz所说的棉田对于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中国的棉花市场就因此时而会出现空隙），另一个则是鸦片——这则是中国政府禁止的。
但无论如何，随着印度产品的加入，天平终于开始倒转，从1804年以后，东印度公司运往中国的现银就开始大规模减少，而自1806年开始到1809年，约有700万两高成色的纹银块（而不是银圆）从广州运往印度。
从表1可以清晰看出，在70年的贸易中，中国唯一出现逆差的，恰恰也就是1805—1806这一次，这乃是一个新的界标——而这里的原因其实就是：
由于印度产品对原有中英贸易的加入。
这个新界标意味着，1804年之后的中英贸易，其实是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展开的：
英国向中国购买茶叶、生丝、黄金，而却用印度殖民地输入中国的产品赚来的白银结帐，从而东印度公司不必再直接从英国乃至美洲运载银圆。
更具体说就是：
印度殖民商人通过东印度公司开具的汇票，将从中国赚来的款子汇到英国老家去，而这就是中国/印度贸易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贡献，从帐面上也可以查阅的开始。
我们从表1可以看到：
从1804年起，广州对于英美（除了美国棉花之外，英国对中国的进口部分，实际上都是由英属印度完成的）的贸易总值一下子就突破了2千3百多万两白银，此后一直到1833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废除，这个数字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说：
如此规模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支持，即使从帐面上看也是一目了然的。
显然，18世纪后期以降，英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如下条件基础上的：
美洲大陆的遗民空间、奴隶制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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