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建文关系强度与企业家行为嵌入性的视角基于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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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建文关系强度与企业家行为嵌入性的视角基于北
尉建文：
关系强度与企业家行为：
嵌入性的视角——基于北京市私营企业家的经验研究
内容摘要：
本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强关系和弱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并探讨关系性质不同的网络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以及企业家建构网络过程和原则。
基于对北京市私营企业家的调查，我们发现弱关系构成的网络，在给企业家提供非冗余性信息方面非常很有效。
弱关系还是各种经济活动的桥梁。
嵌入在弱关系网络中的经济活动，如果只靠企业家个体的道德信任约束很容易导致投机行为。
但是，在低风险、双方互惠的情况下，弱关系也能帮助企业家促成经济合作行为。
弱关系加上正式制度的信任是现代私营企业中一种比较理想的合作模式。
强关系不仅能够给企业家提供信息，而且还能够给他们提供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各种实质性的帮助。
强关系所带来的人际信任减少了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效率。
强关系负面作用表现在：
一是在中国社会强关系所提供的伦理桎梏会制约企业家的行为。
二是强关系网络的闭合，导致信息的闭塞和排斥外来人，这也是很多家族企业发展的瓶颈。
关系网络一方面影响企业家行为。
但很多的情况下，企业家组合、利用强关系和弱关系不断建构自己的网络。
信任和利益是建构的动力和维系网络的纽带。
企业家建构关系网络遵循着从强关系到弱关系“差序格局”的形式不断扩展。
关键词：
社会资本；强关系；弱关系；嵌入性；企业家行为
近年来，社会资本成为了社会科学的时髦用语。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学家历史学家纷纷使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
研究表明：
对于个体而言，社会资本对于个体地位的获得、增强个体的权力，求职与职业流动以及提高管理者的绩效方面都有积极意义（Lin，1981；Krackhardt，1990；PodolnyandBaron，1997；GalunicandMoran，1999，zhao，2002）。
对企业而言，社会资本对于提高绩效，推动产品的创新以及促进企业家创业等很多领域都有重要的意义（Baker，1990；TsaiandGhoshal，1998；Luo，1999）。
对企业家的研究表明，关系网络是他们获取信息和资源、减少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以及提高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
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不完善、金融机构比较落后和法律比较淡薄的地区，关系的作用就会更加凸现。
Fafachamps（1998）在肯尼亚和津巴布韦的研究发现，通过个人关系可以优先获得供应商信任。
这种信任可以很容易的获得外来团体的信任。
Barr（2000）在加纳的研究表明，加纳生产商关系的多样性可以显著的解释不同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
这项研究还证明网络还能够促进企业家获取更多的商业回报和扩大企业的规模。
学者们对中国的企业研究也表明，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已经超过了“体制资本”，对于资源获取和企业发展都有重要作用（李路路，1995）。
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有直接的提升作用（边燕杰、丘海雄，2000）。
Seung-HoPark等（2001）具体探讨了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一般说来，关系给公司带来较高的绩效，但仅限于销售量增长、公司市场扩张和竞争地位巩固，而对利润和内部运营无促进作用。
但另一方面很多的研究也表明，无论对于个体、企业还是整个社会，社会资本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
比如，强关系团体的封闭性可能会限制团体成员个体的自由和事业的发展。
成员身份促进获得资源的同时，也会产生水平下滑压力，可能会阻碍群体成员发展等（Portes，1998）。
那么，如何看待社会资本的作用，特别是在企业家行为和企业绩效中的作用，深入地来研究构成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的特征，就变得非常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嵌入性与企业家行为
“嵌入性”已被看作是沟通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商业行为进行解释最有潜力的概念（Uzzi，1996）。
嵌入被看作是社会关系影响经济活动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则是被经济学家所忽略和缺乏深入研究（Granonvetter，1985）。
在研究个体的社会资本时，社会学家从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的（Batjargal，2003）[①].
（一）结构性嵌入
结构性嵌入指的是整个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定，也就是个体网络的结构性特征。
学者们对于网络结构对企业家影响主要集中在网络的规模（关系的数量）和关系的多样性。
网络结构对企业家行为影响非常复杂，经验研究的结果也大相径庭。
Resse等人（1995）的研究发现，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企业家网络的规模对于企业的生存没有显著的效用。
而Boissevain（1974）认为，无论是从总体还是从局部上看，关系的数量都是最重要的网络特征。
关系数量的增加对于企业家的创业过程会带来很多的便利，大大提高了各种资源获取的可能性。
Batjargal（2003）在俄国的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企业家拥有的联系越多，企业的绩效就越好。
连接的多元性是指社会关系网络中连接关系的同质性程度。
社会关系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种类越多，则这个网络的连接多元性较高。
Davern（1997）的研究也证实，与几个地位高或者有钱的人有杰出的企业家，更有可能获得到更多的资源。
而且与关系性质比较单一的企业家相比，关系更为多样的企业家可以获得更多的新鲜信息（Burt，1992）。
（二）关系性嵌入
关系性嵌入主要指的是个体关系的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活动。
关系的特征主要包括关系强度、比如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以及关系的信任程度等等。
Johannisson（1996）的研究证实了关系强度对于信任和商业关系都有重要的影响。
Burt（1992）认为，弱关系可以提供一个桥的功能来连接不同层面的关系，因此可以自由的获取各方的信息。
而且，在弱关系的网络中，企业家可以获取很多而不必受到社会期待和各种责任的束缚。
Boorman（1975）用数学的手段也证明了在某些假定的条件下，经济行动者通过维持弱关系而非强关系会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Uzzi（1997）认为，通过强关系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信任，加速信息的传递以及共同解决问题的合作，能够直接促进企业的绩效。
ZhaoandAram（1995）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的企业中一个网络内部交往的频率和企业的增长呈现正相关。
强关系通常包括家人或好友，它们的特征是情感性的而且经常在一起。
这些关系对于创业企业家来说尤为重要。
关系强弱程度的区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研究出发点，既然强、弱关系的作用各不相同，那么，有必要清楚认识在什么条件下强关系起作用，什么情况下是弱关系在起作用，如此就可以深入、具体地分析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对企业家行为和企业发展的做出更为深层次的解释。
进一步来讲，以上强关系和弱关系的讨论都是关系的正面作用。
如果关系网络都发挥正面作用，那么前面讨论的由社会网络构成的社会资本负面作用又从何而来？
因此，本文主要从嵌入性的角度出发，一方面研究不同性质的关系网络对于企业家资源获取、市场交易等各种行为的影响。
另一方面，把关系网络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考察企业家如何使用不同性质的关系来建构关系网络，探究建构关系网络的原则和规律。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资料
（一）研究方法
社会资本的研究中，研究者基本上都是采用定量的方法来获取资料。
定量方法的好处是可以用有限的几个变量来对社会现象做出普遍性的解释，从而达到对社会现象的认识。
但是对于定量的研究Chell（2000）等人对此也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有很多的理由来批评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网络行为与企业家努力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过程通过计算是很把握的。
与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尽管在类型比较和普遍解释力方面有所欠缺，但企业的种类各种各样，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定量的数据很难反映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揭示事物背后的规律方面。
把一个个生生活关系的故事，转化成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像一道道千滋百味的精美宴席，变成了滋味单一的维生素或蛋白质。
相对于统计分析的强有力工具，口述史和个案的“深描”的永恒魅力，也许就在于它的“去蔽”功能（李培林，2004）。
本研究中采用个案调查的研究方法，对选择的企业进行深入的访谈和观察。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全方位的了解企业的各种事实。
除了访谈还可以对企业进行全面、深入地观察，并且收集企业的各种文字资料，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企业。
个案的研究方法的缺陷，就是样本缺乏代表性，缺乏普遍解释力。
（二）调查的实施与数据的获取
2004年8-10月，我在北京通过个人的关系选择了12家企业进入了访谈和调查，其中包括两家试调查。
这12家涵盖了服务业、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三个行业。
企业的规模最大的年销售额得到2亿，规模小的销售额只有几十万。
企业存在时间长的有30多年，短的只有1年多。
样本基本上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历史的企业。
依靠个人的关系进入企业进行调查好处是在企业的入住时间长，可以通过对企业多名员工的访谈，还有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多方位、多角度，全方位的了解企业。
特别是对于企业老板们的关系网络调查，他们自己谈的很少，而且还有很多回避的意思。
这种情况，从他的下属以及朋友从侧面进行打听，就可以获得非常丰富的资料。
还有有内线在企业，他对企业的很多内幕比较了解，而且很多事情都是他们亲自参与的。
因此，这样的访谈资料是最为翔实、可靠。
但是，靠个人关系进入的缺陷是，对大的企业只能接触到某些具体部门，不能一下子从整体把握企业。
还有如果内线在企业的职位不高，那就很难接触到公司的高层，对于研究企业网络来说这种制约是很致命的。
具体的调查主要分三步：
首先对公司的老总做第一次的访谈，参观企业，对企业历史和基本情况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第二次访谈主要听企业的老总讲企业获取资源的整个事件发展的过程。
通过整理的他们的故事，慢慢地勾勒出关系网络作用的过程和企业家利用的关系网络的脉络。
第三次的访谈，对企业的员工和有关人员进行访谈，进一步完善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作对比、鉴别。
最后，把所有资料整理成一个案例进行存档。
三、弱关系与企业家行为
格兰诺维特在求职过程研究提出“弱关系强度”的假设后，促发了该领域众多富有成效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定的学术争论（Bian，1997）。
格兰诺维特（1973）把弱关系看作一个与他或她无法直接接近的那部分社会结构建立联系，可以超过他或她的较小的、严格界定的社会圈子。
弱关系充当了一种渠道，通过它们“社会上离自己较远的那些观念、影响和信息可以抵达他”。
他认为弱关系在传播信息、提供流动的机会和帮助社区功能的履行等都发挥重要作用。
在我们的研究中，弱关系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效地“桥”给企业家传递信息，而且还能够促进企业家的各种经济活动。
但是要想保证经济活动的成功，则需要很多条件来提供必要的信任。
（一）非冗余性信息的传递
无论是在企业的创业初期，还是在企业发展的成熟阶段，弱关系都能够为企业家提供信息，有利于他们获取资源或者技术甚至提高企业绩效。
案例1：
从一个朋友提供的信息。
Z总在1994年底，从某化工研究所辞职，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主要从事电器、配件等产品的贸易。
在一次，与电力局的朋友聊天，听说现在电力局正需要防腐材料，需求比较大，而且很多厂家都在寻求与供电局的合作。
于是Z总到电力局去询问情况，并寻求合作。
由于，化工研究中有防腐这方面的技术和工艺，再加上他们是本地第一家寻求合作的企业，因此Z总揽下了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做得很漂亮，得到了电力局的高度赞扬，并且形成了良好的声誉，招揽了更多的单子。
防腐材料的项目，为Z总以后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桶金。
案例2：
同事提供的信息。
X原为上海J咨询公司的员工，后来离开公司与几个朋友成了一个新的公司。
2000年，Q省政府进行电子资源的规划，也就是政府上网工程，在全国进行招标。
J公司本来是投标的公司，但是觉得这个项目没有什么吸引力，就放弃了。
但由于X总是Q省人。
因此，J公司的前同事在一次，闲聊中就把这件事情告诉X总。
X总觉得项目有兴趣，再加上本地人各方面都比较熟悉，于是就回到Q省考察。
他觉得这是商机，于是在Q省设立办事处。
后来，这个办事处就成了X总公司的雏形。
以上两个案例可以发现，无论是朋友还是以前的同事，都属于关系比较疏松的群体成员，而且这些信息都是在无意中得到的，很大的程度上都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事情。
这样就验证了格兰诺维特的解释，弱关系能够扩越不同的群体，跨越了更多的社会界限，能够提供更多的非冗余性信息。
（二）道德约束与投机行为
尽管弱关系能够传递信息，促进经济活动的发生。
但是，弱关系总是与不稳定、风险、投机联系在一起。
嵌入在弱关系企业家的行为，如果只靠道德的约束，就很容易产生投机行为。
特别是在对于某一方特别有利的情况下，企业家的投机行为的几率更加明显。
它既包括一些明显的形式，如说谎、偷盗、欺骗，也涉及复杂的欺骗形式。
案例3：
失败的技术合作。
LY工厂的技术，在它所在的行业处于领先的地位。
因此，很多的企业都寻求与LY公司的技术合作。
其中，一家企业的老总和L总是校友，在得知L总企业的信息后，主动找到L总寻求技术的合作。
LY工厂给与一年的技术指导，各个流程的技术人员都对其进行过技术指导，等技术学完后，这家并没有付给相应费用，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通过案例3可以看出，校友是一个比较弱的关系，而且双方的合作，也没有正式的协议下。
只有个体企业家的道德约束来维系这次合作。
道德的约束是比较弱的，在没有其他约束而且对某一方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投机的行为。
（四）低风险、互惠的合作行为
尽管嵌入在弱关系网络中的经济活动，存在很大的投机风险，但在各方互惠而且是低风险的条件下，弱关系也充当了经济合作的桥梁，促成了企业家的经济行为。
案例4：
与大学Z教授的合作。
JR公司是一个家小的民营企业。
在技术研发上需要同大学的教授的支持。
H总通过一个同学介绍找到了QH大学的Z教授。
双方认识了以后，就开始了技术的合作。
通常，公司有什么技术上的难题，就直接找他们请教。
当然，这些指导，也不是免费的，H总会相应的给出一些劳务费。
如果H总发现有好的项目，需要技术的研发。
H总就找到Z教授谈，看看他能不能做。
如果Z教授说可以，他们就合作。
然后就是谈价格。
谈好了价格，他们的合作就开始了。
H总说，“我们的合作很愉快。
主要是钱给足了，一切都好办了。
学校的费用该交的都交了，学校很满意。
教授们的劳动，我们给辛苦费、劳务费，他们都很满意。
有了第一次的合作以后，以后的路子就熟了，合作的都比较好”。
案例4中告诉我们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建立在弱关系的之上的合作非常地成功。
一是这种合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低风险的。
对于Z教授来说，他利用学校的设备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获取利益没有什么风险，即使公司出现了欺骗行为，对他们来说损失也不是很大。
对于企业来说，如果Z教授帮助他们的技术研发，是不用预付款的。
即使技术研发没有什么进展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大损失。
二是这种合作还有一个强联系的纽带，那都是利益。
在这个合作中三方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学校拿到了设备的磨损费，教授拿到了劳务费，企业拿到技术。
任何一方出现投机行为，都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家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弱关系之中，但是合作都非常成功。
（四）弱关系和制度性信任
卢曼曾经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信任—个体性信任和制度性信任。
在经济活动中，如果弱关系不能提供足够的信任来完成经济活动，那么如果有正式的制度作为保证，那么这也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合作模式。
而且在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活动中，弱关系和制度性信任将会是企业家合作的主要模式。
案例5：
1997年YG数控刀具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
在公司成立之初，X就严格根据《公司法》要求，设计公司的治理结构，实现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聘请职业经理人W出任公司的总经理，自己出任公司的董事长。
这种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保证了任何人都没有绝对的权力，包括X董事长和W总经理，都受到相互的制约和制衡。
公司内部分工明确，运作协调，各种权利有着彼此的制约。
董事长的权利也不是无限的，也要受到制衡。
在年初的时候，公司在各个方面会有一个预算，报董事会批准，然后严格按照计划执行，年终的时候，引进第三方的公司，对公司进行审计，做出总结。
在管理上实行目标考核，企业几乎所有的运营都由总经理负责。
只有大的项目审批才上报董事会讨论通过。
对总经理的考核也有具体的指标，如果达到或超过了，就会有相应的奖励，如果完不成指标，就会担当相应的责任。
案例5告诉我们，尽管X和W之间时很典型的弱关系，但是他们合作的非常愉快，而且公司的管理和效益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尽管是弱关系不能提供足够的信任促成合作，但是公司有一套很硬的制度，规定给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这种制度性的信任确保了弱关系的维持和良性的发展。
四、强关系与企业家行为
在强关系的讨论中，边（1997）认为在中国社会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在连接个人网络的桥梁。
刘（2001）通过对深圳“平江村”的研究发现，不仅仅弱关系，而且强关系也能够带来信息。
我们的研究发现，强关系不仅可以提供信息、信任和义务、各种资源，而且还存在一些负面的作用。
（一）信息和信任
如果只从一种维度来看，一个人只属于一个群体，比如一个企业、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机构的一员。
可是，从多维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并不只是某一群体的一员，而分属多个群体。
因此，强关系也是有信息交流的，或者进一步说，强关系也会带来新的信息（刘，2001）。
案例7：
舅舅关于建立品牌的信息。
S总是一家家具厂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上个世纪90年的时候，他的企业还是一个小的家庭作坊，一年的销售额大约100万左右。
而且连续几年销售额都在这个数字徘徊。
那个时候像S总这样的企业，在当地有很多家，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1996年，S总的舅舅从台湾回来探亲，看到了当时企业以及周围的经济环境。
舅舅就告诉S总，企业要想做大，就必须有自己的品牌，要树立品牌的意识。
后来，舅舅还给他从台湾带来很多关于企业品牌的书籍，这对于S总企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帮助。
他的企业是当地第一个注册家具商标的企业。
现在S总的企业一年的销售额达到了2个亿。
S总在总结企业成功的经验时，特别强调舅舅给他提供的作企业要树立品牌的信息。
“现在和我同时期的很多企业死掉了，而我的企业不断的成长，舅舅当时告诉我要建立自己的品牌，比他给我提供的资金（当时舅舅无偿赠与人民币100万）还要重要”。
案例8：
哥们提供信息和信任。
J公司以前给上海某日用品厂提供原料，后来该厂倒闭，逼得J公司寻找新的办法来处理原料。
X总的一个哥们N省轻工研究所的Y所长对J公司的H总说，冻干这个一个方法还不错，这项技术和设备在日本成熟，但在国内保健品行业还没有企业作过，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并帮他介绍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N省医学院D教授。
D教授在这方面颇有些研究。
由于，D教授非常相信Y所长，Y所长又是H总的好朋友，因此合作比较愉快。
H总对董教授说，“我们一起做，我不会亏待你的”。
他们的合作开始了。
后来，D教授成功地解决了冻干技术，并把它应用在企业的实际流程之中。
解决了企业原材料保鲜的问题。
后来，该项技术得到了Q省卫生厅专家的评审，并作为一项新技术，在其他的企业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技术取得成功之后，H总也给了董教授相当的技术转让费，双方对这次合作都非常满意。
以上两案例都反映出，强关系已可以给企业家带来非冗余性信息。
S总的舅舅给他带来做家具要树立品牌意识的信息；X总的哥们告诉他Y所长，对冻干技术有研究，或许能够帮助他解决技术难题。
除了信息的作用外，案例8还告诉我们，强关系所提供的信任的作用。
由于X总、D教授与Y所长都是好朋友、铁哥们，因此，他们三人中间就存在着很强的信任关系。
与案例4相比，同样是技术合作，他们就没有了关于研发费用的讨价还价的问题。
X总一句“我不会亏待你的”就解决了，大大减少了交易的成本，提高了交易的效率。
（二）各种实质的支持
强关系不仅提供信任还能给企业的发展提供各种实质性的帮助。
罗（1997）对台湾的小企业的研究表明，小的企业主家庭网络所提供的团结给小企业组织起来成为可能，而且他们也倾向于通过个人网络来获得资金和市场机会。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几乎所有的私营企业创业初期的资金都是通过家人、亲戚或者好朋友提供的。
不仅如此，强关系还能提供技术、人才等各种的实质性的支持。
案例9：
L总原为上海某公司的一个创始人。
后来L总回到Q省自己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
但是，由于上海公司的老总们都是L总的同学，而且大家都一起在上海创业，因此关系非常的密切。
L总在Q省成立新的公司之后，上海的公司为L总的公司的一直都提供技术支持，L总的一些设计和研发都要依赖于上海的公司。
而且与上海的公司共用一个服务器。
上海公司招募的优秀技术人才，在为上海公司服务的同时，也为Q省公司提供人才的支持。
上海公司的员工，可以来Q省工作，享受上海的待遇；同时，Q省公司的员工可以去上海的公司学习和培训。
对于双方产生的费用，也不是即时结算。
而是半年相互结账一次。
案例9就可以看出，L总尽管离开了上海的公司到Q省自己做企业，但是以前的同学关系，一直都在发挥作用。
上海的公司一直都在为他提供技术、人力等各方面的帮助。
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强关系所带来的信任的作用。
两公司的结算也不是即时的，而是半年一次的相互结账，这就不仅有利于公司的资金流，而且节省了很多的交易成本。
（三）情感的制约
在中国文化中，情、理、法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结构，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一般来说，在日常生活的领域，情理起较基础的作用，法律只是作用的最后调节者。
如果亲人、朋友之间因为经济利益而伤了感情，那被认为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因此，强关系所带来的情感的制约，在很多时候下也会制约企业家行为。
案例10：
朋友、熟人不回货款。
J公司产品刚刚上市时，由于公司的规模小，没有很多的资金去做广告宣传。
因此，他们都非常着急，产品没有市场公司就没有利润。
因此，他们想尽快占领市场，并最大限度的扩大市场份额。
公司选择了试销和代销的办法，把产品给熟人、朋友和业务员进行销售。
尽管产品销售的还可以，但回款就成了一个问题。
很多人卖了产品以后，货款就不打给公司。
在这些代理商中，越是朋友和熟人也是靠不住。
很多人觉得你老H有公司，不缺这点钱，所以回款很慢，还有很多人直接就不给货款。
面对这种情况，H总显得很无奈：
“大家都是熟人，这点钱又不好开口要，很多时候就不了了之了。
结果是，我们不给他们供货了，以前的货款我也不要了，朋友的关系也就到头了。
”相反，陌生的代理商回款的反而更多。
只要有钱赚，产品卖得好，他们还是比较守信用的，不过骗子也不少，那些人就是纯粹的欺骗了。
案例10可以看出，强关系的所带了的一个负面的作用，那就是面子的问题。
中国社会是一个重面子的社会。
而且朋友、熟人之间的交往总是感情高于经济利益。
因此当熟人之间发生了经济之间的纠纷，如果利益不是很大的，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造成的结果是交易中止、朋友断交。
（四）网络闭合
科尔曼在社会资本从何而来的讨论中，他认为网络的闭合产生信任和规范，是产生社会资本的基础（Burt，1992）。
但是，网络闭合在带来信任和规范的同时，也会产生很多的负面的作用：
一是制约了对非冗余性信息的摄取；二是排斥外来人，这也是就是很多家族企业发展的瓶颈。
案例11：
XH公司是一个专门为农民提供养鸡服务的专业服务公司。
现在公司的主要部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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