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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阅读报告
读《儒林外史》有感
院系：
自动化学院
专业：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班级：
0820803
组长：
侯世祥
组员：
粟亚雄
黄政
刘承君
朱鑫元
王标俊
仵改田
指导教师：
郭海成
2010年6月11日
读《儒林外史》有感
内容摘要：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细致的描摹了八股文人迷信八股、封闭执拗、驯服自卑和虚伪无耻等心态，深刻地揭露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身心的践踏和摧残。
上述种种心态的形成，与明清末世文化上软硬兼施的专制主义、八股文人过于单一的角色认同和社会上摧残人身心的习俗氛围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
讽刺艺术 对比手法科举制度贤人形象理想儒士精神
一、作品简述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大约在1750年前后成书。
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
《儒林外史》原本仅55回。
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可以证明在吴敬梓49岁的时候已经脱稿（《春帆集》收《怀人诗》十几首，中有一首注：
“全椒吴敬梓字敏轩。
”全诗最后四句说：
“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
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但是直到作者死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给他刊刻了出来。
这个刻本，今已失传。
现在通行的刻本是56回，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
它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
全书的中心内容，就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章回体长篇讽刺小说。
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
”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大醇小疵”。
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
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
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
《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
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
有的外国学者认为：
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
它可与意大利薄加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媲美。
二、作者简介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号文林山人（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叙》中盖有印章：
“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清代小说家，汉族，安徽全椒人。
吴敬梓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年，卒于高宗乾隆十九年，享年五十四岁（一生54年，在全椒23年，在赣榆10年，在南京21年）。
幼即颖异，善记诵。
稍长，补官学弟子员。
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
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
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巡抚赵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赴廷试）。
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
又集同志建先贤两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
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
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
后卒于客中。
吴敬梓生平最恶举业，费20年心血所著《儒林外史》五十五回，（一本作五十六回，又一本作六十回，均非原本）专写熬中于此者之真相，幽默诙谐，读之捧腹。
又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中国小说史略》并传于后世。
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
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
吴敬梓22岁时，父亲去世，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经历了这场变故，吴敬梓既无心做官，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无意进取功名。
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洪词考试，他竟装病不去。
他不善持家，遇贫即施，家产卖尽，直至1754年53岁去逝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
但，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该书中《范进中举》一文还被选入九（初三）年级上册的语文书。
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的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
人们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吴敬梓故居”。
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又因自故居安徽全椒移居南京，故又自称秦淮寓客。
吴敬梓的家庭可说是科甲鼎盛的缙绅世家。
父亲吴霖起死后，近房中不少人觊觎遗产，吴敬梓是嗣子，便给了他们以可乘之隙，于是发生了吴敬梓《移家赋》中所说的“兄弟参商，宗族咒骂”的争产纠纷，乃至发生了亲族冲入家中攫夺财产的事件。
这件事不仅刺激了吴敬梓，使他看清了封建社会家族伦理道德的丑恶本质，认识了那些衣冠楚楚的缙绅人物的虚伪面目，使他和那些倚仗祖业和门第做寄生虫的庸俗人物分道扬镳。
作为缙绅阶级的叛逆，他首先挥霍遗产。
29岁应试举人落第，从此再也不应乡试。
30岁以前，就将田产房产都消耗光了。
33岁时移家南京，开始了他的卖文生涯。
36岁那年，曾被荐应博学鸿词之试，但只参加了省里的预试，就托病辞去了征辟，甘愿过素约贫困的生活，54岁时死在扬州。
三、浅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中的对比手法
现实主义杰作《儒林外史》有着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是精湛的讽刺艺术。
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多种多样，其中，对比手法用得尤其普遍，格外灵活。
作者吴敬梓力图准确地、全面地抓住和再现自己所面对的人生，以寄托其深广的幽愤。
这样，对立面就决不是一人一事，而是整个清王朝，是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整个当代社会腐朽不堪的上层建筑。
因而，《儒林外史》的锋芒所向，既不是简单、拉杂的丑闻坏事，也不是个别人物的恶行劣迹，而是通过具体人物的言行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直指那种罪恶的社会制度。
但是，作者所处的又是文网极为严酷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人们根本不能用文章来说要说的话。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
然而，污浊的社会现实激怒了吴敬梓，他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为被贬抑了的人类尊严讨说法，又非说出要说的话不可。
于是，在创作《儒林外史》时，他不得不磨砺出种种讽刺的武器，对比手法就是他常操在手，运用自如的一杆投枪。
在冷静的叙述中，把自己的倾向饱含在各种活生生的形象里，让读者去比较、判断。
作者对比手法琳琅满目、花样繁多，我们不妨从不同角度加以梳理。
1、明比与暗比
明比和暗比是视寓意的深浅相对而言的。
鞭挞一般的社会丑态，统治当局尚能容忍，含意可以显豁一些，作者往往采用明比。
写周进、范进发迹的前前后后，就是用的明比。
周进当童生时，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了，却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受尽欺辱和冷遇，并因此悲愤得撞过号板。
一旦考中进士，立即“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请吃酒、送贺礼的人络绎不绝。
薛家集做过学堂的观音庵里，居然供起了“周大老爷的长生牌”！
他以前写的对联也被揭下来仔细装裱。
那个因进学在先，曾尽情奚落过周进的梅玖，竟在范进面前冒认周进为“业师”。
范进中举之前，家里人常常挨饿，借贷无门；中举喜报一到，范进自己喜得发了疯，大出洋相；众邻居呢，一反常态，“有拿鸡蛋来的，有拿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
连作过知县、横霸乡里的张乡绅，也自道“一向有失亲近”，立即成了“至亲骨肉般的”“年谊友好”，又送银子又赠房屋。
从此，“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人图荫庇的。
”不到三个月，范进家里什么都有了。
围绕这两人命运的对比，含有两层意思。
对世人，是态度的变化：
前倨后恭、先冷后热，真实地描绘了病态社会里庸俗、势利的人生画卷，满怀痛惜之情讽刺了可怜的同胞在封建重压之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和狗仗人势的丑态。
对二进，是像苏秦一样的地位变化：
穷则人尽弃之，达则人皆趋之；转眼之间，从受人白眼、生活无着变为受人尊崇、锦衣玉食。
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
这就点穿了士子们醉心举业的原因，也揭露了清代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决不是要选拔什么人材，而只是笼络士人的一种手段。
在抨击当局统治的黑暗时，作者往往采用暗比手法。
第一回，就用王冕的嵚奇磊落与危素的厚颜无耻作了隐隐约约的对比。
《儒林外史》表面上只叙述王冕的身世，以及他与元、明两朝统治者都不合作的倔强性格，危素并没有出场。
但通过对危素门生及其趋奉者的描写，就体现了这个人物的渺小：
既作过异族统治者的忠实走狗而显赫一时；又在元朝灭亡后投靠朱明王朝，还傲傲然自称“老臣”；结果落得一个极不光彩的下场。
一个不跟一切统治者合作，一个有奶就是娘。
两相对照，不加褒贬，却埋葬了危素一类人物。
从中，读者可以体会到吴敬梓那掩饰不住的民族意识，以及对封建统治者的极端厌恶。
他暗示：
统治阶级里没有好人；做高官的也得不到好下场；要保持自己高洁本性，必须离他们远远的。
第一回，写知县时仁“酷虐小民，无所不为”，一处写“时知县也升任去了”。
第四回，又写高要县知县汤奉，一年就搜括了八千两银子。
为了要向上司表示自己“清廉”，“出个大名”，求得指日“升迁”，听信恶棍张静斋的教唆，硬将一个回民老师傅活活枷死。
第八回还写南昌太守王惠，刚到任就问：
“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
词讼里可也略有什么通融？
”他做的最要紧的事是：
“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
所谓“入官”，自然是中饱私囊的幌子。
从此，衙门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这种贪官，“各上司访闻，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做了两年多些，各处荐了”，“朝廷就把他推升了南赣道”。
时仁、汤知县、王惠这类贪鄙之徒，对人民是凶狠的豺狼，而对统治当局则是忠实的奴才，他们可以把剥削百姓得来的钱贿赂上司，自然换来的不是升迁就是受庇护。
这些叙述本身就是对当时朝政的讽刺。
在此作者用意还不止如此，将几个为官正直、能为百姓办点事的官吏的结局写出来，作为对照。
四十四回，着力叙述了肖云仙在边疆兢兢业业，取得了战功和生聚教训的劳绩之后，不但没有得到朝廷半点奖励，反而被工部斥为“任意浮开”工费，“应行文该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
结果他垂头丧气打点回家，把父亲的家产赔光了还欠三百两，仍被地方官苦苦追勒。
十七回，体恤下情的乐清县知县李瑛，突然被革职拿问，老百姓不服，鸣锣罢市，“安民的官”还要捉拿为头的人。
我们把两种官吏的遭遇对比起来看，就会发现，那个社会黑白是何其不分！
赏罚是何其不明！
整个吏治的混乱真是无以复加了！
这样的社会怎么还能继续下去？
通过这些暗比，大大地加强了讽刺的力量与深度。
2、远比和近比
从结构布局来观察，《儒林外史》又有远比和近比。
作者根据不同的用意，有的对比安排在一个较短的篇幅里，有的则相隔若干章回。
远比有时是暗比，如上文所说的两种官吏命运的对比；也有的是明比，如第一回正面人物王冕与整本书里儒林群丑的对比。
又如在朋友交情方面，鲍文卿和向鼎跟匡超人和潘三的对比，在此，森严的等级观念消失了，对于位居四品的向鼎来说，是何等难能可贵！
作者不为礼法所拘，简直是噙着热泪写出了他对美好的、正常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向往。
至于近比，那就俯拾皆是。
第一回，秦老的忠厚诚笃、息事宁人与濯买办的狗仗人势，刁顽油滑处处形成对比。
第二回，申祥甫的发作与和尚特别小心；夏总甲的粗横拿大与众人的唯唯诺诺；进了学的梅玖、发过的王举人之趾高气扬与老童生周进的小心谨慎、曲意逢迎；无一不是采用近比手法。
近比简捷明快，使用很方便，所以《外史》用得最多。
总的特点是，能摄取现实生活中既普遍又典型的现象，十分和谐地寄寓着作者的爱憎；笔墨简练，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犀利精切，含意幽深。
3、人物的自比、互比、侧比和气氛对比
按用以对比的对象划分，《儒林外史》的对比可分成人物自比、人物互比、人物侧比和气氛对比。
人物自比指在同一人物身上找对比材料。
第三回对胡屠户的描写，就很典型。
范进进学之后，由于还不曾改变原先那种卑下的社会地位，胡屠户仍然拿着丈人的架子，声色俱厉地教训他：
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
如今我不知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
范进想向他讨点钱参加乡试，“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
什么“瘌蛤蟆想吃天鹅肉”啦，什么“尖嘴猴腮”啦，夹七夹八一顿数落，吓得范进不敢吭气。
可是范进中举消息传来之后，胡屠户迥然变成另一个人了。
他竟大言不惭地对乡邻们说：
我每常说，我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
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
……“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
”前后言行如此矛盾，一个势利小人的嘴脸活灵活现了。
讽刺而不露声色，确实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3]
人物互比又可分为一对一、一对群、群对群等。
这在全书中到处可以找到。
人物侧比，是一种更高超的讽刺手法。
就是对于一个人物不多做正面描述，作者也不做主观评介，而主要通过书中旁人的不同看法，构成侧面对比，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三十四回的一段对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侧比。
短短几百个字，容纳了好几个人对杜少卿的看法，也代表了社会上不同的人对杜少卿的认识。
高老先生道：
“……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
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盘子，就象讨饭的一般……”萧柏泉道：
“老先生说的是。
”……迟衡山道：
“方才高老先生这些话，分明是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份。
众位先生，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马二先生道：
“方才这些话，也有几句说的是。
”季苇萧道：
“总不必管他。
他河房里有趣，我们几个，明日一齐到他家，叫他买酒给我们吃！
”余和声道：
“我们两个也去拜他。
”这些互不相同的见解，有力地衬托了少卿的豪爽性格与叛逆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
这里的一切都是按中国的方式规定和衡量的。
谁要超出这个狭窄的框子，谁就要倒霉；谁要是反对某种陈旧的极受人尊重的偏见，谁就会加倍地倒霉。
正因为杜少卿在许多方面都反对传统的偏见，所以他就到处受人攻击，甚至被传为“子弟戒”。
越是象高翰林这样的封建卫道者，就越攻击得厉害。
连成天围着他转的马二、萧伯泉也附和着世人的污蔑之辞；而季苇萧、余和声则听之任之，只希图利用少卿的豪爽，讨点酒食；唯独迟衡山理解他，却又不敢跟高翰林当面辩论。
当然，越是倒霉，越说明少卿的反抗击中了腐朽的封建教条的要害，越烘托出少卿远远超出流俗之上。
这一侧比，肯定了杜少卿，也就给了这几个评论者以不同程度的讽刺与批判，作者达到了一箭多雕的目的。
《儒林外史》吸收并改造了元明以来杂剧、传奇和民间讲唱文学插科打诨的表现手法，以十分庄重的语言，写出了许多滑稽场面。
即在同一场合，选择一些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事件，构成一种极不协调的气氛，以示作者对某些反面人物的嘲弄和揶揄。
第五回写严监生的扶正大典：
行礼既毕，大厅、二厅、书房、内堂屋，官客并堂客，共摆了二十多桌酒席。
吃到三更时分，严监生正在大厅陪着客，奶妈忙走出来说道：
“奶奶断了气了！
”严监生哭着走了进去，只见赵氏扶着床沿一头撞去，已经哭死了……灌醒了时，披头散发，满地打滚，哭的天昏地暗……两个奶奶在房里，乘着人乱，将些衣服、首饰，一抢精光，连赵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滚在地下，也拾起来藏在怀里……
这幅画面的色调是多么不统一！
作者用戏剧笔法，写出了浑浑噩噩的世人道德沦丧的悲剧，再现了滚过他眼前的人生的可怜、猥琐、虚伪、平庸和污秽。
在长期的中世纪式的社会里，人们就是这样代代相承地生活着。
我们可以体会得出，作者的心情是异常沉重的。
《儒林外史》将各种对比交错使用，显得摇曳生姿。
在具体叙述中也是腾挪跌宕，变幻莫测：
对比两项，或前详后略；或前略后详；或两者皆详；或两者均略，灵活跳脱，绝无板滞拖沓之感。
很显然，对比是《外史》最主要的讽刺手段。
特定的生活环境与经历，既提供给吴敬梓以大量的创作素材，使他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又造就了作者独具慧心的表现手法。
为了不作文字狱的主角，他惨淡经营，成功地运用了各种对比手法。
正是这些对比，构成了一系列深沉含蓄的讽刺，表达了许多不能直接说而又不得不说的重大内容，寄托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和崇高的理想。
从而使《儒林外史》是一面封建社会的照妖镜。
通过对封建文人、官僚豪绅、市井无赖等各类人物无耻行为的真实生动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强烈地抨击了罪恶的科举制度，成了我国第一部“足称讽刺之书”。
四、《儒林外史》的思想性
1、揭露清朝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腐化
（1）病态人物折射清朝科举时代的病态社会
我国清朝封建科举制度，使功名富贵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尺度，也是文人学士的唯一追求，极大的败坏了世态风俗人性。
《儒林外史》从那些追求功名富贵、依附于封建专制统治集团的儒林众生及“名士”、劣绅身上领略到当时的社会病态与文化病态。
《儒林外史》以科场为轴心，深刻描写了儒林众生及“名士”、劣绅各类代表形象，从“病态人物”身上映衬出整个“病态社会”的基本面貌。
作品深刻剖析当时文人学士等病态人物代表，包括迂腐穷酸的腐儒、自欺欺人的假名士和斗方诗人、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等的内心世界和思想形态。
《儒林外史》对各类人物的剖析态度是不同的，对腐儒是带泪的讽刺，对假名士和斗方诗人是一种惋惜的鄙视，而对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则是愤怒的抨击。
在“病态社会”里的迂腐穷酸腐儒身上，《儒林外史》表现出科举制度“愚人心智、迷人心性、培养庸才”的罪恶。
（2）病态心理造就科举学士人物的悲剧命运
在《儒林外史》中，描绘的迂腐穷酸腐儒，都是受功名富贵毒害而不自觉的科举迷，是因为他们的愚昧、痴迷和随波逐流的思想意识，造成了他们自己的悲剧命运。
《儒林外史》的矛头不是指向他们自身的缺陷，而是指向那种对他们进行精神虐杀的科举制度。
周进、范进执迷科场数十年，沿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阶梯艰难攀登，但周进六十多岁了还没爬上秀才，范进五十四岁了也还是个老童生，他们那副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样子，完全是被科举等级制度压垮了身体和心灵的悲剧形象。
周进饱受了贫穷之苦，更连连遭逢年轻秀才、举人乃至乡人的轻视和侮辱，最后还连糊口的塾师位子也丢掉了，当他偶过贡院进去见到号板时，数十年郁积胸中的悲苦辛酸怎能不使他一头撞去？
范进一生最熟悉的是贫穷，最害怕的是丈人的臭骂，而心路历程经历最多的就是失望，虽然他惯性似地还要去挣扎于科场，而其实他早已丧失人的信念，不敢有非份之想了，他那微弱的神经怎能经受得起中举的喜讯骤然降临？
这“二进”的一哭一笑，典型地描摹了科举迷的畸变心灵。
马二先生身长八尺，形容甚伟，但躯壳里仍是一个卑微的灵魂。
他是一个迂儒的典型。
自己并没有走通科举的路，却迂执地坚持“举业至上”的人生哲学，他把生命全部虚掷在八股时文的选批上面，八股时文毒化了他的灵魂，他作为一个知名的八股选家又去毒害成千上万的年轻书生。
当时的科举制度，不但愚人心智，败坏人的社会识力，而且泯灭人的自然美感，这在马二先生身上表现十分突出。
他游西湖，不知赏风光，不敢看女人，一双破靴在人窝子里乱撞，除了路过书店去关心自己八股选本的发售行情之外，就只对沿途的各种小吃馋涎吞咽。
2、抨击清朝科举制度培养社会的黑暗和腐败
（1）失意儒士附庸风雅，儒林精神道德沦丧
《儒林外史》通过对随波逐流、追随科举取士制度的文人儒士的深刻描绘，有力抨击清朝科举制度是造就当时文风衰败和社会风气的腐败的源头。
《儒林外史》塑造椅披假名士和斗方诗人，在他们身上则是讽刺和批判科举制度“败坏人才、坏人心术、培养骗子无赖”的罪恶及功名之下儒林精神道德的沦丧。
西湖边聚集着一帮以赵雪斋为盟主的斗方诗人，他们整日寻花问柳，高谈阔论，拣韵联诗，附庸风雅，以诗名互相吹嘘，似乎厌弃了科场功名。
实则只是在科举正途上未能成功，转而投机取巧，以假诗名自欺欺人攀附权贵，讨些残羹剩水以慰藉内心对功名富贵的贪欲。
他们艳羡的是“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昨有赵雪斋先生？
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然而在比较进士黄知县与布衣越“诗人”哪条道路更好时，还是“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至于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
”这就是这帮声称“不讲八股”的“诗人”们内心深处的共同悲哀。
《儒林外史》里假名士群像，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不胜枚举，且个个生动活泼，各具丑态。
恰如卧评所言：
“譬如吴道子画鬼：
画牛头，已极牛头之丑恶矣；及画马面，又有马面之丑恶。
吾不知作者之胸中能容得多少怪物耶！
”这些人格扭曲的假名士形象从一个侧面揭露了科举制度对读书士子心灵毒害。
（2）无耻官绅谋权利己，市井棍徒混迹官场
《儒林外史》通过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的“丑与恶”的描绘，揭露侥幸者和骗取者在获得功名之后，对富贵的无耻无厌的追逐，体现了科场官场的黑暗腐朽。
作为官绅和市井棍徒，如果说娄三、娄四、杜慎卿等辈大多数只是或者只能在虚名假誉中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话，那些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则多以营己利、谋权势为直接目的，因而更加卑鄙无耻，有时甚至穷凶极恶。
科举制度实际上成为这些无耻官绅的培养基，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人民为之饱受灾难。
科举是求取功名的苦路，功名则是通向富贵的桥梁，少数举运者一旦成就功名，就要用无厌的贪求加倍地偿还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进士王惠补授南昌知府，一到江西就打听“地方人性，可还有什么出产？
调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
”。
严贡生是一个劣绅的典型，他利用自己的特权和与官场的关系，无耻地欺诈乡愚。
他的逻辑十分荒唐：
一口新生小猪误入邻家，他声称寻回来“不利市”，逼人买下，待邻家养到一百多斤了，一次错走进严家来，他又把猪关了不还，声称猪本来就是他的，竟把来讨猪的邻居打折了腿；一纸并未付款的借约当时未还，后别人来讨还，他竟索要利钱，声称因为此约使他有二十两银子不能动，误了放债的利钱，竟连米带驴地抢夺别人的财物，仍不还借约。
当然，《儒林外史》里，也不乏活动着一些“巧取人间之富贵”的市井棍徒。
例如差役潘三，他对景兰江、文剑锋一伙假名士的观察和分析可谓透入骨髓，他看到匡超人和他们鬼混，就劈头一棒地点化他：
“你到省里来，和这些人相与做甚么？
”
“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这姓景的开头巾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的精光。
”
“那个姓文的是盐办里一个巡商，……吃醉了，在街上吟诗，被府里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把盐商都革了；将来只好穷得淌尿！
”
匡超人如梦初醒，遂改务虚为务实，跟着潘三“做些有想头的事。
”他们把持官府，包揽词讼，为非作歹，或者假雕印信，伪造官府文件、或者私和人命，或者拐带人口；或者买嘱枪手替人代考，或者威逼平民，总之是以各种不法手段巧取豪夺。
不用读书考试，没有功名，同样可以富贵，这就是潘三一类奸徒蔑视儒生名士、骄人傲人的理由，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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