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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哲学思想综述

朱熹哲学思想综述

胡艳2007年4月20日于河南大学归纳整理

一:

生平及理论渊源

生平简介:

理论渊源:

1.四书五经及古代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子等人的思想

2.北宋诸儒学说的影响

3.佛教思想的影响

4.道教思想的影响

二:

自然哲学

1.朱子的本体论:

理,太极

2.朱子的现象论:

气,万物

涉及的问题:

(1)理气的先后问题;

(2)理气的动静问题;(3)理一分殊的问题;(4)人物理气异同问题

三:

人生哲学

1.人生的现实:

性,心,情

2.人生的理想:

道,仁,德,

涉及的问题:

(1)已发和未发——心性论的形成与发展;

(2)性之诸说;(3)心之诸说;(4)心统性情

3.修养方法:

格物致知

涉及问题:

(1)格物与致知

(2)格物与穷理(3)知行关系

四:

政治思想:

德治主义

五:

教育思想:

小学,大学

一生平简介:

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他所生活在南宋时期,民族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他一生关心政治,力主恢复大义。

他的政治理想是格君心之非来改善政治和变移风俗。

朱熹少时勤于思考,五岁时就开始追寻“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的宇宙问题。

八九岁读到孟子“圣人与我同类”为成圣的希望而激动地喜不可言。

十四岁丧父,遵循遗训从胡宪,刘子翚和刘勉之学,受三君子影响,十九岁中进士后,出入经传,泛滥释老。

二十四岁,拜见杨时的二传弟子李侗。

在他的引导下,逐步确立道学的研究方向。

通过道南学派了解程氏遗说。

李侗死后,开始走上独立探索哲学的道路。

从四十岁到四十六岁鹅湖相会。

朱熹哲学的基本思想就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

这个体系以理性本体,理性人性。

理性方法为基点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整体结构已经稳定下来了。

理论渊源:

朱子一生得力最大者,除其父亲之外,当推延平和籍溪二人。

到了隋唐,佛教大有风靡一世之概,就思想的宏深来讲,儒家哲理与佛教的教理相差甚远。

不过,佛教为外来宗教,其学说与我国的风俗习惯格格不入,有的学问家主张排斥佛教。

坚持学问家旧有的壁垒,有的学问家主张排斥佛教。

代表人物是韩愈和李翱。

韩愈:

原人原道原性

原人:

认为天地之间,有人与夷狄禽兽之类,而就中人为夷狄禽兽支配者,实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之道的缘故。

原道:

对人之所以为人道加以阐明:

首先区分佛老儒家的道德,肯定儒家道德的含义:

他认为仁义道德四字之中,仁义乃是具体的概念,具有明白的内容,而道德却是抽象的名。

是没有确定内容的,儒家的道德则是以仁义为内容的道德。

老子所谓的道德乃是内容空虚,抛弃仁义的内容空虚道德。

儒家之学注重现世生活上的生养之道,其目的在于增强人生社会的福利,而为达到这种目的时,儒家之学注重现世生活,设立君臣,人民等级。

君行统治。

臣行君令。

民则从事农耕,手工以事其上。

这样,相生相养之道才得以完成,社会秩序才得以建立。

佛家主张弃君臣,去父子,禁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得所谓的清静寂灭。

原性:

主张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

上品纯善,中品善恶相混,下品纯恶。

李翱:

复性书十八卷

受湛然和梁肃的影响,“人之所以为圣人也,性也。

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匿也,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皆情所为也。

情既昏,性斯匿也。

”他认为性是善的,人之所以为恶,全由于情。

那么性既然纯善,为什么又产生了恶的情呢?

原因是人生本来是静的,在性静时,决不会产生恶。

但是静止的性一经发动,就产生情,而情又伴随着恶。

这样,恶由情生,情由性动而产生。

心寂不动是指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为,心性寂然,光照天下的状态。

李翱主张的性善情恶的说法根源于佛家的真如,无明之说。

李用佛教的精神来解释儒家的经典,这种儒佛相混,外儒内佛的办法开了宋明学风的先河。

范仲淹:

范在苏州设立学校,聘胡瑗,孙复和石介为教授。

这一派以易和中庸作为学问的根本。

开创了以内省的思索来探求宇宙自然及道德的根源,探求宇宙和仁心的根源,是周敦颐和二程思想的先驱。

周敦颐:

濂溪以为太极化生万物,唯人最灵。

因为人类禀太极之理,具有五行之性的缘故。

(太极为理为心灵,五行之性为身体,人具有身心两个方面,所以最灵)太极之理所谓诚,也就是人类的本性。

诚是纯粹的善,所以人类本性也是纯粹至善的。

在他看来,善是先天的,恶是后天的。

道家思想的影响:

(略)

佛教思想的影响:

(略)

二:

自然哲学思想

1,朱子哲学的本体论:

朱子哲学的本体论,大体上讲是以周子的太极图说为基本。

而已邵子,张子,二程之说融合之。

所谓本体,就是行而上学者,就是本体,就是“道”。

至于所谓现象,就是行而下者,就是朱子所谓的器。

所谓的道就是抽象的,无形的,超越时空的事物,所谓器就是具体的事物。

无极而太极,也就是无形而有理。

这种本体,朱熹通常称之为“理”,就是宇宙万物的基本,宇宙万物就是这个理产生出来。

即:

无极而太极,无形而有理之意。

凡天地生那物,便有那物之理。

例如:

舟可以在水上行走,车只可以在陆地上行走,就有他们各自的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

也不管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

都具有其所以然之理。

这种理在,在论理上,都存在于物之先。

也就是在现象世界,砖,瓦,舟车尚未存在之时,砖瓦舟车之理在本体世界早已存在了。

而人们只是发现了他们的理,而将它们制造出来罢了。

有理者才会在现象世界里出现,无理的事物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1)每一事物之理,就是这种事物的最高标准,是这种事物最完全的形式。

所以,理也叫做极,那么太极就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和。

也就是天地万物的最高标准。

太极只是一个理,周子看来,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

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在现象世界万事万物都要受因果律的支配。

即每一个事物必然有其成立的原因。

太极既然称作无极,又免得人们在太极之上寻找太极地根源。

太极为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和。

所以太极之中万理具备。

太极地内容至为充实,绝对不是空荡虚无的。

(2)太极的存在是超越时空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未有天地之时就有太极存在了。

太极的存在不是一时间为计算的。

太极的存在是无始无终的。

(3)朱子认为太极具有动静之理,而不具备动静之实。

(4)太极与万物的关系就是朱子认为每一种事物,不但各自具有这种事物之所以然之理,亦且具有太极之全体。

他说:

“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统体是一太极,然一物又具有一物具有一太极。

如月印万川。

补充一点的是程颐的“理一分殊”和朱熹的“理一分殊”的异同:

程子认为万物形象虽殊,事物包含的理却是一贯的(一贯非同一)他认为每个事物的理只是本体之理的一部分,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而朱子认为物物又一太极,但是每一理又体现了本体之理。

如月印万川,由此可见,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比程子的高明许多。

李玉峰同学就这个问题提出质疑,他说:

“朱子那理,好像格一物就可知全体了,容易地很,而且人能推,那必定是可知论。

而在程子那里就困难的多。

理必如太阳,我们只可以晒晒暖,是不可知的。

我认为不可知比可知好,老朱可以坐上帝了,哲学也没有发展的必要了。

对于李玉峰同学的质疑,我觉得此问题提的非常好。

我给出的是陈来老师的回答:

一切事物的性理可以说是无所差别,但一切具体事物的分理却是有差别的。

从朱熹所说的格物说来看,穷理的对象更多指的是具体事物的分理,具体事为的伦理。

对于格物问题来说,万物一理这个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是指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为一个普遍原理支配。

普遍的统一的天理体现于一切差别的特殊的物理之上。

一切具体的物理则是普遍物理的个别表现。

所以,不能只格一物便了解天下万物的各个具体的物理。

2,朱子哲学的现象论:

按照朱子见解,行而上的本体世界里面只有理。

行上本体世界里面有了那一种理,行下现象世界才有了那种器。

本体世界里的理是现象世界里的一切器的根源。

所谓“气”也是现象世界里的一种,而且是最早发生的一种。

这种行下的气却是构成行而下现象世界中的一切器的材料。

用希腊哲学的术语来说,理是形式,气是材料。

就事实而言,行下现象世界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形式与材料组成。

也就是理气二者构成的。

所以,朱子说,理是行而上之道,生物之本。

气是行而下之器,生物之具。

认为本体世界的理是空阔洁净的世界。

“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了。

”这样本体世界理才能超越时空,才能永恒存在。

现象世界或具体世界无所造作,不过,气之造作必然必须依据此理。

就如建筑房屋需要砖,瓦。

木料等材料。

这些材料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建筑房屋的形式也不行。

房屋的形式正如形上的理,建筑此房屋之本。

砖瓦材料是事物之器,是建筑此房屋的具。

依照逻辑而言,理虽然另有一个世界,但就事实而言,理就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

就像建房一样,房屋建成之后,房屋之理便存在于房屋之中了。

自然创造万物就是如此,万事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

万事万物之所以不同,不是因为理是不同的。

朱熹自然哲学涉及的问题:

(1)理气先后问题(逻辑上和事实上这两方面来讲)

朱熹理气思想提出和形成的开始主要还是继承程颐的本体论思想,因为程子注重着眼于体用一源的关系,并没有提出理气的先后问题。

此外,朱子在这一段时间注重的是如何把人性论和本体论结合起来。

二程子提出性即理也,这一个命题在二程子那里主要表达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

强调天理和人性的内容完全一致。

至于天理和人性如何能够一致,这个问题程子没有提出,也没有解决。

按照《太极解义》的思想,在阴阳动静的流行过程中,太极与阴阳不离不杂;在阴阳之气不断构成具体事物之后,太极还在阴阳之中,并且不断转化为人性。

从而每一个具体事物都是都是理于气的结合。

因此不但人性在直接意义上禀受天理,而太极浑然全体也普遍存在于事物之中。

这样,朱子就为性即是理提供了本体论的证明。

朱子在这一段时间里是理本体论的思想,不过多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要考察的话,也是理气并无先后之说。

谈到理在气先的思想的形成的时候有必要提到朱子发表《易学启蒙》之后,象数易对朱子的世界观有一定的影响。

朱子认为从本源上说理先而气后,从构成上说,理气随具。

朱子在论述理气先后时,很少具体指明是本源问题还是构成问题。

实际上理气无所谓先后,但是从逻辑上推理以下,推上去,推其所以来,可以说理在气先。

这里需要指明的是理在时间上先于气,而是说推论及其结果本身只是说明理气的先后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关系。

理先于气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时间上的先后,实际上指的是哲学第一性的问题。

朱子解释他的逻辑时说“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还在这里”一切物质都消灭了,理仍然存在,因为物质可以生灭,但是作为形上的理却没有生灭。

朱子认为物质的消灭在逻辑上看是允许的,理则无论如何永远存在。

朱熹理气先后问题是朱熹哲学中比较重要的问题。

从横的方面来看,朱熹对理气是否有先后的讨论分为本源和构成两个不同的问题。

这种不同的讨论角度导致朱熹在理气关系上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应当注意把朱熹论构成方面的二元说法与论本源问题区别开来。

从纵的方面来看,朱熹的理气先后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早年从理本体论出发,主张理气无先后。

理在气先的思想经过南康之后经朱陆太极之辨以后形成。

(2)理气动静问题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由此看来,太极是自身运动的实体。

朱子在解释发挥太极图说时,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

被朱子规定为理的太极究竟是否有动静,如果说它有动静,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说它有动静,如果说太极没有动静,又如何解释太极动而生阳?

这是朱子理气说的一个重要问题。

太极图说上讲太极能动静,已经说的很清楚。

朱子以太极为理,这样行上的理如何与行下的动静联系起来就成为朱子要解释的问题。

所以,只能以天命流行为中介。

把太极太极动而生阳解释为是天命之流行。

太极的动静就是天命的流行,而不是太极有动静。

如果说太极有动静,只是理随气动,就如人跨马,不是人在动,而是马在动。

动静的主体是阴阳,动静的根据是理。

能够运动的气与自身不动的太极好像人跨马,太极没有绝对的运动,而只是相对运动。

(3)理一分殊问题

理一分殊的问题是程颐在回答弟子扬时对《西铭》的怀疑时提出的。

杨时怀疑《西铭》中讲的天地父母,大君宗子的万物一体的境界又同于墨子兼爱的流弊。

程颐回答说:

“《西铭》明理一分殊,墨氏二本则无分。

”程颐的思想时说,仁是一切人的基本道德规则,作为仁的具体实施却有着等级的差别,一个人爱她的父母胜过爱其他人,这是因为远近不同而造成的差异,程颐认为,对一切人都应该仁爱,这是理一;但是爱由于个人对不同对象的义务不同而有差别,这是分殊。

照理学来看,每个人在宇宙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他人和他物具有一定的义务,由于地位不同,每个人对他人直接承担的义务也不同。

个人对亲属,对外人,对天地万物各具有不同的义务,其间有等级的差别,一个人首先爱她的父母,其次即人即物,这就是立爱必从亲开始。

也就是仁爱在具体施行上亲疏有等,贵贱有别,但在理学上体现的道德原则确实是一致的。

道德的基本原理表现为不同的道德规范。

从这里看,程颐说的理一分殊说的是具体的意见事物,主要表现的是一种伦理学意义,朱子的贡献在于把这个命题意义加以扩大,包含了若干普遍的意义。

一个哲学命题刚被提出的时候往往是具体的,而一旦取得了它的文字形式,以后的人们可以在文字允许的范围内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和运用它,从而超出了它提出时的具体意义。

就“理一分殊”而言,“殊”说的是差异和不同,不同的东西当然是多,所以“理一分殊”常被解释为一与多的关系。

但是多可以指相互差异的多(物散万殊),也可以指相同的多(月印万川)。

这两种一与多的关系就不一样。

把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中有一个太极,是整个宇宙的本体。

或者说宇宙的本体受此太极的支配。

这个太极是一,这是从宇宙本体的角度来看。

一切万物都是禀受此理以为性,以为本。

万物之性理虽然是分自太极而来,但并不是分有了太极的一部分。

因为每一物的性理于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是一致的。

这个说法与禅宗的月印万川相似,与华严宗“一多相摄”的思想是有差别的。

一与多在质上同一而不是在量上含摄。

朱熹虽然也讲人心含具万理,但这个万理不是指万个太极,只是认字具有的人以理智的等等道德条目。

(4)人物理气异同问题

朱子认为,无论是人和动物植物或其他状态的枯槁无不具有仁义理智信五常之性,所以说虽分殊而理未尝不同。

然而五常之性唯有人完备,物则禀受有偏,意思就是啊;所谓理的偏全思想并不是说唯有人秉有人以理智信,而动物植物没有。

朱熹的本意是仁义礼治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性理有质和量的规定。

物具有四理,偏而不全。

三,朱子人生哲学

1,人生的现实:

性,心,情;2,人生的理想:

道,仁,德;3,修养方法:

格物致知(略)(《朱子及其哲学》中华书局,范寿康著1983年9月出版)

涉及的问题:

(1)所谓体验未发,是要求体验者超越一切思维和情感,已达到一种特别的心理体验。

其基本方法是最大限度的平静思想和情绪,是个体的意识活动转化为一种心理的直觉状态,在这种高度的沉静的修养中,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人的内心。

成功的体验者常常会突发获得一种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的浑然感受。

因此道南的宗旨是在本质上看是直觉主义的。

从理学家常常谈到的这种体验来看,这种体验在个体表现上虽有种种差别,其实在性不必怀疑。

实际上,个体的这种心理体验,由于不依赖外部的物质手段,成为许多宗教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理学家出入佛教禅宗,也注意到这种心理体验,然而与佛教不同,他们企图把这种内心体验作为提高人的品格境界和心性修养的手段。

即体验者体验的目的是追求宗教心理境界还是追求道德心理境界。

采取同一种体验方式,一个宗教学家体验到的是一个与神同体,而一个理学家却体验到的是一个与物同体的天地境界。

自从李侗死后,朱子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苦心极力的思索之后,朱子忽有所悟,提出人生自幼而死,无论语默动静,心的作用从未停止。

因此对一个现实的人而言,无论何时,莫非心体流行,心体流行,是说心的不间断的作用过程。

只要人存在心的作用就没有停止过,即时是在睡眠或无所思虑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认为,既然一个人心体流行不断,那么人心在任何时候时存在都不是寂然不动的。

都处于已发状态。

(2)性之诸说

性这一概念在朱子哲学里有不同的意义。

一是指人物禀受的天地之理,常称为天命之性,也称为本然之性。

二是指人物的气质之性,在用法上兼称人物之性,或者指人性。

程子提出“性即理也”其意义在于强调人的本性完全合乎道德原则,并与宇宙的普遍法则一致。

朱子认为孟子所说的性善并没有说清楚性的本体来源和依据。

理论上少了一截。

朱子看来,从人和物的角度看,人和物之性都是从天禀受来的,秉理为性说只能说明人具有先天的善的品质,却无法说明邪恶的本质,如果说恶的本质是由后天物欲引诱下形成的,就无法解释天生恶人。

在朱子看来,恶也具有先天的根据。

虽然这种恶可以经过道德的修养加以改变。

这样,为了理学人性论的完整和明确,在用理说明人的先验的本质时,还必须对先天不善的本质加以说明,这就是气质或气秉德说法。

气,指的是阴阳五行之气,质是由气积聚而成的性质意。

一切各个具体事物都是由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凝和。

天命与气质不相离,天命和气质不想杂,理于气在一个具体事物上的结合就像就像有混合于水一样,宏观的看,油和水混为一体,然而油却没有溶于水。

气质隔蔽性理,朱熹认为气秉是造成人性恶的根据,人之所以有善和不善的原因是因为起于浑浊而对性理的遮蔽。

正如,纸糊灯笼,宝珠一样。

(3)心之诸说;

朱子心的意义值得就是知觉,即精神,也就是能知能觉。

广义的知觉就是不仅人具有知觉能力,而且还包括人的具体知觉,即知觉能力的具体运用。

朱熹读对于道心和人心的说法时提到,人只有一个心,知觉到道理的是道心,知觉到声色臭味的是人心,道心和人心只是一个物事,但所知觉的内容不同,道德意识的知觉是道心,各种情欲的知觉是人心。

所谓以道心主宰人心就是指一良心,一人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稳定的道德观念来制约情欲。

修养论(略)

政治思想:

朱子的政治思想远承孔孟的余绪,近采周邵的遗教,他对政治方面采取的见解就是德治主义。

考儒家学说大都是主张德治而不主张法治的。

但是这种德治思想如何才能实现呢?

朱子以为德治思想的实现,必须有实现德治思想的人。

他于是又成为一个主张人治的思想家了。

就实现德治的人来说,不仅包括行政的最高领袖(君主),又包含着行政的各级干部。

从朱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

人君用人,需要提纲挈领,亦需实行分层负责的办法。

这样,放手做去,全国的政治才能有效的推动,否则,人君万事躬亲。

用人大小都集中于一人之手。

那么,不但人君终日将不胜其烦,而对全国的行政也起不到推动作用。

朱子是一位集宋代义理之学大成的学问家,理学的基本概念为理,所以朱子也从“理”字演绎出他崭新的政治理论,按照他的说法,他所说的“德治”不外乎是依照理来处理政治工作,所谓的人治也不过是说人君和臣属处理政治以理作为根据。

循理行政者为圣贤,悖理行政者为小人。

朱子认为,每一事物都包含有理在内。

因此,国家社会的组也一定包含有理在内。

所以,人君治理国家,只需本着此理就行。

人君如能遵循此理治理国家,那么国家就会太平。

如果人君不能按照此理治理国家,那么国家就会混乱。

国家社会组织里面所包含着的这个理就是治国平天下的“道”,不管人君知道不知道,也不管人君遵循不遵循,这个理是客观存在着的。

古来政治上略有成就的人,没有一个不以此道而行。

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而且也没有把这个理完全加以实现罢了。

教育思想:

朱熹一生对教育极为重视,关于教育思想,朱熹依据的是他的儒家思想和他的独特的哲学思想。

教育目的:

朱子以为教育的目的第一在于变化气质之性,恢复本然之性,使一般学者都能以圣贤自任,都能从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

朱子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促使一般学者都能以圣贤自任的思想来源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启示,近采周濂溪的“希圣,希贤”,伊川的“圣人可学”以及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主张。

他说:

“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己别是一样的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

然圣贤秉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

”又说“夫子之所志,颜子之所学,子思,孟子之所传,皆是学也”在他看来,圣贤既然是人生的最高理想,所以所谓教育一言以蔽之就是培养圣贤。

从朱子的理学立场加以解释。

要在于促使学者恢复本然之性与变化气质之性。

他在心性论中,曾把人性分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又把心分为道心与人心。

有人为“本然之性”与“道心”与“理”完全一致。

,所以是尽善尽美的,而气质之性与人心则未必与理合,所以有时为善,有时为恶。

因此,人们学做圣贤必须积极发扬道心和消极抑制人心。

其次,他在语录中说,圣人之教,目的是要让道心成为人身的主宰。

使人心屈从于道心的命令。

他主张以圣贤自任者必须以复性和复初和道心主宰人心为主要目标。

教育的方法:

他对于教学方法的见解大都来源于《论语》,《大学》和《中庸》三书的精华。

在他看来,教师教育学生必须从下面几个环节:

(1)立志

(2)坚毅(3)用敬(4)求知(5)践实。

一和二两项来源于论语里面曾子的遗训。

曾子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朱子说的立志就是曾子所说的弘,也就是志愿宏伟。

他所主张的坚毅就是曾子所谓的毅。

也就是百折不挠。

至于第三条的用敬就是《大学》里的八条目中的“诚意”“正心”,第四项求知就又与《大学》里的格物,致知及《中庸》里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互相一致,第五项践实就相当于大学里的笃行的教训。

对当前教育制度的看法:

朱熹对当时的科举考试及学校深表不满,认为科举已经成为百病从生的“法弊”,而学校之中,教师所传授的和学生所学的都是忘本遂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

攻击学校为虚文,而没有道德政理之实际。

他认为理想的教育制度就是应该分为小学与大学,小学的课程主要是注重礼乐射御及孝弟忠信之“事”,大学的课程主要是致知,格物和穷理及孝弟忠信之“理”。

而国家起用人才则应该以德行与实学作为标准。

关于小学即初等教育的意见:

(1)朱子认为小学教育为大学教育的基本,故极为重要。

虽一般规定这种教育从儿童八岁开始,但其实儿童幼年时期就应该接受这种适当的训练,只是这种责任应该由家庭负担罢了。

(2)朱子认为儿童的可塑性很大,但理解力比较差,所以儿童教育应该注重行事的训练,与大学教育应该注重理论的探讨有别。

用朱子的话说就是小学教育教的是“事”,大学教育教的是“理”。

在初等教育上,朱熹强调行为重于知识这种见解是合理的。

(3)朱子在小学教育提倡的方法是由易入难,由浅入深,也注重复习与潜移默化。

这种见解很符合教育科学原理的。

此外,朱子对于大学教育也有几条见解:

(1)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延长和连续,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学之大小,故有不同,然其道一矣”,意思是小学的内容,知道的浅,行小事也,而大学的内容恰恰相反知道的深,行大事也。

如果不学习小学的内容,人们就不能收起心,养其德性。

如果不习大学的内容,那么就不能察乎义理。

(2)他认为大学与小学的区别主要在教学的内容和方法。

小学是教会做事情,如事君,事父,事兄和处友等事情。

大学是穷究那理。

也就是做事的所以然。

由此看来,理的穷究当然要比做事更加艰深了。

(3)大学注重理的探讨和研究,朱子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注重理的探讨和研究,应该特别注重穷理的功夫。

穷理在于朱子就是大学里八条目中最基本的一条“格物”“所谓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以上是朱子对于大学教育见解的大概,他既对当时的官立学校的不满,所以他为了实现他的抱负,提倡书院制度,当他身任南康地方长官时,把白鹿洞书院的旧址建成焕然一新的私立大学。

白鹿洞书院也成为四大书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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