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户齐民与两汉王朝的人口操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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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户齐民与两汉王朝的人口操纵
编户齐民与两汉王朝的人口操纵
两汉时期，政府立足的基础是广大的农村人口，农村人口不仅是徭役所出，也是税之所出，赋之所出，至于土地和财产，意义远不如人口本身。
以平帝朝为例，政府向农人征收的租税之入约为３３０２９２６７．４石，按时价可折合为３３亿钱；刍、稿之入别离约为３３０２９２９７．４石、２２０１９５１１．６石，按时价可折合为１．７６亿钱；口赋、算赋与更赋合计约为６５亿钱；赀算约为４０亿钱，以上各项相加约为１３９．７６亿，这应当是汉王朝向农人征收的全数直接税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１３９．７６亿钱中，能够说没有田土之征，因为汉王朝的田租与刍、稿都是“顷亩而税”，实际是以人户为单位的征收，除４０亿的赀算是财产税外，其余的均为事实上的人头税，税基是农村人口［①］。
正因为此，两汉王朝便把统治的核心第一集中到了农村人口中，将农人牢牢地束缚在其治理体系中，作为编户齐民，严格操纵。
一、编户齐民与周密的户籍制度
编户齐民或简称编户、齐民，能够说是汉代农人的固定称呼，这形象地反映了农人与政府的法律关系，《汉书·高帝纪》云：
“吕后与审食其谋曰：
‘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
……”师古注曰：
“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
”《汉书·梅福传》称：
“孔氏子孙，不免编户。
”师古注曰：
“列为庶人也。
”汉时庶人，亦即齐民、平民，《史记·平准书》：
“齐民无盖藏”注引如淳说：
“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假设今言平民矣。
”这就告知咱们，齐民的特点确实是编户，所谓编户确实是登录于户籍当中，如师古言：
“列次名籍也。
”
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源于三代，但其正式成立，那么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中的有关规定是首要标志。
与新的授田制、兵役制相联系，商鞅给予了户籍特殊的意义，他主张上有通名，下有田宅，“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出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②］这是一种面向全民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关于政府的意义，商鞅十分明了，他说：
“强国知十三数：
竟（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稿之数。
”［③］十三数的获取，只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才能确保。
治国之首在于知民数，知民数，方可有效地征之以役，税之以赋，才可富国强兵。
身世刀笔文吏的萧何，深知户籍的重要性，因此刘邦入关后，诸将纷纷争取金帛财物，萧何独收秦的律令图书，使刘邦把握了“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的地方，民所疾苦”［④］。
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天下后，第一做的情形之一确实是从头成立严格的户籍制度，《汉书·高帝纪》五年夏诏：
“民前或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辩告，勿笞辱。
”“以文法辩告”确实是要为脱籍亡人从头办理户籍记录，而不采取惩罚方法。
尔后到东汉时期，政府一直实施着严格的户籍治理制度。
汉代户籍，称呼颇多，前引《高帝纪》即称“名数”，师古注谓“名数，谓户籍也”。
另外，又称户版、名籍。
《周礼·宫伯》郑众注云：
“版，名籍也，以版为之。
今时（汉代）乡户籍谓之户版。
”称户版者，自然是因书写材料的缘故。
《论语·乡党》记孔子“式负版者也”，《集解》引孔安国曰：
“负版，持邦国之图籍者也。
”疏云：
“负谓担揭也。
版，谓邦国图籍也。
古未有纸，凡所书画皆于版，故云版也。
”《后汉书·仲长统传》注云：
“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也。
”因此，离开户籍者，便被称为“亡命”。
所谓“亡命”，《后汉书·吴汉传》注云：
“命，名也，谓脱名籍而逃亡。
”而没有户籍的人，自然又被称为“无名数”。
有时，名籍又径称为籍，《释名·释书契》即言：
“籍者，籍也，籍疏人名户口故也。
”《急就篇》中也有“籍受证验问年”之句。
汉代所有的农人均须著籍，这一点殆无疑义，户籍之格式目前尚未有典型的版籍出土，只能触类旁推。
以往的文献资料中，未能留下有关户籍格式的文书资料，只有一些相关的身份说明。
《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博物志》载：
“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医生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名。
”这事实上是一那么告身文书，但也能够反映那时人关于身份著录的适应，大致是以县、里、爵、姓名、年庚为懦序。
如上书《扁鹊仓公列传》即有“临淄元里公乘阳庆”、“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等记载。
许慎子许冲在奏上《说文解字》的表中也自称“召陵岁里公乘草莽臣冲”。
在西北出土汉简中，有相当一批有关戍卒、田卒及其家眷名籍的文书，此类涉及到名籍的文书有三种情形：
一种是单身卒的名籍，格式如例：
《居延汉简甲乙编》：
居延甲渠第廿八燧长居延始至里医生孟宪年卅六囗囗五八·二甲
四二五图一九九
戍卒张掖郡居延当遂里公士张褒年卅一九四·一八图三一四
戍卒河东北里贾害年廿六三五·二五图五０九
田卒河南郡宛陵囗囗里公乘囗囗二一八·一三图四一八
从这些名籍咱们能够看出对吏卒的登录，与上引司马迁等人的身份说明十分吻合，县、里、爵、名、年庚，依次登录，前面还缀有现任身份，这也应当是今世户籍登录的大体要素。
因此，汉代的户籍又叫作“名县爵里”。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边塞吏卒名籍关于被登录人的身高、肤色，都登录在案。
如《居延汉简甲编》第３８简：
“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
四月癸卯。
”附第３７简：
“长安有利里宋买年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
”这应当是为了严格操纵，有利于脱逃后缉捕。
西北地域在搜缉流亡时，以此为依据。
《居延汉简甲乙编》第１５９０简如此记道：
“马长吏即有吏卒民屯土亡者，县署郡县、名姓、年、长、物色、所衣服、赍操、初亡年月日人数白。
”这与户籍登录的原那么是一致的。
第二种名籍为卒家眷廪名籍，是配给戍卒家眷食粮的名簿。
如《居延汉简甲乙编》：
妻大女君以，年廿八，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
执胡燧卒富风，子使女始，年十，用
谷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未使女，年三，用谷
一石一斗六升大。
一六一·一（甲九五五）
妻大女严年十七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
俱起燧卒王并，子未使女，毋知年二，用
谷一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谷三石三斗三升少
二０三·一三，图一六
因为这是廪给簿，因此要登录与戍卒的亲缘关系、年龄、使役情形，以确信配给标准。
第三种名籍类簿书是记载吏卒家眷成员和财产的身份书，常被人引述的有二个典型的例子，一为礼忠，一为徐宗，除登录本人身份外，还记录家眷、财产等项内容，是一种比较完备的名籍文书。
《居延汉简甲乙编》三七·三五简文：
小奴二人直三万
用马五匹直二万
宅一区万
侯长觻得广昌里公大婢一人二万
乘礼忠年卅牛车二两直四千
田五顷五万
轺车一乘直万
服牛二六千，凡赀直十五万又同上书二四·一Ｂ（甲一八一Ｂ）简文：
妻妻
宅一区直三千妻妻一人
三坞燧长居延西道子男一人田五十亩直五千
里公乘徐宗年五十男同产二人用牛二直五千
子女二人
女同产二人男同产二人
女同产二人
有的学者直接把礼忠、徐宗简目为汉代户籍的代表格式，这是不妥的。
在尚未发觉汉代户籍的靠得住原件前，咱们只能依照上述文献的与简牍的资料，勾画出汉代户籍格式的可能。
户籍登录的内容与时期变迁相关联。
秦至始皇十六年，方公布“初令男子书年”的法令，以扩大征役范围，而女子尚没必要书年。
西汉时期，户籍称名数、县里爵名，这应是成年男子登录的要紧内容。
只是，在西汉初，口赋、算赋设立之前，除男子要登录年龄外，其他人恐怕是只书县名数即可。
随着口赋、算赋的征收，所有成员亦均需登录年庚。
后来，由于赀算的征收，对家庭资产的登录也成为户籍登录的一项内容。
至武帝时期，汉代户籍制度臻于成熟，所包括内容应有以下几点：
１、户主：
县、里、爵、姓名、年龄。
２、家内所有成员：
与户主关系、姓名、年龄。
３、家庭财产及估价：
奴仆、田宅、家畜、生产工具。
另外，妻子的籍贯似也在记录内容中，《居延汉简甲乙编》二九·一（乙二三）有如此一简：
“妻大女昭武万岁里孙第卿年廿一”，一些重点把握的人物，恐怕还要翔实地记录其身长、肤色等。
二、人口操纵的三大法律绳索
如上所述，汉代对农人的操纵，主若是通过严格的户籍治理实行的，在户籍治理方面，又设置了三大绳索将农人牢牢地束缚在政府手中。
１、案比。
案比是汉代的户口记录与核查，这是户籍治理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东观汉记》称：
“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
”［⑤］《后汉书·江革传》李贤注“案比”道：
“案验以比之，犹今貌阅也。
”
长期以来，人们多以为汉代统一是八月案比，而且，有关案比时刻的记载也的确大体上都在八月，如除上引《东观汉记》外，又有《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及三年大比”郑玄注：
“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也。
”郑众云：
“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案比是也。
”贾公彦疏：
“汉时八月案比而造籍。
”《吕氏春秋·仲秋纪》高诱注亦云：
“今之八月比户，赐高车鸠杖粉粢时也。
”《续汉书·礼仪志》的记载与之类似：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ｂù餔之糜粥。
八十、九十礼有加赐。
”《金石萃编》卷一八收有中平三年表扬荡阳令张迁碑，碑文曰：
“八月算民，不烦于乡。
”《后汉书·皇后纪序》亦言：
“汉法常因八月算人。
”“案比造籍”以后，各县要将案比后的户口等项数字上报郡国，郡国在九月派上计吏上报汉政府，上计之计，指计簿，如《续汉书·礼仪志》云：
“计者，计簿也。
”其中，户口状况是核心内容，《后汉书·光武纪》：
“遣使奉计”李贤注：
“计，谓庶人名籍。
”
需要指出的是，咱们认真阅读一下上述史料记载，能够发觉：
所谓“八月案比”，都是东汉一代的史料，因此，若是说东汉时期是八月案比，九月上计，那么毫无问题，但假设放之于西汉，那么不免让人质疑。
西汉时期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常被人引用的是《汉书·高帝纪》五年的记载：
“八月，初为算赋。
”但那个地址看不出案比的意思，因此如淳反以《汉仪志》“民年十五以上到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作注。
查检西汉时期史料，引入注意的是西汉的上计不是仲秋八月，而是都在春间举行。
下引几条史料予以证明：
班固《东都赋》：
“春至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
”《汉书·武帝纪》：
“（元封五年，春三月）还至泰山……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
”（师古注：
“计，假设今之诸州计帐也。
”）“（太初元年春）还受计于甘泉。
”“（天汉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
”“（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因受计。
”《淮南子·时那么》“三月官乡”，高诱注曰：
“三月料民户口，故官乡也。
”官有官府、官舍之意。
《礼记·玉藻》“在官不俟屦”注：
“官谓朝廷治事处也。
”如此，“官乡”就可说明为将官府移往乡中办公。
缘故是三月料民户口。
咱们能够以为，西汉是在春间行案比之事。
汉代案比的时刻西汉为春间，东汉为仲秋，案例如式概有二种：
一种是集县内民众至县衙所在地，统一案验、记录，验视地址在户曹。
如韦昭在《释名》中所言：
“户曹，民所群聚也。
”《后汉书·江革传》载：
“建武末年，（江革）与母归乡里。
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
”
另一种方式是县衙有关官吏直接到各乡进行案比。
如前述“三月官乡”当为此义；又前引张迁碑言其“八月算民，不烦于乡”，深受民众称赞，应当也是因不将民集于县廷，而是下乡案验，因此下面接着写道：
“随就虚落，存恤高年。
”这一种方式应当是比较普遍的形式，下乡案验，一方面能够有效地核实人户，另一方面能够同时进行家赀估定，何乐而不为？
２．脱籍与迁移的禁限。
脱籍者，也确实是所谓无名数者。
游离于政府操纵之外，这是汉王朝所严令禁止的。
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丞相万石君“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武帝不允，掾属乃至劝石庆引咎自决［⑥］。
可见，流民，尤其是脱籍者对汉王朝的阻碍。
西汉成立后，萧何所定《九章律》确实是在秦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兴、厩、户”三篇，虽其户律不存，但汉承秦制，由秦律的有关规定，能够窥见一斑。
云梦秦简中有题为《傅律》者：
“匿敖童及占*[原字疒里加夅]（癃）不审，曲、老赎耐。
百姓不妥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原字遷字去辶]（迁）之。
”有《游士律》，规定出外游历必需持符；还有《法律答问》“何谓匿户”条云：
“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殹（也）。
”《史记·商君列传》亦云：
“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
”从后世的《唐律疏议·户婚律》中也可反馈出汉户律的可能：
“汉相萧何承秦《六篇律》，后加厩、兴、户三篇，为九章之律。
迄至后周，皆名户律。
北齐以亲事附之，名为户婚律。
隋唐循而不改。
”唐律明文规定：
农人不得随意脱籍，有脱籍者，家长代过，《唐律疏议·户婚律》：
“率土黔庶，皆有籍书，假设一户之内，尽脱不附籍者，所由家长，合徒三年。
”汉代的规定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制止农人脱籍，汉代专门设有“流民法”和“舍匿法”。
“流民法”设于武帝时，《汉书·石奋传》：
“惟吏多私，征求无已。
去者便，居者扰，故为流民法，以禁重赋。
”《汉书补注》引刘敝言：
“此言以流民多少，课吏殿最。
”汉政府设立流民法，想以此禁止地址官吏对农人的压榨、敲诈，以解决人口流失问题。
因此，汉代地址官的要紧政绩之一即是户口增多，流民减少。
“舍匿法”又称“首匿相坐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确实是不准容留脱籍流亡人口，“及舍匿者，论皆有法”［⑦］。
梁统曾称：
“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征伐远方，军役数兴，好汉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征隐匿。
”［⑧］那个地址的“好汉犯禁”，要紧确实是指他们容留脱籍人口，因此武帝要以首匿之科，重办隐匿。
“知从”，据李贤注“谓见知故纵”，事实上也包括对脱籍人口的不举报。
《汉书·王子侯表第三上》有如此一条记载：
“元鼎五年，侯圣嗣，坐知人脱亡名数，以为保，杀人，免。
”师古注曰：
“脱亡名数，谓不占户籍也，以这人为庸保，而又别杀人也。
”可见，利用无户籍者为庸保，本身就组成了知从之罪。
固然，汉王朝也并非是不准人口流动，只要通过批准，手续齐全，仍是能够迁移与外出周游的。
但按规定，手续十分严格。
如《居延汉简甲乙编》中有如此的简文：
永始五年闫月己巳朔丙子，北乡啬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自当言为家私
市居延。
谨案：
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谒移肩水关、居延县索关，敢
言之。
十五·十九
建平五年八月戊，囗囗囗囗广明啬夫宏、假佐玄敢言之：
善居里男子丘
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延都亭部，取检。
谨案：
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
移居延，如律今，敢言之。
（简反面）放行五０五·三七
从以上两份简文能够看出，里中居民如要迁移他处或外出办事，必需先到乡政府处提出申请，说明理由，并要交清更赋、无官狱徭役在身，然后再由乡啬夫拟定文书，批转加案转移所去县府或关卡。
迁移者更需由移所批准更籍“放行”后，方可迁行。
固然，政府专门批准的移民不在此限。
一些临时离开原籍、外出游历或从事其他活动者，也要通过批准，并办理户籍证明手续，《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曾记仓公淳于意答文王文：
“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
”其中的“移民数”，王毓铨先生以为确实是谒告乡吏取得出游的符传一类的证件［⑨］，即户籍证明，这种说明比较合理适当。
３、什伍连坐与经济连带责任。
什伍相连，由来其久，其成熟那么是在商鞅时期，《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变法：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索隐》云：
“牧司谓相纠发也。
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假设不纠举，那么十家连坐。
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
”商鞅的什伍连坐在秦朝已贯彻于法律，如云梦秦简中即有多处有关什伍连坐的法律条文及实施原那么、规定。
如《傅律》中规定：
若是申报年龄不属实，除对申报本人予以“赀二甲”的处惩外，还要“伍入，户一盾，皆迁之。
”
汉代成立后，继承了这套什伍连坐制度，而且加倍周密地把它与户籍治理扣在了一路，因此，徐斡在感叹乱君之政时，那么把“户口漏于国版”，与“夫家脱于联伍”并提，而且以为假设显现这种情形，那么会“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
”为了幸免这种现象的显现，汉王朝不仅继承了商鞅所制定的一家有罪、什伍并罚的刑罚原那么，而且还追加了一系列经济连带责任的惩罚，后者对农人的阻碍尤其庞大。
汉代的什伍组织，《盐铁论·周秦》云：
“自关内以下，比地相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同。
”《续汉书·百官志》说得更清楚：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
”本注曰：
“里魁掌一里百家，什立十家，伍立五家，以相检察。
民有善事恶事。
以相监官。
”那个地址，恶事的概念十分宽泛，举凡不合乎封建政府法令、标准、道德等等，都为恶事。
对恶事，有刑事惩罚性质的连坐，这一点与商鞅相类。
如《淮南子·泰族训》言：
“使民居处相司，有罪相觉，于以举奸，非不掇也。
”《盐铁论·申韩》亦云：
“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
一人有罪，州里惊恐，十家奔亡。
”
另外，汉代的经济连带责任更是骇人听闻，其要紧内容确实是什伍之内，假设有随意脱亡者，不管告发与不告发，其所应负担的经济义务却要由其他人户负担。
如此就显现了“去者便，居者忧”的情形，形成上述“一人有罪，州里惊恐，十家奔亡”的局面，如此，必将造成愈演愈烈的流民潮，增加“无名数”（脱籍）的数量。
当脱亡人户较少时，这种经济连带责任或许能起到一点操纵作用，但当流亡日多之时，这一作法只能是扬汤止沸。
“流民愈多，计文不改”［⑩］所造成的后果，《盐铁论·未通》中文学们说得十分清楚：
“大略逋流，皆在大伙儿；吏正畏惮，不敢笃责。
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
中家为之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
”
两汉防不胜防的流亡人口，固然与自然灾害、横征暴敛有关，但这种什伍相连的经济连带责任不能不说是一个要紧肇事者。
三、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人口关于两汉王朝的关系已昭然假设揭。
就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形而言，政府关于农村人口的关系能够分为三大时期：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中唐至明清。
第一时期能够说是注重人口本身操纵的时期；第二时期能够说是人口与土地操纵并重，以人口为主；第三时期能够说也是土地与人口并重，但以土地为主。
其分界限是均田制下的租庸调与两税法。
与之相应，农人与政府的关系似乎是一种日渐宽松的进程。
两汉农人还强烈地依附于政府，在政府的周密操纵下；中唐以后，农人有了较多的“自由”，专门是清朝的“摊丁入亩”以后，更是如此。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咱们还必需看到，与这一历史进展轨迹相对应的，还有一个相悖的座标体系，这确实是农人的社会地位。
在农人被政府周密操纵之时，正是其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之时。
固然，那个地址的较高，只是相关于后世而言，后世农人尽管慢慢被解除一些政府直接操纵的桎梏，但较之两汉农人而言，他们也失去了一些旧日的光荣与地位，这恐怕确实是历史之因此为历史吧，咱们无法象孔夫子那样一言一蔽之，只能在这纵横交织的叉港中认真求索，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释：
①以上均参见拙文《汉代赋役制度计量研究》，载《文史哲》１９９４年增刊。
②《商君书·境内》。
③《商君书·去强》。
④《史记·萧相国世家》。
⑤《后汉书·安帝纪》引。
⑥⑩《汉书·石奋传》。
⑦《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⑧《后汉书·梁统传》。
⑨参见王毓铨《莱芜集》第５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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