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俄统一市场究竟形成于何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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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统一市场究竟形成于何时
全俄统一市场究竟形成于何时
张广翔
2013-2-722:
03:
30 来源：
《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历史学家常常有意无意地成为官方对以往注释的简单注释者和说明者。
有关17世纪俄国市场说就是图解列宁一些论述的典型例子，但也有一些勇于进取的苏联学者靠扎扎实实的研究，对此作出了重要修正，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有关18世纪末俄国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问题。
然而，我国史学界对苏联同行在这方面的变化未能作出应有的反应，只是一味沿用17世纪俄国市场说。
从史学老前辈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我国第一部《世界通史》教材，到1997年崔连仲等主编的《世界通史》教材，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共18种世界史方面的教材，采用此说。
这些教材发行量少则数千册，多则数万册，此说时间之久，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我国惟一的一部《俄国通史简编》和陶惠芬著的《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也如是说，足见此说影响之深。
因此，重新探讨全俄统一市场形成的时间是非常必要的。
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全俄市场的结构和市场的运行机制入手，阐述全俄统一市场何时形成问题。
研究全俄统一市场史不是目的，而是认识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俄国社会经济发展性质、方向和速度的手段，因为市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同时期国家所有重要的社会进程和经济进程。
一、17世纪俄国市场说质疑
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一文中，首次提出全俄市场形成问题。
鉴于坚持17世纪俄国市场说的苏联和国内同行均以此为据，兹将列宁的话照录如下：
“仅仅在俄国历史的近代（大约自17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
请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注意，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综合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
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翁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
”[1]就是这样一段话，被一些苏联史学家发挥成列宁有关全俄统一市场的学说。
20世纪40—50年代有数十篇论文做起17世纪俄国市场的文章。
这些著述一致赞同全俄统一市场形成于17世纪，但对全俄市场进程的性质和实质歧见颇深。
一种意见认为，列宁全俄市场的主张并非指陈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列宁那里，地方市场间联系的建立和地方市场被纳入
全俄市场的过程与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是分不开的。
后一种意见与主张俄国资本主义起源早的观点一拍即合。
一些苏联史学家将俄国统一市场的开端和资本方式的开端划上了等号。
A.A.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和Ю.Ю季霍诺夫等人在论证统一市场开端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开端时，常常借用列宁的主张：
“国内市场问题，作为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
”“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
”[2]
乍看起来，列宁的主张证实了没有与之俱来的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一市场（恰恰从17世纪起）不能形成的命题，其实只要分析一下列宁的有关论述的背景，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
翻一翻19世纪俄国的有关文献，尤其是民粹派的文献，就会发现俄国市场萎缩或没有市场的观点十分流行[3]。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
“只是当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在某些部门（例如棉纺织业）达到充分发展，几乎囊括整个国内市场并成为为数不多的大企业时，在俄国的著作界中才出现了对市场的忧虑。
”[4]简言之，民粹派否认俄国存在统一的市场，意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俄国行不通。
民粹派看不到工厂工业和俄国商品经济的整个制度间的有机联系，因而将资本主义的表现，其最成熟的形式视为偶然的、人为的现象。
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
“忽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忽视它占统治而又很不发达的情况，自然会得出国内市场没有或缩小的结论。
”[5]
列宁同民粹派关于俄国市场的解释进行了长期的不妥协的论战。
他在19世纪90年代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尤其是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将反击民粹派的市场观置于重要位置，该书的副标题“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更是一语中的，同民粹派论战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正如Α.Б.罗申指出的，列宁不是史学家，而是政治家，列宁在为解决当时迫切政治任务而进行的论战中，围绕俄国史发表的见解，基本是凭记忆而发，这些见解并非永远与事实一致，甚至列宁本人在不同的文章中围绕类似题目的看法也不一致[6]。
因此，完全生搬硬套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为17世纪形成俄国统一市场的根据不足取，而将俄国统一市场发端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端等同起来更是牵强。
原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史学界出现宽松的学术氛围，对俄国统一市场问题的研究有所进展。
苏联多数史学家认为，17世纪只是俄市场形成过程的开端。
Н.Л.鲁宾斯泰因撰文认为，全俄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三阶段，18世纪下半期进入第三阶段；他还率先研究了18世纪俄国国内市场最主要的贸易形式—展销会问题。
М.К.罗什科娃和К.П.诺维茨基各自对19世纪上半期俄国展销会贸易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И.Д.科瓦里钦科和Л.В.米洛夫推出了力作《18世纪—20世纪初全俄农业市场—数量分析经验》，首次提出了全俄统一市场的发端远非是资本主义的发端，从简单商品生产的性质而言，它有能力将国内的地方市场整合为统一市场体系，职业商人的贸易活动是地方市场一体化过程的基本动力，从而推翻了17世纪俄国市场说。
Б.Н.米罗诺夫和З.Н.斯捷潘诺夫的《历史学家与数学》[7]一书围绕长期争论不休的全俄市场概念问题，提出了独立的见解，认为统一民族市场指共同形成的、统一的、完整的、联系紧密的地方市场体系，由于这种联系，地方市场的价格协调波动或相互制约。
统一民族市场形成不可能早于17世纪，因为如果地方市场体系价格具有密切联系，那么高水平的商品经济以及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就必然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
确实，俄国从1753年12月才取消国内关税，1755年的税则才规定，俄国商人在国内贸易中免税。
只有此时各地区之间的贸易才能正常发展。
换言之，全俄统一市场的发端不会早于18世纪中期。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俄国17世纪市场说是没有根据的。
到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史学家对俄国集市和行商研究很薄弱，更谈不上将定期、固定贸易和行商加以比较。
Б.Н.米罗诺夫推出了不同凡响的力作《18世纪下半期—19世纪上半期俄国国内市场》[8]一书，该书在史料筛选和研究问题的方法上均有重大建树，揭示了俄国市场结构以及市场的运行机制，令人信服地解决了全俄统一市场的形成时间。
之后，此人又推出了《200年间的俄国粮价》[9]一书，该书的部分内容进一步丰富了俄国市场的研究。
笔者认为，至此，列宁当年提出的全俄市场问题有了圆满的答案。
然而，如前所述我国史学界对此却迟迟未作出反应，一直沿用17世纪俄国市场说，甚至认为俄国资本主义从此发端。
显然，重新探讨全俄市场究竟何时形成是非常必要的。
鉴于全俄市场问题的复杂性，一篇文章的容量难以尽言，本文仅从全俄市场的结构及市场运行机制入手，以求探讨全俄市场形成的时间问题。
二、全俄统一市场何时形成
18世纪中期，俄国取消国内关税后，国内商品交换的渠道逐渐畅通，18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各种贸易形式（展销会、集市、固定贸易和流动贸易）组成了市场结构并形成了贸易网。
俄国农业经济为主导致各种贸易形式平行发展，其中展销会和集市贸易是商品交换的主导形式。
18世纪末，展销会链运转灵活，充分满足了生产者、消费者和商人的需要，成为俄国当时经济和地理条件下商品交换的最佳形式，这是全俄统一市场形成的必不可少的标志；从18世纪80年代起俄国绝大部分地区间的贸易联系是直接的和双向的，地区间的贸易联系超过了地区内部的贸易联系，地方市场间及若干地区间的贸易联系频繁是地方市场整合为全俄市场，是全俄市场统一程度的最可靠的指标，也是国家统一经济机制建立的重要前提。
种种情况证明，18世纪末全俄统一市场才形成。
（一）经济和法律条件对俄国国内市场结构发育的影响
俄国国内市场结构的发育受到经济、法律、社会和人口因素的制约，其中经济和法律因素的作用最为明显。
18世纪下半期，俄国地区劳动分工已初露端倪。
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中期出现工农业生产专门化：
中部非黑土区为工业区；西北地区为工商业区；北部地区为手工业区和畜牧业区；中部黑土区和西南地区为农业区；伏尔加河中游为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区；东南、乌克兰、西部、新俄罗斯、西伯利亚和外高加索为畜牧业和农业区；波罗的海为农业、畜牧业和工业区[10]。
水路和畜力运输将俄罗斯帝国所有地区联结起来，国民经济统一机制由此应运而生。
上述以工业和手工业区为主的地区急需农业地区的原料，后者则需要前者的工业品。
俄国不断向南部和东部扩张，频频得手需要其原有地区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撑，原有地区可乘机消化剩余劳动力、商品和资金。
这样，从18世纪下半期起，在全俄范围内，合理配置劳动和资本，更经济地再分配剩余产品成为国家经济的首务。
实现这一任务导致商品交换和贸易规模的急剧膨胀，相应需要扩大贸易网，尤其是展销会和集市网。
同时俄国劳动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商品率同时提高，自然使国内市场的商品量增加。
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基本上面向市场，19世纪初至1860年农产品的商品率从9%—12%增加到17%—18%[11]。
这些原因不能不促使国内贸易网和商品周转量的增加。
俄国政府有关法规对国内市场的发展影响很大。
从16世纪起到1754年取消国内关税前，由于政府担忧贸易网扩大将难以有效地监督关税，因而限制设立新的贸易中心，限制正规贸易地点的数量，尤其禁止在农村设立固定贸易点[12]。
18世纪上半期贸易网稍有扩大系纯经济原因所致。
1753—1757年关税改革后，政府对国内贸易采取了自由主义的和鼓励的政策，改善交通和保证商品流通安全，发展工业和城市以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为鼓励商人、贵族和农民经商增加贷款，设立商人委员会管理贸易，保护农产品交易，满足地方当局和地主新设展销会和集市的愿望，对展销会和集市贸易一般不予征税。
1754—1769年对主要由商人经营的固定贸易征多种税，严重制约其发展。
1769年起改征行业税，1775—1812年对商人免征人头税，改征商人等级税，且从占商人申报资本的1%增加到3·75%，1824年起税制又变。
这种对固定贸易征税制度的不完善和多变，不利于固定贸易的发展。
农村商业资本和商品货币关系欠发达，法律上限制市民在农村经营固定贸易，导致固定贸易限于城市一隅。
上述经济和法律因素基本上推动了俄国国内市场的发展。
相对而言，对定期贸易的发展比对固定贸易的发展更有利，由此使各种贸易发展速度不一。
（二）俄国国内市场结构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俄国市场分为三个层次：
定期形式（展销会和集市）、固定形式和流动贸易。
流动贸易指行商，行商是贸易的低级形式，具有不定期的、无规则的偶然性质，消费者很难判断它何时出现；展销会贸易是较高级的组织贸易形式，商人和消费者在指定时间和地点聚会，可提前作准备，展销会是有组织、有规律的正规贸易形式，是跨县、跨城市、跨省和跨地区交换的主要形式，且履行地方市场的职能；集市贸易也属定期贸易形式，集市定期在省城、县城、非县行政中心的县辖城市、市镇或村镇进行，省城每周2—3次，县城每周1—2次，其余城市和村镇每周或每两周一次，周围村子农民为出售或购买各种商品前往集市，集市主要是一县范围内定期地方贸易形式；固定贸易是贸易的最高形式，它由专门固定贸易设施——店铺、小铺、商店、仓库、旅馆所组成，可随时满足消费者需要。
各种贸易形式构成了市场结构并形成了贸易网。
19世纪60年代初，展销会、集市和行商销售量占国内市场商品总量半数以上，固定贸易销售量占国内市场商品总量半数以下。
18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分别有7%和94%的市民可利用贸易为企业服务，同期分别有30%和6%的市民没有这种机会。
因为19世纪60年代前固定贸易欠发达，18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城市分别生活着国内纳税人口4%和7%。
换言之，同期只有4%和7%的俄国居民可利用固定零售贸易。
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包括西伯利亚，流动商有上万人。
俄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的居民点没有任何形式固定贸易设施，为出售其商品和购买必须品不得不面向流动商贩。
在零售贸易中，展销会、集市和流动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
1860年前，批发贸易之所以集中在展销会，是因为贸易信息沟通缓慢，巨大地理空间却以畜力运输和水运为主，不利于以商品交易所、大型粮仓、批发性商行为代表的固定批发贸易的发展。
俄国国内贸易组织和其相应的市场结构，与以固定贸易形式为主的西欧差异甚大。
俄国各地沿袭西欧早期所有交换形式，在北部、西伯利亚和南部一些省，在农业地区甚至俄国中部地区定期零售本地产品，流动出售外地产品。
大城市和很多农村定期零售本地产品，批发外地产品；多数城市固定零售当地和外地产品，展销会上定期批发贸易。
在彼得堡、莫斯科、里加、喀山、基辅等国家最大贸易中心进行固定批发和零售贸易。
俄国国内贸易的所有形式同时迅速发展，但以展销会和集市的作用更大。
在工业较发达地区固定贸易作用大，以农业为主地区固定贸易发展缓慢，这与手工业—工业生产的稳定性质和农业生产的定期的季节性质有关。
手工业和工业需要稳定的销售市场，因而需要固定贸易形式；农业生产者则满足于定期贸易，使整个国家定期贸易形式相对优势完全符合俄国经济农业性质的规律，但工业较发达地区比起农业为主的地区固定贸易发展快。
俄国经济的农业性质导致各种贸易平行发展，没有竞争和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
俄国所有地区的展销会、集市和固定贸易发展的区别仅在于，工业较发达地区固定贸易发展稍快的同时，仍以定期贸易作为补充。
固定贸易增长主要靠集约化途径，靠早期贸易中心规模的扩大，而非靠其他贸易点出现新的固定贸易。
定期贸易则不同，所有地区集市和展销会数量的增长在更大程度上靠向没有这种贸易的地区拓展，表明它主要靠粗放式途径发展。
这与俄国经济性质完全相符，俄国农业是粗放型的，农业进步主要途径不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量，而是靠扩大种植面积和增加劳动人手；工业发展多靠集约途径，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超过了劳动力数量增长。
总之，俄国经济的逐渐发展是地区市场贸易规模和贸易形式变化的动力，地区市场发展的向心力超过了离心力。
（三）俄国国内市场运行
国内市场保证国家不同地区间的商品交换，这种交换的性质不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取决于国家文化、地理和经济特点。
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的商品交换不能通过生产者—消费者或生产者—批发贸易—零售贸易—消费者的直接途径进行，而是通过众多的贸易中介人，使商品流通具有多层次的性质。
定期、固定贸易和流动贸易同时并存，定期贸易相对占优势是俄国国内市场的运行特点。
展销会在定期贸易中作用大，其举办时间和持续时间，18世纪末多在每年6月、7月、5月、9月和8月，即春未秋初，占全年展销会次数的67%；19世纪60年代，上述5个月举办的次数占全年的54%。
10月和3月也是展销会多的月份，上述7个月展销会占全年的73%，多数展销会基本参加者是农民。
展销会多在上述月份进行，原因在于5月农民忙于备耕用的种子、农具、粮食和盐等；6月道路畅通，农民整地并开始春播，为即将进入割草期要购买镰刀、咸鱼等；7月和8月是农村大忙季节，比5月和6月举办的展销会次数少，但商品量却高出按月平均水平，这两个月尤其是8月需出售首批劳动果实；9月路况尚可加上农活结束，农民踊跃用农产品换取所需产品；从10月起到次年5月，展销会次数减少。
多数地区展销会举办时间与农忙季节、气候及路况有关。
而北部、波罗的海、西南部、乌克兰、新俄罗斯、外高加索等地展销会则与当地自然条件及经营习惯有关，如北部地区多在1月和3月进行，而波罗的海9月举办展销会几乎占全年半数。
展销会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贸易规模和作用，展销会规模愈大，其持续时间愈长。
此外，多数城市展销会持续时间长。
展销会经销商品可分为10类：
农产品；肉类、鱼和皮货；林产品；燃料和金属；手工工场产品；酒类；日用百货；贵重艺术品；农民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口商品。
18世纪末98%展销会经销手工工场产品和服装，占首位；75%展销会经营畜产品、鱼和皮货；72%展销会经营农民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68%展销会经营农产品；63%展销会出售燃料和金属；57%展销会经营木材和木制品；41%、19%、11%和8%的展销会分别经营日用百货、酒类、进口商品和贵重艺术品。
以大众消费的农民手工业品和手工工场产品为主。
19世纪60年代经营林产品和农民土特产品的展销会分别从57%降至26%和从72%降至58%，经营农产品和酒类的展销会分别从第4位升至第3位和从第8位升至第7位。
展销会类似百货商店，大众消费品成为展销会最常见、最普及的商品，展销会是最重要的贸易形式，这证明商品关系有力地渗透到俄国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影响到所有人的生活状况。
由于展销会市场的绝大部分商品具有消费性质，因而直至1861年改革前，市场尚未对再生产过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自然经济色彩仍很浓厚。
展销会类型可分为零售、征购、周转、大型零售、批发5种类型。
征购商品从零售展销会—征购展销会—批发展销会，而销售商品从批发展销会—周转展销会—零售展销会。
零售展销会是征购商品的开始环节和销售商品的完成环节，而批发展销会是征购商品的完成环节和销售商品的起点。
按贸易基本性质，展销会结构是这样的：
18世纪末俄国展销会有3159个，上述5种类型展销会分别占83%、3%、4%、8%和2%；19世纪中期俄国展销会5263个，上述5种类型展销会分别占87%、3%、3%、6%和1%。
可见，零售展销会继续增加，批发展销会绝对数增加，相对数下降，这使直接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服务的零售展销会的绝对作用和相对作用提高。
18世纪末—19世纪中期所有社会阶层都参与展销会贸易，商人和农民尤其活跃，市民也较积极，部分贵族和非贵族知识分子也参加展销会。
从18世纪末起，农民与商人进行激烈竞争，在非农业省这种竞争更为激烈，商人的不满在于农民经商不纳税。
据559个展销会资料，18世纪末、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平均每个展销会参加人数分别为1908人、3627人和4562人，18世纪末—19世纪60年代展销会参加人数和国内人口分别增长238%和186%，表明俄国国内市场把越来越多的小生产者变成小商品生产者。
18世纪60年代、18世纪末、19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分别有140万人、580万人、1220万人和2020万人（分别占同期国家人口的9%、16%、24%和32%）参加展销会贸易。
据统计，18世纪末、1832年、1849年和1863年，平均每个展销会交易额分别为1·57万、2·21万、3·23万和4·06万银卢布，这种增长主要靠大展销会交易额的增长。
如19世纪60年代20个特大型展销会（占展销会总数3%）占展销会总交易额的57%—73%，比其余97%展销会平均交易额高45—87倍，显然，展销会贸易向少数展销会集中。
据展销会平均交易额和展销会总数可以推测，18世纪末—19世纪60年代展销会交易额从6400万银卢布增加到3亿银卢布，增长了3·7倍，人均增长了1·7倍。
18世纪末—1863年俄国价格总指数增加14%，扣除价格变化（即按固定价格）因素，上述时期展销会交易额增长了3·1倍，人均增长了1·4倍，证明这一时期俄国经济迅速商品化。
各地展销会贸易齐头并进，每个省展销会交易额均达到俄国商品交易额的平均水平，而这是最重要的事实。
它证明：
第一，商品关系普遍发展；第二，存在统一国内商品市场，国内各地各省间经济共性日趋明显。
从18世纪末起，俄国展销会网是非常和谐体系，展销会的各个部分联系密切，履行一定职能。
展销会贸易无疑最重要，行商、集市和固定贸易也起了重要作用，但比起展销会这类贸易统计难，留下的资料有限，只能对其情况作大致描述。
19世纪中期俄国市场上主要是农产品，但因农业生产极为分散，人口密度小和居住分散，道路不畅和河运季节性，法律上限制在农业地区组织固定贸易，贸易网密度小，批发商不能直接向数千万农民购买农产品，由此行商非常活跃。
18世纪末行商中农民非常少，19世纪初农民开始在非定期贸易中大显身手，逐渐垄断了这种贸易，因为19世纪初商品货币关系日益深入农村，谁也不会比农民更好地扮演城市、市场和农村间经纪人的角色，尤其此时农民中涌现出拥有经商资金的富裕农民阶层。
19世纪行商以牲畜贩子为主，他们收购零星农产品，待某种商品积累一定量时转卖给较大商人，他们采购蜂蜜、蜡、山禽、细毛、鬃、兽皮、粗麻布、碎布、废金属、脂肪、大麻纤维、皮革、牲畜。
他们之间有默契，在各自的区域活动对农民施以小恩小惠，给予一定帮助，赢得农民信任。
他们用钱或用携带的商品换取农民剩余产品，压低收购品价格，抬高出售商品价格。
可见，行商成为农业生产者和商人间、偏乡僻壤与商业中心间、城乡间的联系环节，其作用随着定期和固定贸易发展而逐渐削弱。
政府将城市集市视为由直接生产者向城市居民供应廉价食品的方式，将农村集市视为县城商人向农民销售其商品的方式[13]。
集市因交易额、参加人数和持续时间分数种形式，每种都有特殊称呼：
小市场、集市和大市场，在大城市主要省城每天有早市，称为小市场。
大城市每天有集市，多数城市每周2—3次集市，大村镇每周1次，从早持续到晚上。
城市集市规定，午前只有城市居民可为自己购买农产品，午后方允许商人收购农产品，此举是使城市中低收入者直接购买较廉价食品，因商人店铺同样产品可合法高于10%，商人对此表示不满并消极抵制。
在农村集市组织无章可循。
集市比小市场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商品丰富，但次数少。
城市集市商品全，手工业产品较多，商人在集市期间还让店铺和商店营业，使固定贸易嫁接到集市贸易上。
若绝大多数农村集市具有为附近若干村庄服务的地方市场性质，那么很多城市集市则是数县范围的市场。
比起城市，农村大市场少些，农村大市场主要分布在交通便利或农民小手工业的重要中心，大市场很少经营农产品。
由于集市形式不一，平均每次和每年交易额差别也很大，如19世纪50年代农村集市一次交易额在50—3500卢布间，城市集市一次交易额在50—60000卢布间，二者年交易额分别为2600—36000卢布和230万卢布。
欧俄平均每次集市交易额为1000—20000卢布。
根据集市每次交易额和总交易额，集市作用逊色于展销会。
集市贸易与农民经济活动关系密切，随着农业生产季节变动而变动。
集市贸易在节日和初秋活跃，每逢秋收和农活结束，大量农产品涌上集市，深秋道路泥泞，集市冷淡，各地因气候和路况而在秋季或冬季集市红火，春夏因农忙集市贸易几乎停止。
集市贸易季节波动与展销会贸易相反，集市贸易活跃月份，展销会贸易冷清，反之亦然。
这表明所研究时期俄国国内市场不同层次间的互补性明显。
集市举办时间上也像展销会链（若干展销会举办时间依次错开）一样，一县或毗邻几县的邻近村镇的集市日通常约定一周内不同时间，以便将来售完商品从一个集市运到另一个集市，集市间没有竞争。
除周五是农民最常见的贸易日，其他时间相差不大。
集市贸易是国内市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既作为展销会，也作为固定贸易的有机补充。
集市同时是货流从产地流向销售地的起点和终点：
从这里开始征集农产品，这里又是国内市场销售工业品的终点。
集市促进了城乡、工农业间的联系，以及城乡商品关系的发展。
固定贸易发展主要限于城市，城市化速度直接影响固定贸易的速度和规模，城市化的实质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俄国农民向城市迁移的势头不猛的原因如下：
18世纪初俄国发生的价格革命，持续了整整100年。
受其影响，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工业品价格，工资的增长幅度低于物价上涨幅度，务农比务工经商更有利[14]。
俄国对外扩张频频得手，农民大量向新征服土地迁徙：
在大俄罗斯诸省，村社的平均机制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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