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神道教对二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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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神道教对二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影响
目录
第1章绪论1
1.1研究背景和意义1
1.2研究综述1
1.3研究方法与内容2
第2章神道教的起源及其教旨的形成3
2.1神道教的起源3
2.2神道教教旨的形成3
2.2.1原始神道时期3
2.2.2神社神道时期4
2.2.3国家神道时期5
2.3神道教旨及神国思想6
第3章二战后的神道教7
3.1国家神道的消亡7
3.2现代神道的形成与发展8
第4章神道教对二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影响10
4.1日本政治生活中的神道思想10
4.2日本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神道活动10
4.3神道教于二战后的日本军事生活11
4.4神道教对二战后日本文化生活的影响11
4.5国民日常生活中的神道因素12
结语13
注释14
参考文献16
致谢17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作为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发展贯穿了日本历史的每一阶段。
神道教塑造了大和民族的形象、气质、秉性和特色，是日本国民的一种精神灵魂，固有信仰，行为准则和伦理标准。
神道教深深影响了日本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对日本社会结构中基本要素的协调组合和发挥功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战后，虽然日本民主主义改革中制定的和平宪法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日本政界和神道教之间的联系却日益密切，神道教越来越成为日本政治家们取悦民众、争取民众支持的一种工具和手段。
而神道教本身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也在极力扮演着越来越多的政治角色。
这样，在二战中曾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神道教又具有了再次发展和复兴的机会。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有必要去研究神道教的发展轨迹，尤其是二战后其对日本社会生活的影响。
研究二战后神道教对日本社会生活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更好的了解神道教，了解日本社会生活；同时，还可以使我们理解当代日本社会的种种现象。
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二战后神道教对日本社会生活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真正的日本，为中日间的友好交往提供便利，以便更好地促进中日和平交流，共同发展。
1.2研究综述
目前，有关神道教的研究，在我国比较广泛。
比较著名的有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帅慧敏老师，黄冈师范学院的傅紫琼老师，贵州教育学院的申满秀老师，以及张大柘先生，刘立善先生等。
他们对神道教都进行了比较深入、详细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在帅慧敏老师的《论近代日本神道的政治化改造》一文中，重点探究了在日本历史进程中，神道教被逐渐政治化，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化改造。
同时，对神道教在当今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进行了思考。
而傅紫琼老师在她的《神道教与日本民族性》一文中，则重点研究了神道教对日本民族性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并提出了“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的观点[1]。
张大柘先生在他的《当代神道教》一书中，集中论述了二战后神道教的发展历史及派别，着重分析了当代神道教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在日本，进行神道教研究的主要有福永光司、柳田国男、村上重良、福井文雅，子安宣邦等人。
其中，福永光司主要探究了日本神道教的缘起及和佛、道教的关系。
他在他的《道教与日本文化》一书中，批评日本学界一直否认中国佛、道教，尤其是道教对日本神道教的影响。
同时提出，“天皇”一称号实际上来自中国道教。
在村上重良的著作《国家神道》一书中，他主要研究了神道教在国家神道这一特定阶段的发展历史，同时，对国家神道进行了定义，他解释道：
“国家神道，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编造的国家宗教，在从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为止约80年间，对日本人民进行了精神统治”[2]。
子安宣邦在《国家与祭祀》一书中，比较详尽地论述了神道教祭祀与日本国民生活的联系，并对神道教的各种仪式进行了叙述。
但是，国内、外对神道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神道教的本身，以及它对日本国民性、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对日本政治的影响上。
而在二战后至今的这段时期内，神道教是如何发展的？
对日本社会生活又产生了那些影响？
而这些又能为我们研究日本社会提供那些帮助？
值得我们再去深入探讨和研究。
1.3研究方法与内容
本篇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以比较分析法和文献资料法为主。
通过对神道教的起源，以及截至二战结束前发展过程的论述，来比较分析战后神道教的发展，从这种比较中，探讨战后神道教对日本社会生活（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社会生活侧面来分析）的影响。
同时，结合相关文献及研究成果，最终得出结论，完成本论文的探究。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神道教对二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影响”。
论文内容共分五部分：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第二章论述神道教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二战结束之前）；第三章论述了二战后日本神道教的发展状况；第四章是本篇论文的重点，通过对二战后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国民日常生活的分析，论述了神道教对二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对二战后神道教发展状况的思考，也是本论文的结论部分。
第2章神道教的起源及其教旨的形成
2.1神道教的起源
神道教，通常简称为“神道（Shinto）”。
在日语中，“神道”的读音“Kami”。
据江户时代的日本国学学者平田笃胤解释，“Ka”的意思是“如此的”，而“mi”是“灵妙之物”，合起来就是“如此灵妙之物”的意思[3]。
“神道”一词取自中国《周易》的观卦之《彖》传：
“观天下神道，而四时不忒。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这里的神道是指自然的神妙变化的法则，是说圣人取法于这个法则，建立政教制度对社会进行治理。
而“神道”一词在日本的最早出现则是在《日本书记》中，书中有“天皇信佛法，尊神道”的记载[4]。
神道教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
公元五至八世纪，中国儒家学说传入日本后，作为儒教的不可缺少的补充，道教和佛教也同时传入了日本。
佛教经过一些反复后逐渐被日本人接受，但道教的神袛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不容易被另一国家的群众接受，所以日本人吸收道教理论后，和传统宗教结合，以本民族的历史人物和传说神祇相替换，将历任天皇和重要的幕府将军也作为膜拜的对象，并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
正如将中国的皇帝称号前加一个“天”字成为日本称号——天皇；将道教称号前加一个“神”字，形成神道教。
后来，神道被解释为宗教意义上的“神明之道”、“神灵之道”。
原始神道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吸收了亚洲大陆传来的佛教、儒学和道教等思想，并逐渐发展成为民族宗教。
与此同时，神道自身的教义、礼仪制度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不断演变。
可以说，神道教对日本历史发展、政治、思想文化、民族生活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2.2神道教教旨的形成
在二战之前，神道教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而研究神道教对二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影响，对神道教发展历史的论述是不可或缺的。
2.2.1原始神道时期
根据考古发现，在绳文时代（距今10000年左右），原始人囿于自然力的束缚，把许多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作为人类生存力量的源泉、丰产的象征和避邪驱恶
根据考古发现，在绳文时代（距今10000年左右），原始人囿于自然力的束缚，把许多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作为人类生存力量的源泉、丰产的象征和避邪驱恶的神灵加以崇拜。
这些都可以视为神道信仰的端倪。
原始神道形成于弥生时代（公元前2世纪－3世纪）前期。
这时日本开始种植水稻，并建立农耕生活的定居共同体。
为了祈求神灵护佑农业丰收，以及在丰收之后答谢神灵的恩惠，举行祭祀仪式，逐渐形成了原始神道。
祭祀对象也由自然力、自然现象（自然神），逐渐扩大为祖先、氏族首领（氏神）、地域开拓者（地域神）和职业集团的祖师（行业神）[5]。
众多的崇拜对象自然会产生大量的神话传说，例如，“天照大神”的神话就反映了母系社会时期人们对太阳的崇拜。
总的来说，远古时代日本人刚刚萌发的朦胧的宗教信仰还很原始，与世界其他原始先民的宗教信仰没有多少区别，仍处于祭祀天神地祇和祖灵崇拜的阶段。
2.2.2神社神道时期
公元3～8世纪，随着祭祀场所由临时性变为固定的社、宫、祠，神社神道逐渐形成。
神社神道包括祭祀皇室氏神的皇室神道和普通神社两部分，而前者一直居神社神道的核心地位。
5世纪，大和政权统一日本，神道也形成了以天皇家氏族神为中心的一套天神系列和祭祀仪式。
天皇原先只在宫中设殿祭祀皇室氏神（天照大神），天皇与神器（神体）共居宫中，称“同殿共床”。
5世纪中期，由于瘟疫和部民起义，天下动乱。
神道认为是天神不愿与人神（天皇）共居宫中所致，于是神体被迁出宫外。
后几经周折、反复，在垂仁天皇时创建了伊势神宫，作为皇室的祭祀场所。
以后伊势神宫便作为神社神道的中心而存在至今。
飞鸟时代（公元593年～公元710年），佛教开始传入，受到佛教寺庙建筑的影响，神道开始大规模建筑社殿。
随着国家制度逐渐完备，神道也逐渐体系化、制度化。
在《大宝令》（公元710年）和《养老令》（公元718年）等律令中，规定中央国家机构中设置神祇官，管理神祇，祭祀及祝部、户部的名籍，总揽神社行政大纲。
还区分了祭礼的轻重、神社的等级差别，建立了登记神社的名簿[6]。
这些都表示神祇制度的确立，神社神道最终形成。
至此为止，神道还只有祭祀礼仪，没有教义。
后来，逐渐接受了佛教和儒学思想的影响，并逐渐形成神道自己的初步理论体系。
8～18世纪，神社神道形成了各种理论神道派别。
这些理论神道派别一直延续道明治维新前夕，它们对古代和近世的日本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2.3国家神道时期
明治维新之后，新政府为了利用神道作为恢复皇室权力和统一国家的工具，神道被定为国教。
神道进入国家神道的发展阶段。
明治初年至明治二十年（公元1868年～公元1888年）为国家神道的形成期。
1868年，太政官宣布“祭政一致”，把全国神社划归政府直接控制，强令神佛分离，清除神道中的佛教影响。
1869年，天皇亲自参拜伊势神宫。
以后又颁布了《大教宣布之诏》，将全国神社分为官社（官币社、国币社），府社、乡社、村社和无格社（无等级）五等，按照中央集权的方式加以编组。
1871年，配合户籍法进行“氏子调查”，取代了江户时代由佛教管理户籍的制度，改由神社参与户籍管理，控制全体“氏子”（国民）。
1872年，下达“身行敬神爱国之旨”、“心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三条教旨，作为教化国民的近代天皇制的宗教、政治的基本意识形态，并进一步充实制订了“十一兼题”、“十七兼题”等说教[7]。
再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后，到19世纪末，终于将以神社信仰和皇室神道为核心的传统神道，改造成带有强制性的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
从帝国宪法颁布（1889年）至日俄战争（1905年），为国家神道教义的形成期。
根据帝国宪法规定，国家神道作为超宗教的国家祭祀，临驾于其他宗教之上。
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把以皇祖、皇宗为核心的国体作为教育的根本思想，即所谓“国体教义”，以命令的形式，将“敬神崇祖”、“灭私奉公”、“忠于天皇”作为国民基本道德规范。
《教育敕语》承担了国家神道教典的功能，标志着国家神道教义的完成。
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国家主义思潮高涨。
国家神道又增添了祈祷战争胜利和武运长久的新的宗教功能。
代表国家神道军事性质的神社（如靖国神社）成为国体教义的重要支柱。
明治末年至昭和初年（20世纪初～30年代初），是国家神道制度的完成期。
以国家行政手段（内务省）对神社进行了整顿，规定了神社行政制度，规定了官币社、国币社的经费由国库开支的制度。
同时，《皇室祭祀令》（1908年）、《神宫祭祀令》（1914年）又对祭祀制度作了规定。
从行政、经济、祭祀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近代神社制度，标志着国家神道最终在制度上完成。
随着日本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社会矛盾激化，政府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国家神道又被作为统制各种宗教，“善导”国民思想，镇压民主进步思想的思想工具。
“二战”期间，是国家神道成为军国主义国教的时期。
“九一八”事变以后，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出于对外扩张侵略和对内加紧控制的需要，国家神道也发展到了顶峰，成为军国主义的国教。
1940年，以皇纪2600周年为契机，重新设置神祇院，再次确认国家神道的国教地位。
国家神道的教义又进行了军国主义的强化，加进“圣战”和“八纮一宇”的内容[8]。
国家神道完全成为军国主义对内从精神上控制国民，对外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工具。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遭到毁灭性打击，国家神道还叫嚷“神州不灭”、“神风必吹”，企图鼓舞士气，挽救败局。
直至战败，根据《神道指令》，才废止国家神道，从而结束了国家神道近80年的历史。
2.3神道教旨及神国思想
从原始神道教到国家神道，神道教已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
从它形成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日本历史的发展。
尤其是进入神社神道和国家神道之后，神道教更是日臻完善，形成了系统的宗教理论。
神道教的教旨是：
“第一，应体敬神爱国之旨；第二，应明天理人道；第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9]。
神道教三条教旨搭建了日本天皇制国家的基本思想意识框架。
同时，神道教宣扬以“万国以皇国为根本，皇国实乃万国之根本”和“神之雄威，征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为主要内容的神国思想[10]。
通过这些教旨及宗教思想，神道教就将“孝道”、“忠君”及“爱国”很好的有机结合了起来，构成了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的文化基因。
正是神道教的教旨和其所宣扬的神国思想，使日本在其发展历史中表现出了独特的特点。
回顾二战结束之前神道教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
在明治维新之前，神道教的发展仅仅是作为一种氏神信仰而存在，并没有掺杂过多的政治元素，是一种原生态宗教。
而明治维新之后，神道教及其教旨思想被逐步政治化，推上了政治舞台，一直与国家政治保持着密切联系，直到二战后国家神道解体。
天皇政府开创的祭祀政治这一先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日本国民的心性与精神，更对近现代的日本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3章二战后的神道教
3.1国家神道的消亡
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战后，美国军队以盟军的名义独自占领了日本。
在美国占领军的指令下，日本开始了战后民主主义改革。
在民主主义改革浪潮中，日本战后宗教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宗教派别、宗教观念、宗教感情、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和宗教体制都表现出了与战败前迥然不同的景象[11]。
为了对在侵略战争中有恶劣表现的神道教和其他有不光彩行为宗教进行改革，日本战后政府颁布了《神道指令》，对神道教的地位、性质进行了重新规定。
《神道指令》及战后日本的一系列法律对曾经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的神道教以沉重打击，一方面以法律的形式结束了国家神道的国教历史，否定了天皇的神性及伊势神宫的国家宗庙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政治属性，把神道教降格为一般民间宗教。
1946年元旦，当时的裕仁天皇发表了《人格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下凡到人间的神，自我否定了天皇拥有的神权。
随着国家神道教的实际教祖——天皇被推下神坛，神道教的特殊地位便消失了。
另一方面，战后的民主体制和法律为了保护日本的民族宗教信仰，允许神社神道在清除国家神道的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动思想因素之后，可以作为与国家权力、政治制度无关的、与其他宗教平等的民间宗教而继续存在。
以伊势神宫为首的官、国币社失去了国家宗庙的性质，降为民间宗教。
虽然内务省及神道界曾提出，伊势神宫自古以来与皇室一体，应将它划归宫内厅，到遭到盟军总部的拒绝[12]。
于是，1946年2月，由原皇典研究所，大日本神坻会和神宫奉斋会三个团体发起，以伊势神宫为本宗，组成神社本厅，并注册成为宗教法人。
它管辖全国近8万个神社，在地方设立都道府的神社厅作为基层组织。
不属于神社本厅管辖的3万多个神社，它们为独立神社，或是组成小规模的地域性联合组织。
由于神道教在战争期间充当了对内从精神上控制国民，对外参加军国主义扩张的不光彩的角色，所以战后威望显著下降。
加之盟军总部支持基督教，以及战后利用自由发展机会而蓬勃发展的新兴宗教的发展，神道在战后初期明显萎缩。
特别是地区性的小神社，由于战争灾害和土地改革的影响，失去了农村中有势力集团及氏子的支持，处境非常困难。
许多神社的祭祀已经习俗化，神官仅起执行礼仪的职能。
由于神社经济的衰败，有50％的神官不得不依靠兼职来维持生活。
只有神社本厅所属的少数与皇室有关的神社，以及以现世利益为中心的著名神社，它门从国家那里得到了无偿（或部分有偿）转让的社地，保持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仍维持者繁荣的局面[13]。
总之，在战后初期，神道教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全面衰落的形势。
是神道教历史发展的低谷期。
这种情况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日美安全条约》签订后以及有了转变。
3.2现代神道的形成与发展
1951《日美安全条约》签订之后，神道乘机积极开展活动，在城乡重新恢复氏子组织。
神社本厅的领导层利用这样的形势，企图恢复失去的昔日王座，公然要求复活国家神道。
1952年，明仁立储时，宫中举行了复古格调极高的太子立储典礼。
自古以来，伊势神宫每隔20年要进行一次社殿修造，为此举行“式年迁宫祭”。
1953年，神道教投入20亿日元，恢复了因战败而暂停的第五十九次“式年迁宫祭”。
以次为转机，神社神道出现了复兴的气运。
这期间，日本的右翼势力极力参与神道教的复兴，企图使神道教由日本的民族宗教向世界宗教发展。
此外，1952年秋例祭时，天皇与皇后亲自参拜靖国神社，这是自战败时的“临时大招魂祭”以来，天皇首次亲拜。
翌年，皇太子又亲自参拜，并恢复了派敕使参加的制度[14]。
由此，使靖国神社产生了一种对战争特殊认识的象征意义，这无形中为神道教的重新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8年，日本皇太子开创了神道结婚仪式，此后国民纷纷效仿，这大大提高了神道教在国民心中的地位。
1967年，日本政府改“纪元节”为“建国纪念日”。
1969年，日本颁布了《靖国神社法案》，规定神社国营化[15]。
另外，从战败至今的日本大部分在任首相多次以政府首脑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也在威胁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
这样，日本战后神道教与政治的关系又出现了越来越密切的倾向。
从宗教学的角度看，日本战后社会对那场侵略战争产生不正确和错误的认识是与神道教对日本国民的深刻影响有着直接关系的。
战争结束后的20世纪后期，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汹涌而至，日本经济已经完全融于全球经济脉搏中。
然而，任何国家和民族绝对不会甘心情愿地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和自己独特文化与民族性格。
神道教是日本大和民族的固有传统宗教，包含着日本人的深厚民族情感和民族性格积淀，日本国民自然对其还有一种特殊的爱怜情感。
80年代初，中曾根首相在“战后政治总决算”的纲领中提出，通过教育改革，积极宣扬“继承日本的传统文化”、“培养爱国心”、“以日本人的觉悟为国际社会作贡献”，要向青年灌输“皇国史观”[16]，激发民族主义精神。
于是，文部省再次篡改历史，掩饰侵略罪行的事件。
在学校教育中，天皇制的神话又粉墨登场。
靖国神社祭祀活动的规模愈来愈大。
成群结队的人，包括一些以公职身份出现的首相与阁僚去参拜、祭祀那些在侵略战争中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的亡灵。
更有甚者，一些日本右翼团体坚持大东亚战争史观，颠倒黑白，极力美化侵略战争，认为二战中日本“200万战争殉难者”是“面临昭和的困难，为了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而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17]。
1993年，伊势神宫举行第61次“式年迁宫”。
报纸和神道界借“迁宫”大大鼓吹了一番。
有的说神道是日本民族信仰特点和习惯的集中反映，有的认为第61次迁宫预示神道复兴的时刻已经到来。
日本最大的政党－自民党的内部又出现了鼓吹神道是日本政治的核心和政权的基础倾向。
日本神道界提出召开神道国际研究会，要求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
由以上种种情形来看，神道教在当代的日本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得以发展的深厚的国民心理和性格基础,仍然影响着二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4章神道教对二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影响
4.1日本政治生活中的神道思想
二战后，虽然国家神道被取缔，但神道教却仍然存在，神道教思想仍然在传播，神道教仍然影响着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虽然被降格为民间宗教，但神道教并没有改变其宗教的性质，而宗教问题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8]。
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包含着大和民族的民族情感和文化特点。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力量的壮大和美军占领下对民族自尊心的伤害，传统的神道教自然容易唤起日本国民的民族情感，也自然会获得越越多的国民的认同。
而神道教在日本历史上始终是从属于政权之下的，始终是为政权、政治和天皇服务的。
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后，天皇都是一个实在存在的最高权威或是最高权威的象征，这个活神在现实生活中比任何神灵都更加强大有力，天皇是国家的灵魂，是国家的象征，信仰天皇就是热爱神国日本，这是神道教的本质和核心[19]。
这样，神道教和日本政府就很自然的联系在了一起。
近年来，日本政要不但拒不承认战争性质和罪行，拒不向被侵略的国家和受害民族道歉、谢罪、赔偿，反而一再参拜象征神权思想和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
这种缺乏政治远见的行为，从一定程度来说，便是受其宗教思想观念影响的。
而这种宗教思想观念，很明显就是国家神道意识。
日本政治官僚参拜靖国神社实际上是日本政治与神道教相互利用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表现。
同时，也反映了日本政界与宗教界对日本发动的那次侵略战争的认可与膜拜态度。
而这，实际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在政治、宗教领域中阴魂不散的表现。
对于这点，我们需要提高警惕。
4.2日本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神道活动
神道教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对具有“现世利益”（与民众日常生活有关）的各行业所起的精神信仰作用。
在日本国内，农业神、殖产兴业神、商业神、渔业神、屋神等分布广泛，参拜人数众多。
根据《朝日新闻》1982年的调查，在从事农林渔业的日本国民中，家中设有神棚；这个数字在工商业者和管理人员中是60%—70%。
14年后（1995年），该报再度进行调查，虽然家中设神棚者减少了8%，但仍保持着很高的比率[20]。
在许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都设有各自的神社。
它们多以本行业的始祖神、守护神或所在地的产土神为崇敬对象，并要求全体职工参拜。
如丰田汽车公司的丰田神社、三菱集团的土佐稻荷神社、三井集团的三围神社、东芝公司的出云神社[21]，等等。
同时，各种神道活动渗透于现代化企业中，从奠基到落成，从开工到消防安全，从运输到销售等各个生产环节，成为现代化生产活动必要的宗教礼仪。
虽然神道教本身无法对日本经济产生推动力，但其所衍生出的精神财富，却是推动日本经济各领域发展的重要力量。
4.3神道教于二战后的日本军事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颁布《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军部所发起的这场战争，从经济上看，是为了扩大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寻找新的原料产地；从思想意识来看，则是为了实现他们心中的“神皇”意识，即统治世界的意识。
虽然二战后日本只被允许保留不超过10万人的准军事部队（即日本自卫队）；不得保留空军；不得拥有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海军、潜艇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得将军队派遣出本国国土以外的地方[22]。
但日本国民心中的“神皇”意识仍未消亡，“天皇统治世界”的思想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而复燃。
在一些日本人心中，民族优越感与复活军国主义的情绪相互交融，神道教又以各种形式出现。
与此同时，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也蠢蠢欲动，大肆进行军国主义的宣扬，许多美化军国主义的反动影片，如《军阀》、《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等，也纷纷出笼。
尤其是近年来，日本自卫队迅速发展，并借口各种理由发展其军事装备与战略设施；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国外派遣自卫队。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在日本民族的内心中，由神道教所灌输的“神皇”思想与“天皇统治世界”的意识仍然存在[23]。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并没有消亡，并且随时都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作为“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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