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详细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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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
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上海一嘉兴）
1921年7月23至8月初，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举行。
出席大会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
湖南小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小组董必武、陈潭秋，上海小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刘仁静、张国煮，济南小组王尽美、邓恩铭（水族），广州小组陈公博，日本东京小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也出席了会议并致词。
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此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党纲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中共“一大”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煮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七月一日作为党的诞生
纪念日。
2、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上海）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这些代表是：
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煮、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
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
“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
大会共进行了8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煮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煮、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
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煮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
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这就是：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
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广州）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悻代英、瞿秋白、张国煮、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
（一）讨论党纲草案；
（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
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
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
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
4、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上海）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出席大会的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
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H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煮、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
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
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煮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
“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
“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
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
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
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
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To
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5、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武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
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
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
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为其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
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
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
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
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
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
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
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
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6、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汉口）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
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
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报告。
瞿秋白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指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提出了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
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发言指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大雷、张国煮等7人为候补委员。
7、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苏联莫斯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
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
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南部的纳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帕尔科瓦亚大街18号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
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
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8、古田会议（1929年12月下旬上杭）
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古田举行。
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9月28日，中共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
这封信是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活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的精神，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解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
这个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9、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17日遵义）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样、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揭发和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
会议最后制定张闻天起草决议。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根本原则。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
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共从幼年达到成熟。
10、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林育英）等人。
23日，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
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会后，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决议和报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
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11、洛川会议（1937年8月22—25日洛川）
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23人。
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会议分折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
会议决定：
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
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n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
12、中共六届六中（扩大）全会（1938年9月29-11月6日延安）
1938年9月29—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地区负责人38人，共55人。
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毛泽东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
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
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
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1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4月23日一6月11日延安）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
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
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号召全国人民全力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
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
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
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
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
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
其中，中央委员44人，中央候补委员33人。
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
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
体。
1945年6月11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
毛泽东致闭幕词。
他说：
“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
”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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