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家庭 学习生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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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学习生活
回归家庭学习生活
郑也夫在中华女子学院的演讲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晚上好！
今天的演讲是专门为大家准备的，也就是说不打算重复我以前所做过的任何一场演讲。
同时力争这个演讲能有一定的针对性。
可是我事先只知道听众们的两个特征：
一个是听众都是女生，第二个是大家的年龄可能都在２０岁左右，所以我的演讲的针对性就是建立在这两种属性上的。
最后选择了这样的一个题目，怪怪的，叫《回归家庭，学习生活》。
可能在这里讲这个题目有一点挑战的意味。
演讲的内容有点超前，但大家的年龄在２０岁左右，都有漫长的未来，思想超前一点，或许会帮助大家在未来社会中去应对变化的生活。
演讲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关于妇女回家的争论；第二个部分是重新理解家庭和社会；第三个部分是重新理解工作和生活；第四个部分是重新理解教育。
一、关于妇女回家的争论
第一个部分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挑起的一场争论。
１９９４年我写的一篇文章“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发表在当年的《社会学研究》第二期。
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六七位女性社会学家和一位男性社会科学家的激烈反驳。
我的文章说到了社会主义和男女平等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宗旨是保护弱者，就男女而言，社会主义是保护女性的。
当社会主义保护弱者、保护女性的实践走到了极端的时候，挫伤了效率，以至于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起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转向。
反省社会主义的这个宗旨，我认为在曾经推行的所谓的男女平等破坏了中国家庭的角色分工，给中国家庭造成很多混乱。
因何破坏呢？
因为误导了双方的心理。
此前，中国社会中的家庭分工和人类其他社会中的家庭一样，分工有序，讲究效率；谁出外做工的效率更高，谁出外做工；谁出外做工的效率不太高，而在家庭的效率更高，谁留在家庭之内。
做出这样一个理性的选择，符合家庭的利益。
而社会主义告诉女性：
你不要以为你的力量没有男人大，你可以和他赚同样的钱。
它提倡妇女到社会上工作去，而且同工同酬。
当这样的政策推行了三十年，就在大家心理上形成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对女性的影响是：
挺起腰杆来，我们在能力上，在贡献上比他们一点都不差。
对男性造成的影响是：
我们在工作上比人家没有什么优势，人家挣四十多块钱我们也挣四十多块钱。
在这样一种政策下，大家都出去打工，下班回来都很疲劳，丈夫的体力比妻子强，那么家务该多做一些了吧！
钱我也没比你少挣，咱俩毕竟是两口子，我比你还疲劳，家务就是你干了么？
男人想想我钱确实也没多挣，也没什么别的能力，在家里就赶紧揉面做饭吧。
我觉得这政策造成了一个双向的误导：
一方面，使男人觉得自己不行；另一方面使女子觉得自己行，其实在以体力为基础的生产中她肯定赶不上男子。
我们强调“妇女是半边天”。
日本的妇女在六十年代前后大多数是不出外工作的，日本靠男性的半边天创造了现代化，靠它的另外半边天创造了日本井井有条的舒适的家庭生活。
而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靠这一片天没有创造出一个现代化来，我们俩人一块干还没有赶上日本一家出一个人，回家以后呢，两个人一起面对一个乱糟糟的草窝。
我认为男女平等对女性应该是这样一个原则：
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一个女性，她的才能比别人更适合做总理，那她就应该做，社会上不应该有歧视，说她是一个女性所以她做不了。
不应该有一种意识形态来阻止她攀升到任何一个高度。
但同时我主张下不保底。
如果在一个市场的竞争当中，你没有找到一份工作，社会不是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前那样，一定要给你提供一份工作。
每个人都当然理解社会不会配给你一个配偶。
接着就是我的文章中最敏感的回家的问题。
因为有了出门工作，到一个工厂、一个工地去工作，所以才有了回家的问题。
我认为出门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插曲。
工业时代之前，男人女人都是在家里，都是围绕家庭转的。
不错，男耕女织，男人离自己的住房可能远一点，三十亩地一头牛，三十亩的那块地的远端最多离家有二里地。
女人可能就在房子周围转悠，养孩子，喂牲畜。
但是那三十亩地也是在家庭范围内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严格地说，男女都没有出外工作，都在家里工作。
前工业时代的历史都是这样的历史，没有一个回家的问题。
在后工业时代呢，人们越来越依靠信息，和工业时代大不一样。
工业时代是密集化生产，为了追求生产的效率有必要把人密集在一个厂房里，特别是工业生产的流水线，需要人们凑到一块去干。
此前不是这样，此后大约也不需要这样。
所以说，大概也就在这段历史当中，把家庭当中的一半成员推出去工作了，另一半人留在家里。
留在家里的到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兴起的时候，心理忿忿不平，说我也要出去，出去以后在竞争下岗回家时，心中怀有更大的不平。
我认为回家出家这个问题其实只是一个历史插曲，此前不是这样。
那此后应该是什么样呢？
拿我本人现身说法，我已经在家里工作了二十多年了，我在研究院的时候每礼拜上一次班，剩下的日子在家读书写作，当我去大学工作后就是上课时去，我是一个不太有纪律性的人，开会的时候我也常常不去。
我上课每周一次或两次，其它时候都在家里。
我认为妇女应该开创在家工作的方式。
索性为大家读两段原文。
这是首篇文章中的话：
“每个中国妇女，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崛起，官方恩赐的终结，都要重新为自己定位。
再不是以男性的特征作妇女解放的标志。
妇女是人类群体中的一极，她应该把自己的独特的潜力展现出来，她应该找到切合自己的生存、工作、审美方式。
为什么养育一个孩子比造就一件商品低下？
为什么在家庭中不可以兼营一些社会工作？
为什么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沦为单纯消费单位的家庭，不会因妇女的开发重新成为爱情、生存、工作的共同体？
男人们已经走入现代社会为他们造就的巢臼中，难有生存方式的突破与创新。
女子则刚刚跨出传统社会，尚处在现代工作方式的边缘上，充满了选择。
他们不仅可望重新为自己定位，其潜力的开发还可能会为２１世纪的人类生存方式提供新的选择。
”这是回应批判者的话：
“女性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其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或长或短地退居家庭。
如若不是沉醉在工业文明开创的密集型社会工作方式和男人的价值中，作为一个群体，她们最有希望在家庭中开创出一种新的集生产与生活于一体的生存方式。
最终，那将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文明。
”（演讲时本打算读这两段文字，但忘了带去文章，修订演讲稿时将口述换成原文）
这篇文章遭到了六七位女性社会学家和一位男性社会科学家的猛烈攻击，杂志社一连组织了两期，每期有三四篇批判我的文章。
其中有一些女性研究的核心人物，比如李银河、李小江。
最后我也做出了的回击。
在１９９２年《社会学研究》２、４、５期，连续发表了四期。
我举一个社会科学家的思想来支持我的观点，那就是托夫勒。
他的著作《第三次浪潮》说，现在的很多公司不需要上班去工作。
这些公司有５０％的人可以在家里工作。
有些公司有７５％的人可以在家工作，他们是从事信息产业，直接通过电脑就传过去了，为什么要天天到单位去呢？
当然有必要每隔一段时期，比如说每周大家见一次面，完全不需要天天去。
大家知道现在的产业部门的就业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了，更多的是服务业、信息业、ＩＴ产业，不需要天天上班的。
这些为我的观点做出了很大的支持。
我认为最终的争论我是占上风的。
我非常高兴有这场争论。
但也感到一点遗憾，我觉得参与者都不能超越性别角色，形成这样一个女性社会学家一块批驳一位男性社会学家的局面，还算不错有一位男性社会学家去帮助这些女性社会学家，打破了性别的壁垒。
我认为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应该有一点超越性，他们在追求一种真理的时候，应该超越种族、国家、阶级，乃至性别。
如果完全不能超越，深深的陷入自己的族群、阶级利益、性别利益当中，那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争夺者啊！
那就谈不到有什么理念，有什么真理。
我以为，我在探讨男女不平等与平等的追求当中，不是在争夺利益，我是在前瞻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生产方式、生存方式。
二、重新理解家庭和社会
家庭变化的第一点前面已经谈到了，就是家庭在后工业时代将重新成为工作场所。
因为这样一种深刻的变化，我们每个人的选择也当然的要跟着它而变化。
就是说我们的选择将不是简单的两极分化，是出去还是回来？
是出去作一个工人还是在家庭作家庭妇女或者家庭男子？
我们将做出的是另外一种选择，是一种比例上的选择，你的工作将有多少是离开家庭去做的，有多少是在家里做的。
我要谈的第二点是，重新理解工作和家务的关系。
我要强调后者是非常重要的。
后者在重要性上应该不逊色于前者，后者中毫无疑问的有一个极重头的工作就是养育孩子。
我觉得养育孩子这件事情比起工业时代里在外面做的若干重要性工作更重要。
比如我是专门从事幼教的，你是做电脑的，我的工作比你的工作差吗？
我觉得幼教的工作要比电脑的工作更重要，幼教的工作在深度和难度上比做电脑的工作，一点不小，有无穷的深度可挖掘。
我认为我们中国现今教育的失败，家长要负一半的责任。
家长当然是两位，但是在两个家长当中，特别是在幼年教养的问题上，大概母亲比父亲负的责任还要重一点，我这样说没有任何要给男性推卸责任的意图，因为生理的原因，在幼年的时候，母亲和孩子的关系要更亲近一些。
天然的属性决定了这种关系。
如果教育不成功的话，家长毫无疑问要负上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社会。
母亲要负四分之一强。
我说教育失败，家长要负责任，就是说很多母亲应该说是不称职的，所以孩子在教育上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不称职当然要找不足，有太多的努力可做了。
真的是要有素质的全面提高，最终才能落到幼教上。
一个孩子的教育，一言蔽之，首先应该是兴趣的开发，应该是因材施教。
绝不是要强迫他在单一的方向上拿多少分，绝对不是。
他就是拿到那个分数，你也得等着他把学过的东西忘干净。
重要的肯定是他兴趣的开发。
而兴趣的开发，一个孩子和一个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兴趣的不同，谈不到谁比谁高多少，谈不到智商问题。
我想，到了同学们这个年龄应该日益感到，如果活到我这个年龄，对这个道理应该能够非常透彻地看到。
所谓智商对所谓成功的影响其实是不大的。
我很不愿意使用成功这个字眼，我们还是讲开发人的一些潜能吧。
开发的好坏，跟智商的关系不大。
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兴趣能成为极大的推动力，能把你的全部精力都凝聚起来，这样的话，在你所热爱的这个方向必然能有所成就。
相反，你像一个奴隶一样，你的智力比较高，你就是一个智力比较高的奴隶。
被人逼迫去做一件事情，你不热爱，你智力再高，无济于事，做不好。
年龄比较大，阅历比较深的人都会看到，跟兴趣关系比较大，跟意志力的关系比较大，关系较小的大概就是智力。
但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为孩子操这么大心，他们整天逼迫孩子，关系搞得这么僵，最后事与愿违。
这个事情我不想展开，我这里只是要说工作和家务的关系。
家务绝对不比工作次要，家务的难度绝对不比工作小，当然，家务不只是养孩子。
第三点就是重申家务不比工作简单。
家务的种种内容并不比造电脑、造电视、造汽车简单。
我先做一个类比，我想问大家一下，你们觉得做一个农民简单还是做一个工人简单？
我的看法是，做一个农民要比做一个工人难多了。
要知道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除草、收获，然后怎么储藏。
一个环节错了都不成。
我自己作为知青在黑龙江做过八年农民。
后来到美国留学一年半，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回来之前想了解了解美国社会，跟一个美国朋友提出一个愿望，介绍我去一个农民家里住几天。
看到美国农民的工作，然后再和美国农民以及非农民做交流，没有一个人不承认这一点的：
作为一个农民所要拥有的知识要比作一个工人多太多了。
我见到的这几个美国农民，在一个小农场，他们最终的产品是牛奶。
他们首先要种玉米，骑着摩托车到地头，然后换上拖拉机去种玉米，开着康拜因去收割，弄回来，再把玉米秆儿截了作饲料，要喂牛，喂牛以后要挤奶，还要配种，接生，养小牛，牛奶还要防腐，还要为牛注射预苗。
一共是叔侄三人，要做全套的事情，每个人都是多面手，不得了。
作为一个工人，你生产什么？
你就是生产航天材料也没什么难的。
其实这个对比很类似家务和工作，千万不要小瞧家务。
当然家庭中难度最大的还是教育孩子。
除了教育孩子以外别的事情也是很有深度的。
一个农民的技能显然要比一个工人复杂太多了。
那么为什么通常我们都认为作工人要比作农民高级，作工人要比作农民更有知识呢？
意识形态的偏见。
工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工人还不厉害吗？
因为工业是在农业之后产生的，而工业更大地创造了财富，更大地改造了世界，改变了世界，所以我们就当然地认为，工人的工作复杂，农民的工作简单。
实际上这是经不住推敲，经不住分析，经不住对比的。
为了生产的效率，老板对工人的要求非常的单一、简化，而农业、家务这样的东西非常综合，每个人都是多面手。
第四点讲的是社会交往与公共空间。
下一个时代，后工业社会如果彻底降临到中国，有相当多的人将自己相当多的工作时间放在家庭的时候，我们就会格外地有一种社会交往的需求，有一种对公共空间的需求。
这是不同于家庭，也不同于单位、工厂的，新的空间形式上的需求，就是公共空间的需求。
这种需求可以以多种方式展开和实现。
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京剧票友，比如说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无论是退休的还是在职的，都喜欢唱歌，搞了业余合唱团。
我们现在生活好了，很多人想锻炼身体，组成了好多打球的俱乐部，周末去找地方打球。
目前他们还属于少数派，但是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这是人们未来在工作单位、家庭之外的一种社会生活的选择，一种社会交往的选择。
这个东西将为更多的人们，不仅女性而且男性回到家庭后，提供一种补充，一种平衡。
三、重新理解工作和生活
１９３０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最有独创性，可以称为先知的人物——凯恩斯，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再三的反思。
凯恩斯说：
经济问题，也就是为生存而斗争的问题，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问题，不仅是人类，而且是生物界，这个头号重要的问题，将在百年内解决；传统的目标将不存在，我们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如何调整习惯，因为几十年内我们就将放弃过去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以后大概每个人每周工作十五个小时就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了。
这一段话足以使凯恩斯位居于最稀少的先知的行列当中。
而且这句话不要到了百年的时候，远远在这之前将实现。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１９９７年（我手头不掌握更新的数字）全世界创造的ＧＮＰ是２９万亿美元，同年全世界的人口是５８亿人，２９万亿美元除以５８亿人等于人均的ＧＮＰ，是５３１０美元。
全世界人均５３１０美元，多大的一个数字啊！
换成人民币，不乘８，为什么不乘８？
美元和人民币的比值实际上到不了８。
实际上人民币要更值钱一些，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究竟是多少我没有能力计算，但显然人民币要更值钱一点。
我们把它放低一点，因为算得多了就是过于为我自己的观点服务了，我把它算成５，我想这是非常保守的，５３１０美元乘以５应该是２６５００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财富除以每个人，要按人民币来估算的话，合每个月２２００人民币。
人均每月２２００人民币，生活挺不错的了。
再看一看国别：
美国人均２．８万美元，日本３．７万美元，瑞士４．４万美元，很多脑筋快的同学就会说：
你主张不患寡患不均，主张均贫富。
我没这个打算，这是国际政治问题，这我能解决得了吗？
人家能跟咱平分吗？
我所要说的是：
人家今天就这么富了，现在的生产以科技为基础加速度进行，人家的今天就是二十年后的我们，没什么问题啊。
人家的生产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人均几万美元还不解决吗？
我们再过十年二十年也相当不错了。
现在发生在北部世界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不需要干了还在干。
都生产这么多的财富了，为什么还要大干？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里讨论不了。
我现在在大学里讲课主要就是讲这个问题。
在西方为什么够了还要干呢？
为了ｆａｓｈｉｏｎ，为了时髦的生活，为了虚荣心，跟别人攀比。
从温饱上来说早就解决了，北部世界没有人解决不了温饱的。
你说有乞丐，那乞丐是脑筋有问题，或是厌倦了常规的生活，那完全是另一个性质的事情。
终于有人，世纪之交的当代学者，响应凯恩斯的先知的声音。
一个叫里夫金的学者１９９５年写了一本书《工作的终结》。
我讲一讲他叙述的美国历史，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三，１８７０年的时候降到了二分之一，１９００年时是三分之一，到了１９４０年的时候是五分之一。
到了今天是多少？
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三。
再看工人，五十年一个周期地看。
１８１０年的时候，美国有７．５万工人，１８６０年的时候有５０万工人，１９１０年的时候有８００万工人，１９６０年的时候美国有１６００万工人，这是美国工人数字的高峰，占当时全部就业者的３５％。
再以后的历史，也就是１９６０年以后，美国工人的数字开始递减，而生产在不断的增长。
到了今天，生产的规模和产值大概是１９６０年的二倍以上，可是工人的数字只有１９６０年的一半。
１９７０年的时候３００万人从事服务业，１９９０年是时候是９０００万。
服务业使美国免遭大规模的失业。
但是谁敢说明天的服务业不是昨天的农业和工业，不遭遇这种命运？
我们再看机械和自动化的作用。
１９４４年，美国发明了摘棉花的机器。
大家知道美国南部很多黑人种棉花，当然种棉花的黑奴是更早的历史，南北战争之后仍然有很多黑人不是奴隶了还在摘棉花。
摘棉机的使用使美国５００万黑人不再摘棉花了，有机器摘了，大农场不再需要黑人摘棉花了。
５００万黑人向北方移民。
学者说这是比解放黑人宣言更有效的手段，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最快的移民。
这样一个大的变迁全都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机器的出笼。
我们再说，过去卷烟是靠人操作，每人每天能卷３０００支烟，一台卷烟机每天能卷１２万支烟，能顶上４０个人。
随着新的印刷技术的发明，美国大批报社的排字工人将面临着失业的危险。
但是工会和老板一直在激烈的争夺，老板不得不向工人让步。
１９６６年时美国三家最大的报社将他们是否要使用新的印刷技术的选择权交给了工会。
你们说要使用新的机器，咱们就用，你们说不使用，还是人干，咱们就用人。
工会还是很厉害的，老板不敢霸道地说用机器，真的这么干的话，会有大批人下岗回家。
再说一项技术，也是今天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技术——自动接话机。
电话自动接话机使全美６０００个接话员下岗。
再说银行取款机，一个取款员每天可以处理２００件业务，一个取款机可以处理２０００件，一个取款机一周工作１６８个小时，昼夜不吃不喝在那里干，它的成本只是２．２万美元，它没有福利待遇，没有养老金。
你说为什么老板还要用一个血肉之躯的营业员呢？
所以老板当然是愿意用机器不愿意用人。
黑人首先从农场下岗，而后从工厂下岗，唯一能增加黑人就业的岗位在哪里？
在政府部门。
此前的历史从农奴时代开始，一直是黑人被剥削，随着机器的自动化，黑人从被剥削到没用处，自动化最终毁掉了工人们最重要的一个武器，什么武器？
罢工。
自动化使工人再也拿不出这个有利的武器来对付老板。
不错，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和《工作的终结》相对立的观点，说新科技除了能代替很多工人以外，新科技也造就了一些新的产业、新的就业。
比如说电话的生产。
不错，新的科技也造就了一些新的产业，增加了一些人的就业，但是它远远赶不上它所造成的下岗。
这样的例子我想大家动脑筋就会发现比比皆是。
你想想，电脑汉字系统的文字处理，将减少多少排字工？
下面我们再看看全世界的失业情况。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世界失业的人数４．５亿，六十年代是４．８亿，七十年代６．２亿，八十年代７．３亿，１９９３年，全世界有１３％的人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
现在全世界有８亿人失业或者半失业。
这个数字是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后的最高峰。
工业文明增加了物质财富，信息革命造成了一种新的变化，增加了空闲时间，北部世界财富的增长已不在话下，更大的变化是增加人们的空闲时间。
在这一部分，我要讲的最后一个观点是：
认清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能解决失业问题吗？
能让更多失业的人找到工作吗？
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失业，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世界的大势所趋。
如果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摸到时代的脉搏。
但是很不幸，不仅在中国，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在竞选的时候还在许诺，增加就业。
这与人类发展的大趋势绝对背道而驰。
培训是增加不了就业的。
为什么不能增加就业？
培训只能使一部分人代替另一部分人。
比如说你下岗了，参加培训后技能提高了，你去竞争上岗，就把另外一个人挤下去了。
假设你们从事的是传统产业的话，那么你们技能提高了，一定要挤下去一部分人。
这是零和博弈。
有１００个岗位，有５０个待业人员，他们培训后，有５０个人上岗，就有５０个工人下岗。
假设你从事新兴产业的话，可能增加一些就业。
传统产业的话就一点也增加不了。
但是我们想想，如果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简单培训一下能够加入新兴产业吗？
不能。
所以说培训要增加就业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层次较低的道理。
但连这个道理也没有被社会上所有的人，乃至政治家全部消化。
上面的道理就更不用提了。
上面的道理，即闲暇的增长是历史趋势，实际上是在反驳主流的意识形态。
主流的意识形态总是说消费带动生产，消费带动就业。
实际上是非常荒诞的，不符合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
可以从两点上反驳：
第一个，如果我们承认以后的生产力越来越依靠机器，越来越依靠自动化，那么消费凭什么能增加就业呢？
消费增加了可以增加机器啊。
这是第一点反驳。
第二点反驳：
为什么要用消费来带动就业呢？
昨天你的消费挺合适的，有人告诉你说再多消费点，有些朋友和兄弟还没有就业呢，所以再多吃点，再多穿点。
这不是有病吗？
对于你来说，消费够了就不要再消费了。
够了为什么还要消费？
就业也不是目的啊。
一部分人通过更多的消费让另一部分人上岗，这不荒诞吗？
一部分人吃饱了还要再多吃点，就是吃撑着，以求让另一部分人上岗。
再说多吃点，钱从哪里来呀？
多吃点不花自己的钱吗？
你又不是腐败分子。
多吃点要花自己的钱，意味着要多生产一点，能挣出更多的钱来。
我多吃就要多挣，所以我还要额外的多工作，然后再把自己吃撑。
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多数人的工作是为了挣钱，工作本身乐趣不大。
我们要是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工作变成自愿，那当然好。
但现在只有一部分人能做到。
我很幸运，我能做到。
我读书读得眼睛受不了，所以现在很苦恼，要不然我读书就是极大的乐趣。
我工作没有什么钟点，因为这就是我的乐趣。
如果工作的人都变成像我这样，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可是目前感到工作本身有极大乐趣的，只是一小部分人。
我们短时期内不可能造成多数人对工作抱有很大的乐趣，那么让大家多消费的话，就等于说让大家多劳动。
多数人劳动不太有乐趣。
那么告诉你多消费的话，就意味着让你多劳动，就意味着你要有更多的不幸。
因为你也不怎么愿意热爱这劳动嘛。
比如，满足自己恰当的消费干６小时就够了，但是为了多劳动多消费乃至帮助别人就业，干了８小时，每天多了两个小时实际上是多了两个小时的不幸。
所以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
在温饱已经解决的前提下，在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人均的ＧＮＰ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奋斗目标应该是增加每个人的自主时间，即减少工作时间。
有相当多的人下岗，这是大势所趋。
我们说凯恩斯在１９３０年就说１００年之内，每个人每周工作１５个小时就可以满足全部生活需求，１５个小时要是按照５个工作日算的话就是一天工作３个小时。
要按８小时工作制算的话就是两天都不到。
今天世界很多地区就可以这样做，明天的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这样。
这个变化太大了。
要应对这个变化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就是每个人减少工时，大幅度地减少工时，其实这个趋势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父兄原来每周工作６天，后来变成５天了。
还会往前走，某一天就宣布变成４天了。
其实在发达国家工人们愿意牺牲工资增加休闲，这多好啊！
但是他们没有选择自由。
为什么没有选择的自由啊？
老板不愿意增加一些工人，而每个人减少一些工时。
老板觉得这样不好管理。
比如说老板有１００个工人，每天工作８小时，他不愿意有１２０个工人每天工作６小时。
这样人太多管理费力。
愿意人少一点，他们多干一点，这样好管理。
老板不愿意减少工时，老板不给这种自由。
这是发达国家。
但是减少工时一定是未来选择的一个方式。
减少工时意味着不要有太多的人失业，大家共同承担“失业”。
原来８个小时，现在７个小时、６个小时、５个小时，原来工作５天，现在４天、３天，轮着干。
劳动是权利，分享劳动机会，自己可以不干，别人不能剥夺。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社会上相当多数的人不工作，发给生活费，发的生活费足够解决温饱，绝对高于低保，但是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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