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魏晋南北朝骈文与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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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魏晋南北朝骈文与散
第九章魏晋南北朝骈文与散文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章由散文逐渐向骈文转变，骈文取代散文，成为“一代之文学”，几乎独占文章园地的时期。
[1]
骈文，即骈俪文，也叫骈偶、四六等。
两马并驾曰骈，两人并耕曰偶。
以两两相对的句子构成的文章，就叫骈文。
所谓相对，首先是指句意的排比，其次指句法上的对仗工整。
再次在声律方面，骈文一般要求平仄相对，声韵相协。
最后骈文往往还以用典为工，以博雅见长。
通过典故的广泛运用，扩大作品的艺术容量，收到词约而意博的效果。
骈文和散文是相对而存在的。
散文是一种比口语精练，而又不受形式约束的自由体文章；骈文则是一种以对偶为主的规范化、格律化的文体。
它们不仅有不同的体制要求，而且有各自的特色，情调和风格有明显的差别：
散文讲求伸缩离合之法，以错综变化为能，骈文则强调句式的对仗，以整齐工巧为美；骈文着重声律词采的排比，使其上抗下坠，铿锵有声，散文则往往用气势取代声律，用开合顿挫的方法，以形成磅礴的气势。
散文以简练、朴质、平淡、本色为高，骈文则以典雅、含蓄、凝练、浓丽为贵；散文长于叙事析理，骈文则便于写情状物。
至魏晋时期，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的重要特点就是词采华丽，骈偶也就更被文人大量地自觉地运用，从而使骈文与散文分道扬镳，各自发展。
不过，魏晋骈文，对偶声律都不甚严格。
比较严格的骈文，始自任昉、庾信以后。
概言之，骈文滥觞于汉魏，形成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
第一节建安魏晋时期的骈文、散文
建安曹魏时期是我国散文史上一个开风气的时代。
这时期文章的一个显著的变化：
即清峻，通脱。
另一个变化是抒情化和骈偶化。
曹氏兄弟及建安七子的文章大都骈散兼行而以偶句为主，加上这个时期的作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文章更是笔带感情，一唱三叹，慷慨悲凉，于整饬中带着清刚疏朗之气，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个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家为三曹、诸葛亮、七子中的孔融、陈琳、阮瑀与嵇康、阮籍，此外，如繁钦、杨修、吴质及陆凯、韦昭等人的文章也都写得颇有情致。
曹操，鲁迅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
他的文章确实具有豪爽、坦率、自然、通脱的风貌。
如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诉说了自己的心曲之后说：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
鲁迅说：
“这几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
”因为当他于建安十五年（210）作此文时，三国鼎立之势初定，北方尚在用兵，曹操虽已有相当势力，但并非入于踌躇满志之秋，所以肯推心置腹。
张溥说：
“《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也。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这“抽序心腹”就使文章显得自然。
他的《遗令》也不依旧有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婢妾伎人的处置，发自肺腑，有动人心脾之处，反映了他临终时的思想感情，他的《举贤勿拘品行令》说得更加大胆：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鲁迅说：
“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
”
曹操的文章敢言无忌，形式自由随便，语言朴质自然，不尚华词，开创了清峻、通脱的建安文风。
曹丕的文章语言渐趋华美，骈偶气息重，抒情气氛浓，代表着文章由质趋华的倾向，如《与朝歌令吴质书》就能以整齐的语句，华丽的词藻，写对挚友的深情。
吴质是曹丕的下属，但文章并无盛气凌人之意，只是抒情叙旧，而且抒情的气氛还非常浓厚，写得文情并茂。
这种文章在此之前是罕见的。
即使议论文章他也写得情致缠绵，一唱三叹。
如《典论·论文》：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
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己。
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化迁，斯志士之大痛也。
这段文章骈偶中带着散文的气势，以感慨发端，论述文学事业的历史地位，不装腔作势，只是款款道来，是说理也是抒情，极富感染力量。
他的文章代表着建安文风骈偶化、抒情化的特色。
曹植的文章与其兄风格相近，而且更加靡丽恣肆。
如《与吴季重书》：
前日虽因常调，得为密坐，虽燕饮弥日，其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积也。
若夫觞酌凌波于前，萧笳发音于后，足下鹰扬其体，凤叹虎视，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
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吾子壮志哉？
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当斯之时，愿举太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
如上言，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
然日不我与，曜灵急节，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
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蒙汜之谷，天路高藐，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
文章词如泉涌，文采焕发，表现了吴质的豪情与自己对吴质的思念，写得极为恣肆，已近乎有意为文了。
他的《与杨德祖书》是一封专门论文的书信，叙述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讨论文学批评的弊病，倾吐自己的抱负与壮志，也充满抒情的韵味。
语言则有骈有散，整齐而不板滞，读来确有唱叹之妙。
他的表章，如《求自试表》抒写其“擒权馘亮”、“杀身靖乱”的愿望与抱负，《求通亲亲表》叙述其“婚媾不通，兄弟永绝”的孤独和“愿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的哀求，都写得很动感情。
文章以骈散兼行的语句，抒写其受迫害的哀声，富有真情实感，这种文字即使在魏晋南北朝也不可多得。
孔融、陈琳、阮瑀、应瑒的文章同样富有时代的特色。
七子之首的孔融，曹丕称其“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典论·论文》）。
他的文章今存者不多，且多为节录，但确实写得“气扬采飞”。
如《与曹操论盛孝章书》，叙述当时名士盛孝章的危困处境，从友情出发呼吁曹操给予拯救，并举燕昭王为例，说明凡有为之君，一定要招贤纳士，延揽人才，希望曹操对盛孝章加以援引。
文章语言恳切，词意委婉，感情真挚，作者的精神气质亦溢于言表。
陈琳、阮瑀是以表章书记著称的，曹丕称“孔璋表章殊健，微为繁富”，“元瑜书记翩翩，足致乐也”（《又与吴质书》），从今存陈琳、阮瑀的一些表章书记来看，确实有“殊健”、“翩翩”的特点。
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为袁绍与公孙瓒书》、《檄吴将校部曲》、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都是以洋洋洒洒的词藻，夸张形势，引证今古，陈说利害，具有很大的威慑力量。
这种文章确实是“壮有骨鲠”，[2]体现了建安文章“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特点。
诸葛亮的文章以《出师表》最负盛名。
此表作于建兴五年（227）第一次出师北伐之时。
主要劝导刘禅要广开言路，励精图治，严明赏罚，举贤使能，以完成刘备未竟的统一事业，表明自己“兴复汉室”的坚定意志，表现了诸葛亮忠恳勤恪、贤明正派的思想性格和对蜀汉的无限忠诚，受到历代的推重。
文章叙事详切著明，说理透彻晓畅，字里行间，感情充溢，宛如一位长者向后辈谆谆教导，表现出对后辈的无限关切。
特别是文中十三次提到先帝，流露出对刘备的深厚感情，中间写知遇之恩一段，更是感人肺腑。
全文以散句为主，插入一些骈句，使文章介于骈散之间，整齐而有变化；语言朴质、语气舒缓；周详恳切，与文章的感情色彩十分协调。
它成为千古名作，绝非偶然。
曹魏正始以后，嵇康的文章，鲁迅称其“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
如西周初年的管叔蔡叔，一向公认是坏人。
嵇康作《管蔡论》，却说他们是忠贤之人。
他们怀疑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这种见解确实很新颖。
嵇康最著名的文章是《与山巨源绝交书》。
这是嵇康公开和司马氏决裂的宣言书。
信中详尽地说明了他不愿作官是为了全身远祸，并非清高不慕荣利，提出做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这样的文章，不但通脱，而且恣肆，近乎无所忌惮，实际是公开和司马氏集团对抗，其不容于“世教”是必然的。
文章亦骈亦散，以散文的气度，带动骈句，语势灵活，足以代表这个时代骈文的成就和特色。
这个时期，骈文还只要求语句大体整齐，并不讲求对偶的工整，语言也大都朴质自然，想怎么说便怎么说，与建安文风的通脱是一脉相承的。
晋代的骈文渐趋凝炼，散句逐渐少见，对偶追求工整，语言力求典雅，用典日趋繁富，标志着骈文的成熟。
这时骈文的代表作家首推陆机、潘岳。
陆机骈文的代表作为《吊魏武帝文》、《豪士赋序》等。
《吊魏武帝文》前有序。
序文先叙说致吊的原因是由于在秘阁看到《遗令》，于是慨叹曹操一代雄杰，在死亡面前却无可奈何，以致临死的表情与其生平大不相称。
接着概略地叙说了《遗令》的内容，指出曹操临终对无能为力的家庭琐事的系情留恋，丧失了应有的明智。
吊文前半从曹操剪灭群雄，建立朝廷纲纪写起，着重介绍了他的功勋业绩。
后半写他为进一步建立功业而于西征途中得病及临终以至身后的事情，表现了一个英雄临死的痴愚，对他临死还缨情于物累表示了极大的惋惜与同情。
文章好像在讽刺曹操面对死亡的痴愚，实际上它着重表达的是对短促人生的无可奈何的慨叹。
这是汉末以来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自觉，是对生死问题的强烈关注，所以是一篇内容十分深刻的抒情文。
语言基本整齐，属对大体工整，整饬凝练，已初具骈文的规模。
而《豪士赋序》则排偶属对整齐，阐述事理和用典也较前繁密，建安时期那种骈散兼行、随势变异的疏畅谐婉之气正在逐渐消失，“大体圆析，有似连珠，但嫌舒缓耳，然自是对偶文章之先声”（见孙批胡刻《文选》）。
说明骈文正在向严密凝滞的方向发展。
潘岳以“尤善为哀诔之文”（《晋书》本传）著称，其代表作是《马督诔》。
此文所哀悼的督马敦，元康六年（296）在氐羌族首领齐万年围攻下，苦守阳，后却以小嫌受屈而死。
诔文以大量的篇幅真实地描绘出当时羌中的危急形势，马敦在激烈的防守战中的忠勇果敢和机智，这个为历史家所不注意的小人物的事迹，在这里得到具体的记录。
作者最后以深切的同情，深刻揭示了现实的不合理，表现了潘岳强烈的正义感。
潘岳集中有哀诔之文近十篇，大都是为已死的统治者谀墓的应酬之作，只有这篇诔是一篇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张溥说：
“予读安仁《马督诔》，恻然思古义士，犹班孟坚之传苏子卿也。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文章属对不甚工整，也不以气势跌宕见长，而以语句的整练取胜，表现出骈文与散文的不同风格。
李密（224～287）《陈情事表》作于晋武帝泰始三年（267）。
时晋武帝立太子，征密为太子洗马，密以祖母刘氏年高病重，无人抚养，上书陈情。
文中陈述自幼与祖母相依为命，暂时不能奉诏的苦衷，把个人处境与祖孙间的深厚感情写得婉转凄恻，孙评为“一片至情，从肺腑中流出，令人心动”（孙批胡刻《文选》）。
文章以偶句为主，对偶似整非整，有骈文的整饬，亦具有散文的疏畅，读来别有情韵；语言朴质生动，词真意切，如“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等已成为成语。
这些使它与诸葛亮《出师表》同为天地间之至文。
这时值得一提的散文著作是陈寿《三国志》。
《三国志》文笔简洁，“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
如《蜀书·诸葛亮传》中的《隆中对》一段就写得很精彩。
这段文章语言简练，描写生动，尤其记诸葛亮的答辞，分析形势，提出兴复汉室的具体办法，表现出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写得虎虎有生气，逼近史迁。
《三国志》的传论，于散体中略带骈偶，已不同于《史》、《汉》。
如《诸葛亮传论》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
”这种文章不仅句法趋于整齐，而且词义亦趋于整齐排对，已具有骈文的基本特征。
只是语言质朴，音节自然，属对不严，于整齐的语句中保存着散文的气势而已。
东晋文风与西晋不同。
西晋尚繁缛，东晋则尚淡远。
惟其尚淡远，故语句虽多骈偶，却不尚华美而以情韵取胜；或以散句为主，不尚气势而以情致见长。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与陶渊明的文章就分别代表这两种情况。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
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
以书法著称，亦有较深的文学造诣，现存辑本《王右军集》。
其《兰亭集序》最为世所推重。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会于会稽兰亭，临流畅饮，赋诗抒怀。
这篇序即为此而作。
序文记述了宴集的盛况，并即事抒情，对人生聚散无常、年寿不永发出深沉的感叹。
通篇着眼于“生死”二字，虽情调有些低沉，却表现了时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强烈关注。
文章虽大体骈偶，但清新疏朗，情韵绵渺，以朴质平淡的语言直抒胸臆，于苍茫慨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正代表着东晋骈文清淡的风貌。
陶渊明文今存者不多，但都写得真淳淡泊，全无师心使气之感。
如《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
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
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累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
黔娄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
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
葛天氏之民欤？
文章不到二百字，以省净的语言，平淡的笔调，描绘出自己和平恬静的性格和与众不同的兴趣。
语句长短参差，疏密相间，是一篇别具一格的自传。
此外，《与子俨等疏》追述平生的思想和经历，告诫儿子要互相友爱，谆谆教诲，笔端饱蘸感情，写到家人父子之情，尤为深至。
《自祭文》对自己一生行事，毫无悔恨之意，表现了陶渊明的骨气。
《祭陈氏妹文》也写得凄恻动人。
《桃花源记》用平易浅显的语言，叙述故事，描绘形象，抒写他清静恬淡的胸怀和超越现实的理想，代表着东晋散文清淡的风貌。
第二节南朝的骈文与散文
南朝文章的发展，总的趋势是由质趋文，更向骈偶发展，达到成熟境地。
具体的特点有：
第一，骈偶日严，对仗渐工，而且骈四俪六，隔句作对，出现“四六”之体。
文章由散体向骈体发展，至此趋于完美。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曰：
“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
流至潘岳，首尾绝俳。
迨沈休文等出，四声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
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
有辞无情，义亡体失；此六朝之赋所以益远于古。
”这里批评的是骈赋。
其实骈文的发展与之是同步的。
第二，数典用事，更趋繁密，也是骈文发展的趋向。
正如钟嵘《诗品序》所说的，这个时期“文章殆同书抄”。
这里虽主要就诗而言，但骈文的发展也大体如此。
这是一种时代风尚。
宋代是文风转变的重要时期，骈文讲求词采与用典，颜延之的诗文就以用事繁密、词采雕饰著称，鲍照评其为“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宋书·颜延之传》）。
他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就几乎是“句无虚语，语无虚字”，雕章琢句，文藻富丽。
但词浮于意，不见真情实感。
这类文章多为奉命而作的应酬文字。
他也有富于真情实感的好文章，《陶征士诔》即是宋代骈文的一篇佳作，从内容看，它正与《五君詠》组诗相对照，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思想。
此文系为哀悼他的好友陶渊明而作。
诔前的序文赞美了高隐之士的难能可贵，为歌颂陶作铺垫。
然后描写陶渊明“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的清苦生活，歌颂他“道不偶物，弃官从好”，“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的闲适性情，刻画出陶渊明的率意任真的精神面貌。
颜延之与陶渊明肝胆相照，情趣相投，一旦痛失挚友，一片真情便流注笔端：
赋诗归来，高蹈独善。
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葺宇家林，晨烟暮蔼，春煦秋阴，陈书缀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
纠缠斡流，冥漠报施，孰云与仁，实疑明智。
谓天盖高，胡諐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置。
年在中身，
维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
药剂弗尝，祷祀非恤，愫幽告终，怀和长毕。
前几句如淡墨素卷，勾勒出山林隐士的悠闲生活和安贫乐道的精神世界；后几句悲悼陶渊明的享寿不永，并点明他对生命之理的透彻省悟。
从挂印归来到安然去逝，作者仅用了一百三十六字，可谓要言不烦，在简洁的文辞中，包含了对这位友人深挚理解和真挚情谊，行文风格，也和陶渊明有些相近。
总之，诔文以精美的文笔，着力描绘陶渊明弃官归隐后的生活情况，描绘出一幅精美的山林隐逸图，表现出陶渊明崇尚自然的精神境界和高尚人品。
整篇文章骈对工整，语言精雅，感情真挚，有词情并茂之美。
谭献评曰：
“予尝言文词不外事理，而运动之者情也。
似此事理情交至，六经九流而外，此类文字，古今数不盈百。
”（谭献评《骈体文抄》）“事理情交至”，确实道出了这篇文章的特点。
这篇文章中很多有关陶渊明生平的叙述，也是后代历史家研究陶渊明的极可贵的原始资料。
[3]
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也是这个时期一篇有独创性的骈文，又是文学史上今存较早的一篇用骈文写成的家书，开骈文体书信的先河。
鲍照于元嘉十六年（439）秋从建康出发，经水路赴江州任所，到今安徽望江县大雷岸时，写了这封信给其妹鲍令晖。
鲍照长途跋涉，备历辛苦，对山川景物颇有亲切感受。
文章以锤炼精工的笔力，烘染大雷岸四周的景色，呈现出无限奇突壮伟的气势，简直是一幅非常生动的重峦叠嶂图。
其描写远望庐山的一段非常传神：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
基压江湖，峰与辰汉相接。
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
从岭而上，气尽金光。
半山以下，纯为黛色。
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这幅望中所见的庐山壮美画景，许梿《六朝文絜》评为“烟云变幻，尽态极妍，即使李思训数月之功，亦恐画所难到”，良非过誉。
书信之文，如此以写景为主，以前是没有的。
谢灵运写了山水诗，鲍照写了山水文，开拓风气，从此山水诗文便蔚为大观。
[4]
宋代文章以骈文为主，散文值得一提的只有范晔的《后汉书》。
范晔（398～445），字蔚宗，宋顺阳（今河南浙川）人。
博涉经史，善为文章，通晓音律，官至太子詹事。
后因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事泄被杀。
《后汉书》是范晔删削自东汉至宋十几家后汉史籍整理而成。
全书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共九十卷。
《后汉书》的成就虽不及《史记》、《汉书》，但整理剪裁之功，不在班固之下。
范晔不满现实，不肯媚事权贵，表现在《后汉书》中，则“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谋反诛》条），说明其进步倾向鲜明。
范晔于书中首立《文苑传》，记载了后汉许多作家的事迹，说明范晔对文学创作的重视。
有些人物传记也写得真切动人，如《范滂传》写范滂临刑前诀别母亲与儿子的情状：
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
“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滂父）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
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
”母曰：
“今汝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
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顾谓其子曰：
“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这段文章以参差错落的散句叙述故事，写得慷慨悲凉，颇有悲剧色彩。
范晔最自负的是书中的序论，这些序论确有特色。
它们与传记部分不同，都是用骈文写成。
其次，见解精辟，写得“精意深旨”，笔势放纵，属于踵事增华之文。
如《宦者传论》能综核史实，全面地总结东汉王朝宦官篡权乱政的历史教训，细致地分析了宦官易于得宠的种种原因，愤怒地斥责了宦官权势煊赫、气焰嚣张、生活骄奢的种种罪恶。
全文以议论为主，大量使用形象性的描写；语言以骈俪为主，间杂散句，音节浏亮，使痛快淋漓的气势寓之于整齐密丽的句法之中，最末一段描写宦官的骄奢和造成的危害，尤为酣畅。
《后汉书》的序论《文选》选入较多，[5]绝不是偶然的。
齐梁至陈是骈文发展的鼎盛时期。
这时除叙事和议论领域还给散文保留了一点地盘之外，其他领域几乎都用骈文，骈文成为“文之正宗”而占据了整个文章园地，甚至连《文心雕龙》这种大型的文学批评著作也是用骈文写成。
与此同时，骈四俪六，隔句作对，平仄相间也逐渐定型化。
因为“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文心雕龙·章句》），四、六言最适宜行文遣句、叙事抒情。
为避免文章板滞，四、六相间，隔句作对，并发展为正对、反对言对事对等名目，再加上平仄相间，音韵铿锵，就显得摇曳多姿，和谐悦耳了。
骈文的这种发展，与当时整个文学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永明年间，四声的发现和被运用于文学创作，促使人们重视骈文的声律。
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加强，使作家们认识到文学必须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也影响到骈文作家对词藻的自觉追求，进而向骈四俪六发展。
此外，这时的文人大都出身于高级士族，过着养尊处优的丰厚生活，又有博览群书的深厚的文化修养，因此，往往借骈文这种精巧玲珑的形式来掩盖其内容的贫乏，这也助长了骈文的四六化。
这个时期的骈文，正如整个文学领域一样，基本倾向是形式华美而内容贫乏，大都是书启铭诔之类的应酬之作，多谀美之词。
但也有一些较有成就的骈文作家与形式完美、内容充实的骈文作品。
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就是一篇值得一读的佳作。
丘迟（464—508），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
初仕齐，官至殿中郎，后仕梁，官至司空从事中郎。
有《丘中郎集》。
陈伯之原任梁江州刺史，后叛降北魏，天监四年（505）领兵与梁军相抗。
时丘迟为梁军统帅萧宏记室，乃作书劝其归降。
丘迟在信中先指出陈伯之投降北魏的错误，再申述梁朝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政策，以解除陈伯之归降的顾虑；接着分析南方兵威之盛，北魏衰败即将灭亡之势。
给陈伯之指明出路；然后描写江南的优美风光，从感情上唤起陈伯之的故国之思。
文章还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处处注意用民族自尊心去激励陈伯之，使他意识到屈膝于异族统治者的可悲可耻。
全文说之以理，晓之以义，动之以情，写得委曲尽情。
其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数语，将江南春景与阵前故国军容结合，更是令人移情。
陈伯之得信，即从寿阳率众八千归降，其中当然有实际的利害关系，但这封信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是一篇有辛辣讽刺意义的作品。
孔稚珪（440—501），字德璋，南齐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官至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
博学能文，爱山水，不乐世务。
有《孔詹事集》。
文中所写周颙，据五臣注《文选》吕向注：
“钟山在都北。
其先周彦伦（周颙的字）隐于此山，后应诏出为海盐令，欲却过此山。
孔生乃假山灵之意移之，使不许得至。
”考《南齐书·周颙传》，颙曾为剡令、山阴令，未尝为海盐令，一生仕宦不绝，未尝有隐而复出之事。
其在钟山立隐舍，乃供暇日休息之用。
吕向所说，不符史实。
其实，这篇文章乃是一篇朋友间调笑戏谑的游戏文字。
但文章借北山山灵口吻，揭露出那些“身在江湖，心悬魏阙”的假隐士的虚伪面目，反映了当时一般士大夫趋名嗜利的丑恶现象。
文章对周颙暂隐北山时装出的大隐士的神气和“鹤书赴陇”以后“志变神动”的庸俗官僚的丑态作了鲜明对比，然后以拟人化的手法，对北山草木进行细致刻画，使它们都具有嘻笑怒骂的声响和姿态，使文章严肃而又诙谐，充满幽默的情趣，确为我国古代一篇著名的讽刺杂文。
任昉也是这个时期著名的骈文作手。
任昉（460～508），字彦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
仕宋齐梁三代。
梁时任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
为官清正，文思敏捷，与沈约齐名，有“沈诗任笔”之称。
他善长表奏书启，今存文亦多为骈体应用文告及疏奏之类，有文采而又显得渊博。
如《奏弹曹景宗》就是一篇有名的疏奏。
文章作于天监三年（504）任御史中丞时，主要揭露郢州刺史曹景宗奉命率步骑三万救援义阳，却中途逗留三关、按兵不进，致使义阳陷落、三关失守。
这篇文章就是弹劾曹景宗畏敌不前，延误军机的罪行的。
文章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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