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石庵与《大汉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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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石庵与《大汉报》

胡石庵与《大汉报》

（2011-03-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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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雉山

《大汉报》是武昌辛亥首义后由革命党人胡石庵创办的第一份革命报纸，它创刊于1911年10月15日，比鄂军都督府的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创刊还早一天。

距今已逾百年，存世量几成绝响，是国家一级文物。

我曾有幸拍得一张照片，甚为喜慰。

那是上世纪的1981年初秋，北京的《人物》杂志社约我写一篇关于胡石庵与《大汉报》的文章，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交稿后，杂志社又来信说：

最好能配发一张《大汉报》的照片，但在北京遍寻不得，嘱我设法在武汉寻找。

于是我找湖北省图书馆和武汉图书馆的老友张德英、徐明庭等先生请其帮助，但他们都说并无馆藏。

我又找遍了省内和各大学图书馆，亦均无所获。

最后我抱着一线希望去向著名辛亥革命史家贺觉非先生求助，他说省博有一份，但时过境迁，不知还保存否？

经贺老联系后，省博负责同志说，已交武昌辛亥革命纪念馆展出了。

于是贺老又陪同我去“红楼”的纪念馆找到了楚文杰馆长，请其帮助。

楚馆长说：

因时间过了70年，报纸的纸质已发黄变脆，不可移动，故一直珍藏在玻璃柜中。

如要拍照，也只能隔着玻璃拍。

我喜出望外，便请来附近一家“海鸥照相馆”的高级摄影师，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我拍照的这份是创刊后第二天的报纸，分别印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六号礼拜一”、“第二号”、“发行所汉口新马路余庆里一衖口”等字样。

分为“社说”、“短评”、“要件”、“军政府紧要新闻”等专栏。

在“社说”专栏中，有“记者十厂”写的《敬告军政府》文章：

“掀天揭地之事业，必仗多数人之团结方能见功。

当轫创之时，热血鼓涨，自能万众一心，见如荼如火之气象。

迄大业已成，百废待策，众口纷纭，各争一是，从拂莫定，善否难决，相持不下，党争遂起。

”其向军政府进言，用意拳拳。

在“短评”中有“外间谣传荫昌带旗兵三万来鄂，此说大误”、“同胞同胞，疾起为之，耰锄棘荆，同建万年之大业”等，亦皆鼓舞士气激励民心之评。

“要件”专栏中刊有《中华民国军政府布告全国文》：

“维我轩辕，肇开疆土，奄有中夏，经历代圣君贤豪之缔造成兹文明古国。

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被服之，礼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颈血之所遗留？

”“本政府由是首举义旗，万众一心，天人同愤，白麾所指，瓦裂山颓。

故一二日间，湘鄂赣粤同时并举，皖宁豫陕亦一律响应。

而西则巴蜀已先克复，东南半壁，指顾告成。

是所深望於十八行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

还我邦基，雪我国耻。

永远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於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

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

呜呼！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我神明贵族，不乏英杰挺生之士，曷勿执竿起义，共建洪勋。

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世之荣光矣！

我十八行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这篇胡氏杜撰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名义的布告，其胜利战绩虽系“美丽谎言”，但对当时的士气民心，却起到了无可估量的振奋作用。

在“军政府紧要新闻”专栏中，还刊有鄂军都督府布告，汉口军政分府布告，汉口军政分府迁址，武昌、汉阳、汉口三镇消息等内容。

远见卓识   胆量过人

1911（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一声枪响，使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的爱新觉罗王朝灰飞烟灭，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冰消瓦解。

当时群情奋发，举国同欢。

在这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时侯，革命的第一张报纸——《大汉报，它象声震环宇的号角，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和近代新闻史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谁能想到：

这张革命的报纸，既不是当时鄂军政府筹办的，也不是什么革命团体创刊的，而是我国新闻界前辈胡石庵个人的“杰作“呢？

胡石庵（1879-1926），原名人杰，又名金门，别号天石，湖北天门人。

其父曾以翰林主讲“江汉书院”，早死，家境贫困。

胡石庵年十七为诸生，十九岁到北京从谭复生游。

“戊戌政变”时，返鄂入“经心书院”学习，与唐才常交往，加入兴中会。

自立军起事时任参谋，事败，奔沪被捕。

获释后，投入保定某部队。

八国联军入京时，又返鄂肄业于“经心书院”，旋被开除。

1900（光绪三十年）年冬，以谋炸铁良事再度被捕。

出狱后，落拓汉上，以卖文为生。

平生著述甚富，有《湖北革命实见记》、诗文集及小说《明珠血》、《马上儿女传》等40余种。

胡石庵与詹大悲，何海鸣、孙尧卿等为莫逆交。

后又入同盟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宣统二年（1910年），卖掉全部家产营印刷业，在汉口歆生路（即现江汉路）开设了一家印刷公司，刊行革命书籍。

次年辛亥首义后，便立即创刊了《大汉报》。

由于《大汉报》在革命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和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黎元洪除了给报纸题赠了“赤手回澜”的匾额外，还在共和党成立时，黎极力劝他参加，但却被他坚决拒绝了。

胡石庵在主持《大汉报》期间，自己对报纸的各项工作事必躬亲，带头去做，而且还经常深入前线，采访战况。

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当清军气焰方炽火烧汉口时，他竟以一介书生，居然纠合散兵，指挥若定，与敌人作殊死战。

汉口失守后，他又到武昌继续出版《大汉报》。

汉阳失陷时，为安定人心计，他编集了一些外省胜利、援兵立至的“新闻”、“要电”，在《大汉报》上连续发表。

并在一天之内连发6次“号外”，对当时安定人心和鼓舞士气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为了笼络人心，便设立了一个名为“稽勋局”的机构，来对革命有功的人授奖：

颁发勋位和嘉禾、文虎等勋章。

胡石庵得知被授予一等嘉禾勋章后，对这一“殊荣”，却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立即把勋章退回了“总统府”，并附上一首诗：

三户亡秦愿已空，战场荒草渍残红。

郑蛇内外成虚斗，冀马奔腾起大风。

一雁横飞秋色里，万花齐落鼓声中。

乾坤正气消磨尽，狗尾羊头亦巨公！

 ‘

这首诗对仗工稳，用典贴切，旁敲侧击，对袁凯的倒行逆施极尽其挪揄嘲讽之能事，体现了胡石庵爱憎分明的可贵品质。

胡石庵不但敢于给“总统府”寄去这首诗，而且还敢于在《大汉报》上披露出来。

因而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人们拍手称快。

但却遭到袁世凯的忌恨。

因此，当袁党段芝贵督鄂时，这张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大汉报》就被强行封闭了，胡石庵也锒铛入狱。

出狱后，因受刺激过深，落落寡欢，于1926年郁郁死去。

出奇制胜   赤手回澜

首义伊始，武昌城内百废待举，更无暇顾及报刊宣传等工作。

汉口的形势则更为纷乱。

一天，有两个日本人和一个英国人在闲谈时问胡石庵：

“武昌之变，究竟属何性质？

”胡石庵毫不含糊地说：

“是革命党起义，光复汉族河山，推翻君主，建立民国。

”那个英国人说：

 “恐怕不一定吧，我们领事馆接到总督瑞澂的照会说武昌是土匪作乱，奸虏烧杀，抢夺钱财，无恶不作。

既是革命党起事，为什么没有明文公告使中外人士了然呢？

”胡石庵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你们不要相信那一套，那是瑞澂的恶意中伤，一两天内就会有革命的机关报在汉口出版的！

”  

胡石庵深深知道，作为舆论工具的报纸，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必须肩负起它的重要使命，一定要把报纸尽快办出来。

回公司后，他就将工人召集拢来，同大家商量。

但此时公司里除几台破旧的印刷机外，连纸张也没有了。

可是大家情绪极高，马上凑集了一点钱，买回几令纸。

胡石庵一个人就苦思冥想、自写自编、排版校对，在首义后的第五天（1911年10月15日），这份首义后的第一张革命报纸——《大汉报》就诞生了！

在《大汉报》的创刊号上，头版头条就登载了一篇以“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名义，讨伐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檄文：

“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布告国人曰：

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

”接着列举了清朝政府统洽中国260多年来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种种罪行。

然后义正词严地说：

“军政府恭行大罚，义无反顾。

谨申大义，以告国人”。

这篇笔锋犀利的檄文，既非军政府的文告，亦非受命之作，而是胡石庵闭门“创作”出来的。

正当报纸开印的时侯，革党人郑江灏来了，他看后惊奇地问：

“这是江那边军政府送来的吗？

”胡石庵风趣地回答说：

“非也，这是本店自造的。

”郑说：

“你好大胆，竟敢用军政府名义！

”胡答：

“把声势夸大些，既可以安军心，又可以丧敌胆，这个谎非扯不可！

”说完两人相视大笑。

在创刊号上，除了这篇檄文外，还有一些振奋人心的“新闻”和“专电”：

如“黄州巡防营独立”、“荆沙宜昌的驻军宣告独立并向武汉赴援”、“湖南革命军起义占领长沙其援鄂部队即日可到”、“九江独立”等等。

当然，这些“新闻”和“专电”也都是胡石庵虚构的“杰作”，但看的人都信以为真，热烈争购，使创刊号的三万份报纸，顿时被抢购一空！

有趣的是，第二天胡石庵就收到一位革命党人假托“大总统孙文”的名义，写的一篇《告全国同胞书》的来稿。

胡石庵心里明白：

孙中山此时根本不在国内，也还未经民选什么“大总统”，但他认为这篇文告文情并茂，有号召力，就全文照登了。

这是胡石庵又一次“胆大妄为”！

这种作法，说明胡庵的办报方针深受资产阶级不求真实，追求耸人听闻的思想影响。

但在当时，对稳定大局、安定人心、鼓舞士气等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同小可的积极作用。

后来，汉口军政分府成立，詹大悲从各方面大力支持了胡石庵，才使《大汉报》真正成为一份名正言顺的革命机关报了

爱憎分明   文如其人

胡石庵爱憎分明，思路敏捷，文笔锋利，深切感人。

他在《大汉报》上发表的不少诗文，都赢得了读者的敬佩和欢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如写的一首哀悼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的七绝：

孝儒舌断血成碧，子胥头悬眼尚睁。

革命未成遗恨在，江流呜咽作悲鸣！

这首诗哀惋沉痛，催人泪下。

当它在《大汉报》》上发表后，激起广大读者感情上的共鸣。

在《大汉报》上，胡石庵不但经常自己撰写诗文，或颂扬革命，或鞭挞敌人，或唤起民众，都是立场坚定，爱憎鲜明。

他还在报上发表了不少别人的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受到了人们的赞赏。

如黎元洪赴京时，《大汉报》上就发表了老报人蔡寄鸥写的一首五言古体长诗。

这首诗在当时影响很大，而此后却不多见，故知者甚少，颇为珍贵，兹赘录如下：

我本楚狂人，狂歌声欲嘶。

学为泽畔吟，放浪武昌矾。

俯仰叹今古，楚人其殆而。

昆季不相亲，安望相扶持？

昔日有伍员，去国泪如丝。

中途遇良友，把酒哀别离。

复楚与存楚，意见竟分歧。

昔有屈大夫，秉笔作骚词。

忠也而获谤，信也而见疑。

至今汨罗水，呜咽不胜悲！

昔日有陈胜，揭竿举义旗。

其徒曰吴广，患难本相依。

胡为功未成，背道各分驰。

三户可亡秦，独立宁能支？

昔日有项羽，拔山山可移。

子弟八千人，临去不相随。

可怜垓下死，只有一虞姬。

四面皆楚歌，英雄泪满衣。

昔有陈友谅，相从徐寿辉。

起义天目山，勋望何巍巍。

胡为君与臣，自已相诛夷。

不及牧牛郎，犹解创国基。

上下数千年，吾楚忒颠危。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谁欤在武昌，平地一声雷！

大哉黎宋卿，帐前多健儿。

拔剑不相下，天颜讵敢违？

功狗既当烹，功人安可为？

瞻望鹗鹉洲，芳草何萋萋。

瞻望黄鹤楼，笛声何凄其！

古人不可见，神仙不可跻。

万骨皆枯槁，荒凉六大堆。

一将功已成，掉头去不归。

哀哉我楚人，犹自醉如泥。

沫猴不可冠，井蛙不可窥。

拔剑仰天啸，作此楚狂诗！

这首三百六十字的长诗，用比兴手法，将上下千年有关三楚人物典故，如数家珍地列举出来，或歌颂其英雄行为，或总结其失败教训，既是对黎元洪的期望，也是对当时革命者的劝告，婆心苦口，用意拳拳。

其爱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发人深省，感人至深，因此被传诵一时。

宣传革命 影响深远

胡石庵和他所办的《大汉报》为旧民主主义革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当时革命阵营中普遍公认的，就连黎元洪和袁世凯也不能不承认。

甚至当时外国的通讯社和报刊，都要以《大汉报》的消息为依据。

从下面摘引的当时群众的反映及首义参加者的回忆中，便可见其一斑。

朱峙三（继昌）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见闻录第二》中说：

“《大汉报》为胡石庵独资所办，敢发直言伟论。

”李春萱（作栋）在《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中说：

“《大汉报》是胡石庵创办的革命报纸，它尽量刊载革命胜利消息和人民群拥护革命的情形，总是供不应求。

交通要道贴有《大汉报》的地方，挤满了看报的人群。

”胡贽（茂之）在《辛亥史话》中更描写道：

“辛亥革命时期，《大汉报》销行最广，鼓吹之力独多。

当时革命军尝云‘胡石庵一支笔，胜过吾辈三干毛瑟枪！

’其推重有如此者。

”当时武汉街头有童言说：

“《大汉报》，真个巧，见了它，胆大了。

”又说：

“《大汉报》，胆真大，人人怕，它不怕”。

甚至当时武汉街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笑话：

“中华民国是胡石庵吹起来的。

”这虽是一句笑话，但不难看出当时《大汉报》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它的喜爱程度。

在国外，《大汉报》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如当时刊载那篇冒名大总统孙文告全国同胞书的报纸一传到伦敦，英国人士就都认为这篇文告是孙中山先生预拟的，而大总统的名义也是人民预选的。

还有不少人高兴地去向正滞留在英国的孙中山先生祝贺哩！

总之，胡石庵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报人，思想上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他使《大汉报》在辛亥首义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这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是罕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有一个署名“觐”的人在胡石庵的像赞中写道：

“现革命身，说革命事，为革命家，著革命记。

”他逝世后，其挚友国民党元老居正，为他所题的赞语中也说：

“公之别号，名可补天；公之才学，大笔如椽！

”这些都可说是对他战斗一生十分恰当的评价。

 （刊于2011年第5期《世纪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