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县志稿网络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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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县志稿》内容简介：

萧山为吾浙一大古邑，地滨钱塘，乃贯通浙东西之要衢，交通顺畅，商业繁兴，山水秀丽，物产丰盈，人文荟萃，精英辈出。

如此大邑，何得无志以记事乎？

稽宋元以来，志事勃兴，据一种统计：

两宋时期全国各级志书达六百余种，而以江浙为盛，惜散佚者多，传于今者，不超过三十部，而萧山是否有志，未见载籍。

明初萧山事务，始见于郡志，唯尚无单行一志。

萧山之独立成志，肇端于明，“宣德、弘治、正德、嘉靖，凡数修辑。

远者六十余年，近者仅十余年，明代修订，可谓綦勤”（杨士龙再跋），今所见者有嘉靖林修《萧山县志》六卷（今有胶卷本及抄本）及明万历刘修《萧山县志》六卷（现存残卷）。

清继明后，有康熙邹修《萧山县志》二十一卷、刘修《萧山县志》二十一卷及乾隆黄修《萧山县志》四十卷。

其后垂百八十余年，未见续修。

辛亥鼎革，万象更新。

民国三年，县知事彭延庆有鉴于民国肇建，百业待举，诸多事务已非旧志所能及，遂立意邀乡老贤士，创意修志。

经略多年，粗成规模，而彭令离任他调，人去政息，成稿束之高阁，渐有散落。

迄民国九年，陈氏曾荫来萧主政，重加董理，谋付剞劂，亦未蒇事。

直至民国二十四年张宗海氏来掌县事，深知志书之要，立意成书，乃整旧稿，“阙者补之，赘者删之，讹误者更正之，错杂者理董之；凡四阅月而稿定，检付手民，刷印成书”（张宗海序），即今之民国二十四年本《萧山县志稿》。

检索目录

《萧山县志稿》（民国二十四年本）整理前言

整理凡例

《萧山县志稿》（民国二十四年本）

卷首

卷一·疆城、卷二·山川、卷三·水利、卷四·田赋（上）、卷五·田赋（中）、卷六·田赋（下）、卷七·建置（上）卷八·建置（下）卷九·古迹卷十（上）·学校卷十（下）·学校卷十一·纪事卷十二（上）·县属各官表卷十二（下）·官师卷十三·选举卷十四·人物

（一）卷十五·人物

（二）卷十六·人物（三）卷十七·人物（四）卷十八·人物（五）卷十九·人物（六）卷二十·人物卷二十一·人物卷二十二·人物卷二十三·人物卷二十四·人物卷二十五·人物卷二十六·人物卷二十七·人物卷二十八·琐闻卷二十九·琐闻卷三十·艺文卷三十一·艺文卷三十二·艺文卷三十三·艺文卷末·旧序

序言

萧山为吾浙一大古邑，地滨钱塘，乃贯通浙东西之要衢，交通顺畅，商业繁兴，山水秀丽，物产丰盈，人文荟萃，精英辈出。

如此大邑，何得无志以记事乎？

稽宋元以来，志事勃兴，据一种统计：

两宋时期全国各级志书达六百余种，而以江浙为盛，惜散佚者多，传于今者，不超过三十部，而萧山是否有志，未见载籍。

明初萧山事务，始见于郡志，唯尚无单行一志。

萧山之独立成志，肇端于明，“宣德、弘治、正德、嘉靖，凡数修辑。

远者六十余年，近者仅十余年，明代修订，可谓綦勤”（杨士龙再跋），今所见者有嘉靖林修《萧山县志》六卷（今有胶卷本及抄本）及明万历刘修《萧山县志》六卷（现存残卷）。

清继明后，有康熙邹修《萧山县志》二十一卷、刘修《萧山县志》二十一卷及乾隆黄修《萧山县志》四十卷。

其后垂百八十余年，未见续修。

辛亥鼎革，万象更新。

民国三年，县知事彭延庆有鉴于民国肇建，百业待举，诸多事务已非旧志所能及，遂立意邀乡老贤士，创意修志。

经略多年，粗成规模，而彭令离任他调，人去政息，成稿束之高阁，渐有散落。

迄民国九年，陈氏曾荫来萧主政，重加董理，谋付剞劂，亦未蒇事。

直至民国二十四年张宗海氏来掌县事，深知志书之要，立意成书，乃整旧稿，“阙者补之，赘者删之，讹误者更正之，错杂者理董之；凡四阅月而稿定，检付手民，刷印成书”（张宗海序），即今之民国二十四年本《萧山县志稿》。

文摘

西河自苏家潭而南为塘河，一名南门江，南抵白露塘，北抵苏家潭万历志：

西河下原注正德志云：

南通崇化诸乡之水，北通运河。

又菊花河在县南一百步，受街衢之水，南注苏家潭。

其东西二山：

东日东蜀山，西日西蜀山，即古之潘水也。

《汉书·地理志》：

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

《水经注》：

潘水疑是浦阳江之别名也，自外无水以应之。

《县志刊误》：

涨潘桥在县南十五里，以潘水所经得名。

西山之阳实有名潘泉者，其水东注，经浦阳江入海，今名潘泉井。

县南诸河之通南门江者，有埭上河，在治西南十五里，西至横筑塘，东至南门江，为县治至义桥之要道。

旧时崇化、来苏两乡开放湘湖，凡童家湫、黄家霪诸穴，其水道必经此河。

有西山河，治西十五里，由县治达石岩要道、石岩斗门，开放湖水，由此达崇化诸乡。

有南山河，治南十四里，由埭上河分支，经东庄周入南门江，通来苏乡。

旧为来苏开放湖水之水道，有来苏河，治南十里，西通南门江，东通钱清江。

湘湖出水之道，其东经埭上河、西山、河南山河，入南门江；其北由村口闸、盛家桥、望湖桥入运河；其西南由历山南穴流出，经前后吴村，至西江塘而止，名西河。

由杨歧闸流出，西至渔浦街而止，名北河。

南与亭子头穴之水汇合，至后坛南分为二：

西至杨家滨、西江塘而止，东至峡山头、堰基坝而止，名南河。

由凤林闸流出，经峡山头分为二：

一至义桥市、西江塘而止，一经天昌闸、潋堰闸，至新坝市、西江塘而止。

《宋史·汪纲传》：

萧山有名运河，西通钱塘今运河不通江，东达台明，沙涨三十余里，舟行则胶，乃开浚八千余丈，复创闸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泄于涂。

则尽瓷以达城闺，十里创一庐，名日施水，主以道流。

于是舟车水陆不问，昼夜寒暑意行，利涉欢欣忘勋。

《宋史·河渠志》：

萧山县西兴镇通江两闸，近为沙壅塞，舟楫不通。

乾道三年，守臣言募人自西兴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浚闸里运河十三里，通便纲运，民旅皆利汪纲浚治运河，在宁宗嘉定间。

此云乾道中，相去数十余年。

复恐湖水不定，复有填淤，且通江六堰史文未详堰名，今各堰因革随时，亦难细考。

纲运至多，宜差注指挥一人，专以开撩西兴沙河系衔。

及发捍江兵士五十名，专充开撩沙浦，不得杂役，仍从本府起立营屋居之。

按据史文，似宋之沙河在闸外，运河由之以通江。

唯所称通江两闸，不知究在何处。

旧志沙河注云：

沙河在西江塘内沿江一带，直抵海塘，与运河相为表里。

又云：

沙河与运河毗连。

今沿江沿海塘内俱有支河，即其故道，似与史文不合也。

县中湖沼除湘湖、白马湖外，俱详《水利门》中，不复述。

谢承汉书日：

余暨有涉皇山。

旧志云：

今无考。

县志刊误谓即越王山，盖音相近而误。

此亦想当然之事耳。

《越绝书》日：

豕山疑在余暨界。

旧志云：

今其地无考，附录于此。

附录《钱塘江义渡碑记》应宝时撰：

钱塘义渡，古未之有。

同治三年，粤匪初退之后，杭绅胡君光墉，时方主善后事，垂念钱塘江中渡船，以多得钱为利，人众载重；又不论潮涨风大，黑夜贪渡，往往至倾覆，虽悯之，无法可拯也。

于是请于制府中丞湘阴左公，有义渡之设。

萧山在清代隶属绍兴府。

绍兴在清代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其进士数量在清朝名列前茅。

当代学者对于绍兴的研究很多，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山阴、会稽等县。

由于萧山在1958年以后归属杭州市，学者在研究绍兴时自然就忽略了这一曾经在清代绍兴府占有重要位置的地区。

萧山与杭州隔钱塘江相望，自古即是吴越之分野，是由杭州往浙中、浙南以及福建的客商必经之处，也是闽浙学子北上进京赶考的驿站。

萧山的水路交通是连接中央政府和浙江学子的重要纽带。

因此，萧山的地方文人和经济在清代占有重要的地位。

正如民国时萧山县知事陈曾荫在民国《萧山县志稿原序》中云：

“萧山，一唐之紧县也，与省会隔一衣带水，声名文物自昔称盛。

”①自清初萧山就在政界和学术界涌现了不少名人。

清朝初期，著名学者毛奇龄（1623～1713）在多方面均有建树，阮元更是被尊为清学的首创者；清朝中叶，朱氏兄弟朱筠（1729～1781）和朱珪（1731～1807）作为乾隆和嘉庆两朝的重臣，在政治和学术上都有重要贡献（朱筠对于包括戴震、洪亮吉（1746～1809）在内的众多学者的支持对当时整个学术界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朱珪作为嘉庆的老师，在反和珅的斗争中作用巨大）。

而当清朝走向衰败之际，汤金钊（1772～1856）作为道光时期重臣，担任过吏部尚书、礼部尚书以及工部尚书等职，并积极支持林则徐禁烟。

清朝末年，汤金钊同族汤寿潜（1856～1917）力主变法革新，写下《危言》四卷提出众多建议，并成为清末民初浙江地方要员。

可以说萧山在整个清朝在政治、学术领域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萧山地方志作为记载萧山人物传记以及其他信息的资料性文献，自然对研究清朝历史有着相当大的意义。

目前存世的编撰于明代至民国时期的萧山县志共有6部。

明代的嘉靖志、万历志皆由地方官员负责编撰，分类相对简单。

万历志包括天文、地理、建置、食货、人物、列传和杂志七大类。

嘉靖志与之类似。

清朝虽然是地方志编撰的鼎盛时期，但是编撰于清代的萧山县志却只有两部———康熙志、乾隆志。

其中康熙志分为18门，而乾隆志分类达30余种，但错误纷杂，毛奇龄甚至针对康熙志撰写了《县志刊误》。

因此民国3年（1914年），萧山本地文人在地方官员的组织下，开始编撰新的《萧山县志稿》，并于1935年完成了编撰工作。

这一县志稿被称为民国志。

这一县志和乾隆志相比，在分类上相对简略而合理。

除了6张地图以外，共分为13大类：

疆域、山川、水利、田赋、建置、古迹、学校、纪事、官师、选举、人物、琐闻和艺文。

虽然记载了一些清以前的内容，但主要还是清初至清末的史料。

在《萧山县志稿》之后，有俞樾弟子来裕恂以一己之力于1948年完成的县志稿，为萧山旧修县志殿后之作，包括《萧山县志稿》14卷，《志余》1卷，达76万字。

《萧山县志稿》主要编撰者之一杨士龙在《萧山县志稿•跋》中明确地指出县志编撰的体例：

“清代修志，能驭以史法，独辟蹊径，自创义例者，实惟会稽章实斋先生，卓然名其家。

姚君兹编，虽未必规仿实斋以自立，异然亦有不苟同与流俗者。

”姚莹俊在民国《萧山县志稿•后序》中也尊称章学诚为“修志专家”，而绝口不提戴震以及其他方志大家。

由此可见，民国志编撰者对于方志的理解大体上与章学诚的方志思想相似。

章学诚将县志本身视为历史的一种，表明在他看来家谱是县志中人物传记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

这

相仿。

事实上，清朝时江南地区的不少地方和绍兴一样面临举人难考的问题，但是绍兴拥有特别悠久且强大的幕僚体系，这在政治中心顺天尤其明显。

根据科尔的统计：

“在北京所在的顺天府，绍兴来的二级官员（幕僚）比例远远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

……例如，从清朝建立开始到1883年，在顺天府的府级和县级的监狱负责人中，高达24%的来自于绍兴。

”因此，在研究幕僚或者寄籍问题方面，民国志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材料。

《萧山县志稿》还详细讲述了那些成为进士的传主们如何从普通书生成为进士的过程，例如，民国志的《朱珪传》讲到朱珪最初师从朱轼，然后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中举，次年中进士。

甚至还讲述了朱轼与朱珪祖父朱登俊是如何结识的。

《萧山县志稿》保存的这些细节不但对研究清朝的考试制度非常有用，而且对研究历史人物的生平也有帮助。

另外，《萧山县志稿》还描述了传主的家庭背景。

举例来说，《萧山县志稿》告诉我们汤金钊的家人几乎都是商人，且汤金钊的父亲不愿为官。

可是同样担任了高官且当时被称为“萧山相国”的朱凤标家里却是世代儒生。

这些信息有利于我们分析官商之间的关系，地方经济发展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士绅阶层形成的过程。

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已经指出，家族结构是使人成为官员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如果我们试图从家庭背景着手来分析某些官员，《萧山县志稿》就显得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