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过度维权调研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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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过度维权调研报告

罪犯过度维权调研报告

　　近年来，随着监狱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进程的深入，监狱执法的监督体系的逐步完善，罪犯维权的渠道增多，罪犯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丰富和保障自己的权利，这是罪犯维权意识的增强，也是监狱依法治监，文明、规范执法的成果的体现。

但是，部分罪犯在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权力范围进行扩大，超越了监狱保障罪犯权利的相关法定界限，混淆罪犯应尽的义务与享有的权力的界限，这就出现了罪犯过度维权的现象。

过度维权现象直接影响着监狱警察执法权的依法行使，给罪犯教育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些监狱警察未能适应这一新情况，在工作当中或粗暴简单、或缩手缩脚、无所适从，这势必影响管理教育罪犯的工作质量，进而甚至影响到监管的安全稳定。

因此，如何转变观念，改进工作方式，适应监管工作的新变化，是摆在管理教育罪犯工作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过度强调权利，义务意识淡漠。

罪犯在行使权利时表现得积极，履行义务时，表现却尤为消极。

把监狱依法、严格管理视为对罪犯权利的侵犯；把监狱对罪犯权利的依法保护视为“让步”。

例如罪犯韦某，长期装病偷懒拒不参加劳动改造，却一再坚称监狱侵犯他的“休息权”，像这种没有履行“劳动的义务”，却要求保障“休息的权利”的罪犯屡见不鲜。

　　暗地监督监狱警察的执法行为。

一些罪犯的反改造手段隐蔽，擅长揣摩监狱警察心理，采取记录日记等方式观察记录警察言行，对直管警察的执法行为存在疑义，但没有通过“狱内110信箱”、“纪检监察信箱”、“监狱长信箱”等合法渠道反映或举报，而是利用法律或制度维护、扩张自身的权利。

甚至出现了，罪犯刑释之后，到处上网“维权”或者信访“维权”。

如罪犯王某，在狱内改造时貌似老实，其实暗地私藏一本笔记本，用以收集、记录监狱警察的“言行举止”，待到释放后，该犯四处宣扬、造谣监狱如何“黑暗”、警察如何“执法不公”，给监狱形象抹黑，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过度维权的罪犯往往将自身与自然人等同。

这尤其体现在接见时间、接见次数和对象的限定上，罪犯不理解甚至抵触法律法规对其制约。

法律维权是罪犯合法正当权利得以有效保障的一种重要途径，但具体的刑罚执行中，许多罪犯误认为，进入监狱成了犯人已是惩罚，在监狱内就能象普通人一样，除了人身自由受限制外，其余一切权利都应享有。

如罪犯文某，警官找谈话时该犯不按监规脱帽蹲下，声称“人人平等”，“凭什么我要脱帽蹲下？

”并要求保障罪犯的“人格权”等等。

　　法律的缺失。

随着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不断健全，对于服刑人员合法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不断系统化和完善，但是对于警察执法权益的保护在立法上却显的比较薄弱。

当前，我国虽然制定了监狱法，但是监狱法的法律位阶较低，权威性也有待提高。

监狱法对监狱执法和警察执法大多是原则性和指导性的规定。

而监狱工作的实施与开展主要靠的是司法部，厅局和监狱的文件和一些规定。

这些文件和规定无法形成系统和有效链接，影响了监狱和法律的权威性。

监狱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没有法律的依据和强硬的支撑，致使在处置罪犯过度维权现象时显得“底气不足”。

　　法律的变化。

《刑法修正案》出台后，重刑犯、暴力犯及累犯的减刑权或减刑幅度受到一定的限制，甚至使减刑无望，他们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其它所谓“权利”的维护上，混刑度日、消极抗改的现象十分突出，对监狱日常的计分考核扣分处理、警告、记过处理没有任何畏惧感，难以形成威慑作用，所犯的错误又得不到禁闭处分，监狱对这部分罪犯缺乏必要的惩罚和强制约束措施，警察的执法权行使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导致罪犯“过度维权”现象的发生。

　　罪犯构成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罪犯越来越多，他们认知能力强，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识。

监狱内经济、职务罪犯比例增加，这部分人对法律法规的熟知程度高于常人，并善于通过“咬文嚼字”或“钻牛角尖”进行过度维权；“二进宫”、“三进宫”等“老油条”罪犯对监狱管理体制和监规纪律较之前两种人则更加熟知，他们更清楚如何利用监规纪律“打擦边球”，以及在违纪后如何与警察“打交道”。

　　举报制度的滥用。

罪犯递交给上级的举报材料和信件不受检查，部分罪犯利用举报可匿名的规定，进行不实举报事实上得不到处罚的司法现状，他们把对警察严格公正执法的不满，频繁地捏造或杜撰一些“事实”向上级反映，以达到其干扰正常的司法秩序和监管改造环境的目的。

警察在被举报后，从调查取证到证明无辜，这期间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和规定的程序，对警察的心理和工作自我满意认知度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一些警察在对严格执法的认识上，都不想因为自己的坚持原则而被罪犯恶意举报；执法严格逐渐转变成过度严谨，宁可放松要求，也不愿自己被“卷入”举报对象。

产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罪犯曲解法律法规，利用罪犯对警察的诬告陷害不会得到实质性惩罚的司法事实，玩法律游戏；另一方面，警察在社会舆论监督、严格的工作纪律、罪犯不实举报等多重干扰下，执法难的感觉有增无减，因而放任了罪犯“过度维权”现象的发生。

　　完善法律法规，确保监狱警察执法权的充分行使。

目前，《监狱法》只有在第五条规定“监狱的人民警察依法管理监狱、执行刑罚、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等活动，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也只有在第五条作了笼统的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

由于监狱警察执法行为缺乏有力的支撑和保障，罪犯过度维权直接导致警察在日常执法中妥协执法或者因为惧怕出监管事故而“如履薄冰，不敢作为”。

因此，首先在立法上，要对监狱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保护重视，并作为法律明确下来。

同时对监狱法进行完善，对于人民警察执法的法律规定要细化。

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有法可依，监狱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才能做到有理有据。

　　建立健全警察申诉及复议制度，提高对警察合法权利的保障，反制罪犯过度维权现象。

罪犯在日常的改造中往往钻法律的空子，打着“维权”的幌子对警察的日常管理采取对抗、威胁、谩骂，甚至找检察院告警察，给警察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且警察一旦被犯人告状，由于有很多地方的监狱没有安装闭路监控对警察的执法进行全程监控，警察往往很难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所以应建立警察申诉处理机制和行政复议制度，提高对警察合法权利的保障。

　　加大对过度维权罪犯的惩戒力度，达到警示他犯、“以儆效尤”的目的。

恶意检举、逃避劳动、无理缠诉等过度维权本身就是一种违纪行为，应给予严厉打击。

当前，在罪犯过度维权现象逐渐增多的情况下，一些警察在管理教育罪犯工作中畏手畏脚，特别是对违规违纪罪犯的惩戒缺乏应有的力度，常常是口头批评了事，出现了“遇事躲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惹麻烦”的思想，也就出现了“不敢管”、“不愿管”的现象。

而且，当前在罪犯的管理教育体系中缺乏对过度维权罪犯的强力惩戒措施，这就出现了对罪犯过度维权的提升和对罪犯惩戒力度降低的强烈反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管理手段强度的相对弱化,这既不利于改造罪犯，达到刑罚的个别预防目的，也不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

因此，必须健全完善对过度维权罪犯的强力惩戒措施。

　　提高监狱警察素质，公正文明执法。

由于个别警察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熟悉，业务不精通，法律意识淡薄，工作比较盲目，面对罪犯过度维权情况无能为力，导致自己的工作陷入被动。

因此，必须熟悉自己的岗位业务，精通业务，能灵活运用法律和监狱的各项规章制度，这样才能妥善处置罪犯过度维权的现象。

再者，监狱警察在执法工作当中，必须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体现法律的威严，保护法律的尊严。

只有这样才能让服刑人员心服口服，也可以少了人们对监狱人民警察的非议，从而弱化罪犯及其亲属过度维权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