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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重耳、太子申生、晋惠公夷吾、秦穆公夫人、晋怀公子圉的年龄

1楼

晋文公重耳、太子申生、晋惠公夷吾、秦穆公夫人、晋怀公子圉的年龄问题

《史记·晋世家》晋献公五年，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

十二年，骊姬生奚齐。

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

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

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

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

十六年，晋献公作二军。

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

二十一年，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杀於新城。

此时重耳、夷吾来朝。

……二子闻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备守。

（公元前655年）二十二年，献公怒二子不辞而去，果有谋矣，乃使兵伐蒲。

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杀。

重耳逾垣，宦者追斩其衣祛。

重耳遂奔翟。

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二十五年，骊姬弟生悼子。

二十六年，献公卒。

……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

……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

……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之。

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

乃令国中诸从重耳亡者与期，期尽不到者尽灭其家。

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肯召。

怀公怒，囚狐突。

突曰：

“臣子事重耳有年数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

何以教之？

”怀公卒杀狐突。

秦缪公乃发兵送内重耳，使人告栾、郤之党为内应，杀怀公於高梁，入重耳。

重耳立，是为文公。

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

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

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

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

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

献公十三年，以骊姬故，重耳备蒲城守秦。

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太子申生，骊姬谗之，恐，不辞献公而守蒲城。

献公二十二年，……重耳遂奔狄。

狄，其母国也。

是时重耳年四十三。

从此五士，其馀不名者数十人，至狄。

……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与壮士欲杀重耳。

重耳闻之，……重耳谓其妻曰：

“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

”其妻笑曰：

“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

虽然，妾待子。

”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

……重耳重耳至秦，缪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与往。

……是时晋惠公十四年秋。

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

十一月，葬惠公。

十二月，晋国大夫栾、郤等闻重耳在秦，皆阴来劝重耳、赵衰等反国，为内应甚众。

於是秦缪公乃发兵与重耳归晋。

……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晋人多附焉。

关于晋文公重耳出亡时的年龄，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史记》：

四十三岁，另一个是《国语》一十七岁。

个人认为：

史记有误！

虽然根据武公、献公的在位年数，重耳有四十三岁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不可能。

重耳的母亲是大臣狐突之女，狐突之子狐毛及狐偃都是重耳的舅舅。

这是《史记》、《左传》都明确记录的。

重耳归国之前，六十一岁，两个舅舅的年龄有多大？

外公狐突有多大？

外公至少比外孙大35－40岁，狐突已经是百岁老人了，可能吗？

重耳离开狄国时，对妻子说：

“等我二十五年，如果我不回来，就改嫁吧。

”这时重耳如果是史记里记载的五十四岁，还用等二十五年吗？

五年估计都差不多了。

那时人有几个能活六十岁的？

因此，《国语》的十七岁就比较可信了！

公元前655年，重耳出亡，年一十七岁，公元前636年，晋文公即位，年三十六，正当壮年。

公元前656年，秦穆公四年，就是太子申生死的前一年，秦穆公娶了太子申生的姐姐或者妹妹（有多个说法，估计妹妹可能性大）。

这时秦穆公估计25－30岁，穆公夫人穆姬应该20岁左右。

重耳归国是20年后，穆姬夫人应该是40左右。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十六年，太子申生担任下军主将，估计有20多岁，死于公元前655年，晋献公二十一年，估计25－30岁。

晋惠公夷吾，是重耳的弟弟，出亡时应该比重耳小，估计十六岁左右。

公元前650年，夷吾即位为惠公，在位十四年，死时30岁。

他的儿子怀公子圉，估计是十五岁左右（古人结婚早，生育早）即位，很快君位被重耳夺取，自己也被杀了。

怀公子圉的老婆怀赢，估计也是十五岁左右。

上课比较辛苦，就拿一篇四、五年前做的一篇不成熟的文字来充数，其实当时没有看到的材料，现在也看到了，但还是没有时间来修改。

如果能得到朋友们的指正，进一步推进对问题的认识，则幸甚。

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开创了晋国百年霸业。

但他即位时的年龄一直存在争议，不仅早期史家的记载不同，后世的学者的意见也不一致。

本文希望达到的结果，不外乎重新审视学者们常用的材料，并提出一些新的证据。

至于肯定的答案，则不敢以为必。

《史记·晋世家》：

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

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

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而固已成人矣。

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

……献公二十二年，……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

是时重耳年四十三。

……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晋人多附焉。

（年表中献公以及其父祖在位之年需要考察，看重耳有无可能那时在其父即位前即已二十岁）

据此，文公即位时年六十二，在位凡九年，卒年七十一。

《左传》昭公十三年：

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

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

亡十九年，守志弥笃。

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

献无异亲，民无异望，天方相晋，将何以代文？

此二君者，异于子干。

共有宠子，国有奥主。

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而不送，归楚而不逆，何以冀国？

”

《国语·晋语四》：

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晋公子亡，长幼矣（韦注：

长幼，从幼至长也。

）

《左传》和《国语》的记载是一致的。

据此，则文公出亡年龄为十七岁，逃亡十九年，即位时年三十六，卒年四十五。

值得指出的是，《史记·楚世家》中几乎全文引用了《左传》昭公十三年的叔向的话。

（崔述对此有无考辨？

）

上面两种记载的不同之处在文公出逃的年龄，以后的时间则无差异。

问题是，司马迁在作《史记》时，引用了大量《左传》中的材料，他对《左传》的记载一定是熟悉的，在写作这一节的时候，着重强调了重耳在各个时期的年龄。

似乎是有意识地在纠正《左传》和《国语》中的记载。

如果他认为《左传》的记载有误，他可能见到过其他足以证明《左传》记载错误的文献，或者，他认为《左传》关于文公年龄的记载有相互抵牾之处。

因此，他才在此郑重记载文公每一个重要的年龄。

后世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也比较关注。

多数认同《左传》、《国语》的记载，但也有支持《史记》的记载的。

支持《史记》记载的主要有清代学者梁玉绳。

他在《史记志疑》卷二十一中云：

《史》言文公二十二献公即位，四十三奔狄，六十二返国，卒时年七十。

《左》、《国》言文公生十七年而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卒时年四十四，何不同若是？

余谓信《左》、《国》不如信《史记》。

奚以明之？

其守蒲城也，二嬖曰：

“疆场无主，则启戎心。

若使重耳主蒲，可以惧戎。

”依《史记》，文公守蒲城时年三十二，与惧戎之说正合，依《左》、《国》，但六龄耳，非适足以启戎心乎？

其战城濮也，楚子曰：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

”依《史记》文公战城濮时年六十六与假年之说相符，依《左》、《国》仅四十耳，年少于楚成，安得谓天假之年乎？

号称“马三代”的清代学者马骕在《绎史》卷五十一，晋文公霸业也云：

文公之反国，年已六十二矣。

马骕在此没有说明他的理由。

梁氏的理由虽说不无道理，但主要是推测。

单就他的证据来说，童子守城，安全与否，尚要看辅佐的大臣的能力和其他条件。

清朝前期，顺治、康熙二帝均幼年即位，最终却维系了他们的统治。

至于“天假之年”，本无定数，用来断定年龄，并不充分。

司马迁在《楚世家》中对“天假之年”的解释是“重耳亡居外久”，也可以说明梁氏的理解有误。

认同《左传》和《国语》记载的学者相当多，如早期杜预和韦昭，杜氏在注中未对文公年龄注释，当为认同，韦氏则认同年少之说。

日人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竹添光鸿在《左氏会笺》中都认为《左传》的说法合理。

清人徐元诰在《国语集解》中也是如此。

现代史家顾颉刚和王玉哲都认为《左传》之说合理。

这些认同《左传》记载的学者的主要理由是：

其一，文公出奔之年，即其姐穆姬出嫁秦穆公之时。

四十几岁始出嫁，在当时，实在是不可能之事[1]。

其二，司马迁书中在不同处自相矛盾的地方。

顾颉刚先生云，《赵世家》有赵简子疾，扁鹊认为他的病与秦穆公的病一样，因而涉及穆公那时说“我之帝所，……帝告我：

‘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梁玉绳曰：

五世当是三世，盖晋献公、惠公、怀公也。

见《史记志疑》）；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

’”顾先生认为，五世不安者，献公之乱也；未老而死者，文公之霸也；男女无别者，襄公败秦师而归纵淫也。

此文还见于《扁鹊传》。

顾先生指出，史迁既两书文公“未老而死”，而作《晋世家》时独谓其卒年七十，这是相互矛盾的[2]。

王玉哲先生文未见。

但顾先生称他的《晋文公重耳考》（载《治史杂志》第二期）“详征博辨以明《史记》说之非。

虽子长复生，亦无能自解辨矣。

”后来王先生又致书顾先生，说明《晋世家》记载致误之由，称“《晋世家》之误当非史公臆想而必有其原因。

按《世家》曰：

‘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二。

’实则重耳年二十二时正为献公卒岁，故哲颇疑史公以献公卒时之重耳年误为献公即位时之重耳年也。

有此一误，遂至满盘皆错，重耳年寿乃增出二十余岁矣。

”顾先生认为，此说甚是[3]。

比较两说，后者说服力较强，尤其是穆姬嫁给秦穆公的事实，对《史记》的说法的反驳，是极为有力的。

但王先生之论，并无文献可据。

顾先生的证据，仅指出了《史记》记载的自身矛盾。

但司马迁做《史记》，在选择不同说法的文献时，往往在不同篇章里保存异说。

如果根据这一写法，他无疑认为《晋世家》的记载更为接近事实。

其实，如果根据认同《左传》记载的这些学者反驳《史记》记载的方法——找出《史记》记载的矛盾，《左传》的记载也并非全无矛盾。

其一，晋襄公的年龄。

襄公是嬴氏所生，这在崤之战中是有着比较清楚的记载的。

杜注：

文嬴，晋文公始适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秦伯纳女五人”给重耳，文嬴为夫人。

襄公即使生于僖公二十四年，即位时最多八、九岁，文六年，晋襄公卒，在位仅七年，无论如何，他去世时都不会超过十五岁。

如何在即位之时，童子就能指挥战争，而且在文七年去世，太子灵公即已出生。

根据《左传》文公六年记载，“灵公少”，言少，则不应当如杨伯峻先生所解释的那样，“当在襁褓中”[4]。

《说文解字》云：

“少，不多也。

”似乎已经脱离了襁褓之中了。

那么，襄公生子的年龄似乎太早了。

尽管《左传》有襄公九年“国君十五而生子”的说法，但关于国君的婚龄，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古书谈到婚龄的：

“《书传》、《礼记》、《公羊》、《谷梁》、《周官》，皆以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墨子》、《韩非》则谓丈夫二十，妇人十五。

《大戴》又谓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

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异义》：

《大戴礼》说，三十而室，二十而嫁，天子庶人同礼”[5]。

三十而室，恐怕与古人寿命不合（戴震于此亦有说）。

鲁国国君皆短命，国君尚且如此，遑论他人？

如根据《左传》的记载，早婚当属实，清儒惠栋认为古代国君因为“重国嗣”而早婚[6]。

即使退一步，暂且同意《左传》的说法，但从生理上说，晋国文、襄、灵三公之出生和即位，也太过巧合了。

其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

“狄人归季隗于晋而请其二子。

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

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

姬曰：

‘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

必逆之！

’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

”杨伯峻先生认为，文公妻赵衰，不知在何年，既生三子，返国而赵姬请逆赵盾，则自在此年以前。

此女亦不知何人所生，《传》所言者，惟季隗生二子。

若齐姜，纵生女，此时亦年小，不足嫁人[7]。

的确，如果按照现有的材料，文公十七岁出亡，似乎没有年龄合适的女儿嫁给赵衰。

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很早就结婚生子的可能性。

现在的分析，都建立在十七岁还未到结婚年龄的假设上。

上面的这两个矛盾，并非绝对矛盾，只是与我们通常的认识有矛盾。

其三，《左传》僖公四年，太子申生说“君老矣”，按《说文解字》：

“老，七十曰老。

”晋献公如果此时已有七十岁，按照常理，我们同样难以相信他的孩子的年龄会如此幼小。

僖公五年，晋献公二十二年，把女儿穆姬给秦穆公，穆姬年龄当不超过二十岁，此时重耳年十八，太子想必也就二十岁左右，其他如惠公，与重耳相当，奚齐和卓子不过七、八岁。

但《左传》的记载的确如此。

按照《晋世家》，曲沃桓叔，即晋文侯之弟成师，被封时已经58岁。

卒73岁。

子庄伯即位8年卒。

武公即位39年卒。

如果按照一代人20年计算，献公即位时应当已50岁上下。

倒是与“君老矣”的说法暗合。

当然，这样的推算是危险的。

不仅如此，《晋世家》记载骊姬说：

“太子何忍也！

其父而欲弑之，况他人乎？

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

”似乎也能支持此时献公的年龄已经是老年的说法。

但无论如何，儿女年龄普遍与父亲相差如此之大，几乎五十岁，是不可能的。

也许，对“君老矣”的解释，不必严格按照《说文》的解释？

我们无法肯定这些看似矛盾的地方就一定是矛盾的，毕竟文献不足征。

但在事实与年龄之间的确有一些难以解释的地方。

同样，我们还可以补充《史记》关于重耳年龄记载的矛盾之处。

如果他出奔时已经四十三，他的两个舅父应当有六十余岁，则外祖父狐突在七十岁以上还随太子出征[8]。

而絳县老人七十岁就已经是很少见的长寿了[9]。

如何还能让七十老者带兵打仗？

不合情理。

由此观之，不但历来的学者的意见不同，就是早期最重要的两种文献本身对晋文公重耳年龄的都有不少矛盾处。

如果不对这两种文献的材料进行别择，恐怕只能使自己的论证自相矛盾。

那么，该如何判断他即位的年龄呢？

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通常是利用《左传》的材料证实或证伪《史记》的说法。

这种预先假定某种材料具有记载上的权威的办法，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

《左传》、《史记》都是后人记录历史颇为久远的前人事迹的历史著作，不可避免存在相当多的抄错、误记之处，但同时还有一些事实的记载是相当准确的。

判断重耳的即位年龄，要依据这后一种材料的综合和对相反材料的批判。

这后一种材料的特点是，在各种记载中都是一致的，其中最为有效的就是晋献公女嫁给秦穆公。

《左传》僖公五年，晋献公灭虞，“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秦本纪》：

“德公生三十三岁而立，立二年卒。

生子三人：

长子宣公（在位12年），中子成公（在位4年），少子穆公。

……穆公四年，迎妇于晋，晋太子申生姐也。

”[10]两者稍有差异，可能是两国纪年的差异。

穆公四年，是鲁僖公四年，晋献公二十一年。

此年为公元前656年。

德公三十五岁卒，又二十年，穆公娶妇。

穆公当二十出头，穆姬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岁。

晋献公灭虞之年，历来并无疑义，而秦国的史书未遭焚书之祸，司马迁无疑见过，这里两种史书的记载是准确的。

而推测的穆姬——重耳之姐的年龄，正与前一年重耳出奔时十七岁的年龄相近。

同时，《国语》和《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也都与此一致。

另一个证据是文公的弟弟惠公和侄子怀公的年龄也可以佐证文公的年龄。

《晋世家》云：

“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

”怀公子圉大概生于僖公六年或七年，十七年为质于秦。

后来即位，当为长子。

秦国把公室女怀嬴嫁给他，怀公逃归，秦又把怀嬴嫁给文公，名辰嬴。

怀公归国，也不过十六、七岁。

根据惠公和文公事迹的记载，他们两人年龄相差不大，作为怀公的伯父，文公即位年龄在三十六岁，是比较合理的。

惠、怀、文三公即位的时间在各种记载中是比较可靠的[11]。

由于这两种证据都有时间和事理的确定性，因此，晋文公即位的年龄应当是三十六岁。

至于司马迁是否像王玉哲先生所说那样，在记录文献时有误记，遂满盘皆错，在没有过硬的证据以前，恐怕只能是一种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