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十九-中信泰富澳元门.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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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九,中信泰富“澳元门”事件,荣氏家族,荣毅仁,荣智健,“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让荣毅仁创办中信，除了看重他的个人能力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拥有这些广泛的海外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当年社会主义改造，荣家响应号召，率先把几辈人经营的产业奉献给国家。

改革开放初期，荣毅仁在邓小平点将下于1979年10月创办了中信。

这一方面固然是想借力其商业智慧和遍布世界各地的亲属网络为当年的中国打开经济之门，另一方面也是曲线报答荣家。

荣氏一族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成为大资本家之前，其家境并不富裕，虽然逐渐发家的荣宗敬娶了三房太太，荣德生也娶了二房，但其姻亲皆属贫民之家。

从其下一代开始，由于家境的完全转变，姻亲就明显出现了“门当户对”的格局，出身名门望族成为其后代择偶的标准。

荣毅仁的大姐荣慕蕴的丈夫李国伟，乃是当时无锡商会会长华艺珊的侄子；荣毅仁的妻子杨鉴清，为无锡名门杨干卿的二女儿；荣毅仁的妹妹荣辑芙的丈夫魏道明，曾任台湾当局“外交部长”；荣漱仁的丈夫杨通谊，为杨味云之子。

杨味云乃清末官员，后成为大企业家；荣智健的妻子任顺弥，为当年“汗衫大王”任士刚的孙女；荣智健的妹妹荣智婉的丈夫马有恒，为政协副主席马万琪的儿子；荣鸿仁的女儿荣智丰的丈夫成之德，为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的侄子,如今荣氏家族已有第五代，除少数仍继续留在大陆，大都旅居海外，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德国和港澳等地。

荣毅仁这一辈健在的已经不多，比较活跃的只有荣宗敬的幼子荣鸿庆一个。

现任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的荣鸿庆24岁即赴香港经营南洋纱厂，在经营55年后把事业重心转向台湾，该厂则交由其子荣智权打理。

除荣智健外，“智字辈”里事业最成功的首推荣智鑫，其父荣伟仁是荣德生的长子，可惜英年早逝。

荣智鑫之子荣文渊和荣明杰一样，有着与身俱来的商业天赋和野心，他不仅是方正数码的执行董事，还控制着荣智鑫创立的浩荣、荣文等多个公司。

荣智鑫的女儿荣文蔚则是香港社交界的名媛，活跃于大小舞场派对。

荣氏第四代的其他成员则生活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媒体鲜有报道。

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荣智宽，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在巴西商界拥有崇高的威望，曾随巴西总统和外交部长多次出国访问。

荣毅仁的侄女婿沙曾鲁，长期在美国从事核能研究，在著名的阿岗研究所工作已长达20多年，是享誉世界的核能专家。

自1919年到新中国成立，荣家先后开办了无锡公益工商中学、上海中国纺织染工程补学校、江南大学、上海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等，同时增设分设校内面粉、机电、化工、数理、商业、农业等许多专业系统，约培养高级人才1200多人。

可是荣氏家族本身就人才济济，所以解放前的荣氏各大企业一般都是由荣家自己人独当一面。

荣尔仁、荣德生的女婿李伟国、荣鸿仁等荣氏第二代传人都曾在荣氏企业里头身居要职，是荣宗敬去世后荣氏企业后期发展的几个主要推动者。

在中信泰富的管理层名单上，荣智健的长子荣明杰和唯一的女儿荣明方都名列其中。

荣明杰1993年进入中信泰富，比荣明杰小3岁的荣明方也在中信泰富，但这次澳元门但他们的未来成迷。

荣智健，这个历经豪门沧桑，曾经雄踞富豪榜首的荣氏家族第四代继承人，虽然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神秘谶语，却躲不过“滑铁卢”的百年魔咒。

几乎是一夜之间，风云变幻。

澳元门事件凤凰卫视2008-11-02揭秘中信泰富“澳元门”事件,冲动的惩罚荣智健这场发端于2008年7月、爆发于10月的“澳元门”事件，如同一部财经娱乐大片，男主角是中信泰富，女主角是外汇期权衍生品，故事的内容则相当老套：

一个颇有成就、步入青壮年的“成功男士”，在多年的事业有成和家庭幸福后，开始心猿意马，尝试“出轨”。

2009年1月2日，中信泰富披露，荣智健、荣明杰、范鸿龄、常振明等17人正接受香港证监会调查，“就上市公司涉嫌进行损害股东利益或有欺诈成分的交易或向公众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资料的行为进行查询。

”当日，中信泰富股价大涨21.72%，成交量也创下一个月来的新高。

市场正在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对荣智健的“排斥”。

三度贵为中国首富，而今身家缩水七成的红色富豪荣智健，被父亲荣毅仁寄予“智慧”和“稳健”厚望的荣智健，缘何迷失在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漩涡中?

市场反应2009年的新年，荣智健过得实在不舒坦。

1月2日，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确认，香港证券与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正对该公司展开正式调查，调查对象包括董事会主席荣智健、其长子荣明杰及集团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以及7位执行董事和7位非执行董事，不过，名单中没有看到荣智健爱女、前财务主管荣明方，财务董事张立宪、前财务总监周志贤三位被业内认为巨亏事件的关键当事人。

仅仅过了一天，福布斯推出2008全球富豪“身家缩水榜”，荣智健不幸入围，身价从2008年的30亿美元狂跌到7.5亿美元，缩水75%。

荣智健此前曾表示：

“事前他对交易毫不知情，财务董事张立宪未遵守公司对冲风险的政策，进行交易前又没有得到他的批准”。

如果荣智健的自我申辩属实，则明白无误地表明，中信泰富在管理上存在巨大漏洞，上百亿元的交易，竟然无需董事局主席授权就能够生效，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中信泰富“出轨”,荣智健的“商道”新时代的红顶商人荣智健掌控的中信泰富每一次扩张，都与当时内地政企的支持紧密相连，他深谙如何利用中信当时在香港的“内地标杆”、红筹公司的地位，重组国泰航空一役，更让香港商界在惊诧之余，领会到红筹企业的力量，荣智健在香港商界的地位一战而定。

曾经的辉煌荣智健十年内三次登顶中国首富宝座，基础在于他创立的“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的商业模式，其关键点是“公私分明、公私混合”。

听起来矛盾的两个词汇，正是他的秘诀所在该分明时则分明，该混合时即混合。

果不其然，炒汇巨亏爆出后，荣智健匆匆北上，向中信集团求救，而中信集团应允提供1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说明，“公私混合”的模式仍大有用武之地。

一直以来，中信泰富在中信集团战略版图上定位并不清晰，战略远景不明朗，主业也不突出。

当年，作为中信集团在香港的一个上市平台，中信泰富的地位毋庸置疑，荣智健也为荣家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但随着中信集团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旗下上市公司日渐增多，而且各有所专，中信泰富作为上市平台的重要性逐渐趋于淡化。

身为董事局主席的荣智健虽然只是二股东，但一直牢牢掌控着中信泰富的实际控制权，并将荣家第四代安排进公司，当中信泰富对中信集团显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时，荣氏彻底掌控中信泰富的机会也越来越大。

阴霾密布,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早盘前便宣布停牌，下午5时01分向港交所公告盈利预警，半小时之后，急召香港媒体举行新闻发布会。

公司董事局主席荣智健黯然宣布：

因财务董事越权，公司与香港数家银行签订了金额巨大的澳元杠杆式远期合约，中信泰富实际亏损8.08亿港元，浮亏147亿港元，公司将在2008年12月31日按市价最终确定所持外汇衍生合约造成的损失。

如果澳元持续贬值，届时实际亏损额将超出当前预期。

股票次日复牌后迅速跳水，市值连续两天共蒸发70%，剩下的市值140多亿港元，还抵不上公司炒汇的亏损额。

荣熙泰遗训：

“固守稳健、谨慎行事、绝不投机”，这是，但在荣智健时代，这句话不再被奉为圭臬。

在星光璀璨的香港企业家中，荣智健是赫赫有名的并购大王、资本运作的老江湖，尤其是在时机的把握上，常让人自叹不如。

旷世豪赌,2008年12月2日晚，中信泰富发出股东通函。

通函披露，为对冲澳元升值风险，锁定公司位于澳洲铁矿的项目开支成本，公司在过去两年中分别与花旗银行香港分行、渣打银行、Rabobank、NATIXIS、瑞信国际、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摩根士丹利资本服务、汇丰银行、国开行、Calyon、德意志银行等13家银行共签下了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

虽然企业对自己的外汇敞口进行套期保值是一种常见做法，但通函显示，中信泰富的作为并不止于此，它购买的是俗称“累计期权合约”（accumulator）的结构性产品，这种合约有个血淋淋的绰号：

“以后再杀你”（Ikillyoulater）。

中信泰富须购买总额为90.5亿的澳元，分月购买，合约期满至2010年10月。

部分合约刚刚进入执行期不久。

按照合约规定，中信泰富的接货汇率为澳元兑美元0.87，若汇率低于0.87，公司须以两倍接货。

此外，合约明确指出“止赚不止蚀”。

中信泰富这些合约金额已经远远超出其对澳元的真实需求，与其说是套期保值，还不如说是投机。

如此不对称的对赌协议，多少也能看出些蹊跷，中信泰富是无知者无畏，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澳元兑美元汇率从2000年以来一直呈单边上行趋势，即使有调整期跌幅也较小，尤其是2006年以来，世界资源市场走出一轮牛市行情，澳大利亚凭其主要资源出口国的优势，贸易环境因商品价格长期看涨而大为改善，澳元一度被视为商品货币，汇价几乎有升无跌，至2008年7月份达到顶峰，对美元0.98，几乎成了1：

1，股票也节节攀高。

中信泰富的第一次“走出去”，是在2006年3月31日晚，分别以2.15亿美元和2亿美元现金作价，购入澳大利亚采矿公司Mineralogy旗下位于西澳大利亚Pilbara地区的两家子公司SinoIron和BalmoralsIron的全资权益。

中信泰富拥有其6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为期25年，交易及后期开发涉资达29亿美元（232亿元人民币），原计划于2010年内投产，产品全部供应国内钢厂。

本次收购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

一是派出专家在前期勘探及确认资源量；二是由国家安排国内大型钢铁集团以成本价入股50%；三是融资由内地的金融机构负责；四是在矿山的基建、采矿及运矿方面，都由内地全力协助。

原中钢集团副总裁、后任中信泰富执行董事的王攻城指出，中央此举主要鉴于内地铁矿石供应缺乏，加上国际价格持续急升，故希望协助内地企业直接收购有关资源，为内地带来长期稳定的供应。

中信泰富的巨亏显然起源于它对澳大利亚铁矿与日俱增的需求或者说兴趣。

投资铁矿是一项资本密集业务，中信泰富需要以澳元购买设备和其他必需品，因此做多澳元。

而其投资之巨又与国家为支撑经济增长而对资源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胃口一脉相承。

一边是懵懂无知的中国企业，一边是老谋深算的国际投行，后者早已做好一个局等着前者钻进去。

国际投行不仅能够利用信息不对称找到有利于自己稳赚不赔的交易规则和方法，其背后能够影响甚至左右市场走势的力量更不是光有满腔热情的国内企业能够抗衡的。

对赌暗藏着甜蜜的毒药，中信泰富也曾经无限陶醉。

在合约开始执行的2008年7月初，澳元对美元价格持续稳定在0.90以上，外界一度期待其冲击到与美元平价的地位。

直至8月，中信泰富一直有钱赚，看上去似乎还是个好买卖。

但到2008年9月中旬，雷曼破产，全球陷入经济衰退的恐慌之中。

资源价格急转直下，拖累澳元兑美元汇价跌破0.87，最低跌至0.6006，中信泰富亦旋即跌入冰窖。

二次救赎,中信泰富巨额亏损已然成为全球金融风暴发生以来香港上市公司的最大交易损失。

无论事件细节如何交错，其董事会都难辞其咎，相应的损失也应由造成损失的董事会控制者承担。

但事实上，中信泰富在母公司中信集团注资之后开始从这场豪赌的漩涡当中解脱出来，而后者却替代前者上了赌台。

泰富的盈利警告还特别强调自己的母公司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是持有本公司29%股份的“北京国有企业”。

一方面，北京与中央政府所在地同义；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则意味着有政府背景。

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后发出这个信号，让人不知如何评说。

正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所言，“准”国企有着巨大的隐性担保，成功了是自己的，损失了是国家的，这容易使风险控制成为一纸空文。

公告发布两天后，荣智健即赴北京向大股东中信集团求助。

中信集团得知中信泰富巨亏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向中信泰富承诺安排1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以稳定市场信心。

然后确定了注资加上清理资产负债表的解决方案，将衍生品交易的敞口从上市公司移出。

按照公告，中信集团希望在2008年12月30日前完成重组，并向香港证监会申请全面要约收购的豁免。

若能完成重组，中信泰富可避免破产的厄运，此方案显然会受到债权人的欢迎，但股东权益将因公司发行可转债而稀释。

作为关联方，中信集团需回避投票。

在12月下旬举行的股东大会上，最终左右重组方案能否通过的重要因素将是小股东们的态度。

在大股东中信集团一再“支持”下，中信泰富的股价在10月28日到11月14日的6个交易日中累计大涨74.59%，而振幅则达到了92.90%。

股价也从3.70港元附近回到了6.70港元附近。

这已不是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第一次救赎了。

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泰富就曾陷入危机，就是中信集团出资稳定股价，令其顺利渡过难关。

不出意外，如今故事重演。

但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雄厚的资金难道就要一直用在这种补亏上吗？

回归红筹,“红色家族”的又一次危机关头，国有大股东的又一次倾情救赎，中信泰富与其母公司中信集团之间的关系总是引人遐想。

中信泰富向中信集团发可转债之后，相当于后者用8港元增持前者，价格相对合理，持股比例则从29.4%扩大到57.6%。

以提供资金支持为代价，一举获得中信泰富绝对控股地位，中信集团可谓失之东篱，收之桑榆。

1996年隆冬，荣智健由香港孤身前往北京，拜会时任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王军中国政商两界出名的铁腕人物，名将王震之子。

二人对弈所为即是中信泰富的管理层持股。

虽说当时中信集团内部高层都不相信刚毅的王军会同意折价由管理层受让中信泰富的股份。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以25%的股权配售3.3亿中信泰富股权给荣智健为首的管理层，其中2.91亿股由荣氏独得。

商海无常，亚洲金融危机中，中信泰富靠中信集团援助过关。

12年后，据说赴京求援的荣智健除了拜会中信集团的在任高层之外，也拜会了已经退职的王军，但二人交谈并不在中信大厦，其内容也鲜有人知。

荣智健的崛起固然与他的财智和努力有关，但不可否认，中央政府的扶持才是核心要素。

纵观其动用巨额资金，不走规定审批程序的一次次杠杆收购，乃至借贷百亿实现中信泰富MBO，没有邓小平等元老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从历史和现状来说，中信泰富的国有属性不会轻易改变。

2006年，从中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岗位调任建行行长的常振明回到中信集团任副董事长。

有意思的是常振明还重新就任了两年前因工作调动而离任的中信泰富董事一职。

常振明受中央委派，率总资产8000亿元的中信集团海外上市，职位、责任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亲自就任中信泰富董事的姿态明确显示了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重视。

温家宝总理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指出，对中信泰富发生的问题，第一，要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金融监管法规进行处理，内地和其他各个方面都不要干预。

第二，在弄清事实做出处理后，要认真吸取教训。

包括经营理念、经营方向、管理水平和加强监管等方面，都有不少教训值得吸取。

温家宝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