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溪上海经国传1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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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溪上海经国传13
13南京·溪口·上海
毛泽东乐观的估计，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可能“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斯大林不信，[2]毛认为“可能”，只是审慎的乐观。
但一切的发展，比毛的初步想象还要快。
辽沈战役，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结束，廖耀湘、范汉杰、郑洞国的部队，先后瓦解，国军精锐，丧失了四十七万兵马。
东北失陷，林彪的四野雄师（十二个纵队，十六个独立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共七十万人）[3]沿着多尔衮的老路的东、中、西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入关，直迫平津。
中原战场，九月下旬，济南失陷，王耀武被俘，共军即将长驱直入。
下一步，将危及京畿的安全。
十月二十九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提出江淮必守的主张，放弃陇海线上的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
蒋先生原属意白崇禧担任总指挥。
白先同意，后又变卦。
改派宋希濂，蒋不放心，乃落到杜聿明头上，刘峙挂名。
这就是国共双方打的最大的一次战役，史称“徐蚌会战”，或“淮海战役”（中共）。
国军出动的兵力，约八十万人，计有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黄伯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十三兵团、孙元良的十六兵团、黄维的十二兵团。
另有交警总队、炮兵、工兵、战车等单位。
共军参加的兵力，为六十万人，包括“三野”所属的十六个纵队，二野的七个纵队和华东、中原、冀鲁豫三个军区的地方武装。
论兵力、装备——特别是重武器，国军无不占尽优势，但共军机动灵活，将士用命，战斗意志旺盛。
蒋先生的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聚敌痛歼，挽救危局。
不幸，这个希望，也落了空，没有等大兵团展布开兵力，已为敌人各个击破。
前线失利，后方动荡。
翁文灏内阁下台，行政院院长一职，乏人问津，历胡适、张群，最后由“阿斗”孙科出来送葬。
蒋先生的最后一张王牌，是请求华府急救。
“蒋总统认为须有一种心理上的特殊变动，始足以加强抵抗中共的意志”，董显光的《蒋总统传》进一步指出：
“此种心理上的刺激，莫如有一支持中国政府的宣言来自美国。
”蒋先生深信“此一宣言纵未能立即补充以物资上的援
助，已足挽回动摇的心理，而制止日益增加的失败主义者。
它可作为对共匪的一种警告，使此时尚留在长江以北的中共军队，暂止于华北的收获，以免冒对美冲突的危险。
”[4]
杜鲁门的复信，说了些漠不相关的话，表示一下同情，予以婉拒。
十六天后，蒋夫人亲自出马，白宫晤杜，旧事重提，要求华府派将领前往中国，及十亿美元的军经援助计划。
得到的答复：
“除非美国派军参加，任何大量军事援助，均将于事无补。
”
杜蒋私下已有嫌隙，种因于蒋支持共和党杜威的竞选，杜鲁门说过：
“我恨不得把这些家伙关在监狱里。
”[5]外加国务卿马歇尔对南京政府的偏见，国务院中国科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国民党已无药可救。
任何寻求美国援助的努力，均将落空。
经国形容此一时期，“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
”
“中共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的攻势。
一般丧失千志的将领及寡廉鲜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亡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或传播中共‘和谈’烟幕。
一般善良同胞，亦误于中共的欺骗宣传，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已趋于崩渍。
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
”[6]
逼蒋“引退”的动力，来自担任华中剿共总司令的白崇禧。
白抗命增援徐州的事，蒋白关系，已临破裂边缘。
[7]十二月二十四日，白自汉口发出的“亥敬”电，咄咄逼人，驱蒋的态势，呼之欲出。
跟着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直率提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中层干部，甚至“激起了一股‘兴师勤王’的念头，”“团结在蒋公的周围，稳定那种局势，”[8]可见危殆之严重。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等于对南京发哀的美敦书，内外交攻，蒋即使想恋栈，亦时不我与，剩下退路一条——下野。
蒋迟迟未见行动的内因：
不甘桂系逼宫，出乎义愤是其一；需要时间，从事必要的部署是其二。
至于经国所说：
“父亲对于杜（聿明）部待援，已尽最大心力，自信问心无愧，认为此时‘引退’可无遗憾。
于是下最后之决心。
”[9]其可信的程度那就太低了。
首先，重新部署人事，扩大京沪警备部为京沪杭总司令，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派朱绍良去福州，张群驻重庆，余汉谋掌广州，离京飞杭那天，公布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主委。
派经国率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通讯网，为蒋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一月十日，派经国去上海，命令俞鸿钧，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同月十六日，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外汇的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将来遭到接收。
二十一日，正午约宴五院院长，下午二时，在黄埔路官邸，约国民党中央常委叙谈，出示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略谓：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
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
”当时的场面，至为凄惋，经国回忆：
“时在坐同志莫不感情激动，甚至有声泪俱下者。
其中坚贞同志，对‘引退’事力持异议，终为父亲婉言劝止。
最后，对宣言略加修正，即宣告散会。
亦有不少高级军事干部，闻讯痛哭失声。
父亲个人的进退出处，光明磊落，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
”[10]
我们看过尼克松下台前的哭哭啼啼，里根失掉总统提名时的难堪脸色，蒋先生英雄气短，自属常情。
文告最后一段，勖勉“全体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话说得堂堂正正，风度翩翩，其实，全是作戏，他一边辞掉总统，一边又挂出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需中央常委会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
蒋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仍主持中常会，凌驾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代总统，却是空头把戏，无控制全局的权力。
离开中常会，蒋驱车先至中山陵，[11]面孔严肃地站在国父陵前，默然无语，已悲从中来。
距离一九四六年五月还都，三年不到，江山易手，将何以告慰中山先生在天之灵？
四时十分，乘座机离京，临空后，盼咐座机驾驶依复恩，绕空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苍山含黛，江流呜咽，“别时容易见时难”，落木怆怀，悲恸难已。
五点二十五分，抵达杭州，浙江省主席陈仪迎机，假楼外楼设宴接风，席间陈劝他要“拿得起放得下”可触怒了老人破碎的心灵，陈后来在台伏法，固由汤恩伯报密，说陈有异心，是其主因，陈口不择言，已埋下杀机。
当晚，蒋下榻空军官校的天健北楼，入睡前，告诉经国说：
“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多了！
”
如果蒋先生真做到“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的话，抗战胜利，急流勇退，盖世英名，决不至毁于一旦。
如此下场，何来的“轻松”？
倒是经国说了真话：
“我恭聆之下，无限感慨。
”
桂系拿到一个烫手的蕃薯，忙于组阁和谈，蒋氏父子，则徜徉于溪口“山林泉石之间”，等于看南京的戏法。
一月二十八日，适逢农历除夕，“全家在报本堂（丰镐房）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为蒋先生三十六年来第一次“在家度岁”举贺，躬逢其盛的，尚有张群、陈立夫、郑彦棻等。
元旦，“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喧天，龙灯漫舞，向父亲致敬祝福”，乡里浓郁的人情味，给蒋氏父子带来无限慰藉，至少，把国事可暂时抛到一边。
表面上，蒋先生一介平民，闲云野鹤。
其实，他则隐而未退，溪口取代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就道。
如：
一月二十九日，“接见黄少谷，决将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况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革。
”
一月三十一日，“林蔚文（国防部次长）先生自南京来溪口。
”
二月七日，“李弥将军来寓，父亲约彼餐叙。
李报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沿途情形。
”
二月十七日，阎百川（锡山）到溪口，张道藩、谷正纲同时驾到。
三月三日，张治中访蒋。
三月十九日，汤恩伯到溪口，约见万耀煌商讨中央训练机构的地点和办法。
三月二十四日，陈诚自台湾赴溪口。
四月十日，周至柔总司令、胡宗南长官到奉化。
四月十二日，居觉生（正）、陈启天访问溪口。
从上列紧凑的活动看，蒋先生算是世界上最忙的闲人。
李宗仁取得头衔，但无实权。
他下令释放张学良，就没有人理睬。
行政院长孙科，为了报竞选败北的一箭之仇，行政院拒绝自粤迁宁，公开闹府院分裂。
当初桂系，拉蒋下马，欢喜一阵，他们就没有想到，蒋先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包括华盛顿在内，都扑了一个空。
到这样危难的时候，蒋先生才真正知道，那些门生宠臣，并不可靠，只有自己的儿子，可推心置腹，经国的手杖作用，愈益明显。
他虽被认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并未去就任，终一九四九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随侍蒋先生，形影不离。
于是，到溪口去的党政显要，毋论送往迎来，联络派遣，几乎全由他包办，重大使命，更非他莫属。
二月初，奉命转运中央银行储存之黄金白银五十万盎斯前往台湾、厦门，既要机密，防止南京的阻挡，又要说服主管财经金融当局，使其合作。
蒋先生此举，从历史的观点看，防止“资匪”。
政治的意义上，未尝不是拖李宗仁的后台，从经济上，采釜底抽薪的手段。
除了秘密抢运黄金，定海机场的建筑，同由经国暗中进行。
他说：
“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迅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
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非常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问，机场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种程度。
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
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12]
足证蒋先生对时局的看法，比较现实和深远。
意识到渡江只是时间问题，发表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他心中已有了退路。
何（应钦）内阁于三月二十三日登场，人事纷争，稍有头绪。
一面备战，一面和谈。
南京派出张治中为首的和平的表团，北上议和，南京的腹案，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希望隔江而治。
毛泽东陈兵江左的，是百万雄师，他誓言非“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
四月初，溪口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长江的防务上，蒋先生比谁都清楚，能战始能言和。
而南京的和平攻势，未尝没有备战言和的意思。
七日清晨，下榻丰镐房的经国，收到嘉兴、上海同时发出的急电两封。
字数寥寥“……贾亦斌昨晚叛变，总队长黎天铎等下落不明……。
”
自戡建小组组长朱特立于前年八月在武汉“失踪”，这是半年来的第二宗众叛亲离，经国的感受，任何人凭想象，可以作出自己的结论。
七日那天的日记，只字不提，只说了些和战方面的大事。
蔡省三说：
经国“曾痛哭流涕的向乃父作检讨”，报告有之，“痛哭流涕”未必，我们只好当“据说”，姑妄听之。
为了便于读者一窥全貌，预干总队兵变，宜详作交待。
贾亦斌行伍出身，后考进陆军大学。
一九四六年夏，由彭位仁推荐，受经国赏识，由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组长，而国防部预干局副局长，而代理局长。
济南失陷后，国防部预备在长江以南，组织新军。
时任次长的林蔚，问计于贾，贾说，干部可出自青年军预备干部，“至少一万人是不成问题”，这就是预干总队的由来。
一九四九年二月，总队调到嘉兴，贾自兼总队长，任命黎天铎、林勉新为少将副总队长，人员四千，设四个大队。
贾事后承认，“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各人要自谋出路”，“因此，我对国民党绝望，决心投向共产党”。
前年十月，和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在南京中山陵取得联系。
贾：
“……你看我们怎么办？
”段：
“要自己抓武装才有办法……。
"[13]
最初，贾和伞兵总队第三团团长刘农畯，计划在南京起义，“把在南京的主要军政人员都抓起来，送到解放区去。
”但因部队调派而未果。
贾积极布置起义的蛛丝马迹，溪口方面略有所闻，特派江国栋携带大批银元住在嘉兴的一家小旅馆里，暗中调查。
三月上旬，贾应召前往奉化和经国举行面谈，经国丝毫不动声色，暗中通知南京，把贾的三项职务解除。
代局长由徐思贤接任，总队长黎天铎升任。
贾虽解职，新命仅国防部部员，却无碍于起义行动。
四月二日，接到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决定在嘉兴举事，“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过江。
”
预定起义的日子是四月十五日。
贾于四日潜至嘉兴，六日，为黎天铎获悉。
因而日期提前。
贾在《嘉兴起义始末》一文中这样记着：
“天色垂暮，李凯宾派了十几名学员持冲锋枪来接我，到西大营后，操场上这里一堆，那里一群，干部学员们正拿起武器，整装待发。
见了我，纷来握手，气氛紧张热烈。
我立即同学员们一齐到黎天铎的办公室和他谈判，学员们和他评理，他不肯行动。
到午夜十二时，还是相持不下，我看时间不能容他再拖，就明白告诉他：
‘我是共产党叫我来的，你现在有两条路：
一条是把我送到国防部，可以升官发财；第二条是跟着我们走．下令行军，到莫干山演习，限你考虑五分钟答复。
’这时学员们有的把刺刀指向他的胸膛，有的把手枪对着他的后背。
他见势头不对，叮得魂不附体，嘴唇发抖，对我说：
‘你是我的老长官，你带的路不会错，我听你的。
’这样，他才拿起笔来，下命令‘行军演习两天，”[14]
起义部队抵达乌镇，国军兼程赶到，七日深夜，分三路突围，黎天铎和潘振球趁形势混乱逃脱。
贾历尽艰辛，走了七天，剩下几十人，逃到江西吉安。
从全局看，事变的本身，微不足道，即使贾顺利将部队完整地带到天目山，对国军的防御，并起不了多么严重的骚扰破坏作用。
反正，民心士气，已听天由命，无再战的决心。
国军阵前起义的，从东北的滇军开始，到徐蚌会战，层出不穷，亦见怪不怪。
然而，预干总队，是经国的嫡系，含有“勤王”的意义。
外界议论“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了”
预干总队能起义，住在宁波的绥靖总队，是否还靠得住呢？
[15]
由于挫败中所得到的教训，经国到台湾后，全力发展自己的特务组织，控制军队，控制学生，正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必然发展。
“保密防谍”，疯狂推行，可能牺牲很多无辜的生命，但是，他坚信，是巩固领导中心的必要手段，多少代价，在所不惜。
这是后话，此处不赘。
共军于四月二十一日，分三路渡江，国军宣传的长江天堑，汤恩伯居然不如三国时代的孙权，一夕间，江南变色，似儿戏一般。
兵荒马乱中，李宗仁和蒋先生，在杭州举行紧急会谈，下列对话，颇堪玩味：
蒋：
“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
李：
“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
蒋：
“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
会中匆匆决定：
（1）宣告和谈破裂。
（2）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指挥陆海空军。
其实，这两个巨头会议，可开可不开，对人心、对大局，无甚补益，南京于二十三日失陷，风雨苍黄，世道沧桑，又岂是浩叹而已。
和南京失守的同时，太原被陷，内外形势之绝望，经国内心之沉痛，莫可言状。
紧急措施，乃“决计将妻儿送往台湾暂住，以免后顾之虑”，同日（二十四日）与夏功权处理有关溪口之事务，作永别准备。
中午，蒋先生嘱咐说：
“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
”
临行前的离情别绪，见其日记：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
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
终于不告而别。
天气阴沉，益增伤痛。
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
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敌土。
”[16]
经国“重回故土”的誓言，很有些麦克阿瑟离开菲律宾的气概，可是，他没有麦帅的幸运。
由于长江的门户洞开，共军在江南平原的开展，好比脱疆之马，任意奔驰。
国军的抵抗能力，至此消失殆尽。
京沪线上的城市，转眼间全被“解放”。
“这一战役，共军进军的神速，远在八一三战役的日军之上，”一位曾参与淞沪战役的记者，不胜茫然地写着，“同是当年的将领，碰上了共军，会这么没有自信心的。
”
五月十一日，上海已经听到了炮声，共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淞沪保卫战的态势自然形成。
事实上，整个江南平原，国军能够控制的，也仅有上海这个孤岛。
蒋先生对淞沪的重视，是多方面的。
有历史的渊源：
上海是他当年的发迹地，国民党政权，一直就靠着东南财富的培养。
有现实的利益：
上海的战略物资，军队还没有抢运完。
有战略的考虑：
英、美的巨大投资，集中在上海，利害相同，可望获得英、美的军事干预。
所以，蒋先生和经国，离开奉化以后，来到上海，且亲自布置淞沪战役的防务。
上海的防御工事，远在徐蚌战役发生的同时，已着手进行，工事摹仿四平街的规模，由钢筋水泥筑成主堡，每一主堡，有地道相连，机枪阵地之外，储有粮草弹药，由此外伸，是长壕，壕内可以行走吉普车，作通讯传达之用，壕沟辅以钢板电网，还有竹签、铁藜。
第三道防线是木城，木城起自江湾，到北站、西站、龙华黄浦江边止，整个上海都围在里面，为了拱护木城，又是大小碉堡和电网，是为第四道防线。
依陈毅的统计，国军的工事，依外围阵地、主阵地和核心阵地的，合有碉堡阵三千八百个，半永久性的掩体调堡一万多座，这样规模庞大的现代化防线，是任何轻兵器所无法突破的。
工事的确筑得不错，阎锡山看了阵地，满有信心地认为“至少可以守一年”。
经国把它当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的大军，就是在斯大林格勒吃了败战，以至一蹶不振。
蒋纬国的装甲兵也开到了上海加强守军的防御力量。
蒋先生自己指挥军事，政工方面的事务，交给经国，经国成为实际上的政治部主任。
他说：
“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必须全力来应付危难。
”
共军对上海的进攻，大致的两个阶段。
五月十五日．攻克罗店、浏河、月浦、杨行等重要据点，楔入国军阵地。
东路纵队，攻占川沙西北的顾家路镇，续向高桥挺进。
十八日，占领了川沙东北的林家码头，这是第一阶段，共军的战略，旨在缩小包围圈，消灭外围据点。
于是汤恩伯告诉经国，浦东方面没有把握，社会秩序是否紊乱，殊不可知。
结论：
“只有尽心力而为之”。
二十三日晚间，汤的预言说中了，浦东的堡垒线全被攻破，二十四日浦东尽失，共军于周浦以西渡江，直迫市区，西南市郊的阵地，虹桥、徐家汇等同为共军掌握。
曹聚仁说得很有趣：
“共军几乎没有碰到过什么坚强的战斗，那些碉堡线的防御也等于零；有几处，都是国军送了钥匙，开了大门迸来的。
这便是国军战史上最精彩的表演。
”
上海的最后失陷，是五月二十五日晚上，那些耗尽民脂民膏的“马其诺防线”，遇到共军，并没有发生丝毫拦阻作用，共军堂堂皇皇地进来，如入无人之境，真正的战斗，前后仅十几天，上海就被解决了。
最具讽刺意味的，五月二十四日，上海还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祝捷大会，披过红带子的战斗英雄刚出完风头，第二天竟成了共军的阶下囚。
这一仗打下来，被中共俘虏缴械的武装部队，共有十三万人，能够侥幸撤走的，不足七万人，其荒谬离奇，迹近神话。
上海攻陷前的几天，那位汤总司令的指挥部已经搬到长江口的船上去了，上行下效，师长找不到军长，团长找不到师长，连上船撤退，单位与单位间，都是偷偷地先后溜着走的。
经国自己，五月十六日上午九时五十的，飞离上海，干脆把这烂担子留给汤伯恩去挑！
装得若无其事的，父子乘着江静轮，在定海普陀三门湾等地，纵情山水，寻思退计。
心底里，已在筹划“打消遁迹远隐之意”，决计去台湾，继承郑成功的遗志去了。
二十二日，经国曾自马公飞上海，“处理物资疏散事宜”，先因机件故障，迫降嘉义，十时续飞，“至象山附近，接地面通知，江湾机场已有炮弹落地，不能降落，折返嘉义，始知共军已攻占上海市区矣。
”
上海既无法成为苏军的“斯大林格勒”，国军尽管尚拥有西南、华南等大片土地，物换星移，今非昔比，
想抄抗战的办法，再负隅顽抗，绝无可能，除非有奇迹。
这点蒋先生知道，经国知道。
郑成功的历史，或者说明末的悲剧，就这样在台湾重演了。
注释：
[1]毛泽东著《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337页。
[2]斯大林于一九四八年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他说：
“原来中国同志们是对的，苏联是错了。
”参kKlausMehnertyPEKINGAIVDMOSCOWP.269
[3]陈少校著《关内辽东一局棋》，香港致诚出版社出版第228页。
[4]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05页。
[5]MerleMiller,PlainSpeaking,AnOralBiocraphyofHarryS.TRUMANBerkleyPublishingCorporation，N.Y.,1974，杜鲁门说：
“……ButInevergaveinonthat，and1neverchangedmymindaboutChiangandhisgang.Everydamnoneofthemoughttoheinjail．and1'dliketoseethedaytheyare"P.304
[6]蒋经国著《风雨中的宁静》。
[7]据宋希濂将军面告：
白曾下令扣留运兵轮船，和蒋在电话中争吵半小时，蒋气得把电话都摔了。
宋当时任华中剿总副长官。
[8]徐复观著《垃圾箱外》，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六年一月，第1－19页。
[9]同[6]。
[10]同[6]。
[11]《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92页。
[12]同[6]。
[13]贾亦斌著《嘉兴起义始末》，《文史资料选辑》，一九七九年第三辑（总二十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4]同[13]。
[15]同[8]“……我当下对他说：
你要特别小心，方步舟（刘的副手）一定有问题。
刘先生极力为方辩护，说我多疑。
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时，方步舟穿一件长棉袍，头上戴一个鸭舌帽，低着头，眯着眼坐在火盆边，原来他在外边偷听。
他是鄂南红军的师长，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春不能立足，便投降过来，和刘先生是小同乡，刘先生对他很佩服，请他当副总队长。
我因为信任老明友，没有把这种情形告诉经国和俞济时两先生。
……我离开汉口不久，他的第三大队请他去训话。
他快要到达时，发现气氛有点不对，便躲进一家民房中，听着方步舟正在叱问‘总队长为什么还没有到？
我们走吧！
’于是拖一个大队跑了。
”
[16]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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