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区视野的信息行为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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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区视野的信息行为研究
基于社区视野的信息行为研究
乔欢/牛莉
2012-12-2416:
00:
46 来源：
《情报资料工作》2010年02期
【英文标题】ResearchofInformationBehaviorBasedonCommunityPerspective
（SchoolofManagement,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
【作者简介】乔欢，女，1955年生，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875
牛莉，女，1988年生，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本科生。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875
【内容提要】文章以“日常生活中信息搜寻行为”模型为基础，通过对北京两个社区居民的信息行为调查，描述并分析普通市民生活的信息需求、信息获取渠道以及影响居民信息行为的主要因素。
ThispaperinvestigatedandanalyzedBeijingcitizensinformationbehaviorswithintwocommunities.Theresearchconcentratesoninformationneeds,informationseekingchannelsandinfluentialfactorsbasedon"InformationSeekingBehaviorModelinEverydayLife".
【关键词】社区/信息需求/信息行为/信息获取/生活方式community/informationneeds/informationbehaviors/informationseeking/lifestyle
伴随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
在信息社会中，任何人都需要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在获取和使用信息的过程中谋求生存和发展。
与信息相关的各类活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调查和把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查询和获取信息，发现影响人们信息行为的各类因素，并从信息角度研究人的行为，从行为角度分析信息的功能和效用，构成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
行为是心理的外显形式，通过观察和分析人的信息行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的心理状态。
信息的多样性和隐蔽性特征，使信息行为研究面临着多方面挑战。
如何从特定案例中、从“人人眼中皆有”的普遍现象中，概括并推论出具有普适性的研究结论，目前仍是信息行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芬兰图书馆学家Savolainen提出的“日常生活信息搜寻”（EverydayLifeInformationSeeking，ELIS）模型，应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第一次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寻求行为模式化，对休闲、消费、健康等非工作领域中信息行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拟在ELIS模型基础上，通过社区范围内的信息行为调查，分析普通市民的信息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
文章采用结构化访谈、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等方式收集数据，并从社区文化、教育背景、经济条件等不同角度综合考量社区居民的信息行为。
调查分为三个方面：
（1）信息需求的类型；
（2）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3）影响日常生活信息行为的主要因素。
调查以2008年6月至11月为时间区间，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69份，有效问卷260份，回收率为89.67%。
由于选题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联，样本选取局限较大。
在设计问卷之前，作者走访两个社区居委会，形成问卷设计的基本思路；在问卷调查之后，作者采用深度访谈法，追踪调查特定家庭，以增强研究结论的直观性和可读性。
1研究框架构成
1.1信息行为的基本类型
信息行为指与信息资源和信息渠道相关的所有人类行为。
根据信息行为的发生动机和发生环境，可以把信息行为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与工作相关的信息行为，其特点是在受控环境中，有着明确的“目的”和“产出”形式（例如，论文、研究报告等），该类行为的直接目标是“解决问题”。
长期以来，与工作相关的信息行为构成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另一类信息行为是指非工作性信息行为，以“维持生活的连贯性”为目的，受动机、教育背景和日常生活需求等因素驱动，主要目的是“控制生活的可持续性”。
1.2ELIS模型的核心概念
在ELIS模型中有两个核心概念：
“生活方式”（styleoflife）和“生活支配”（masteryoflife）。
生活方式指“事物的次序”或“偏爱”；“生活支配”指“维持事情的次序”，属于人的认知或情感范畴。
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支配是日常生活信息查询行为的基本情境结构。
任何单一因素都无法决定信息寻求的行为模式。
生活方式只是提供选择信息渠道的一般性标准，生活支配才提供解决问题的信息寻求倾向。
人所在的社会阶层赋予生活支配基本模式，影响并决定着个人的习惯、工作态度及休闲时间分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事方式，并从生活实践中建立起符合自己心理认知水平的次序。
当这种次序受到干扰时，需要恢复正轨，人首先会根据经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些经验影响着人的信息导向（informationorientation）和信息寻求习惯，形成人在面对问题时的态度及情感倾向。
1.2.1生活方式
所谓“事物”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活动，而“次序”则代表着对不同活动的喜好程度。
事物的先后次序影响着个人对日常活动的喜好和活动的优先选择。
决定事物次序的因素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
当个体认为事物的次序有意义时，就会维持一定的生存状态；反之，不受控制，无意义的次序代表着不一致性，是例外的情景。
大部分人都在追求每日事物内部的一致性，这种次序能够提供更好的机会去规划和选择有意义的行动。
“生活方式”由三个基本成分构成：
时间预算结构（structureoftimebudget）、商品与服务的消费方式（modelsofconsumptionofgoodsandservices）、偏爱性质（natureofhobbies）。
时间预算结构是指花费在学习、工作之外活动的时间比例，例如，家务及嗜好等；消费方式是指花费在不同商品或服务上的金钱比例；偏爱性质是指使个体得到快乐的事物或活动。
从外在形式看，生活方式决定着个体对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分配模式；从内在思维（价值观）看，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职业，教育）、宗教、教育、人际关系及事件本身，决定着个人的生活风格。
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本，如物质、社会和认知资本，是个体行为的基本配置；人的价值观、生活状况、信息环境、信息渠道和交流方式，以及所在群体的次文化，构成影响信息行为的主要因素。
时间预算结构、消费方式和偏爱性质，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基本构成，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哪些事物对人是有意义的，哪些是需要调试或改进的。
1.2.2生活支配
人们控制生活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不一致性，以便理性有效地维护生活的次序和稳定性。
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学习而形成习惯性监督系统，得到引导性信息（orientinginformation）来解决特定的问题。
根据人在解决问题时的理性程度、认知或情感，以及对问题能否解决所持的态度，可以把生活支配划分为：
乐观—认知、悲观—认知、防御—情感以及乐观—情感四种类型。
乐观和悲观是个体对解决问题期待程度的考量指标：
持有“乐观认知”的人对问题解决抱有乐观态度，能从不同信息源及信息渠道获得有用信息；“悲观认知”的人虽然对问题解决持有悲观态度，但仍会寻求信息；持“防御性情感”的人对问题解决抱着保守的态度；“悲观情感”的人无法依靠自己解决问题，不会有计划地寻求信息。
生活态度影响着人对事物的理解，人所持有的价值观、对问题的认知以及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影响信息行为的直接因素。
2研究样本
研究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支配不同，其信息需求次序及表现强度也不相同，处于相似环境中的人有着相近的信息行为表现。
在小的社会环境（社区）中，便于把握人群的变化形态和行为特征。
本项目选择的两个普通社区，有着全然不同的发展历程。
老社区居民长期居住在固定环境中，在邻里之间传递和延续着老北京的生活习惯；而新小区建立在城乡结合处，居民来自全国各地，分别带有原属地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小区文化有着明显的新北京特色。
在两个社区的分析对比中，作者希望能够发现“小世界”居民的信息行为特征，以及影响信息行为的主要因素。
样本1：
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社区
“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位于东城区的南锣鼓巷是北京市城区的老居民区，处于北京市的核心地带。
社区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各有8条胡同。
在这里完整地保存着元大都里坊的历史遗迹。
2004年以来，东城区政府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微循环”改造，一方面疏散原有人口，另一方面改造原有平房院落，使南锣鼓巷的10条胡同成为北京市的著名旅游景点。
社区附近分布着东城区图书馆、中央戏剧学院等单位。
南锣鼓巷A社区（简称A区）在册居民有1249户，其中人户同在的有1018户，占户籍的81.51%；居民人数3433人。
样本2：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北里社区
芍药居北里社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型社区，该社区居民主要由城区拆迁户、占地农民和“新一代”北京人组成。
芍药居北里B社区（简称B区）共有4843户，9127人。
从人口数量来看，B区人口数量（8827人）相当于A区（3433人）的2.57倍。
社区人口密度与住房条件密切相关。
南锣鼓巷以平房为主，居民人口数量增长缓慢，伴随城市改造过程，大量居民迁往郊区，该地区人口数量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向。
芍药居北里属于新建楼房社区，目前居民人数不断增长，人口结构更加复杂。
从居民的年龄结构看，两个社区14岁以下人口比例均低于北京市平均水平。
国家统计局2007年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14岁以下人口比例为13.6%，而两个社区该年龄段人口比例分别为：
A区2.59%，B区6.4235%。
年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两个社区的形成和发展历史。
A区居民大多几代生活于此，人口老龄化特征十分明显；B区人口以“新一代”北京人为主，年轻化特征明显。
A区20-29岁年龄段居民比例（20.5068%）远远高于B区（13.5493%），但是14岁以下人口比例A区（2.5825%）却低于B区（6.4235%）；60岁以上人口A区（18.9047%）与B区（16.9820%）的比例接近。
这种现象的形成有着多方面原因。
B区40%以上的居民受过高等教育，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毕业生在北京落户后，大部分选择居住在新兴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年龄结构。
A区居民的老龄化问题是当前老城区难以改变的现实。
如何针对新老社区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为居民提供信息资源和服务，对社区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问卷设计与分析
问卷项目分为三个方面：
信息需求、信息获取渠道、影响信息行为的主要因素。
3.1日常生活信息需求分析与比较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需求分为三种类型：
生理需求（如对食物、水等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情感需求（如心理或情绪的需求）、认知需求（如学习需求）。
如果将信息与三类需求联系在一起，可以将信息需求归纳为三类：
事实数据或主题内容需求、文献需求、交流渠道需求。
美国图书馆学家Grover认为，对于信息需求的评估需要经过四个步骤：
（1）诊断（Diagnosis），
（2）处方（Prescription），（3）治疗（Treatment），（4）评价（Evaluation）。
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信息需求与人的信息素养、文化水平、认知风格、世界观、文献偏爱、文化和技术能力、年龄、性别和交流风格有关。
本研究将日常生活中的信息需求分为10大类：
购物、旅游、房屋、子女上学、保健、国家政策、理财、求职、爱好、新闻。
填表者可以进行多项选择。
调查结果显示，两个社区的居民在信息需求、信息获取渠道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
图1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社区居民的信息需求分布图
A区居民的信息需求依次为：
购物（13.08%）、保健（11.59%）、新闻（11.44%）、爱好（10.85%）、房屋信息（10.55%）、子女教育（10.25%）、理财（9.80%）、国家政策（8.77%）、旅游（7.13%）、求职（6.54%）。
B区居民的信息需求分布为：
新闻（14.29%）、购物（12.78%）、保健（12.03%）、爱好（12.03%）、旅游（12.03%）、国家政策（10.53%）、房屋（9.77%）、理财（7.52%）、子女教育（6.02%）、求职（3.00%）。
图2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北里社区居民需求分布图
基于社区范围分析居民的信息需求，可以看出两个社区居民在生活偏爱、时间预算结构和消费模式方面的差异十分明显。
B区居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多于A区，从各类需求的排序看，B区居民将新闻作为首要需求，说明他们的生活视野比较开阔，对自己生活范围以外的人和事有着较多关注。
A区居民将购物等作为首要信息需求，说明该社区居民注重实用的生活偏爱。
同时，由于老城区改造逐步深入，A区居民对拆迁、医保、退休等国家政策也有很高的敏感性。
在业余爱好方面，A区居民对养鱼、养花等业余爱好兴趣浓厚，显示出皇城根下“老北京”人的生活情趣，不管现有生活状况如何，他们都可以对生活持有乐观的认知情感，这种“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使他们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但也使一部分人缺少改变生活现状的动机。
3.2信息获取途径分析与比较
问卷将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人际、图书馆和文化馆等作为人们获取生活信息的主要渠道。
调查数据显示，A区居民获取信息的途径依次为：
人际（26.4%）、报纸（23.76%）、电视（16.50%）、广播（11.55%）、图书馆和文化馆（4.33%）；B区居民获取信息的途径依次为：
报纸（26.67%）、人际（20%）、广播（18.67%）、电视（16%）、图书馆和文化馆（5.33%）。
信息交流分为直接交流和间接交流两种途径。
直接交流是人与人之间不通过媒介而直接进行的信息传递；间接交流则通过传播媒介交流信息。
A区居民对人际交流途径的依赖，一方面是居住环境决定的，平房居民邻里关系密切，人际网络是交流信息的主要方式。
B区居民处于楼房环境，加之社区形成历史较短，人际交往范围受到限制。
调查发现，平房社区居民关系也呈现出“楼房化”发展趋势，邻里关系淡化，一些老北京的风俗礼仪正在消失。
在广播、电视、报纸和互联网等四大媒介的使用中，两个社区居民的侧重点明显不同。
南锣鼓巷A区居民对电视的依赖程度最高，其次为报纸和互联网，对广播的依赖程度最低，相当一部分居民几乎从不收听广播，居民最经常阅读的报纸是《北京晚报》。
芍药居北里B区居民同样以电视为主要信息来源，其他三种渠道使用程度接近，但对广播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A区居民。
电视作为最为普及大众传媒，对各层次的人都有影响。
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中，电视仍然是人们获取生活信息的重要渠道。
电视节目的传递信息功能，以及电视节目的人性化特征，使电视成为最受欢迎的大众传播媒体。
图3北京市南锣鼓巷A区居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图4北京市芍药居B区居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调查发现，图书馆和文化馆等信息服务机构，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大。
40岁以上、初高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人群，基本没有使用图书馆的经历。
尽管南锣鼓巷与东城区图书馆、文化馆相毗邻，但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居民没有使用图书馆的习惯。
芍药居居委会藏有部分图书，却从不对外借阅。
从客观上讲，场所、图书馆员的缺乏是无法开展社区图书馆服务的原因；但居民图书馆意识的淡薄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如何培养普通市民的图书馆意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3信息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人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渠道选择受不同因素的影响。
从居民自身特质看，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和经济条件，是影响信息行为的内在因素。
46岁以上、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存在着“技术恐惧症”，更偏爱报纸、电视等信息传播途径，人际交流是生活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
35岁以下、高学历、高收入人群，对网络有着较高程度的依赖，对旅游、金融、购房等方面的信息需求较高，而低收入家庭更关注与当前生活有着直接关系的信息，如购物、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信息。
哈里斯等指出，社会大众的信息寻求行为有六个特征：
（1）信息寻求从问题开始；
（2）信息寻求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3）人们更倾向于寻求最容易获得的信息；（4）人们首先从人际资源中寻求信息和帮助，尤其是背景相近的人；（5）信息寻求期待着情感上的支持；（6）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习惯模式寻求信息。
分析人的信息行为需要从问题开始。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面临各种问题。
在基础层面，人们需要消费、子女培养方面的信息，以帮助自己在丰富的商品和服务中做出合理选择。
在精神生活层面，人们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不同的休闲娱乐方式，以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求。
调查发现，尽管楼房增加了居住空间，但是，公共活动场所日益减少。
由于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正在扩大。
虽然现有社区都在兴建建议的体育锻炼和文化设施，但是，人们更需要交流和交往的活动空间和信息交流媒介。
无论在平房院落，还是在楼房空隙，两个社区都缺少足够的公共交流空间。
在人与人之间相互隔膜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存在着某种警惕，进而影响了人的信息交流，也使居民缺少应有的家园感。
调查还发现，尽管在北京这样一个信息丰富的环境中，仍有一部分居民的信息行为有着“边缘化”特征。
他们对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没有明确的意识。
如何通过信息素养教育，使这部分居民在保持乐观生活态度的同时，形成更为积极的进取精神，是信息素质教育的重要任务。
在网络环境中，信息的产生和传播对人的生活有着更大影响。
年青一代对网络将有更多的依赖。
调查发现，网络在城市居民中的普及程度已经超过其他媒体。
但是，大多数居民仍将网络作为娱乐工具，而对网络的信息传递和获取功能则没有足够关注。
如何开展有效的网络服务，根据用户的信息需求构建信息功能模块，将成为网络今后发展的重要任务。
4结语
两个社区居民的信息行为调查，不足以概括北京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信息行为。
我们认为，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应该加强信息交流空间的构建，社区图书馆应该成为新兴社区最重要的文化设施。
通过信息交流，不仅可以提高社区的文化品位，而且可以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形成更加和谐的社区文化。
北京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大都市，其信息化程度以及所拥有的信息量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广大市民的信息需求，培养和提高普通市民的信息意识，将成为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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