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用人驭臣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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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用人驭臣术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用人驭臣术
对最高当权者而言，国事万千，日理万机，但未必要事必躬亲。
想成功者最主要的是做两件大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
蒋介石当权时在用人的问题上颇下工夫，煞费苦心，有一套独特的驭权用人术，其用人原则是，以我划线，跟我者用；保持距离，亲而防近；用人必疑，疏而不远；提防尾大，以“专”制权，等等。
他正是依靠这一套驭权用人术，使其网罗的文臣武将们为蒋家王朝卖命。
武夫治国，离不开文臣辅佐
常言道马背上打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武夫治国，需要文人张胆。
蒋介石深明此理。
他深知，凭着枪杆子打下天下，但不能仅仅靠枪杆子巩固天下、治理天下。
事例：
蒋介石在夺取最高权位的过程中，就极力网络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建立起由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
成为最高统治者后，他在提拔重用黄埔军校门生的同时，注意选用一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治国的能力。
蒋介石重用的知识分子不少，若加以归类，大体上有这样几种：
一是高级幕僚。
这批人员专门为蒋介石写文告，处理日常事务，负责信息的整理和传达等，当然也包括出谋划策。
在这一人群中，要数陈布雷、徐道邻等人最具有代表性。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浙江慈溪人，1890年生于一个茶商人家。
他早年想通过获取功名的途径走仕途之道，因其天资聪慧，熟读经书史籍，学习新学，乡试有名。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步入报业。
1911年，他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同年途经上海，寄居在《天铎报》。
当时因在《天铎报》任职的戴季陶结婚请假，请他代理。
因展现出舞文弄墨的才华，所以被报社正式聘用为撰述记者。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各报因惧怕清廷，多称起义军为“逆军”，但《天铎报》倾向起义军，以“革命军”相称。
陈受命撰写社论，连日奋笔撰书，以“布雷”署名，鼓吹反清革命，张扬革命正气。
“布雷”二字原是高等学堂的同学给他起的外号，因那时他面颊圆满，大家戏称他为“面包孩儿”，由英文的面包一词Ｂｒｅａｄ音译而成，而他的原名却日渐被人淡忘。
他在报社奉职，曾向当时主掌《民立报》的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请教，自此两人有密切的交往。
在《天铎报》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对陈布雷职业选择和基本政治倾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发表第五篇《告友邦人士书》，初稿是英文，外交总长王宠惠自南京带到上海，苦于无人翻译，难以见报。
陈布雷看了这一文稿后，一挥而就。
同年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一个中学任教。
回到慈溪正好赶上同盟会支部成立，他就加入了同盟会。
1921年重返报界，在《商报》任职，撰文抨击北洋军阀，有人劝他不要过于激烈，以免招惹麻烦。
他却回答道：
“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文胆之气可见一斑。
孙中山对《商报》给予很高的评价，虽有几家报纸都属党员办报，“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撑，可称为忠实的党报”。
1926年，在“商报”休刊期间，他与潘公展一起前往南昌，目的是拜见蒋介石。
他的此行，除政治选择因素外，还有受到蒋介石招揽名士的举动所感染。
早在1926年春，在广州的邵力子，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前往上海，邀请上海报界名流聚会，阐明革命局势，期望报界为北伐造舆论。
蒋介石特意委托邵力子将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转赠陈布雷，以示对陈的青睐。
陈以记者的身份，前往江西南昌与蒋介石见面。
二人见面如故，蒋介石每三四天必邀陈布雷晤谈，谈北伐，论人心，议政纲政策，颇有点“隆中对”的味道。
蒋介石对陈之所以如此热情，是因为他急切需要一位既有文才又比较温和谦恭的人做他的高级幕僚。
他虽然留心物色，苦于乏人。
后来他对陈布雷有所耳闻，颇有好感，此次，陈布雷来到南昌见面交谈，认为陈担当此任最为合适，于是，极力挽留，并与陈果夫共同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
此时，陈虽然还是客人，蒋介石便已开始借用文胆了，他常常要陈布雷代他写文章，蒋介石《告黄埔同学书》，就出自于陈布雷的手笔。
此文发表后引起极大的反响。
但陈布雷无意做官，只愿意从旁边帮忙，他以回报社复命为由，离开南昌。
1928年1月，蒋介石邀请陈布雷返回南京，并有意让陈出任总部秘书长，但被拒绝。
后来，蒋介石提出让陈自己选择职务，陈对蒋说：
“余之初愿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点滴为公之助，然机关要职，则非所盼也。
”此后，陈虽然还是干了一段时间的记者，鉴于蒋介石苦苦要求，他还是被网罗到蒋介石的门下，始出任教育部次长，1932年3月，担任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正式成为蒋的幕僚，这一行当一起干到他离开人间。
他是个书呆子，为人也比较正直，也许蒋介石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只让其负责秘书工作，不让其担任实质性领导职务。
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应其所愿，这正是蒋介石用人的娴熟之处，当然也包含着诡秘狡诈的一面。
这期间，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
如《敌乎？
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写出来后，为避免留下骂名，陈建议不要以蒋的名义发表，这自然将自己洗脱干净了，因为一旦署上蒋介石的名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文到底是谁写的。
这篇文章最后以徐道邻名义发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布雷替蒋介石写了《告全国同胞书――庐山谈话》，内有“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文字，表达了中国人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在全国引起轰动。
陈布雷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讲话文雅，无“天子伴臣”那股子盛气凌人的傲气。
并且，他不在圈中搞圈，常自称自己无党、无派、无系、无权、无势。
他既无多大的权欲，又没有多大的财欲，与国民党内一些人贪得无厌、私欲难填，形成鲜明对比，在国民党内是为数不多的“清官”，蒋介石称其为古今一“完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完人”，无法支撑住将倾的大厦，悲愤交加。
在国民党统治被人民革命推翻的前夕，服安眠药自杀。
陈布雷追随蒋20余年始终不二，以“扶助明君安邦治国”自励。
他为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艰危和种种腐败状态忧伤不已，只好仰天长叹，一死了之，成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不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二是专门人才。
国民党统治稳定下来之后，也开始了国家“建设”。
但蒋介石手下大都是随追他在马背上打天下的人，要他们中的一些人下马，弃武从文，不仅大多数人没有这两刷子，即使有，他们也不愿放下枪杆拿笔杆，因为那时的中国，主要还是靠枪杆子说话，有枪即等于有权有势。
当然，他们的确没有这样的条件，行伍出身的军人，在经济建设、外交、文化等等领域都是外行。
为了弥补专门人才的不足，也为了装点门面，蒋介石选择了一批在学术上有造诣、科技上有贡献的人担任政府官职，这批人被戏称为“学者从政”。
1935年，蒋介石迫于日本侵略压力，逐渐改变了在退让妥协中求生存政策，外交上有了一些变化，在政治上注意广泛地吸收人才。
这年10月，蒋介石邀请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等人同时被邀请到国民政府任职，一时间不少学界知名人士步入政界。
在这批学者中，突出的是翁文灏，翁是浙江人，1912年，在比利时获得理学博士，成为我国地质学领域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
当时比利时一家报纸报道：
“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
”
翁文灏回国后，进入地质研究所，经过长期实地考察，颇有成就。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指示当时的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为他推荐一批人才。
几天后，钱昌照给了他一份名单，其中就有翁文灏。
第二年夏天，翁文灏到庐山与蒋介石见面，指出：
政府有天然保护整个领土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北，亦必由华北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责任，因此愈感恐慌。
这是当前存亡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政府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
而且有了这种重大任务，那么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容易集中推动。
至于政府任职，我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
蒋介石认真地听翁的进言，并赞同他的观点，当时就要翁入阁，但翁表示不愿意以学者身份协助政府工作。
蒋介石用人，对于那些表示不愿意当官的越是重视。
翁文灏越是推辞不愿意为官，蒋介石就越是要把官给他做。
1935年10月，翁担任行政院秘书长，1947年被蒋介石推荐其出任行政院长，在蒋介石的专家内阁中，翁文灏的职位最高。
在蒋家王朝垮台前夕，他并没有追随蒋介石退台，而是走上了迎接新中国的光明道路。
共产党既往不咎，对他是尊敬、重视的，他从反动营垒转向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英雄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三是帮闲文人。
蒋介石还把一些有社会声望的文人，收罗到自己名下，这些人没有具体的职务，他们以国民参政会成员或各种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参政议事。
他们多半被用来装饰门面，有时候还利用他们攻击政敌，尤其是攻击、谩骂共产党。
叶青就是这类人物，许多反共文章出自于他的手，抗战时期，在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是撰写文章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攻击共产党的急先锋。
评析：
打天下少不了知识分子，坐天下更是需要知识分子鼎力相助。
蒋介石深明此理，且在这方面花了不小的功夫。
首先是广罗人才。
既有通才，又有专才。
二是唯才是举，用其所长。
比如陈布雷专长舞文弄墨，且比较温和谦让，安排他做私人秘书最合适不过了；翁文灏有技术专长，把这样的人才引进到政坛安排为高官，可以一举多得。
三是以“诚”相待。
“士”者最讲究的是“面子”，蒋介石善于笼络人心，所以一时也赢得一些知识分子对他的感恩孝忠，被他所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的确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劲头。
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本质决定他的用人的局限性。
陈布雷之死，翁文灏之离去，在其腐朽，没落的政权下，再会用人的当权者，也只能落得“树倒蜈猢狲”的下场。
以我划线，道不同才高也要弃之
蒋介石举贤用才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以我为中心，与我同心同德且有才者重用，与我同道不同心者，一般也能任用，而有才，而与自己不同道，不怎么用，更不用说重用了。
事例：
在民国政党史上，人们一般认为中国青年党充当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帮凶，是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的走卒。
其实，蒋介石以自己的独裁利益为尺度，在处理与中国青年党的关系中，践行着一条原则，这就是道同则谋，道不同则不相与谋。
中国青年党创建于1923年12月。
曾琦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党确定的方针是反共反俄。
在这个党创立之初，就积极向国民党靠拢。
1924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青年党开始走上了反对国民党的道。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清党”，曾琦几次受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逮捕。
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无视民意，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由于利益目标相近，青年党与蒋介石有着某些联系。
西安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热潮的压力，也为了其国民党自身的利益，蒋介石决定联共抗日，经过长期谈判，最终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实际上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这与青年党利害攸关。
于是，青年党负责人曾琦、左舜生等人商量后，由曾琦前往庐山，拜见在那时的蒋介石。
曾琦向蒋介石献计献策，要求蒋介石“假抗日，真防共”，也就是“主动的抗日，确保军政领导；加强防共，维持后方秩序”。
蒋介石与曾琦两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时，听了曾的建议后表示：
“很好，待细加研究了再谈。
”在研究了曾琦的建议后，再次约见他交谈了很久。
在此之后，蒋介石与青年党的负责人之一的左舜生签订了三党（加上国社党）联合“抗日”的换文。
1940年，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汪极力拉拢青年党成员，并以“官职”引诱少数青年党人参加其“部”内工作。
为了发展青年党的势力，曾琦从重庆秘密绕道广东经香港、上海到南京拜见汪精卫，并在上海设立青年党办事处，亲自领导上海、南京部分青年党徒进行汉奸活动。
日本投降后，青年党党员刘东岩受李璜、左舜生的派遣，到上海拉曾琦回四川，继续领导青年党的活动。
其实，蒋介石早就知道曾琦已参加了汪伪政权，在上海、南京从事汉奸活动，但是，为了反共的共同目标，同时也是为了获得青年党对其独裁统治的支持，蒋介石不仅没有像对待其他汉奸那样采取极端的手段予以法办，也不是像对周佛海那样暂时的利用，而是继续让曾琦担任国民参政员，同时邀请青年党参与1946年年底的所谓“制宪国大”，参与1948年初所谓的“行宪国大”，并分配100个名额给青年党。
在选举副总统的闹剧中，蒋介石要举荐孙科，排斥李宗仁。
而青年党则不愿意举荐孙科。
这是因为青年党与孙科的关系疏远，孙科也看不起青年党。
在选举过程中孙科不给青年党的面子，连接洽选票的人都不派一个。
青年党感到如果孙科当了副总统，蒋孙一致，对青年党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决定支持李宗仁当选，以便利用桂系势力的地位及其与蒋介石长期争斗的矛盾，造成蒋桂之间的新的对立，企求从中渔利。
在投票过程中，青年党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企图，耍了手腕。
第一次投票，一百来张的票全部投程潜。
一来各候选人只希望初选过关，取得复选权，以维持一点面子；二来由于赵恒惕为程潜拉选票，而青年党一些人与赵恒惕的关系不错，故把票投向了程潜。
第二次投票，青年党仍没有投李宗仁一票，使李宗仁的票数不至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第三次投票，青年党把选票全部投给了李宗仁。
于是，李宗仁以压倒的多数取得了副总统的职位。
青年党助李宗仁当选，讨好了李宗仁，却触怒了蒋介石。
据蒋介石的近臣说，蒋介石为此事拍案大怒，大骂青年党“不识抬举”，非“教训一下不可”。
不久，取消了原来给青年党的一个经济部、两个行政院政务委员。
正在这个节骨眼里，曾琦因为牙病住院。
医生认为他的这个牙病在国内似乎没有治好的希望，建议他到美国去治疗。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以此事为借口，给了曾琦两万元美金，让曾琦出国，一方面治病，一方面游历欧美，进行所谓环球外交。
既表示对曾琦的关怀，又达到把与自己不同道的人排挤掉的目的。
评析：
蒋介石是具有多重性的政治人物，为了达到维护其独裁统治的目的，在选才用人上，他有唯才是举，广罗知识分子的一面，还有以我划线，“忠”我、从我者重用，不从我者轻用，甚至是不用的一面，这是他用人的主导面，是其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同时也由其心胸狭窄的性格使然。
蒋介石对待青年党负责人的态度，要作具体分析。
青年党靠拢已投降日本的大汉奸汪精卫，丧失民族气节，不仅不应使用，而应予以惩处。
然而，蒋介石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抗战胜利后，不作任何处理，而且还加以重用，有失民族大义。
青年党在选举副总统中玩弄权术，在蒋介石面前弄巧成拙，受到冷遇，罪有应得。
“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
“内臣”是指帝王统治时，宫内所使用的官员、太监、护卫官长，还可以转义为，权贵们的管家、侍卫之类的贴身人员。
封建君王使用内臣，一般都比较讲究，必须绝对地忠心，唯命是从，而且还能守口如瓶，严守皇室的隐秘。
其他权谋家对仆人的要求也大体上如此。
一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二是为了保持正人君子的良好形象。
在选用内臣、贴身之人时，首要的条件是是否可靠。
在这方面最为可靠的可能是亲戚，哪怕是一点沾亲带故的也行。
因为在他们看来，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主人之间有着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会是天然地可靠，至少在他们是这样想、这样看的。
我们这里借用“内臣”一词，是指蒋介石的贴身人员。
蒋介石注重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
在使用内臣方面也是这样。
可以说封建宗法思想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遵循人们常说的“宝贵不忘乡亲”的人际关系准则。
当他得势后，竭力从自己家乡溪口选拔任用自己的亲戚、近邻，将这些人安插在自己身边，担任内勤工作。
事例：
在蒋介石的侍卫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王世和。
他是王贤东的侄孙，王贤东是蒋家玉泰盐铺的账户先生，奉化葛竹村人，在这个店工作达20多年。
他家有个堂妹王采玉，年轻守寡，在葛竹村庵带发修行。
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的第二个妻子病故后，经王贤东的说媒，王采玉还俗再嫁，成为蒋肇聪为继室，她就是蒋介石的生身母亲。
王贤东年老回乡后，由王世和的继父王良鹤继任玉泰盐铺的管账先生。
王家不仅是蒋家的亲戚，而且是至交，有几十年、几代人的关系。
对王家人，蒋介石是非常信任的。
当蒋介石南下广东的时候，王良鹤托王采玉请求蒋介石带其继子世和去广东从军。
对王良鹤的这一请求，蒋介石答应帮助，但要对王世和作一番考察。
王世和原在溪口天生咸货店当秤手。
蒋介石当面看他的举止如何，叫他送一篮咸货来。
王世和送货到丰镐房，蒋介石命他吊在屋柱顶子上。
王因个子矮小，取凳垫挂上，随即用抹布揩去凳上留下的脚印，把凳放回原处。
蒋经过观察，认为他做事小心，就答应把王世和带到广东去。
开始随蒋任勤务兵，黄埔军校招生时，批准他为第一期军校学生。
在王世和军校毕业后，蒋介石没有让他到部队去带兵打仗，而是留其在自己身边，帮助自己料理日常事务，1939年王世和担任蒋介石的侍卫大队长。
王世和是一个赌徒，常常误时不到，曾两次被蒋介石革职闲置起来；照样拿军饷，一遇机会，又将其起用。
1944年在蒋介石的黄埔系中的得意门生俞济时接任七十四军军长时，调王世和到这个军任副军长，随后到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
抗战胜利后，王世和在溪口开设王泰钱庄，初聘他人为经理，后自己兼任。
在身边做事的亲戚，虽然经常接触最高当权者，但地位低下，眼看别人一个个升官，自己10来年里还是侍卫，他们心里总是不太安心。
不过，蒋介石对这批人当然有其笼络的办法，那就是在经济上，对身边人非法敛财，争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不堵财路，让其发财，但不让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显赫位置。
身边的人，往往承担传递信息、保卫安全的职责，虽然官职低下，但在别人眼里即使在高官眼里，他们虽位低却言不轻，不敢小视，各地的高官总是想方设法同他们套近乎，到时候想升官发财，或想办其他什么要事的，好让他们帮助在蒋委员长面前美言几句。
因为当时，一名外地高官，如果要见蒋介石，必须通过侍卫进行安排，如果不给这些人好处，他就会用各种借口挡驾，使你吃闭门羹。
另外，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汇报多如牛毛，好的汇报当然希望蒋委员长尽快面阅，但如果分管各地的文书的人，坚决不给你呈送，你也无法。
如果得罪了这帮人，他们专门找你的一些不利的事情向委员长汇报，长此下去，自然就会在蒋介石心中留下恶劣印象，这势必影响自己的前程。
正是因为侍卫位低而权重的特点，在过去王朝，很多官僚都要想方设法地巴结侍卫、太监，给他们送钱送物，那当然还有送美女的。
为的是想了解皇帝的活动，以便从中找到一些信息，心中有数，超前准备，以防不测。
这样，在侍卫、内臣的岗位上奉职，贪污受贿的机会就比较多。
在蒋记王朝，虽然名曰民国，实行独裁统治，其实际情况与封建朝廷差不了多少。
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后，对自己的生活小节要求比较严格，已经同过去生活上的劣迹告别，平时的生活也比较简朴，至少给人以这种印象。
对于官员的贪污，若知道了处罚还是很厉害的，但对于身边谋事之人的贪污受贿行为，则往往是责骂而已，不给真的惩罚。
王世和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队长多年，官虽然老是提不上去，但钱却是捞得不少。
1928年，蒋介石下野，到日本考察。
他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他再也上不了台，就打着总司令侍卫长的名义滥借钞票，买房纳妾，大办酒席，搞得当地人怨声载道。
后来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家乡人群起告状，蒋介石十分气愤，把王世和叫来，拳打脚踢，狠狠地教训了王世和一顿。
但打归打，还是没有把他赶走。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还是让王世和担任侍卫长。
蒋介石还有一个侍卫名叫蒋富寿，是蒋氏大家族的人，为蒋介石工作多年，聚敛了不少钱财。
在家乡建了一幢豪华的楼房，蒋介石回溪口发现后，问蒋富寿，“这是谁家的房子”，蒋富寿不敢隐瞒，回答说：
“是我的”。
蒋介石知道凭借他的薪水是盖不起这样的房子的，便问：
“你造楼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蒋富寿一听慌了手脚，急忙看着在场的宋美龄，宋为他圆场说：
“是向我借的”。
但宋美龄并不知道房子的造价，蒋介石问借多少钱，宋回答的500元，而这房子至少要5万大洋。
蒋介石一看谎言被揭穿，火冒三丈，但又不便当着宋美龄的面发火，只好在事后自我嘲笑说：
“看来自家人难用啊！
”
这是说的几个对蒋介石忠心，但自己又不太争气，利用职务之便聚敛财富的内臣。
这对于蒋介石来说，误不了大事。
在保证安全、严守机密方面是靠得住的。
但也有靠不住的。
蒋介石的原配妻子毛氏本家的毛邦初，办事能干，对他器重，任用其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组建国民党空军，所有航空器材大都经过他的手，但正是这个亲戚的不轨行为，使得蒋非常难堪。
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已成定局，害怕美国会冻结其在美国的财产，就让他到美国以私人名义将2000万美元存起来，这样美国在冻结国民党政府的财产时，就能够掩人耳目。
毛接受任务后，将2000万美元巨款以他自己的名义存起来，等要钱的时候，毛起了私心，不认这一笔账。
蒋介石非常恼火，在派遣特使讨要这笔巨款未果的情况下，在美国起诉毛邦初，毛邦初后来逃到墨西哥，2000万元被他卷走。
由此说来，自家人未必都可靠。
评析：
蒋介石的“‘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的用人准则，是腐朽、没落的用人之道，与他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有直接联系。
另外他这样做，也有特定的政治环境影响。
既有保持良好形象的考虑，更从自身安全着想。
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敌我无常，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在战场上能打败对手，却被对手所雇佣的杀手杀害。
当时的军阀头目，都有自己的卫队，这些卫队的组成大都是由自己最亲信的人。
例如冯玉祥有枪旅，刘湘有高级卫队，刘湘的卫队全部是由刘姓组成。
只有自己所信得过的人，才有可能在长官危急关头，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主人。
蒋介石当政，成了众矢之的，何况他自己也搞过暗杀他人的勾当，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更深了。
因此，其卫队大部分都是自己家乡人，其领队又都是自己的亲戚。
蒋介石对卫队士兵的挑选，往往是亲自过问。
由自己点名，加以询问，询问的内容很详细。
重用自家人，把选人用人局限在狭小范围，有种种弊端。
蒋介石自家人可信、可用的用人准则并不成功。
究其原因，在用人上以是否有血缘、亲情的关系论亲疏，搞圈中之圈，其实质是结党营私；而在对待犯错误甚至犯法的人的问题上，对于充任“内臣”的亲戚网开一面，搞双重标准，危害极大。
一方面，因处罚的不公会影响法律规制的权威性，也会影响他蒋某的权威；另一方面对亲戚、内臣的问题姑息放纵，不仅不利于其改正，而且还会使其胆子越试越大，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举贤圈外人，圈内平衡难
对于想成大事，或成就大事已踞高位者的权谋家来说，在权术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两难选择，而举贤用能，与力量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属于这类的选择。
成就事业，应唯贤是举，不论亲疏，不计恩怨；然而，权谋家想成就大事业，想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还必须有山头，结圈子，结党以营私，这就必然在情感上内外有异，用人上内外有别，圈子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而且圈又具有无限可分性，圈内有圈，争斗也是死去活来，在圈内与借用的圈外势力之间，在圈内这个圈子与那个圈子之间的矛盾需要平衡；举贤用能与维系平衡是一种两难选择。
事例：
蒋介石在权力角逐场，可以说玩平衡术还是有一套的，但在他所用的人中，要想做到熊掌与鱼而兼得之，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重用杨永泰所引起的风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杨永泰，1885年，出生于广东高州府茂名县，幼年父母双亡，由伯父收养。
12岁对县应考，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科学制度废除，新式学校兴起后，嗣母把他送到广州求学。
在广州不仅受到西方新学的熏陶，而且还受到革命新风的洗礼。
在他所求学的学校被解散后，他北上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是当时该系“四杰”之一。
1912年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政坛党派林立，这为杨永泰提供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投身于党派竞选政治的漩涡中，成为活跃的分子之一，先后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国会议员。
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复辟称帝时，他投身于反袁护国的斗争行列。
1917年北洋军阀头目冯国璋代总统，非法解散国会后，他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
护法失败后，他革命情绪低落，但参政热情不減，在广东担任省财政厅长、广东省长等职，并参与组织政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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