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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就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在体育上，就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

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是从原苏联学过来的。

原苏联就是由政府选拔和培养有天赋的运动员，这样做的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可以集中力量，使优秀的教练员都有统一的观念和训练计划。

在这种制度下，运动员守纪律，训练刻苦，求胜慾望非常强烈，这在奥运比赛中是致胜的关键。

与举国体制相对应的是市场体制，指的是选拔和培养运动员的经费及其它费用由市场行为来筹集。

但只有少数职业化程度高、商业化程度强的体育项目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大多数的其它体育项目，因商业性比赛根本没人看，靠市场体制是不可能解决的经费问题的，最后还是要靠政府的支持。

据说，美国也有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美国奥委会的费用是政府根据税法的规定由民间组织或个捐输的。

美国的税法规定，美国企业和个人捐款赞助奥林匹克事业可以抵税，这实际上是政府将应得的税收转让给了奥林匹克训练中心和其它体育机构。

所以不要认为美国政府对美国的体育事业没有投入，与中国政府不一样的只是它投入的渠道有所不同罢了。

金牌是要花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体育比赛项目上要想出成绩，没有钱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不管你是什么体制。

所以举国体制不只是中国有，世界上凡是对国际体育比赛足够重视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尽管各国的做法有不同，说法也不一样，但政府投入的实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从新中国成立时体育百废待兴，到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高居金牌榜首位，中国的竞技体育在半个多世纪时间内，从基础差、底子薄到跃升至世界“第一集团”，举国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举国体制是中国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形成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优秀运动队为基础的三级训练网，培养“专业运动员”。

在举国体制下，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竞技体育成绩的巨大飞跃，优秀的体育成绩又极大增强国人信心。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熊晓正说，举国体制几十年的发展是历史的选择。

它为中国队在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证，即使在市场经济下，依然有许多可以借鉴和利用的因素。

中国获得北京奥运会蹦床比赛冠军，就是举国体制优势的最佳体现。

蹦床项目2000年进入奥运会，那时中国还没有蹦床运动员，但这个项目在欧美已经非常普及了。

原国家体委在全国展开大集训，从有相似性的项目选择转型过来的运动员进行培养。

后来国家成立集训中心，仅仅用了10年左右时间就培养出何雯娜这样的奥运冠军。

国家蹦床队教练胡星刚说，这个“奇迹”是举国体制训练的结果。

举国体制取得的成效，引起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注意和效仿。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有类似集中资源发展某些项目、培养某些运动员的举措。

英国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对体育加大政府投入。

伦敦申奥成功后，为实现英国队在伦敦奥运会金牌榜跻身前四目标，英国政府承诺在2012年之前的6年中，将投入约10亿英镑用于备战奥运。

英国体育总会对所有项目进行逐项评估，按照夺牌前景来分配这些资金，这和中国的“奥运争光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是英国在本届奥运会跃居金牌榜第四位的根本原因。

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举国体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面临着挑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举重、体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女子柔道等共获得金牌39枚，占中国代表团金牌总数的80%。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奥运会后总结时表示，田径、游泳、自行车这样的奥运会大项，中国亮点不多，与世界强队间差距巨大。

熊晓正说，这就是所谓的“短板效应”。

大量资源集中发展优势项目后，弱势项目成为中国的奥运会奖牌数继续攀升的“瓶颈”。

优势项目的金牌潜力几乎被挖掘殆尽，即使再优也没办法扩大中国奖牌的“容量”。

他说，以国家队为龙头的“一条龙”式训练体系，成材率较低，很多基层人才培养粗放，在低水平上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

优势项目上，人才浪费；而弱势项目，又资源不足。

而当刘翔在奥运会上因伤退赛后，中国在这个项目上基本失去竞争力，而刘翔身后，更还未发现能与他水平相当的未来之星。

反映了弱势项目人才厚度不足。

针对这些问题，刘鹏说，奥运会之后，社会影响大、受群众喜爱程度高的集体球类项目，田径等奥运会的金牌大户，都将是中国竞技体育今后的发展方向。

对"举国体制"的冷思考

1984年7月29日,美国洛杉矶,一年前还是农村供销社职工的许海峰射落了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首枚金牌,阔别了奥运大家庭28年的中国社会沸腾了.两天后《中国青年报》上记者孙杰的通讯《光荣啊,普拉多的枪声!

》是这一激动人心时刻的真实写照,该文也因此被看作是新闻报道中的经典而收入了小学语文课本中.

20年后的雅典,许海峰又一次出现在了奥运会上,已成为总教练的他率领的国家射击队为中国夺得了本届奥运会的首金.而此时在国内,除了有例行的自豪感和喜悦之情外,还有对中国金牌背后举国体制的争论与思考.

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

奥运会开幕前后,一篇名为《奥运金牌的陷阱》（以下简称《陷阱》）的文章开始在网上的多个论坛流传,而后又以新闻的形式出现在了各大门户网站上.在《陷阱》一文中,作者展示了惊人的数字.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总局的事业费从每年30亿元上涨到了每年50亿元.按此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花费了200亿元.如果中国队在雅典获得30枚金牌（事实上得了32枚）,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

7亿元人民币的一枚金牌!

这个结论在网络及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应,人们纷纷对此发表意见,顿时争论四起.对于普通人来说,7亿元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知道之后再看电视上升国旗时,除了原有的兴奋与激动外,不免又多了一些复杂的心态.

而对于缺口依然存在的国家教育,科研,社会保障等经费来说,一枚金牌的7亿元也同样不可忽视.《陷阱》一文就指出,夺取一枚奥运金牌的7亿元,"可建造3500所希望小学,挽救35万儿童避免成为文盲",4年备战雅典奥运的200亿元,"足够组建一只现代化的舰队",10多年来的体育经费360亿元,则"足够搞两个载人飞船的项目".

这样的对比令人感到震撼,生活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深知挣钱的不易,也了解现实中国家存在的各种困难.金牌自然是令人神往的,但为此付出的是否太多,人们开始对此反思.

然而,对"7亿元一枚金牌"的结论,是同样需要我们怀疑和思考.《陷阱》作者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2000年至雅典奥运的四年间,体育总局事业费总额的200亿元,按30枚金牌平均下来得到的.对于每年事业费50亿元一说,记者未能从国家体育总局处得到明确答复,但即使这个数字可信,体育总局每年的事业费也并不是"奥运专项经费",更不是"金牌专项经费".

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群众体育司,竞技体育司,体育经济司等11个司局级单位,还有体育科研所等事业单位,以及数十个国家队.这个复杂的系统,承担着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开发体育市场等多项任务.仅每年对全国各级业余体校和体育运动学校的投入就在15亿元左右,无法想象其会将全部50亿元的事业费都投入到奥运金牌项目中.

现代体育的竞争,不仅仅是运动员个体能量的发挥,必要的国家投入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人们需要了解的,是对于每一个金牌,国家是怎样投入的,需要花费多大的投入也就是说,一枚金牌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从事体育科学研究工作近20年的鲍明晓教授,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这届奥运会期间,他一直在进行着比赛项目投入产出的计算.他介绍,"一个运动员的投入,大概就是训练费用,竞赛费用,支持和保障费用,以及基本的工资和生活的津贴这些方面."

由于国家体育总局从未公开过奥运备战投入的全面数据,记者只能从一些具体的项目来稍作了解.据了解,此次成为奥运会110米栏冠军的刘翔,过去一年的花费大约在300多万元人民币以上,其中包括超过百万元的环保型塑胶跑道,和几十万元一套的新式跨栏.据鲍明晓估计,国家在一个奥运选手上投入的费用大概在四五百万元左右,按中国奥运代表团400名运动员计算,总投入大概在16亿至20亿之间.折算到32枚金牌上,一枚金牌的成本就是五六千万元的水平.

当然,这些投入主要是在运动员进入国家队后开始的,对于以前默默无闻的他们来说,国家对其的投入主要体现体校的经费上.在体育的举国体制中,几乎每个奥运冠军都是起始于各级体校,但对体校的投入折算到每个在校生身上,就仅有每年3000元左右,无法与之后的巨额投入相比.有观点认为应当将体校经费的投入也看作是奥运项目的一部分记入金牌成本,但各级体校建立和运营的目的之一虽然是为了选拔优秀运动员进入较高级别的队伍,但体校起到的作用不仅限于提供夺取奥运金牌的人才,也客观上起到了普及体育运动的功能.即使未能进入国家队,体校的经历对众多的毕业生来说也同样有积极的作用.

金牌虽然并没有7亿元那么贵,但透过人们对金牌成本的关心可以发现,其实人们争论的真正核心,并不限于国家对体育的巨额投入,更多的是接受并使用巨额投入的体育举国体制.实行了50多年的举国体制,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正在接受人们的质疑.

举国体制,绕不过的历史和国情

在改革开放26年后,中国的国家体育机制与50年前相差无几,依然是一个由业余体校,专业体校,地方体工队,省队,国家队层层叠落的体系.几乎所有的奥运冠军,当然也包括其他大型赛事的冠军,均出自于此.几乎全额依靠国家投入,以及远远不够的透明度,使得这种模式与市场经济大框架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和其他很多看起来不和谐的东西一样,举国体制也有自己的历史和理由.

现代体育运动由西方传入中国时,立志报国的有识之士正人们深痛于国人体质的羸弱.他们希望能借体育运动来增强国人体质,借以提高中国军人的素质.所以,即使在建国前,现代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体育是一直与军事训练有关,并从属于军队系统.

建国后,国家成立了大量的基层体校和各级体工大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依然属于军队系统,服从命令的要求和封闭式生活都那个时期的痕迹.各级单位,加上层层输送选拔运动员的途径,就基本构成了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这一切在当时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一方面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生活中几乎各个方面都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另一方面,竞技比赛在当时还有着超出体育内涵的意义和责任.

在东西方冷战时期,体育比赛,特别是奥运会比赛,是双方阵营进行"热战"一个舞台.面对面的较量和金牌榜的得失早已超出了体育本身,每一次胜利都被喻为国家强盛或制度胜利的象征.这种对抗的极至就是双方在1980年莫斯科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相互抵制.在这种情形下,逐步恢复大国地位的中国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

现在的年青人恐怕很难想象,中国运动员在国际体育比赛中胜利在当时意味着什么.近百年的屈辱记忆,以及建国后逐渐恢复的自尊,使得体育比赛成为封闭的国人少数几个提高自信的途径之一.如果仅依靠体育力量的自然长成,取得成绩前的长期等待是国人所不能忍受的.在苏联被称为"金牌流水线"的举国体制给了中国很大的启发,而事实证明,在短时间内取得良好的竞技体育成绩方面,举国体制的确有着显著优势.中国在1984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取得了16枚金牌的成绩.而人口规模与中国相仿的印度,迄今为止也仅获得过十余枚金牌.无怪乎雅典奥运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在反思本国体育的滑坡的原因时指出:

其他的路不该走前苏联的模式,但体育要走.

必须承认,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不仅只有举国体制,即使在今天,奥运金牌对国人神经的刺激作用仍旧不小.今天的人们不会像20年前女排五连冠时那样举国欢庆,但熬夜观看奥运女排夺冠的人数也依然不少;田径,网球的金牌也往往成为好几天人们谈论的热点;新浪网上对奥运专题的评论达到了破纪录的70万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们对奥运会的关心程度.

有专家指出,虽然不似20年前那样,但现在国人对奥运会的热情仍然高于西方国家,这就是我国的国情.中国的普通民众仍不富裕,在体育锻炼上的消费能力有限,国内体育市场不成熟,这也是我国的国情.当人们对奥运成绩的期待高于市场所能提供力量时,举国体制就成为了现阶段的最好选择.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我国少数几个不走举国体制的项目,比如足球,成绩不但长期不能令人们满意,其内部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也成为了市场化的失败典型.

要阳光下的金牌,也要阳光下的效率

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存在有着历史和环境的因素,但并不能回避其与国内市场经济大环境的不协调.如俄罗斯般简单的弃而不用虽不可取,但如不思改进也必然无法持续长久.

相对于中国国家"全包干"式的运动员培养体系,发达国家一般则是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社会.美国奥委会一年的开支大约是4亿美元左右,主要来自私人和团体捐助.奥委会主要支持国家队和少数顶尖运动员,基层的竞技组织基本不管,英国,德国,日本等的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并没有放弃对基层竞技组织的投入,只是采取的是市场化的奖励制度.如美国每年就对大学中的体育特长生和教练有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奖学金资助,并且还有国家奖励基金为一些项目的普及提供帮助.雅典奥运会上美国代表团体操成绩的迅速提高,就与美国政府大力推进体操运动的开展不无关系.而对于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运动,例如足球,篮球等,政府则是在其合法经营内完全不予干预.对比发达国家体育制度.中国的举国体制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透明度和效率,而且没有前者,后者就无法进行评判.这两点也正是批判举国体制的重点.由于发达国家体育采取的是市场化的做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操作的透明度,也提供了参与竞技运动是否值得的依据.身价数百万美元的美国游泳神童菲尔普斯,拍一次广告3000万-5000万日元的日本游泳健将北岛康介,其成长完全由自己家庭和学校负责,培养其费用也是有据可查的.

反观此次的金牌成本之争,培养金牌选手多少钱值不值简单的问题却无法简单地回答,原因就在于国家体育总局操作的不透明.究竟每年的体育事业经费是多少如何支出用在备战奥运上的是多少公众没有适当的渠道来了解这些信息,在这样的情形下,又如何评判这些钱花得值不值呢由于缺乏公开数据,依靠推测得出的"7亿元人民币一枚金牌"自然会大行其道,即使在分析之后发现了该结论的纰漏.但再次推测得出的数千万元一枚金牌的结论,既无法得到有关部门的证实,也依然无法评判这样的成本是否合理.关于巨额的投入是应该给奥运会,还是给教育或科研,本是个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学术问题,关键在于给哪一方更有效率.回忆今年上半年国家体育总局也深陷"审计风暴"之中的事实,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巨额的投入在举国体制运用的效率.对于一个缺乏效率的项目,成本越高,损失就越大.雅典奥运会是百年以来兴奋剂丑闻最多的一次奥运会,但中国军团优异而纯洁的表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外电称:

中国人在阳光下取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成绩.当然,在追求到阳光下的金牌的同时,也要追求中国体育阳光下的效率.

正如我们强调救人第一并不只是行动口号，而是一种政治决心一样，举国体制既是一种工作机制，更是一种政治实力。

抗震救灾检验了我们的举国体制，提升了我们的政治实力，也使我们获得许多新的经历感受。

党的十七大，高屋建瓴，审时度势，正确地规定了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同时把经济同政治、文化、社会统一起来，绘制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蓝图。

现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重大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显得重要和紧迫，也照亮了我们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快灾区恢复重建的前进道路。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我们坚信，面对罕见震灾，自信者兴、自强者胜，关键是我们在科学基础上，总结过去，计议将来，努力保持清醒，作出真正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2014年10月27号

论《体育——举国体制》

体育科学学院

131班31号

于校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