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下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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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调整下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上海静安与闸北合并为例

摘要

历史文化的保留是个系统的工程。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历史文化的遗存更是成为人类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地域文化包括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历史景观、历史文化、历史地名等多个方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行政区划也进行着调整和优化,从而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产生一定影响。

以上海历史文化的代表闸北为例,探讨历史名城在行政区划调整下对于文化的传承保护的方法与建议。

关键词:

地域文化;保护;传承

增加此研究的背景与缘起

1案例地区概况

1.1历史概况

闸北一词,源于吴淞江(后来的苏州河)上的两座水闸。

1675年,今福建路桥附近的吴淞江上建了一座大水闸,即后来所称的老闸。

1735年,在老闸西面三里之外的金家湾,即如今新闸路桥附近又建一水闸,称为新闸。

嘉庆年间,吴淞江上船只来往频繁,贸易往来十分密切,在老闸和新闸周围自然就形成了两个市集,新闸市集是吴淞江下游航运主要的泊船地点,集上有铁铺、商肆,而市集附近吴淞江北岸地区大多是田野。

上海开埠后,新闸与老闸北面也开始发展起来,闸北之名开始出现。

辛亥革命之后,闸北成立了闸北市政厅。

1922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闸北青云路上合办了上海大学,而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大钊等人都曾在该校教书,培养了大批共产主义优秀继承人,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28年闸北划归上海市,改称为区。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闸北遭到日军进攻,受到了重创,曾经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以及东方图书馆都被焚毁。

八一三抗战时,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曾坚守在闸北四行仓库与日军交战。

时至今日闸北地区还有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晋元路。

解放以后,闸北改头换面,区里旧称滚地龙的蕃瓜弄已经建成住宅新村。

1987年新建的上海铁路新客运总站替代了陈旧的北火车站,新客站地区商业繁华,已然发展成为闸北的“不夜城”,还有八一三抗战纪念碑、宋教仁墓等纪念地。

闸北公园宋园茶艺馆更是知名的休闲放松胜地。

而静安区则位于上海的市中心,与五个区相邻,隔了苏州河与闸北区遥遥相望。

全区总共占面积7.62平方公里,是全市面积最小的中心城区,也是市中心地带最为繁华的地区,称得上是浦西的商业中心、经济中心。

1.2历史地位

1863年开始,境地东南面被划为美租界,后并为公共租界,自此城市化进程开始。

1900年,地方绅士与商人为抵制租界扩张,自辟华界商埠,设闸北工程总局。

1911年,设闸北自治公所。

1912年,建闸北市,设闸北市政厅。

1928年,始建行政区,称闸北区,属上海特别市。

上海沦陷期间,日伪改闸北区为沪北区。

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为第十四、十五行政区。

1947年,两区分别改称闸北区和北站区。

1956年,两区合并称闸北区。

因此,旧闸北区充斥着历史的气息,是上海历史文化的代表。

而静安区于2007年提出了“一街五区、南改北建”的城区整体结构规划,并一以贯之实施至今。

这使得静安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但在此同时,也使其忽视了历史文化的发展,成为了历史沉淀不足的商业中心。

2闸北与静安物质形态文化的解读与更新

2.1古韵中的街区

辛亥革命后的上海,苏州河南岸已经扩展为租界,闸北市政厅设立在河北岸,被上海的华界所管理。

当时的闸北苏州河沿岸,属于城乡接合部。

1913年,与租界北西藏路相邻的四条新筑马路,分别被命名为汉中路、满洲路、蒙古路、新疆路的时候,闸北已经成了上海的陆上大门——上海火车站就在当时的满洲路东北面。

而如今的汉中路地铁站西边,就是曾经的恒丰路长途汽车站。

虽然建筑仍在,却有点儿人去楼空的味道——围墙内并无大巴车,两栋烂尾的居民楼在围墙外,窗户上布满了灰。

当年,这里的热闹氛围,丝毫不亚于上海火车站。

当这座车站经历了兴废,回头再看附近的共和新路、中华新路等等寄托共和美好前景的路名,和通向苏州河以南的恒丰路桥,横跨苏州河的新的静安区已经闪现在眼前。

而中国梦培源之所的闸北,虽说不再是上海一个区级行政区划的名称,但属于闸北的光荣也绝不会消散。

在静安提出的“一街五区”中,“一街”即静安南京路。

“五区”指南京西路商业商务街五大功能板块,从东至西依次为:

石门路传媒产业区、梅泰恒高档商务购物区、会展中心高档商务会展区、静安寺文化商业区、协和城艺术时尚区。

“南改”是将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和改善居民实际生活居住条件作为两驾齐驱的马车,有针对性地研究保护与更新的对策。

“北建”旨在通过加快建设,提升北部地区的环境品质、功能配套、服务能级和区域形象。

与此同时,静安区还将大力推进苏州河滨河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曹家渡商圈等项目的建设,协助南京西路进一步巩固静安的城市中心地位,吸引更多的大规模国际企业和管理层常驻静安。

未来几年,静安区将全面落实深化改革各项措施,按照“特色化、功能化、服务化”的发展理念,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以形态调整和功能提升促进业态优化升级,努力推进静安区域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浙江路桥

光绪六年,工部局建造跨苏州河的浙江路步行木桥。

光绪十三年,桥已朽损,马车不能通行,于是拆除另建宽5.19米的新木桥。

为通行有轨电车,工部局在光绪三十二年时,又拆木桥改建为鱼腹式简支梁钢桁架桥梁,下部结构为木桩基础重力式桥台。

现列为南向机动车单行道桥梁。

2014年4月,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吴昌硕故居

与天潼路相交的山西北路457弄12号,是海派艺术创始人吴昌硕的故居。

这是一幢石库门三问两厢的二层楼房。

这条弄堂呈十字形,联排式,门框用花岗岩条石砌筑,两扇乌漆门上装有铜环,门顶上雕有花饰。

主楼为砖木结构,两边有厢房。

 

2.2建筑采风

“对于‘上只角’、‘下只角’的概念,我坚决反对。

所有生活在所谓‘上只角’的人,没有资格自命不凡,生活在此处者,不该为这个地方的历史负责。

每个人都有属于个人的记忆,作为上海人,自当有一个不同凡响之处,那就是海纳百川的心态。

应该有目光及海的辽阔视野。

穿越不同时空,可以看到,行政区划的命名,许多是采用了不同时空里的美好东西。

”就闸北来说,其得名,来源于清代康熙十四年(1675年),于今福建路桥附近的苏州河上建了一座水闸,就是后来所称的老闸,老闸以北,自然称作闸北。

可见,“闸北”二字,代表了康熙年间上海的繁荣景象。

  何况闸北自有属于闸北的文化遗存,比如吴昌硕故居,比如以中国当代茶圣吴觉侬为发端的闸北茶文化。

闸北更有闸北的底蕴,这底蕴甚至是民国肇始以来,中国人自强乃至寻找中国梦的发端。

宋教仁墓、上海总工会旧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等,哪个单列出来不是一种中国人自强寻梦的痕迹?

  更不论曾经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还有东方图书馆。

1920年4月18日下午,访华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以及印度、西方人士共1200余人,借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会议室聚会。

乐声起处,泰戈尔身着黑色长袍,戴着红帽,走出来进行演说。

演说之后,泰戈尔欣赏了周映湖现场演奏的中国古琴曲。

很可惜,如今在闸北寻访,已找不到泰戈尔此行所往的商务印书馆建筑了。

“‘一·二八’抗战期间,”王唯铭说,“53万册图书毁于一旦,其中不少珍本孤本,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毁,那灰烬遮天蔽日甚至飞到了苏州河以南。

那么繁荣的闸北,就这么被摧残了!

  如果上海没有经历大的战争,那么闸北的繁荣将被延续。

由此,20世纪中叶的上海很有可能向北发展,一路延伸到吴淞口,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中所谓的市中心,也许真的能够成为市中心。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淞沪铁路的原因,公共租界当年也有向北发展的趋势。

只是因为铁路横亘在城市中间,使得公共租界向西拓展。

由此,有了静安寺的繁荣。

”《火车老站地图》一书的作者刘建春曾如此表示。

在有关老北站的一个章节中,刘建春写道:

“19世纪的上海,一直沿黄浦江北上,向虹口、闸北、江湾、吴淞纵向发展,假如可以从空中俯瞰,我们发现当时的上海是纵向的,狭长的。

而20世纪的上海,特别是老北站建成以后,上海的北上势头戛然而止,转而向西面去了,于是有了静安寺、卢家湾、虹桥、徐家汇的西区时代。

假如不是老北站,或许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的女主人公王琦瑶不是生活在静安寺附近的弄堂里,而是生活在宝山的洋房里。

  当然,即便有了老北站和沪宁铁路横亘区域内,造成区内南北交通一些阻隔,闸北的生机仍然显现。

比如位于塘沽路的闸北钱业会馆,清末曾经盛极一时,甚至建了一座“打唱台”,专为钱商表演京昆戏剧。

1974年因为市政动迁,古戏台移建入南市的豫园内。

这座诞生于闸北的古戏台,乃是如今上海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清代戏台。

  虽然闸北一直以来是华界,和当年属于租界的静安相比,似乎许多地方有些落伍,乃至有媒体竟然将闸北与静安的这次“结合”称作工人阶级和富家小姐的拉郎配。

然而,同属于大上海的闸北和静安,在文化上其实也有接近之处。

比如建筑。

传统中国式建筑都坐北朝南,然而,细心者会发现,比如老静安常德路上的常德公寓,这一作家张爱玲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与闸北老北站的大楼类似,全都是坐西朝东。

原来,这两幢楼都是英式。

  英伦三岛由于常年的湿冷,让人对太阳更加向往,外加大西洋海风的关系,使得英式建筑逐渐地统一坐西朝东了起来,即使到了日不落帝国各处的殖民地,固执的英国佬依然秉承着家乡的习惯。

当这样的习惯到了中国,无非是一种半殖民地文化上的反映。

而除了半殖民地文化,闸北的文化基因里,却也深藏着中华民族独立与崛起的因素。

从老静安跨越苏州河,即是汉中路。

这里不但有汉中路,还有西藏路、蒙古路、新疆路,以及曾叫做满洲路的晋元路,如同枝丫一般散开。

这些马路存在已有近百年了。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临时政府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当时定的国旗就是五色旗,象征汉、藏、蒙、回、满五族共和。

当时的上海,租界已经扩展到苏州河南岸,而苏州河北边的闸北市政厅,管理着上海的华界。

当时的闸北苏州河沿岸,属于城乡接合部,辛亥革命后,开始开发。

1913年,与租界北西藏路相邻的四条新筑马路,分别被命名为汉中路、满洲路、蒙古路、新疆路的时候,闸北已经成了上海的陆上大门——上海火车站就在当时的满洲路东北面。

而如今的汉中路地铁站西边,就是曾经的恒丰路长途汽车站。

最近路过那里,看到建筑仍在,却有点儿人去楼空的味道——围墙内并无一辆大巴车,两栋烂尾的居民楼在围墙外,窗户上布满了灰。

当年,这里的噪杂,丝毫不逊色于上海火车站。

当这座车站经历了兴废,回头再看附近的共和新路、中华新路等等寄托共和美好前景的路名,以及通向苏州河以南的恒丰路桥,横跨苏州河的新的静安区已经闪现在眼前。

而中国梦培源之所的闸北,虽说不再是上海一个区级行政区划的名称,但属于闸北的光荣也绝不会消散。

上海总商会旧址

旧址原为清代出使行辕,占地约3300平方米,原主要有牌门楼、南大楼、北大楼、童子军四烈士纪念碑等建筑,现存牌门楼和南大楼,文艺复兴建筑风格。

牌门楼位于商会大门处,建于1915年,坐北朝南,钢筋混凝土结构,为罗马梯铎凯旋门式,四根立柱中间为高大宽敞的拱券门洞,立面通体砌以大理石饰面,墙身、墙额、檐壁等处均饰以精巧的古典西式纹饰;南大楼建筑位于商会甬道北端,为商会办公大楼,建于1915年,坐北朝南,混合结构三层楼,占地约1300平方米。

清水红砖外墙,底层外墙砌以花岗岩条石,墙柱、窗框、檐壁等处均饰以精巧的古典西式纹饰。

南侧正门外正中有高台门廊。

二层弧弓顶无梁议事大厅,东西两侧各置5扇天窗,议事大厅四周有回廊,南部有呈凹字形的挑梁看台。

1999年9月,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2014年4月,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3闸北与静安意识形态的解读与更新

3.1社会网络

以往,听到“南北高架”四个字,上海人总是禁不住地眉头一紧,因为脑中第一个浮现的词就是“堵”,尤其是共和新路一段。

这“魔都第一堵”老大难问题,现在终于有人来解决了。

据悉,普善路―万荣路―三泉路南北通道辟通工程北段工程宣告启动,第二条南北通道开工,预计2017年一季度全面通车,南可抵上海火车站,北可到达宝山区,不仅可以在共和新路西侧形成一条平行分流道路,改善沿线地区出行条件,也可为上海火车站北广场新增一条疏散通道。

此外,作为上海中心城区“三横三纵”主干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穿越长宁、普陀、静安、闸北、虹口、杨浦等6区的北横通道也已开工建设。

交通上的通达,也让两区合并变得水到渠成。

与此同时,大宁板块南部原本就是传统居住区,中段和西北面在近几年也发展十分迅速,因此,这些年板块交通本身就在原先基础上得到了完善。

公共交通方面,板块南面的北区汽车站、长途汽车站、贯穿南北的1号线,西侧沪太路上的7号线,南端中山北路上的8号线等,几十条公交线路加上三条地铁线,几乎可以做到四通八达。

而“环大宁商圈”规划的落实,16号线将在大宁西部设站,连接虹口与虹桥,进一步完善整个公共交通网,并在广中西路以南、共和新路以西的老广中公园区域建设一种“地上空中走廊、地面公园林荫道、地下交通换乘”的交通模式,有效串联起“环大宁商圈”的各个区块。

从自驾方面来考虑,大宁的地理位置本就有一定优势,北临中环南贴内环,区域内共和新路南北高架更是贯穿整个板块,正常路况下至人民广场只需20分钟左右。

而板块内沪太路、平型关路、广中路、中山北路等交通要道也打开了四方通路,使出行更为便捷。

商业之外,同样环绕着大宁核心商圈的还有集中在延长路上的医疗配套,包括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闸北区中医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延长医院等。

此外,还有板块西北面的万荣医院,东南部分包含共和新路地段医院及长征医院整合部等。

教育方面,大宁板块也已经十分完善,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各类职校、成人学校等均有设立,其中也不乏实验小学、二中心小学等老牌名校,以及大宁国际小学等新立的口碑学校,而风华、新中、回民三所中学,也是区级重点学校,还有属于一类院校的上海大学老校区。

“完善的基础公共设施,加上越来越成熟的商业、商办配套,还有大宁灵石公园、闸北公园等城市绿肺,未来的大宁板块确实更值得期待。

”米圣文指出,在上海商业布局中,北上海一直处于弱势,但如今依托环大宁商圈,以知名地产项目为中心,联动周边,闸北区已逐渐成为整个北上海的公共活动中心和商业购物中心,“大宁作为‘城市副中心’越来越名副其实。

大宁国际已然成为上海北部地区的文化商业地标和休闲消费热点。

如今闸北区苏州河沿线旧城改造项目正在紧张部署中。

  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单中心城市逐渐暴露出市中心拥挤、通勤时间长、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

因此,伦敦、巴黎、东京、华盛顿等大都市大多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布局结构转变。

早在2001年,经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上海“一主四副”的城市架构。

其中,市级主中心主要包括人民广场行政中心、外滩―陆家嘴中央商务区、南京路等商业中心,四个副中心分别为徐家汇、五角场、真如和花木。

规划中明确,徐家汇副中心主要服务西南地区,功能定位为城市文化、体育、商业中心,规划用地约2.2平方公里;五角场副中心主要服务东北地区,功能定位为以知识创新为特色的城市公共活动中心,规划用地约2.3平方公里;花木城市副中心主要服务浦东地区,功能定位为浦东新区行政文化中心和市民公共活动中心,规划用地约2.6平方公里;真如副中心,位于普陀区真如地区,规划功能定位为服务长三角的开放性生产力服务中心和服务上海西北地区的城市公共活动中心,规划用地约2.4平方公里。

14个年头过去,副中心建设喜忧参半。

徐家汇作为上海四大城市副中心的领头羊和上海市最重要的商业区之一,其成功的运作成为副中心建设的典范,以及全国城市副中心的示范区域之一。

自衡山路东侧顺时针起,在五条马路的交叉口处分别坐落着第六百货商场、美罗城、太平洋数码广场、东方商厦、港汇广场和太平洋百货。

而2015年,徐家汇副中心升级改造计划启动,包括建设摩天大楼徐家汇中心、徐家汇商圈空中连廊,以及太平洋数码城重建、西亚宾馆重建,美罗城改造、港汇恒隆广场提升、徐家汇教堂广场改造等工程。

“徐家汇商圈空中连廊”将连通商圈各家商业建筑,扩大至徐家汇中心、徐家汇公园和天主教堂,形成可供行人漫步的“空中花园”。

“不再是城市副中心,就是城市中心”,这是未来徐家汇向外界喊出的口号。

但事实上,在上海人心中,徐家汇老早就已经是“市中心”了。

而昔日破败的五角场同样实现了老城区的华丽转型。

曾经的五角场是杨浦区改造后的老工业区,环境一般,也被老上海人称为“下只角”。

杨浦区沿着“三区融合”的发展理念,通过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与公共社区融合和联动,激活了五角场副中心。

五角场副中心分为南部、中部和北部三块:

南部为上海市级商业中心和科教商务区;中部为知识创新中央社区,由4个主要功能区组成,分别为“创智天地广场”、“创智坊”、“江湾体育场”与“创智天地科技园”;北部为高端知识商务中心,有大量世界级跨国的公司研发中心、公司总部入驻其中。

万达商业中心、百联又一城、东方商厦、大西洋百货各具特色,通达翔殷路、黄兴路、四平路、邯郸路和淞沪路的下沉式广场,将不间断的客流送进五角场环岛周围的大型商城。

但五角场的人均消费普遍低于南京西路、徐家汇等商圈,这也反映出“接地气”的商业项目和品牌在五角场地区更受消费者欢迎。

2014年开始,五角场和新江湾地区沿淞沪路建长约3公里的地下步行系统,并将地处新江湾城的“尚浦领世”和五角场环岛连接起来。

与上述两个成功的副中心不同的是,拥有5条轨道交通及上海西站的真如副中心土地供应节奏紊乱且体量太小,开发进展缓慢,错失发展良机;离陆家嘴仅三站地铁的花木副中心,虽有先天区位优势,却受困于规划土地,没有形成集聚。

如果没有经济腹地,副中心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

纵观上海成功的城市副中心的崛起,其背后都有一批综合体项目来凝聚城市商业力量。

因此,那些原本非副中心的热点区域,除上文中提到的环大宁商圈外,虹桥商务区、浦东碧云……近年来越来越有成为城市副中心的架势。

国外成功的副中心往往有合理的区位、便捷的交通系统、多样化的商务空间、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良好的景观文化环境,更注重人的活动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拓展与融合,更注重多产业、多业态、多种功能的混合发展,更注重引入新兴产业业态和新型城市建筑形态。

未来,上海将继续向“多心、开敞”的布局结构转变,即由市级中心、副中心以及地区级、社区级中心等组成公共活动中心体系,共同承担服务全国、面向国际的综合服务功能。

上海大学遗址

上海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合作创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一所高等院校。

1922年10月,原私立上海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发生学潮,进步学生决议更名为“上海大学”,力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中共党员邵力子出任副校长,择闸北青云里为最初的校舍。

上海大学创办时,正值国共两党酝酿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一大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的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如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陈望道、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先后在此任职任教。

1987年11月,遗址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2014年4月遗址重新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3.2民风民俗

进入21世纪的上海人在精神方面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对“我从哪里来”这样的哲学命题也相当关切。

版图可以重建历史,但区域文化的时空边界在哪里,上海人心里很清楚。

再往深里观察,大家明显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城市快速发展的那种“热水瓶换胆”、“腾笼换鸟”等一系列太极套路中,一百多年来营造起来的石库门生态遭受了大面积的风化消蚀,几乎不复存在。

上海是由大大小小弄堂编织而成的世界,弄堂好比城市的经线和纬线,城市边界划到哪里,弄堂就延展至哪里。

弄堂又好比城市肌体内的血脉与经络,弄堂通,城市通,弄堂人丁兴旺,城市就活跃,就健康,就欣欣向荣,活色生香。

弄堂生活是市民社会的映射,真实而生动,荡漾着热烘烘的世俗趣味。

各地方言在弄堂里通用,生活习惯在弄堂里形成,公共规则在弄堂里产生,它们是约定俗成的,就像小孩子的游戏,可以通用好几代人。

弄堂生活最让人兴奋的是它的唾咳与闻,提壶相呼,少有隐私,不必设防,前门进后门出,坐下来就喝茶,大家都是一根藤上结的瓜。

共呼吸,同命运,说的就是弄堂生活。

弄堂让人感动的是相濡以沫,彼此关切,在艰难时世,邻里之间的一声问候,就能化作再坚持一下的动力。

当然,弄堂里总会有那么几个狠脚色,他们锱铢必较、损人利己、虚张声势,是人人畏而远之的麻烦制造者,不过规则的底线也不敢随意击破,他们知道与规则对作就是与众人作对,大家知根知底,你要是乱来,以后还做不做人?

所以,即使在人妖颠倒的动乱年月,弄堂规则基本没有受到大的破坏。

一旦风平浪静,规则又浮出水面。

现在,不用我说了吧,弄堂正在退出历史。

它成了废墟,成了遗址,成了陌生而盛气凌人的高楼。

这些年来,随着城市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的加快,走出弄堂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急迫。

我们主动或被动地来到异样的空间,生活还在继续,弄堂规则遭遇了似是而非的国际规则,有些零乱,有些模糊,有些迷茫。

 他们是否还能继续着弄堂里的话题呢?

看来很难。

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全新的剧目开始了,情节、道具和人物都变了。

这是一次新的精神迁徙,一次群居结构的重新组合,一次市民生态的大裂变。

新富阶层住进了高档小区,他们的优越感毫不掩饰地流露在社会场合的言行中。

而大多数人不再由籍贯、职业划分,他们身不由已地聚集在一起,相互提防又希望抱团取暖,他们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或者可以、只能到哪里去。

于是一种新的人文环境、文化场域就形成了。

你居住的地方,直接证明了你在社会上的能量与成就,基本如此吧。

今天,大家对弄堂生活的怀想,并非执意要回到那个空间、那个岁月,而是希望以弄堂生活的经验为底本,经过一番沉淀发酵,提炼出温馨的、有利于规范大家语言行为的那份记忆。

你看看当下,表面风光,内心沧桑,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弄堂里的市民生态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大家心有不甘。

假如我们基本认同这样的看法,那么讨论下只角与上只角的问题就可以更加冷静和从容。

我这里只能谨慎地提示各位:

上海典型石库门弄堂或花园洋房里酝酿而成的文化,是绝大多数市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以一种主流话语体现了上海的城市精神和文化特质,也更能智慧地与外来文化交流融合并成功转化为上海的本土文化。

滚地龙、草棚棚里的居民只是少数,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建国之前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体系,以纯朴、忠诚和奉献精神,不时感动着全体市民,建国后更是以崭新的群体形象和大公无私的思维方式为上海城市精神作出生动诠释。

静安寺

历史上,静安寺屡经兴废。

1946年,主持德悟建成一幢印度阿育王石幢,并疏浚涌泉,整修全寺殿宇。

解放后,市人民政府将静安寺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与1951、1954年2次拨款共2万多元对寺进行修复。

1953年,主持持松在寺内复兴自唐以来失传已久的全国唯一的真言宗(密宗)坛场。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静安寺流传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历史传说,最著名的有“静安八景”,即:

赤乌碑、陈朝桧、虾子潭、姜京台、沪渎垒、涌泉(天下第六泉)、芦子渡、绿云洞。

至今,寺内收藏有历代名人字画、云汉昭回执阁碑、明朝洪武大钟鹤宋础等。

4闸北与静安文化的传承与回归

4.1主体的更新意向

当千万人口级别的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风云涌动的时候,国内相当一部分的中小城市,已经在从县升为区、再由区升级到市的调整之路上大展拳脚,还有更多的地方,正在为实现这种“升级”而不断努力。

上海的近邻苏州市,2012年初已经将其位于古城区的沧浪、平江、金阊三区合并为姑苏区,县级市吴江市撤县设区。

区划调整后苏州城区直接与上海接壤,此举有利于加强苏州中心城市首位度和辐射能力,理顺苏州古城保护和太湖整体保护开发的体制机制,还将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和提高行政效能。

同样在2012年,山东省青岛市以原市北区、四方区的行政区域合并为新的市北区,同时撤销青岛市黄岛区、县级胶南市,设立新的青岛市黄岛区。

2001年,杭州市就已经合并萧山市及余杭市,城市重心全面从西湖时代大步跨向钱塘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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