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的环保主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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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变的环保主义

嬗变的环保主义

　　脆弱的全球力量

　　环保主义是件易碎品，它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事业，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自从1992年7月在里约热内卢（RiodeJaneiro）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环保主义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里约峰会（又称地球峰会）被看作是人类对环境问题提出全球责任的重要会议。

“可持续”成为此次会议的口号，更多的环保行动者热烈地响应这个议程。

　　当今社会，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国家都设立了环境部长，制定了环境保护行动计划。

许多国家还包容了数量众多的民间协会，这些协会对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进行游说，试图能够影响到决策者。

随手打开报纸时，总会有些环保文章映入眼帘。

很明显，环保主义已经作为一种全球力量出现了。

　　在21世纪，人们很容易忘记一点，即环保主义并不总是国家政策固有的一部分。

环境史学家很早就证明了“在今天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之前，没有环境意识，也没有关于环境问题的政策”的观点是没根据的。

恰恰相反，在查寻卷宗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大堆久已被遗忘了的抱怨和关于环境问题的会议记录。

这说明，对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或者土壤侵蚀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当代现象。

　　公众的兴趣经常会发生戏剧性的转变，这已经成为环境运动的一个特点。

譬如1900年前后，美国的许多民间组织起来反对城市里的煤烟排放，但不久以后，很多人就放弃了这个议题。

这不是偶然的。

即使是在著名的1970年美国庆祝“地球日”之后，人们对环境的兴趣常常在几年，甚至几个月之后就减弱了。

早在1972年，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环保主义者就抱怨说“许多环保主义者缺乏对空气污染问题的兴趣”。

很明显，环保主义是一个相当脆弱的东西。

　　经济学家用GDP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环保主义者却缺乏如此简单的评价标准。

　　越从较长的时间来观察环境运动的历史发展，越令人怀疑今天环保主义的前途。

前面提到的环境运动，由行动转向冷漠，甚至背叛，仅仅是这种疑虑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事实上，以今天的知识背景来看，过去的环境议程常常是令人质疑的。

例如，美国城市长久以来对煤烟排放的强烈关注，便与今天关于众多城市空气污染源的知识不相符。

然而，众多的民间组织，甚至一些特殊的“煤烟消除协会”四处游说，以期制定出有效的措施，来反对城市的煤烟之祸，而对其他空气污染问题却视而不见。

　　数十年来，很少有人关注过汽车尾气的影响。

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大部分美国的州都没有权威的限制气体排放的法规颁布，更没有一个有效的机构来规范这些有害气体的排放。

为什么自1905年开始，巴尔的摩（Baltimore）就有反对烟雾之祸的组织，但是在同一时间却没有一个运动来反对城市范围内的铜熔炉排放出来的有毒硫磺?

为什么19世纪晚期美国没有人关注化学工业，而诸如德国等其他国家却对化学工厂有着严格的监控呢?

很显然，长达数十年的与恼人的煤烟做斗争是基于“强迫性”的环境议程。

因此，我们将无法确信，今天的环境议程，在数十年后就不被看作是莽撞的决定。

　　很少有几个环境保护组织是在看了科学出版物并且讨论了不同污染的危害性之后才开始活动的。

通常，一个重要环境问题的界定是融合了物质的和文化的力量之后的产物。

如果没人意识到大量煤烟的存在与中产阶级的庄重和清洁原则不一致，烟雾消除运动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很少有几个烟雾消除组织的成员能把烟雾问题当成一个健康问题，1928年巴尔的摩市卫生部长就曾经说过：

“家庭主妇对她的帷帐被弄脏、对她碰了邻居的家具是否会弄脏她的手等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她对健康问题的关注，真是令人惊诧莫名。

”

　　环境问题的行动主义常常是在具体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

大部分烟雾消除运动的推进者都有现实的不动产利益。

他们认为，市区中过多的烟雾不利于他们位于市区的不动产的价值。

最明显的是，巴尔的摩市的反对烟雾组织是由一位市民发起的，他在这个组织成立的当年所交的不动产税不低于165585美元。

　　一直以来，环保主义是有选择性的。

环境史学家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考察促使社会选择某个环境主题或忽视某个环境主题的确切背景是什么。

将环境保护运动的议程与其他运动进行对比具有启迪意义，譬如和平运动有一个评价其目标的相当简单的标准，即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规模和军费开支的减少；再如女权运动通常以经过努力之后的相对胜利作为评价其目标的准绳，即某一职位上妇女人数的增加等等。

　　而环境运动却缺少这种简单的判断标准，它不得不处理大范围的相互独立的参数：

空气、土壤和水的污染浓度、能量的消费量、濒危及灭绝物种的数量、城市中心绿地面积的减少、自然资源储量、面积和数量的减少等，而要将这些完全不同的参数整合为统一的标准又是非常困难的。

　　经济学家用GDP（国民生产总值）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环保主义者却缺乏如此简单的评价标准。

　　荒野与污染

　　空气污染不会在国家公园的边界停止，而且濒危动物也不会孤独地生活在遥远的荒野。

　　如此广泛的环境主题是一种资产，也是一个问题。

西德环境政策主要的设计者皮特?

蒙科格鲁克特（PeterMenke-Gluekert）曾经抱怨社会上“持续的绿色之声”：

各种各样的环境议题的报告、陈述和请求已经形成了一场持久的洪水，以至于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很难决定到底哪一个应该优先解决。

　　当然，如果说众多的环境议程没有任何一致性、那或许有些夸张。

然而，要对环保主义进行分类，还真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几年前，大卫?

佛曼（DaveForeman），美国激进环境保护组织――“地球第一”的创始人提议，将污染、资源利用和健康等环境议题与对待原始自然的环境议题区别开来。

这个观念显然是虚构的。

空气污染不会在国家公园的边界停止，而且濒危动物也不会孤独地生活在遥远的荒野。

由于全球变暖，未来世界气候的变化将会极大地影响植物和动物。

　　所以，为什么环保主义者如此珍视差异性，而这一点又是被质疑最多的。

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线索来自沃尔特-斯格尼切（WaltherSchoenichen）。

他是1922年以来普鲁士自然遗产保护局的领导者，他曾经提到自然保护不仅需要知道如何操作，而且需要有针对性。

　　对比自然保护工作和景观规划，景观规划中有个“弹性的尺度”，并且要求随时准备采取折中的、妥协的态度，而自然保护则要求一个有坚强意志的、坚定的、不怕万难的倡导者，这里不容忍有弹性的协商。

　　此外，斯格尼切强调，需要描述环保主义者的“行动日程”。

通常，环境史学家过多地依赖于环保主义者所写下的文字，因为这种文件是历史学家最熟悉的类型。

但是，对于行动主义分子来说，“做事情”在环保主义中才是第一位。

1903年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与约翰?

缪尔（JohnMuir）相遇。

这个关键的事件并不是以正式的宣言或签署的文件记录下来的，而仅仅是三天的穿越约塞米蒂（Yosemite）国家公园的荒野之旅。

　　走向国家特色的环境意识

　　如果不是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瑞士的环保主义绝对与今天所见的不同；如果不是自然资源保护者采取行动，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尼加拉瓜瀑布将会是另一番面目。

　　佛曼的区分标准走得太远了。

实际上，只有很少的环境保护组织能够完全符合佛曼二分法的区分标准，例如内华达俱乐部（theSierraClub）。

1832年约翰?

缪尔创建它时，它是一个保护荒野自然的组织，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之后，它变成了一个关注所有环境议题的组织。

因此，寻找并且界定某种国家特色的环保主义，是对环保主义进行分类的希望之途。

毕竟，环保主义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道路。

　　在美国，自19世纪末开始的自然保护运动已经将荒野的概念固定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国自帝制时期开始，自然保护就已经与自然科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在英国，自1894年创立英国保护名胜古迹国民托管组织时，已将自然保护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合并在一起；而德国，数十年来不同类型的环境保护工作齐头并进，保护树、岩石等小尺度自然遗产，划定中尺度的自然保留区，保护景观面貌和保护某种物种等等。

实际上，德国的环境保护运动甚至设法将旅游排斥在外，而与此同时又从旅游组织那里争取到了重要的支持。

　　国家特色的环保主义需要解释。

甚至，对国家自然遗产的界定，在各个国家也各不相同。

德国的作家们将“德国的莱茵河”视为国家的象征而进行庆祝已经有很长的传统了，但是莱茵河起源于瑞士，更确切地说是起源于哥特兰岛（Gotthard，它是瑞士国家主义的象征），最后流入荷兰的北海（NorthSea）。

　　为什么美国人如此关注美国西部的岩石?

毕竟，没有人会严肃地站起来说岩石是美国的象征。

事实上，即使是约塞米蒂所谓的独特也不能说明这种情况。

如果说独特是界定国家公园的标准的话，那么国家公园的历史应该从南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地（Everglades）开始，那是一个宽广的、水流缓慢、被浓密的植被覆盖的河流，附近有大量的野生生物。

但是，由于那里缺少美国自然保护主义者理想的标志性景观，直到1934年才有国家公园建立。

此时距加利福尼亚约塞米蒂谷底成为第一个国家公园已经70年了。

　　很明显，国家特色的环保主义不是自然的划分，地理环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如果不是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瑞士的环保主义绝对与今天所见的不同。

国家特色的环境主义框架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地理与文化、社会与政治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这里强调过程，但是不能将国家特色的环保主义视为一成不变的。

生物学家很久以前就发现，自然是开放式的变化，而不仅仅是人类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由于环境的原因，人类一直在奋力减缓变化的节奏。

如果不是自然资源保护者采取行动减缓土壤侵蚀的速率，今天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尼加拉瓜瀑布将会是完全不同的面貌。

同时，国家文化也是开放式变化的。

在最近的一篇研究文章中，萨拉?

普理查德（SaraPritchard）追踪了罗纳河（theRhone）的文化变迁。

罗纳河发源于瑞士，流经法国境内，最后注入地中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国家主义者举行罗纳河庆典以弥补纳粹统治时期留下的精神创伤，而最近由于欧洲一体化意识的觉醒，罗纳河越来越被视为一条欧洲的河流。

　　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正如我们在旅行中看到的，今天中国的环境意识与40年前的完全不同了。

　　融合的迹象

　　当报导说德国的森林濒临消失时，德国公民为此感到恐慌；而法国的观察家，则略带轻蔑地看待这场讨论，将其视为其东临国家不理性的民族特性。

　　有趣的问题是：

不同国家环保主义者的分歧近年来是否减弱了，减弱到了何种程度?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国家特色的环保主义依然存在。

上世纪80年代，当报导说德国的森林濒临消失时，德国公民为此感到恐慌；而法国的观察家，略带轻蔑地看待这场讨论，将其视为其东临国家不理性的民族特性。

　　与此相似，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环境史学家比尔?

科诺（Bi11Cronon）由于批评对荒野的崇拜而搅动了整个美国环境保护领域，而欧洲的观察家则需要奋力理解美国所发生的关于荒野观念的冲突。

　　但无可争议的是，与此同时，还存在着环境议程的融合、超越国界的交流与合作逐渐增加的迹象。

　　在西德，第一个宽泛意义上的环境政策是由内政部长汉斯德里斯?

根斯切尔（Hans-DietrichGenscher）拟定的，他后来长期担任德国国务秘书一职。

这个政策受到了美国经验的强烈影响。

也许最好的证据是，国际协约已经作为一种主要的环境保护力量出现了。

　　关于环境问题的国际协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叶；数十年间，它们一直保留着非义务的特征。

只有到了所谓的“能源时代”之后，国际协约才被看作是一种势力。

著名的协约如1973年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协定（CITES），14年后关于臭氧层空洞的蒙特利尔协定等等。

国际间的协商依然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壁垒，但是即使是强有力的怀疑论者（如美国的布什政府），也表现出对这些协定的认可。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环境议程的全球融合趋势更强于国际环境组织出现的趋势。

例如，德国自然与环境保护同盟（BUND）不但是德国强有力的环境组织，同时也是国际地球之友的成员组织之一。

国际地球之友由全球71个环境保护组织组成。

　　绿色和平组织

　　当他们回到范库弗尔，他们发现自己成了英雄，他们被视为献身于理想主义的少数，他们站起来反对不可战胜的权力，为高尚的事业甘冒生命危险。

　　绿色和平组织的发展史更令人瞠目结舌：

自1971年以来，绿色和平国际组织已经成长为一个多国组织，它由40个国家的姐妹组织构成，其中包括中国。

更有甚者，绿色和平组织已经开始寻求在不同的国家采取同一个战略计划，这是近年来环境意识和行动主义都已经超越国家界限的强有力的象征。

从另一个角度看，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它说明了环境史上一种出乎意料的力量。

　　绿色和平组织是1971年由12人成立的，其中一些来自范库弗尔（Vancouver）的嬉皮士团体。

这个组织最初成立的目的是抗议美国在阿留申群岛的核试验，希望使之远离阿拉斯加海岸；而建立一个国际环境联盟的概念是最后一个闪过他们的脑海的。

当他们回到范库弗尔，他们发现自己成了英雄，他们被视为献身于理想主义的少数，他们站起来反对不可战胜的权力，为高尚的事业甘冒生命危险。

不经意间，绿色和平组织走到了一个在过去数十年来被无数次讨论的问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