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docx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许檀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作者将全国市场网络划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既吸收了施坚雅理论的层级概念，又代之以更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网络论。
文章特别强调：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史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标志着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
明清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无重大突破，经济发展却显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
这一市场网络的形成也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主义入侵后并不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而是利用和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
关键词：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农村集市网
关于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以日本学者致力较早。
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区域市场研究，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八十年代迄今，海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各省区的市场发展状况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地区至少涉及江浙、安徽、四川、湖广、江西、闽广、陕西、河北、山东等十余个省区。
这些先行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以及各区域的发展特色等方面，给我们以诸多教益与启迪。
目前已有可能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的全国市场作一些整体性的综合研究。
本文仅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做一初步的探讨。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商业城镇的发展和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这一市场网络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
比较而言，近年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对农村集市的关注较多，对商业城镇的研究相对较少。
施坚雅教授提出的1843年八大区域城市等级分布模式，包含有较多的理论推衍，与清代中叶中国城镇的实际布局有较大的出入。
然而，对宏观区域做实证性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个人的力量实在极为有限，笔者花费十余年的时间陆续对七八个省区的40余个城镇做了个案研究，但距离这一课题的最终完成仍有相当的距离。
不过，目前已有可能对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及其整体布局的变化描述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就市场层次而言，明清时期形成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可区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
其中，流通枢纽城市主要是指作为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的城市，其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所谓中等商业城镇，这里主要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而作为基层市场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农村集市，则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正是由于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下面，我们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的考察即按这三个层次分别进行。
（一） 流通枢纽城市的分布与变化
前已述及，所谓流通枢纽城市这里主要是指作为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的城市，其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
在交通工具落后的传统时代，水路运输是最便捷、低廉的运输方式，故流通枢纽城市多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
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宏观布局最重要的变化，即从运河流通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通为主。
明代禁海，南北物资交流主要依赖京杭大运河，流通枢纽城市也多集中在运河沿线；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和长江中上游诸省的经济发展，沿海、长江航运渐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崛起。
到清代中叶，长江、沿海、运河三条水道在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而长江、沿海航运的后来居上之势正方兴未艾。
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在榷关设置和税收方面均有所反映。
明代禁海，京杭大运河是全国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国八大钞关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从北至南依次为：
崇文门（北京）、河西务（清代移往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北新（杭州）。
万历年间运河七关商税共计31万余两，天启年间为42万余两，约占八大钞关税收总额的90％左右。
清初运河七关全部保留下来，并大体沿袭了明代的税额。
其后随着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清政府又在沿海和长江沿岸新设立了一批税关，清代中叶全国性税关已达20余个。
表１是清代前期运河、沿海及长江诸关关税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重。
其中，运河诸关包括崇文门、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等；沿海诸关包括江海、浙海、闽海、粤海四关；不过天津既是运河税关，也是沿海贸易的重要港口，故这里将该关税收以各1/2的比例分别计入运河和沿海。
长江诸关包括夔关、武昌厂、九江关、芜湖关、龙江西新关（南京）等。
这三条水道合计，税额占全国关税总额的80－90％，是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
表1可见，从康熙至嘉庆的一百数十年间，运河诸关税收总额虽有增长，但它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清初的50％降至30％左右；而沿海诸关所占比重则从15％上升到37％，税收额更是大幅度增长，为清初的9.2倍；长江各关税收额增长了2.6倍，所占比重则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30％上下；沿海与长江合计，税收额达310余万两，约占全国关税总额的65％。
表１清代前期运河、沿海、长江诸关关税及其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
————————————————————————————————————————
分类康熙二十五年雍正三年乾隆十八年嘉庆十七年
————————————————————————————————————————
全国关税总额122.0万两151.5万两459.6万两481.0万两
————————————————————————————————————————
运河诸关税额61.6万两61.4万两150.5万两140.0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50.5％40.6％32.8％29.1％
————————————————————————————————————————
沿海诸关税额18.2万两20.3万两103.2万两177.5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14.9％13.4％22.5％36.9％
————————————————————————————————————————
长江诸关税额37.3万两48.7万两114.6万两134.7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30.6％32.1％24.9％28.0％
———————————————————————————————————————
三者合计117.1万两130.4万两368.3万两452.2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96.0％86.1％80.2％94.0％
———————————————————————————————————————
资料来源：
据康熙《大清会典》、雍正《大清会典》、乾隆《户部则例》、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及《史料旬刊》27－30期,所载各关税额统计。
注:
天津关税收以各1/2的比例分别计入运河和沿海。
下面，我们对这三条水道沿线的流通枢纽城市在全国性市场网络中的地位做些具体考察。
先看运河沿线。
从明代到清代，运河在全国商品流通中的地位虽有下降，但运河的商品流通量实际上仍在不断扩大，商税收入也在不断增加。
这是运河七关的总体态势。
不过具体到每一个城市，从明代到清代的发展则不尽相同。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国都，是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这里聚集了大量皇室贵族、满汉官员以及为之服务的各类人等，是最大的政治统治中心和消费城市。
不过，清代北京城的经济功能也大大加强了。
明代崇文门税关税额仅二万两，清代乾隆年间该关关税定额为10万两，每年实征则为20－30余万两，在全国20余个户关中居第五或第六位。
北京市场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输入的。
其中较大宗的主要有粮食、绸缎、布匹、纸张、茶叶、糖、磁器、洋广杂货以及毛皮、牲畜等等。
这些输入的商品除满足本城居民的消费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转销华北和西北，特别是西北的新疆、内外蒙古与俄国。
清代中叶，北京实际上已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成为对西北诸省及俄国贸易的中心。
临清和淮安是位于运河中部的两大商城，清代由于沿海贸易的发展而渐趋衰落。
临清地处山东西北部，北界直隶，西近河南，又扼据运河与卫河交汇之处，明代中叶藉运河流通之便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城市。
万历年间临清钞关每年所征商税达83000余两，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
明代临清是华北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清代转为粮食贸易中心，乾隆年间其粮食
年交易量在五、六百万－千万石，是冀鲁豫三省的粮食调剂中心。
清代前期临清的地位已远
不如明代，税收额大体在５－6万两，在全国20余个税关中居中等地位。
乾隆中叶以降该关税收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
淮安位于江苏北部，北枕黄河，西滨洪泽湖，运河绕城而过，明清两代均为重要的漕运码头。
该城位居江南、华北两大经济区交界之处，南北商货中转贸易十分繁盛。
万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税银二万余两，是全国八大钞关之一。
清代前期淮安商业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关税在30－40万两，仅次于浒墅关，在运河七关中位居第二。
经由淮安关流通的商品以粮食为最大宗，每年连樯而下贩往江南“不下数百万石”，其中又以大豆为最。
其他较大宗的商品还有北方的枣梨、棉花、烟草，南方的棉布绸缎、纸、糖等等。
淮安作为运河商城的衰落晚于临清，主要是在清末运河淤塞以后。
位于运河南部的苏州、杭州两城属工商业并重的城市。
明代苏、杭丝织业即已十分发达，清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为全国的丝织生产、销售中心，其产品不仅销往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且远销东南亚、欧美和俄国。
苏州又是棉布加工业的中心。
各地客商云集苏州采买丝、棉纺织品，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物产，集中在苏之阊门、胥门一带贸易。
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乾隆年间该关每年征收商税高达五六十万两，位居运河七关之首。
杭州位于京杭运河的最南端，北上可抵苏松、江淮、山东、京津，南下由钱塘水系及海路可连接江西、闽广。
明代杭州北新关即为运河七关之一；清代杭州设有北新、南新二关，北新关征收杂货税，其税课来源“上赖江西、闽广，下赖苏、杭、常、镇等商货”；南新关征收竹木税，竹木主要产自浙西山区的金华、严州、衢州等府，顺钱塘江上游各支流抵杭，转运江南各地。
沿海港口城市是在清代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
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作为沿海贸易的主要口岸，关署分别设在上海、宁波、厦门和广州。
其中，以上海、广州发展最为迅速。
此外，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也由明代的漕运码头发展成为一个沿海港口城市。
上海，元代置县，明清两代均属松江府所辖。
上海东临黄海，北依长江，又位居南北洋航线之中，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使之在清代海禁开放之后很快成为南北洋贸易的重要枢纽。
上海从东北、山东输入大豆、杂粮，从闽粤输入蔗糖、南果及进口洋货；输出则以江南所产棉花、棉布、丝绸为主；江西、湖广等省的稻米、纸张、茶叶、磁器等商品也大量运抵上海，在此转口，北上京津、关东，南下闽广。
嘉道年间每年进出上海港的南北海船合计约在4000艘左右，总吨位约为50－70万吨；货物年吞吐量约计为170余万吨，是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
广州是南部沿海最大的港口，明代即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方各国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口，更赋予其特殊优越地位。
清代前期中国出口货物以茶叶、湖丝、绸缎等为大宗，仅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两项每年即达一千数百万元，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
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则主要产自江浙，每年经由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洋船进口货物则以哆罗、哔叽、纱缎、棉花、檀香、胡
椒、黑铅等项为大宗，其中绝大部分也是从广州经陆路、海路转销全国各地。
进出口货物的云集使粤海关税收大幅度增长。
雍正初年粤海关关税定额仅为4万余两，乾隆初增至20余万两，嘉道间再增至89万两，而实征税额更远超过这一定额，往往高达一百数十万两。
“独口通商”政策使广州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并得以独占鳌头几达百年之久。
厦门，明代属泉州府同安县，清初置厦门厅。
明末厦门已取代月港成为福建与日本、东南亚及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的重要港口。
清代康熙年间在厦门设闽海关，额定关税73000余两，乾隆初年增至20万两。
厦门港的贸易范围，北至宁波、上海、山东、天津、关东，南至台湾、广东，“一岁往来数次”；对外则与东南亚的吕宋、苏禄、葛喇巴等国贸易，“冬去夏回，一年一次”。
“独口通商”之后，闽海关仍准许“吕宋等夷船入口交易，故货物聚集，关税充盈”；嘉庆元年厦门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
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原为运河漕运码头。
清代随着海运的发展，天津与东南沿海诸省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联系均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沿海港口。
天津从江浙、闽广输入的商品有糖、茶、纸张、磁器、药材、苏木、胡椒、果品、洋广杂货等，从东北输入的主要是粮食。
这些商品除供天津本地消费外，绝大部分转运北京，也有一部分沿运河南下销往直隶各府。
道光年间天津已发展为一个有2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在城市人口中经商人口所占比例高达50％以上。
长江沿线的流通枢纽。
明代长江沿线的商品流通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区，清代随着两湖、四川等省开发的不断深化，整个长江流域各省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流通规模大大增长，长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流通渠道和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长江沿线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如重庆、汉口、九江、芜湖、南京等。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在此与长江交汇，历史上向为军事重镇，经济开发相对较晚。
清代随着四川盆地的开发和长江航运的发展，该城迅速崛起，成为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流通枢纽城市，其流通所及不仅可达四川本省各府以及相邻的湘鄂陕豫、云贵、西藏等省，而且远及江浙闽广。
汇集于重庆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有山货、广货、粮食、药材、染料、竹木、棉花布匹、磁器、铁锅、烟草、糖、酒、丝、麻、绸缎等等。
其中，粮食、药材、染料、木竹及“山货”等项是从四川输出的主要商品，而磁器、棉花、铁锅以及“广货”则为输入商品之大宗。
汉口，位于长江中游汉水入江口，通过长江可沟通洞庭水系的湘、沅等水，沿江而下可直达江西、安徽、江苏诸省，溯江而上可入四川盆地；溯汉水则可抵河南、陕西。
明代中叶汉水改道为汉口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其大规模的发展则是在清代。
康熙年间刘献庭记言：
“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焉转输”，
大体反映出汉口在长江航运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到乾隆年间，汉口已是“人烟数十里，贾户
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宝货珍奇之所聚”，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
粮食、木材、食盐、绸缎、布匹、药材、铜铅等都是汉口转输的大宗商品。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上通川楚下至苏杭，又是赣江水系与长江的交汇点，是长江中游又一重要的流通枢纽。
九江在明代即已设关，是八大钞关中唯一设在长江上的。
万历年间其税额为25000两，天启时为57500两。
清代随着长江沿线流通规模的迅速扩大，九江关税额大幅度增加，康熙年间额定为153000余两，乾隆时增至350000余两，嘉道间再增至539000两，是清代前期长江各关中税收最高的榷关。
粮食、木材是经由九江关东下的最大宗的商品，主要销往江南。
此外，淮盐、江浙绸缎布匹溯长江至中上游地区，洋广杂货由大庾岭商道入鄱阳湖转中原各省，以及江西本省所产磁器、纸张、夏布、药材等输往汉口、重庆等地均需经由九江转输。
南京在明初曾是明王朝的国都，永乐迁都之后降为陪都，其城市经济主要是为皇室和政权机构的需要服务的。
清代南京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城市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一个工商并重的城市。
南京的民营丝织业在清代迅速发展，丝织品销行全国，成为堪与苏、杭并称的三大丝织城市之一。
凭借长江水运之便，南京也成为南北、东西商品转运的枢纽。
清
代户、工二部均在此设关，西新关征百货税，龙江关征收竹木税。
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安徽、江西、山陕、江苏、浙江、湖州、福建、广东、山东、河南、两湖商人都在南京建有会馆，总计达30余所。
总之，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运河作为一条以漕运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水道，其航运价值自然无法与海洋相比，因而清代海禁开放之后，逐渐为海运所取代即成必然之势；另一方面，随着长江沿线经济的发展，长江这条全国最长、水量最丰的天然水道，其航运价值日益被开发利用，成为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和重要流通渠道。
随着流通格局的变化，一批新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兴起。
实际上，近代重要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厦门、广州、天津、汉口、重庆等都是在清代前期崛起的。
（二） 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
除上述较大的商业城市和流通枢纽之外，明清时期因商业、手工业发展而兴起的中小城镇数量更多。
它们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或为某种商品的加工、集散中心。
对此类商业城镇的考察，除江南地区已有较多的成果外，其他地区的研究还较薄弱。
地区一级的商业中心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其商业规模如何？
这些商业城镇的分布状况如何？
还几乎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课题。
笔者在近十年的时间内，陆续对山东、河南、河北、江西等省的30多个城镇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进行个案考察。
本节仅以山东、江西两省为例对其内部中等商业城镇的规模及其分布做些具体考察，目的是通过中观层面的考察，对地区内部的市场分布及其特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里所谓中等商业城镇，主要是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
我们先看山东。
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的地理环境以及政府政策密切相关。
京杭大运河循山东西境穿鲁西平原而过，是西部商品流通的干线；东部山东半岛有绵延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贸易往来也十分方便；而中部的沂蒙山区则因群山环抱，交通阻隔，流通不畅。
这一地理条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山东商业城镇的分布特点：
西、东两端繁盛而中部较差。
明代大部分时间禁海，运河是山东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故而山东商业城镇最早兴起于运河沿线；清代海禁开放之后，沿海贸易发展迅速，乾隆以降原由运河北上的商品渐转而利用更为便利、低廉的运输手段由海路北上，运河商税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
而东部的胶州、黄县、烟台等后起的商业城镇则日渐繁荣，贸易量不断增长；随着东部沿海贸易的发展，山东经济重心逐渐东移，东西两部之间的联系增强，内陆商业城镇也逐渐崛起。
山东商业城镇布局的变化又是与山东经济发展轨迹与特点密切相关的。
明清时期山东较具规模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作为全国性流通枢纽的临清之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计有：
济宁、聊城、张秋、德州、胶州、莱阳、黄县、益都、潍县、周村、泰安、博山等；此外，烟台是清中叶前后兴起的港口城镇。
其中，聊城、益都、泰安为府城，济宁、德州、胶州为州城，莱阳、黄县、潍县、博山为县城，而张秋、周村、烟台三者在建制上不过是一个村或镇。
下面择要述之。
位于运河沿线的济宁是鲁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明代中叶已十分繁荣，清代进一步发展。
乾隆年间该城有大小布店25家，绸缎店21家，杂货店35家，竹木店14家等等，每年征收商税7900余两。
主要从江南输入绸缎布匹、竹木、杂货分销兖州、曹州二府各州县，又汇集二府所产粮食、大豆、棉花、烟草、干鲜果品等输往江南、直隶和北部的东昌府。
聊城是鲁西北地区的商业中心，或许是因离临清较近的缘故，其发展略晚于其他运河商城，主要是在清代。
嘉道年间该城仅山陕商人开设的店铺即有三四百家之多，主要从外地贩运铁货、板材、茶叶等商品赴山东售卖，同时大规模收购本地所产棉布、皮毛、毡货等运销西北、口外，其中年经营额在万两以上的大商号就有四五十家。
聊城还是山东熏枣最主要的加工集散中心，东昌府所产果品很大一部分系在此装船南下。
总计嘉道年间，聊城的商业店铺作坊至少在500－600家，年经营额在300万两以上。
位于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是东部沿海兴起较早的港口城镇，明代隆万年间已是山东大豆、海产输往江南的重要码头。
清代康熙年间海禁开放之后，其贸易范围很快扩大到闽广台湾，贸易量也迅速增长。
雍正年间重定船税，胶州每年征银7540两，这一数字相当于清初山东沿海18州县、卫所船税总额786两的9.6倍，胶州海贸发展之速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发展和东北的开发，位于山东半岛北岸的烟台开始兴起，它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道光年间渐取代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港口城镇。
在近代史的著作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记述：
将开埠之前的烟台称作一个“渔村”。
因而对烟台的兴起有必要略加详述。
烟台，属登州府福山县，是清中叶前后发展起来的港口城镇。
民国《福山县志稿》中有
这样一段记载：
烟台“明为海防，设奇山所驻防军。
东通宁海卫，西由福山中前所以达登州卫，
设墩台狼烟以资警备。
其始不过一渔寮耳。
渐而帆船有停泊者，其入口不过粮石，
出口不过盐鱼而已，时商号仅三二十家。
继而帆船渐多，逮道光之末，则商号已
千余家矣。
维时帆船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之目……”。
“其始不过一渔寮耳”，这或许就是将烟台称为“渔村”的依据了。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段记载即可看出，短短的几行文字实际上概括了烟台从明初至清代“道光之末”数百年的发展脉络，也充分显示了烟台作为港口城镇是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明初，烟台为登州卫所属地，为军事目的在此设立墩台“以资警备”，烟台即以此得名。
此时的烟台不过是一个渔村。
其后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渐有帆船来泊，开设商号“三二十家”，“其入口不过粮石，出口不过盐鱼而已”。
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大规模发展，位居渤海湾口的烟台遂成为商船往来出入的必经之地，各帮商人多来此贸易，帆船停泊渐多；到道光末年，在烟台开设的商号已达千余家，经常往来于此地的商帮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等等。
此时的烟台显然已不再是一个渔村，而成为山东半岛重要的港口城镇。
表２所列是咸丰九年（1859年）山东沿海14州县征收的税银，这是山东巡抚文煜为协助郭松焘筹办山东厘局从各州县汇总的数字，这些税银绝大部分是从各州县的海口征收的。
此时烟台尚未开埠，故税额反映的状况应是百余年来山东沿海帆船贸易自然发展形成的分布格局。
表2 咸丰九年山东沿海福山等州县税收一览
——————————————————————————
州县 税额（两）占总额％
——————————————————————————
福山县12123.59628.67％
即墨县8736.55220.66％
胶州6071.46914.36％
掖县3602.238.52％
海丰县2025.37354.79％
利津县2018.044.77％
黄县2011.4054.76％
荣成县2004.2194.74％
蓬莱县1503.108 3.56％
文登县904.232.14％
诸城县502.69 1.19％
海阳县402.440.95％
宁海州304.310.72％
日照县71.0280.17％
——————————————————————————
总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