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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馒头

一、公共管理学视角分析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瓶颈问题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是当前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两大根本性瓶颈问题,两类失灵相互作用,产生叠加效应,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高发频发。

1、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使资源配置最有效率且消费者获益最大化,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公共管理学认为,垄断、公共产品、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市场、经济周期性、失业和通货膨胀、收入分配不公和非优效品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关键因素。

从公共管理学角度看,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外部效应。

指食品生产者、经营者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而又未给他人以补偿。

二是信息不对称。

经营者不了解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经营者法定义务;消费者不了解哪些食品添加剂有害、不了解消费维权的基本常识。

三是不完全市场。

经营者、生产者缺少对游戏规则的敬畏和基本商业道德的尊重,假冒伪劣、问题食品充斥市场。

四是收入分配不公。

低收入、高通胀的经济形势之下,低收入人群如农民工,为了省吃俭用,以价格低廉的作为食品消费的优先标准,因此,不安全食品往往存在现实的市场“需求”。

2、政府失灵。

政府失灵是指政府的活动或干预措施缺乏效率。

公共管理学认为,信息不对称、官员素质、设租、寻租行为以及政府偏好等原因,会导致政府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时出现失灵。

从基层食品安全监管的实际情况看,目前监管层面的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信息多层次不对称。

二是监管力度失之疲软。

三是设租、寻租行为仍部分存在。

四是政府偏好影响深远。

二、如何加强公共管理的责任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依托吹哨法案,激活食品安全管理信息源。

一方面,建议通过立法方式保护告密者权益,消除告密者顾虑。

一要立法明确揭露不当行为的人告密者可免于刑事和民事责任,避免被“跨省追捕”。

二要立法明确,对揭发告密者的身份、职业、住家和工作地点予以保密。

三是要立法防止打击报复行为。

另一方面,建议通过立法方式对告密行为予以激励:

一是对污点证人,即违法行为的直接参与者告密的,适度减轻或免予处罚;

二是对举报者按照没收、罚款数额予以重奖,并向社会定期公布奖励兑现情况,通过宣传,鼓励更多“内线”参与举报。

对举报人权利从保护和激励的角度予以立法保障,不仅能有效制约公共管理领域的权力寻租、腐败渎职,更将对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各类社会不公正行为产生明显的规制作用。

2、依托村社自治,促成食品安全管理长效化。

鼓励行政村、社区依托已经建立的消费维权投诉站、监督站开展对辖区内及村、社周边的食品经营户的日常巡查、由其定期汇总反馈食品经营户执行食品安全自律制度的基本情况,让职能部门有更多精力用于受理举报、查办源头性案件。

但实现食品安全村、社自治,还需要解决好三大问题。

一是人员素质问题。

二是管理激励问题。

三是责任界定问题。

3、依托网络议政,增强食品安全管理透明度。

利用互联网等新传媒实现立法、执法层面的多向互动,把网络问政引向网络议政,不仅有利于缓解官民对立,更有利于吸纳民间智慧、促进管民互动,实现政务公开,消除谣言恐慌。

鼓励公民参与网络议政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是利用政府官方网站实现信息互动。

二是利用全国性大型门户网站的BBS或微博实现信息互动。

三是利用地方性门户网站发帖互动。

4、依托信用联动,倍增食品安全管理软约束。

5、依托中介社团,实现食品安全管理专业化。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化治理不是无政府治理。

社会化治理本质是一种政治范畴的公民社会共同治理模式,是当前食品安全政府管制困境下,提升管理效能的有益补充。

我们在推行社会化管理时,要坚决防止把社会化治理作为职能部门懒政、庸政或者监管缺位、错位的借口托词。

制度转型与创新是一个系统渐进的过程,相信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理论视野的逐步拓展和基层实践的渐次深入,中国的食品安全社会化管理必将渐入佳境,为食品安全问题的政府管制提供更有力的体制支撑。

三、依托社会化管理突破食品安全监管瓶颈问题的可行性

个人观点认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管理社会化管理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顺应形势任务发展需要,在开展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中,针对食品经营者数量庞杂、食品要素流量大、动态性强、涉及社会层面广等特点,积极争取各级政府重视和支持,充分发动和利用社会资源加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新型行政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

在当前食品安全治理格局下,实施流通环节社会化管理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1、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社会化管理具备法律依据。

2、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化管理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

3、条块式政府管制模式无法适应社会多元化转型趋势。

4、国外对其他公共安全问题的社会化管理有成例可鉴。

计划生育

导致该项政策未能有效执行的因素主要有:

 

(1)政策目标与执行措施相矛盾、相冲突,执行越有效,结果离目标越远。

 

(2)执行政策的措施不合理,反映出政策问题构建的错误。

如允许乡镇从罚款中提成,无疑会对基层干部起到一定的诱导作用,计划外出育给他们带来了实惠,他们怎么会积极制止这种行为呢。

 (3)政策执行者素质不高,受经济利益驱使,其所作所为与原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4)沟通不畅,政策对象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对政策目标缺乏认识和理解,而政策执行者宣传不够,解释工作不到位。

等等。

(5)执行环境。

缺少有效的制度安排,如监督和控制机制等。

有效执行政策的对策:

1、案例中,政策目标不正确,由于政策是中心,部分政策制定人主观的、想当然的制定政策,容易导致政策目标的偏差。

可以通过采用智囊团、专家参与政策制定中去的方法,制定更为合理的、合法的政策。

2、案例中政策的措施不合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改进与纠正。

通过行政机构、依靠行政权利,采用行政命令方式的同时,提高行政人员的人人素养,着力提高行政执行者的素质,使政策得到更好执行。

3、要加强政策宣传,在政策执行的初期,使政策执行者对于政策目标和方案有所理解,更为主动积极的去执行政策。

还可以对政策进行合理分解,做好充分的财力和物力准备,从而稳步推进政策的实施。

二、政策本身执行首先需要面对,一项可以有效执行的政策依赖于政策的质量。

政策质量主要通过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来衡量。

一是政策需要充分考虑相关政策条件和资源,使政策执行可以在现实资源提供的限度之内;二是政策方案需要具体明确,给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对象以更好的目标指引,并形成更为切实的行为计划。

政策的特性一方面反映在政策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上,越复杂的问题执行难度越大。

另一方面反映在政策的合法性上。

合法性表现在程序合法和内容合法上,政策的合法性影响着政策执行的力度。

政治因素

政策的制定就其实质而言解决的是社会资源或价值的分配问题,因此,必然受政治因素的制约。

1、政治体制影响政策的执行。

政治体制主要表现为权力分配形式、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方面。

 2、社会利益格局也会影响政策的执行。

公共政策要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如果政策的内容能够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政策就会容易执行。

行政因素

行政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执行机构、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和政策执行所需的各种资源等。

1、政策执行机构。

2、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

3、政策执行所需的各种资源

论述我国公共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

公共领导体制改革是公共领导活动中为完成公共领导职能、实现公共领导意图对所设置的机构体系、动作机制和规章制度进行的合乎实际和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改革。

1、我国公共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领导职能相互混淆。

由于我国长期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横向划分过细,推诿扯皮现象严重,直接影响公共领导效率。

第二,领导权力过于集中。

领导权力是公共领导体制的核心,是领导体制改革的关键和主要内容。

权力过分集中,也是我们领导体制存在问题的病根之一。

第三,领导权力的约束机制滞后。

我国领导体制中一直缺乏对公共领导机关,尤其是领导者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领导者一手遮天、唯权为大的情况在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四,公共组织机构高度膨胀。

我国公共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是我国领导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端,是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使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产生官僚主义作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用人制度缺乏活力。

2、我国公共领导体制改革的可能路径:

第一,完善领导职能分工,理顺各种关系:

一是实行党政分开,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二是要完善党委、人大、政府三个不同机构的关系;三是按照权责相称原则确定职权体系,理顺职权关系。

第二,在保证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适当下放权力。

第三,改革组织人事制度,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

第四,继续推进机构改革,合理设置机构,克服机构臃肿。

第五,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

政府应接受来自社会各种力量的考察,如各类组织、社会大众、新闻舆论与权力的制约监督,着重解决组织的人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万人评议政府

请以“用户满意原则”为依据分析以上案例的积极意义

1、用户满意原则认为公共部门是为公众而设立的,因此评价公共部门绩效优劣,不仅看它投入了多少资源,做了多少工作,而是要主要考察它所做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和公众的需要。

只有当公共服务能满足其用户的需要并为用户所接受时,才是有绩效的。

2、政府绩效的评估不仅需要上级考核下级,更需要人民群众的充分参与,因为政府服务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而不是上级机关,本案例中万人评议政府工作,将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一个重要标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2、在实践中,我国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存在的问题

(1)有关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不足。

(2)政府绩效评估的规范化程度不足。

(3)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权重设置不合理。

  

(4)政府绩效评估体制的过于单一

3、如何完善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提出自己的建议。

(1)强化公共部门的绩效意识,并促使组织成员参与绩效改进

(2)转变观念,建立民本主义的绩效观念

(3)绩效管理的制度化、法制化

(4)制定灵活多样的绩效目标和绩效规则;

(5)建立多重绩效评估体制

(6)建立全新的激励机制

(7)重视管理者的作用。

坚持以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来测评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

首先,要明确公共管理的具体服务对象,即明确用户的含义。

提出这一要求似乎简单得多此一举,其实却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行政领域中并不罕见的“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围着上级转,围着领导转”现象,也表明我们的许多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不明了自己的具体服务对象;一个行政机关如果连自己的服务对象是谁都不清楚,又怎能做到使服务对象满意呢?

当然,更无从调查社会对他们行政服务的满意程度了。

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用户,尊重用户,时刻为公众的利益着想,并把这种观念上升为组织文化,成为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

第二,要了解服务对旬的需求结构。

这是设计标示服务对象受益状态指标体系的逻辑前提。

要测评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理当先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结构,并加以分析、综合、归类,据此设计能够准确标示出服务需求满足程度的具体指标体系。

目前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之所以存在指标完成情况良好,而服务对象满意度低的悖反现象,主要是因为评价指标与服务对象的需求结构不相切合,关系疏远。

第三,要建立与用户(公众)之间的长期互动关系。

针对用户的需要,设计、提供理想的产品或服务,加强与用户的直接互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用户的期望,并将此信息作为改进工作和管理的方向。

鼓励用户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来,在参与过程中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意愿。

只有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公共部门才能真正了解其服务对象的真实需要,才能更好地为其用户提供服务,哮能准确地把握其用户的受益程度,同时,也有利于公众对公共部门活动的监督。

公共部门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大致可以从税负水平、受益程度、投诉申诉的数量和工作效率的高低等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分析与衡量。

联系实际论述如何发挥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现阶段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一、非营利组织的主要特征:

非营利性;志愿性;自主管理性;正式组织性等。

二、非营利组织的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非营利组织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必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主要体现在:

1、非营利组织是微观的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的主要承担者。

在现代社会中,公共管理的最终实现离不开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承担微观的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这既是社会自我管理的本质反映,也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内在需求。

2、非营利组织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非营利组织在市场基础上的活动及其相互间的竞争,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和质量。

3、非营利组织能较好地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

非营利组织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有利于社会自己组织起来,生产一定社区内的公从所需要的产品或提供所要求的服务,及时回应社会多元化的需求,从而缓解社会不同群体对政府不同要求的压力,使政府可以专心于决策和提供纯公共物品。

4、非营利组织是当代公共管理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必然要求。

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就是要发挥社会力量在公共服务和管理中的作用。

论述政府与公众之间政策沟通的途径、障碍及其解决方法。

一、政府与公众间的政策沟通途径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1、政策发布和信息公开。

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要求政府以积极负责的方式处理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决策。

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和政策发布。

2、政策反馈和信息反馈。

这是公众向政府有关部门,政府中的下级执行部门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的反馈。

反馈的主要内容是对政策内容、政策执行方式和政策执行后果的意见或建议,以及与政策过程有关的其他信息。

3、双向互动的政策沟通和政府回应机制。

双向互动式的政策沟通成为新的重要沟通途径。

这是现代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发展的重要体现。

双向互动的政策沟通提供了现代社会实现政民互动的新模式,政策沟通可以通过建构双方平等对话的平台,走近而迅速地传递政策信息、解答政策疑问、表达政策意愿和化解政策矛盾,以便及时调整政策或政策实施方式以适应政策的现实环境。

二、政府与公众之间政策沟通的障碍:

1、沟通的技术障碍。

主要表现为政策信息传递过程中由于难以克服的技术因素而造成的信息的耗损或失真等问题,以及由于受到技术发展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公众参与沟通的方式还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甚至无法实现。

2、沟通的心理障碍。

主要是由于传统政治体系的权力本位、官本位、管制本位与等级观念以及政策信息的封闭性增强了决策者及其决策过程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性加深了公众对政府的隔膜感,强化了部分公众对政府的盲从。

此外,传统的控制式的政府管理模式所导致的政府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专断性和随意性,以及政策过程透明度的缺失,不仅对政策形成带来不良后果,而且也削弱了公众对政策过程的信任基础。

公众作为政策目标群体对政府部门和公共政策体系认同感的缺失或缺乏将可能诱发非常规性的逆向反应,使其拒绝接受甚至排斥正常的政策信息传递,产生政策沟通的心理障碍。

3、沟通渠道的阻塞。

一是由于制度的缺失,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待于建立和健全;二是政府与社会之间良好协调互动关系还有待于发展推进,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治理的格局尚未形成;三是由于信息、技术、人力和物力等各种资源的限制,传统决策体制与观念的影响,以及一些政府、政府部门或官员对既得利益的维护等原因,可能造成政策信息的流动被阻塞、截流或扭曲的严重状况。

例如,公众的意愿表达受到压抑、弱势群体上访无门或受阻、电子政府动作迟缓、听证过程受权威部门导向等。

三、针对以上种种沟通渠道阻塞的情况,采取的治理措施包括:

1、加强政策沟通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使政策沟通的制度规范成为政府与公众的共识和共同的价值。

2、促进社会自治团体与第三部门的发育和成长,使之成为与政府进行政策沟通的重要民意组织。

3、通过多种力量推动和加强对政府及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督与制约,促使其转变观念,增强以民为本和以服务为本的意识,加快建设和完善政策沟通渠道,使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政策沟通能真正实现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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