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谈中医扶阳学派复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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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谈中医扶阳学派复兴

从历史角度谈中医“扶阳学派”的复兴

方今显学，除伤寒、温病而外，莫过于扶阳。

温病与扶阳，一则偏重寒凉，一则偏重温补。

可谓是伤寒之下，一蕙两歧，旁人看来水火不能相容，到底内在因素如何？

且看作者如何剖析！

在清末同治、光绪年间，以郑钦安为首的“扶阳学派”，俗称“火神派”，曾风靡一时，他们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起大证、重证，堪称“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

近年来，该学派的代表著作《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等书被再版发行，另外一些力倡重阳扶阳的书，如《扶阳讲记》、《扶阳论坛》以及《姜附桂临床应用》、《危症重病倚附子》等，还有研究火神派的专著《中医火神派探讨》、《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等相继出现，这些书都很畅销，中华中医药学会举办了两届扶阳论坛，异常火爆，扶阳学派大有复兴的势头。

以史为鉴，对其作一分析。

一、“纠偏正弊、曲折前进”，是中医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中医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学派林立，而每一个学派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背景。

“各家医派的学术主张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医疗现状以及时弊提出的”，“学术争鸣从来就是催生医学流派的时代因素”。

在东汉时期随着《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书的而世，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和疾病的辨治方法。

“儒之分始于宋，医之分始于金元”，从金元时期中医开始有门派之分。

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时《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盛行，此书是宋代官方颁发的药剂制作规范，人们“据证捡方，即方用药”，非常方便，深受医家和病家的欢迎。

一时间“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

宋代官修《局方》时弊，医家立论纠偏

而盛极一时的《局方》在当时造成两个时弊，一是《局方》固然方便，业医者避难就易，相率以为《局方》之学，对《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厌而弃之”，而坠入中工水平者众;另一个原因，就是《局方》选方多用辛香燥热之剂而失之于偏。

在这种背景下，有一些医家立论纠偏:

刘河间研究《内经》中的运气学说和病机19条等医学理论，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说，他从火热立论，治疗力倡寒凉;

张从正对于当时人们喜补恶攻，医者投其所好，过用补药的风气深恶痛绝，从邪论病，创汗下叶三法，为治病大法;

朱丹溪更是认为《局方》之学，流于粗浅，四处拜师，学习经典，博采众长，从滋阴立论，以斥温燥。

一时间声誉显赫，学者以之为师，治病倚之为法。

医家不善前学，明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更替

但一些医家不善学刘、朱之学，用药偏于寒凉，伤伐胃气，又造成了新的时弊。

这便是温补学学派产生的背景，薛己等人为了纠正时弊，维护阳气，力主温补，重视命门的研究。

他们或者先天后天，脾肾兼顾;或者命门水火，阴阳互求。

又形成了另一种辨证思路，人之有生，命门为本，千病万病，治在命门。

中医正是经过一个个纠偏正弊过程，在曲折中向前发展，产生新说的，火神派的产生的也不例外:

清代温病学说逐渐兴起并发展至鼎盛，《清史稿》载:

“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

”

而叶、薛、吴、王等温病学家，在用药上多喜寒凉轻灵，除治疗温病，在杂病辨治上也有同样的用药规律，这样又形成用药阴柔，处方平稳的新流弊。

郑钦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重阳气，反对寒凉，反对平淡，多用姜桂附等温热之药，而且著书立说，《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相继问世，力倡其扶阳重阳的学术主张，口的希冀“为医林之一助!

”此学派产生，曾兴极一时，其入室弟子卢铸之，于成都开办“养正医馆”，后又设“扶阳讲坛”，远近闻风，所化者众。

那么，火神派近年复兴的现实背景中又如何呢?

不少中医学者对当今人们体质和疾病的基本态势作了分析:

随着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

“带来的只是物质上的丰厚，也即‘阴’的一而并不曾亏损，相反，需要去消耗这此物质的能源（“阳”的一而）没有增多，反而在日渐减少中”。

同时，日益发展的社会也使人们节奏变快，压力加大，这些致人们阳气“烦劳则张”。

还有临床上庸工离开辨证，受西医指标影响，见炎症就清热解毒，见发热就清热凉血，见高血压就凉肝息风，见肿瘤就解毒散结，离开了中医辨证，滥用苦寒，过用抗生素、激素等，这都在攻伐着人们的阳气。

张存梯教授将其损伤阳气的原因归纳为9条:

1）伤于寒者仍多;

2）中医西化的影响;

3）受温病影响，滥用苦寒;

4）不求经旨，不辨阴阳;

5）过度劳倦，烦劳伤阳;

6）房劳伤肾;

7）睡眠不足导致阳气受损;

8）滥用抗生素、激素;

9）慢性病多发，阳虚者居多。

可见，阴盛阳衰是当今疾病的基本态势，用药苦寒是当今医界时弊，这些激活了扶阳思想，“火神派学术恰恰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二、时代需要，是中医发展的动力

纵观历史，中医的每一步发展，新学派新理论的提出，是和当时的时代需要密切相关的，某类疾病的盛行，某些问题的困扰，都对医学提出新的需求，人们关注研究，并提出新的理论。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外感病流行，死者甚众。

曹植在《说疫气》中讲:

“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殖，或覆族而丧。

”

张仲景家中未能幸免，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自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稳，其死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

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应时代需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探究伤寒病的辨治规律，而完成千古巨著《伤寒杂病论》的。

金元补土派宗师李东垣生活在中原战乱时期，人民辗转于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之中，饮食失节、劳役过度以及七情所伤，严重损害脾胃之气，进而损伤元气。

他认识到“内伤脾胃”致“百病由生”，因而从脾胃立论，强调补土，并创立了一系列的理脾方剂，以“补土派”石氏立医林。

而朱丹溪则生活在太平盛世，人们悠食厚味、放纵情欲的生活习惯，加之《局方》温燥之剂盛行的医风，还有他处在江南地域湿热相火为病最多的地域，所以从“阳有余，阴不足”立论，警戒世人珍惜人体不可多得的“阴精”。

而明清时期，温疫流行，人们沿用伤寒法治温病，指鹿为马，证法失契。

历代有人探索治疗，可未能系统完善，医生无章可循，杂合以投，结果“轻者以重，重者以死”，人们陷于迷茫当中。

有识之士，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吴又可从杂气立论，叶天士、吴鞠通分别提出新的思路辨证温病，形成温病学说，众医家弃暗投明，“咸知向方”。

建国以来，中医步入学院教育时代，通过统编教材学中医，课程设制中西参半，公共课程占用不少精力，五年学习，中医课程的总学时不足两千，仅相当于以前纯中医学习的一年时间。

教师中只会上课，不会看病的不在少数，成了“半语教哑巴”的局而。

几十年来，培养的人数不少，可中医功底却渐趋薄弱。

学历越来越高，可硕士、博士高学历人才，花费大量的精力去从事脱离临床的实验研究等，实验方法日趋先进，临床水平却与其学历极不相称，中医教育呈现“人数多，学历高，功底薄，疗效平淡”的不正常现象。

结果造成很多中医“对西医理论及临床疗效顶礼膜拜”，“临床诊病的思维模式”，处理手段完全运用西医理论。

处方时为西医的指标所左右，思路单一，疗效平淡。

久之，中医只用治一些慢性病或辅助治疗，遇有危重急症则拱手西医。

中医出现人才和思路“异化”、“西化”临床阵地“退化”的严峻现象。

中医处于历史低谷时期，业外人士声称要“取消中医”，业内人士“思考中医”，意识到中医发展的离宗之虞。

国家中医局开始调整政策，加强继承，在全国开展“名师带徒”等工作。

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读中医经典，学中医名著”等读书活动，12位名老中医药专家寄语青年中医:

“经典是中医的‘根’，历代各家学说是中医的‘本’临床疗效是中医的生命线。

”

裘沛然先生早就讲:

“中医现代化，首先要知道几千年来无数的大医和先哲们呕心沥血的成果是什么，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到中医的现代化。

”

总之，名家共识，中医应回到自身的发展道路上来，用中医自身的思路来分析当今人们体质，辨治当今的疾病，寻找有效的方法。

有识之士，力排众弊，从温治本，喜获良效，“温阳思想”应时复兴。

可见，当今中医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异化”、“退化”、“西化”，疗效平淡的低谷时期，扶阳思想是中医回归自身发展，以传统理论应对当今疾病、提高疗效的先进思路。

三、历代曲折发展中多有矫杆过正之嫌

回顾历史可见，历代医家立论立言，多为强调某个方而的重要性，或为纠偏正弊，警戒世人，所以惟恐言之不明，辨之无力，难免有偏激之词。

而具体临证，始终还是坚持辨证论治的。

并非刘氏一味寒凉，张氏全用攻下，丹溪但事滋阴，郑氏仅明扶阳。

刘河间的《宣明论方》350首左右方剂中属于寒凉者仅39方，属于温热者44方，其余均为寒热并用或药性平和之剂。

朱丹溪以滋阴立论，而非拘于滋阴一端，集当时医学之大成者，擅长杂病治疗，后世有“杂病宗丹溪”之说。

正如李中梓所说

“子和一生岂无补剂成功?

立斋一生无攻剂获效?

但著书立言则不及之耳。

”

可不善师之者，未得精髓，貌袭而失。

郑钦安虽为火神派鼻祖，却力倡辨证论治这一根本原则，

“用药一道，关系生死。

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

”

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

由此可见，郑氏并非放弃辨证，一味扶阳。

而且，附子毕竞是助火有毒之品，如挥铁樵所说:

“最有用而最难用者为附子”。

我们应以史为鉴，莫将历史上矫杆过正的教训重演，形成“以温补疗疾为时尚，以附子用量论英雄”的新时弊，这也严重偏离了扶阳学派思想本意。

四、经典是各学派共同的基础

历史上各个学派的理论不是自己凭空想出的，上则精研经典，下则效法各家，结合当时社会情况而立论成说的，亦即“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古训”就是经典，“众方”就是各家了，而且多有深厚的文化修养。

比如:

刘完素就是重视《内经》理论和对五运六气学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火热病证详加阐发，创立新说，正是“一生志完素，终至通玄处”。

他如张元素、李东垣、朱丹溪、张景岳、叶天士等等，无不如此。

火神派也不例外，创始人郑钦安早年师从名儒刘芷塘，

“上溯《周易》与《内经》，中得《伤寒》心法，下览历代医家著述而兼采其长，”

从而奠定了浓厚的理论功底，结合当时社会现状及自己的临床经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的。

“总体分析，火神派脱胎于伤寒派，又吸取了温补派的理论精髓，结合自己多年实践，进而发展为独立的学术流派。

”

既然每一个学派都不是空中楼阁，我们也不要企图寻求捷径，离开经典之源，而径入某一学派之流。

学习火神派，如果不求《内》《难》经典之道，而径效扶阳之术，这样就把火神派简单化了，也就不可能得其精髓。

古人早有垂训“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里的“三世”就是学医必须掌握的经典著作了。

张存梯教授讲“要想学好火神派，没有伤寒根基不行”。

虽然中医而临困境，但不要急燥，而应苦炼内功，打好经典基础，博采众长，方臻上工。

总之，火神派不是中医发展终极，社会在变化，还有新的问题出现，只有穷源竞委，博采众长，才能应变无穷，而成与时俱进之大医。

这样发展下去，中医才能魅力长存，永济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