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朝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与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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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朝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与发展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
2期
JournalofGuizhou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总第
111期)
论明朝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与发展
X
张羽琼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
:
明朝统治者设立贵州行省以后
为了加强思想统治
,一面发展儒学教育
一面推进科举制度
大力培养和选拔封
建统治人才。
而明朝科举制度在贵州逐步推进和发展
客观上促进了儒学文化在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
,给明代贵州的社
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
明朝
;科举制度
;发展
;影响
中图分类号
:
K248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1-733X(2001)02-0061-04
inGuizhouthroughthedevelopientofMingDynasty’
(Dept.ofHistory,GuizhouNormalUniversitZHANGYu2qiongy,vice-professor,Guiyang,Guizhou,550001,China)
Abstract:
AftertheGuizhouprovinceuasfoundedbytheMingDynasty’sRulers,theedueationofRu-Jiaandthetestsystem
weredevelopedforstrengtheningthepersoneswhowerensefulfortheircontrol.Infaut,theRu-Jia’sculturewaspropagated
TheDevelopmentofMingDynesty’sTestSystemimGuizhou
sTestSystemandthedevelopmentofGuizhou’ssocialcultureinMing
Dynasrywasinflueaud.
Keywords:
MingDynasry;theTesrSystem;develop;influence
翻开明代贵州社会发展史
我们看到
在明代贵州西南局势
,科举名额向西南地区倾斜
多次“诏云贵乡
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中
科举制度确曾在一定程度试不拘额”。
此后
随着贵州学校教育的发展
参加科
上起过推动作用。
从大量的史料记载来看
贵州自永举考试的人数逐年增多
经贵州地方官吏的不断争
乐建省以后
明朝政府一面在贵州发展学校教育
一取
贵州的科举名额不断增加
弘治年间增加到
19
面逐步推进科举取士制度。
尤其是嘉靖十六年的开名
嘉靖十三年增加为
21名。
就乡试地点来看
除大
闱乡试
使贵州的学校和书院进一步发展起来
贵州部分生员附试云南外
,永宁宣抚司儒学军民生员附试
文风日开
人才日盛
儒学文化逐渐向社会各层面传四川。
直到英宗正统八年
(1443年),贵州设立永宁卫
播。
从此以后
贵州儒学教育的盈虚消长
人才资源学后
军生科考虽隶贵州
而科贡民生仍隶四川。
荔
的开发利用及知识阶层的价值追求
无不受到科举取波县学生员仍附试于广西。
从建省到嘉靖前期的一
士的影响。
因此
我们要认真研究明代贵州社会文化百多年里
,从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情况来看
总体
发展状况
不得不关注明朝科举制在贵州的发展变上发展比较缓慢。
化。
贵州士子参加科考最早是在永乐年间。
据清《续
通考》记载
:
“云南乡试始于永乐六年
至是贵州亦附
一、明朝科举制度在贵州的初步推进
焉。
”永乐九年辛卯科永宁人刘宏在云南乡试中中举
洪武年间
贵州尚未建省
学校教育发展缓慢
贵开明代贵州士子科举入仕之先河
(民国《贵州通志·选
州参加科举考试者寥寥无几
贵州生员的科考一直附举志》
)。
永乐十二年
桐梓籍人廖沈在四川乡试中中
于四川、湖广、广西、云南等省。
贵州建省以后
朝廷举
,此为明代贵州的第二位举人。
永乐十四年
(1416
始令贵州生员附试云南。
仁宗洪熙元年
令就试湖年),明廷令贵州士子附云南乡试
次年丁酉科
永宁
广。
宣宗宣德四年
,又诏令改试云南
,并成为定制。
籍人魏真中举。
永乐二十一年
(1423年)癸卯科
永宁
名额仅三五名。
从明英宗正统年间
(1436—1449年)籍人胡友谅中举。
到明景宗景泰年间
(1450—1457年),明政府为了稳定仁宗洪熙元年
(1425年),明廷改令贵州士子附试
X收稿日期
:
2000-11-02
—
61—
泰元年
(1450年)庚子科
朝廷诏令云贵乡试不拘额
数
,云贵共中
36名
贵州中
12名。
四年
(1454年)癸上维新也
也。
迨今涵濡列圣休明之治教百五十余年,而亲承皇
又八年于兹
远方人士正如在山之木得雨
酉科
,仍诏不拘额
云贵共中
55名
,贵州
18名。
景泰露之润
日有生长
固非昔日之比矣。
臣愚以为开科
七年
仍定贵州解额
10名
到明宪宗成化四年
(1468盛举
正有待于今日也。
且以贵州至云南
,相距且二
湖广。
洪熙元年九月
(1425年
10月)“行在礼部奏
定
科举之额。
..贵州所属有愿试者
,湖广就试。
”《明
(
实录·贵州资料辑录》第
170页)由于贵州去湖广武昌
的路途较云南昆明遥远
,不便贵州考生赴试
宣德二
年
(1427年),贵州布政司向朝廷上奏
:
“前奉礼部文
书
,本司所辖州郡生徒堪应举者
,许与湖广就试。
缘
去湖广路远
于云南为近
,宜就近为便。
从之。
”《明
(
实录·贵州资料辑录》第
186页)从此以后
贵州生员
附试云南成为定制。
宣德四年
(1429年)己酉科
普安
籍人刘煊中举。
宣德二年
明朝以各行省在全国所处
之地位
将全国会试卷数定为南、中、北三卷
,南指淮
河以南各省
北指淮河以北各省
中指云贵及中都凤
阳等地。
从宣德七年
(1432年)起
明廷增加云贵乡试解额
4名
贵州取中
5名
:
周冕、王玺、勾添祥、章善、薛 。
正统年间贵州解额先后增为
6名、
7名。
正统四年
(1439年)赤水人张谏中进士
是为贵州有进士之始。
正统六年
(1441年)辛酉科
贵州取中举人
10名。
景
年)戊子科,贵州解额增为16名。
尽管贵州学校教育有了较快发展成化年间
,朝
廷拨付贵州的科举名额也逐年上升
但由于必须附试
邻省
,贵州士子要参加乡试则非常辛苦。
当时除贵州
大部分的生员附于云南乡试外
永宁宣抚司的军民生
员附试四川。
虽然正统八年
(1443年)贵州设立了永
宁卫学
军生科考隶贵州而科贡人才仍附于四川
;偏
桥、镇远、清浪、铜鼓、五开等卫军生就试于湖广
;荔波
县学附试于广西。
贵州各地州到湖广武昌、云南昆明
少则二千余里
多则三四千里。
且乡试之期又在八
月
山岭险阻
赴试之时
溽暑瘴疬正甚
往者隐忧
“
居者积虑
,构病遭劫
亡财伤身。
”《请开科取士
(王杏
:
疏》
)且不说士人们为了赴试而历尽千辛万苦
,就因为
贵州不能独立开闱
,乡试附于邻省
因而每科录取举
人之数额远远少于邻省。
据乾隆年间的《云南通志》
和《贵州通志》记载
宣德七年
(1432年)壬子科之前
每科乡试
贵州仅仅录取一人。
而此时云南每科取中
举人之数
多则五十几人
少则十几人。
云贵同属西
南边地省份
而解额悬殊却如此之大。
尽管从宣德七
年壬子科起
贵州乡试名额开始增加
仍不足云南乡
试名额的一半。
附试于邻省的不便和科举名额的稀
少
,限制了贵州学校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选拔
极不
利于明王朝在贵州的统治。
因此
自弘治年间起
,贵
州地方统治者及一些有识之士
从维护贵州的政治安
定和巩固明朝统治的目的出发
多次奏请朝廷让贵州
自设科场
开闱乡试。
但是
明廷以贵州人才未盛、旧
制不可轻改为由
未予允准
,只是从弘治七年
(1471
—
62—
年)起
将“云南乡试进呈录”改称“云贵乡试进呈录”
为贵州乡试举人正了名份。
嘉靖年间
贵州学校教育逐步普及
书院开始兴
盛
文风日开
人才日盛。
地方有司虽持有乡闱之动
议
,但迄未实行。
直到嘉靖九年
(1530年),贵州思南
人
时任给事中的田秋
为了扶持家乡文教事业的发
展
伏阙上疏
坚请贵州开闱乡试
并要求增加中额。
田秋的奏疏递上后
得旨允行。
贵州要求开闱乡试一
事历尽艰辛
,终于提上明政府的议事日程。
《黔记纪略》载
:
“秋
,字汝力
号西麓
思南府人。
正德五年举人
九年进士。
授延平河间推官
升户科
给事中
历官广东左布政使”。
田秋担任给事中
敢说
敢谏
,颇有政声。
作为从贵州踏上仕途的官吏
,田秋
深知不能开闱乡试给贵州文化教育带来的压抑。
为
此
,田秋决定以台谏身份向世宗呈上著名的《请开贤
科以宏文教疏》。
文中说“贵州一省
:
远在西南
未曾
设有乡试科场
止附云南布政司科举
盖因永乐年间
初设布政司
制度草创
,且以远方之民
文教未尽及
千余里
如思南、永宁等府卫
至云南且有三、四千里
者
而盛夏难行
山路险峻
瘴毒侵淫
生儒赴试
其苦
最极。
..臣亲见其苦
亲历其劳
今幸叨列侍从
乃
得为陛下陈之。
..臣尝闻国初两广亦共一科场
,其
后各设乡试
,渐增解额
至今人才之盛埒于中州。
..今设科之后
,人益向学
他日云贵又安知不如两
广之盛乎
!
议者曰
:
科之不开
病于钱粮之少。
臣窃
以为不然。
盖贵州虽赴云南乡试
,而举人坊牌之费
,
贵州自办也
;‘鹿鸣之宴’
贵州自备也
;今所加者
不
过三场供给试官聘礼耳。
镇远、永宁等税课司
每岁
不下数百两
;思南府又有棉花税
,若设一税课司
委一
廉干府官监议之
每岁亦可得数百两。
只此数项
足
充其遇
况求才大事
又可靳于区区之小费乎
!
且历
年抚按官亦屡有举奏
盖一方之至愿
上下之同情。
其建置之地
区画之详
在彼必有定议
乞敕该再加详
议。
”(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
)
田秋的奏疏言辞恳切
理由充足
引起朝廷重视。
礼部复议后下贵州抚按勘议
经过四五年的酝酿
,终
于同意田秋的建议。
决定从嘉靖十四年以后
贵州自
办乡试。
嘉靖十三年
(1534年),王杏任贵州巡按御史
并
负责勘议贵州开闱乡试一事。
他一方面与贵州有识
之士筹资选址
,建立贡院号舍
一面上书朝廷
奏请准
允贵州开科取士。
嘉靖十四年
王杏上奏朝廷
认为
贵州完全具备了设闱条件。
明政府终于同意了田秋、
王杏的奏请
允许贵州设闱乡试
并将贵州乡试解额
增至
25名。
(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
)自此
贵州士
子翘首盼望的开闱乡试
终于成为事实。
二、科举制度在贵州的进一步发展
从嘉靖十四年到明朝末年
(1535~1644年)的一
百多年
是科举制度在贵州逐渐发展并产生巨大影响
的重要阶段。
通过开闱乡试
科举制度日益为贵州各
族人民所接受
“,读书
—应举
—入仕”成为贵州士子的
价值追求
,好学之风逐步形成
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发
展发生了深刻影响。
自嘉靖十四年
(1535年)起
贵州地方政府即大力
筹措资金
修建贡院
,以待乡闱。
据乾隆《贵州通志·
学校》载
:
“按贡院旧在省城西南隅
嘉靖十四年巡按
御史王杏题明建立
明末毁于贼”。
在贡院的修建过
程中
贵州各界人士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清平卫指
挥邵鉴更是呕心沥血
,费尽心思
使贡院建筑规范而
宏敞。
嘉靖十六年
(1537年)丁酉科
贵州首次乡试在贵
阳隆重举行
贵州士子一千多人踊跃报名参试。
给事
中田秋为了表示支持与庆贺,特地捐资购田地,以租
谷充作试卷费。
开科之日,贵州士子云集贡院,考试
气氛隆重而热烈。
首次开科,取中举人25名。
嘉靖
十七年(1538年),在京师会试中,贵州举人敖宗庆、王
炯、蒋宗鲁、缪文龙四人中进士。
其中蒋宗鲁、王炯即
为首次开闱乡试中选拔出来的人才。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廷根据贵州提学副使
蒋信的呈请,令湖广五开卫学生员附试贵州。
由于生
员人数大增,而科举名额依旧,抑制了贵州人才选拔。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徐樾任贵州提学副使,认为
贵州开闱乡试以来,“科目人才往往辈出”,“尤解额未
足以尽之者”,要求增加贵州的科举名额。
嘉靖二十
五年(1546年),贵州巡抚王学益根据徐樾的请求,向
明廷上《请增解额疏》(民国《贵州通志1选举志》)。
于是当年丙子科,明廷根据王学益的呈请,增加解额5
名,共为30名。
然而,科举名额的追加仍跟不上贵州学校教育的
发展。
贵州每科参试人数不断上升,由于名额的限
制,许多优秀人才难以被选拔。
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巡抚林乔相再次上疏,请求为贵州增加解额。
林
乔相在《请广额疏》中称:
“分科之始,贵州生员通省止
一千余人,今至七千有余,加以川湖五学,本省二学,
若犹仍旧,实甚非所以广搜罗而鼓舞遐方之士也。
况
云贵人才本不相远,云南四十五名,贵州连外学三十
名,多寡悬绝。
学校渐增,解额依旧。
每至乡场,弃璞
遗珠,落卷强中,主司长叹,不忍释手。
国家科取贡
士,再无别途;皇上兴学右文,千载一遇。
伏乞体太祖
设科取士之意,累朝文道化成之功,酌云贵多寡之中,
参今昔盈虚之数,增新科制举之额,以扬国家文治之
盛。
”(民国《贵州通志1选举志》)当年甲午科,贵州增
加解额5名,共为35名。
以后,明朝又根据贵州的教
制度,自唐宋以来形成的公开招考、
民化特征,到明代依然保持了对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强
大诱惑力。
科举制在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导向功能,使
它在明代贵州的社会发展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育发展情况
不断增加解额。
具体情况为
:
万历四十
三年
(1615年)己卯科
增为
37名。
天启元年
(1621
年)辛酉科
以恩诏增本科
1名。
天启四年
(1624年)
甲子科
因水西安氏土司叛乱
减解额
7名
七年
(1627年)丁卯科又下令恢复旧额
37名。
崇祯三年
(1630)庚午科增加本科解额
1名。
九年
(1636年)丙
子科以敷勇卫学新设
增加解额
1名
,另编字号
共为
38名。
崇祯十五年
(1624年)壬午科增为
40名。
此外
从嘉靖年间起
贵州又增加了武举。
贵州
地处西南边陲
战略地位重要。
统治者为了教育武臣
子弟
在贵州设立了武学校。
嘉靖十七年
(1583年),
贵州卫人刘文在武举会试中首取为武进士。
此后到
明朝末年
,贵州共录取武举人
20名、武进士
32名。
终明一世
贵州共录取举人
1759人
(其中武举
20
名);进士
137名
(其中武进士
32名)。
三、科举制度对明代贵州社会发展的影响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国家最重要的官吏选拔任用
首先
推动了贵州学校教育的发展。
在明代
科
举是封建国家选拔人才的手段
,学校是其培养人才的
场所
,二者联系异常紧密。
“明制
,科目为盛
卿相皆
(由此出
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
”《明史
·选举
志》
)贵州建省以后
学校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由
于乡试长期附于外省
限制了赴试人数和科举名额
制约了学校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嘉靖十六年
(1537
年),贵州自设科场、开闱乡试以后
极大地调动了贵
州社会各阶层人民读书求学的积极性
和贵州地方官
吏、社会贤达出资兴学的热情。
正如田秋所说“迩者
:
以台谏进言
礼官上请
准于贵州设科取士
远方士子
莫不感戴天恩。
垂白父老
拭目以观文教之兴
;椎髻
夷酋
皆有遣子入学之志。
”(道光《思南府续志·艺文
志》
)贵州社会各界向学之风的形成
客观上刺激了学
校教育的发展
,尤其是书院的发展。
据史载
,贵州开
闱乡试后
又陆续建立了府州县学
16所
占总数的
28%;新建书院
28所
占总数的
75%以上。
这些数字
说明
,开闱乡试的确给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
的契机。
而教育事业的发展
既为贵州科举取士储备
了充足的人才资源
又为贵州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开发
创造了社会条件。
例如在苗族、侗族聚居的黔东南地
区
自景泰五年
(1454年)兴隆卫人周瑛考中进士起
先后有熊祥、侯位、王炯、钱嘉猷、李佑、孙应鳌、李晋、
宋儒、孙世祯等
19人考中进士
有钱润等
282人考中
举人。
在布依族、苗族聚居的黔南
自正统十三年
(1448年)平越卫人黄绂考中进士起
先后有杨遵、姚
世象、邱禾实、扶纲、姚咨俊、涂宏猷等
8人考中进士
,
—
63—
发展,更重要的是为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贵州继续推
行改土归流、进一步开发民族地区准备了社会条件。
发展,更重要的是为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贵州继续推
行改土归流、进一步开发民族地区准备了社会条件。
有金溥等
162人考中举人。
在这些举人、进士中
,有
的成为名震一时的人物。
如清平卫人孙应鳌
考中进
士后官至礼部充经筵讲官兼国子监祭酒
为明中期名
显一时的政治精英和理学名儒。
黎平府人何腾蛟
天
启元年
(1621年)乡试中举
官至南明东阁大学士兼兵
部尚书
成为一代抗清名将。
其次
维护了贵州地区的社会稳定。
在中央集权
制日益强化的明代
统治者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同
时
又把科举作为控制人才的手段。
通过开闱乡试
贵州地方统治者进一步笼络了贵州士子
,统一了思
想
稳定了统治秩序。
贵州自设科场使许多无力远涉
外省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