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德国革命者的中国长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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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德国革命者的中国长征
一位德国革命者的中国长征
奥托?
布劳恩（1900――1974），一位德国职业革命家，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供职于苏军参谋部。
1932年春，苏军参谋部为营救在上海被捕的牛兰夫妇，派他携巨款秘密来到上海。
在上海期间，他常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秦邦宪）相聚――他们在苏联就已经熟识。
次年1月，由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
9月，他也来到瑞金。
可问题是，他的委派单位是苏军参谋部，不是共产国际。
他要求完成自己身份的转换，共产国际来电答复：
“奥托?
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在党的会议上，博古隆重推出这位“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并将他改名为李德，意为一个姓李的德国人。
他就这样从不谙军事的博古手中接过指挥权，后红军和苏区因他而遭受惨重的损失，不得不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就一定意义上说，长征因他而发，而他也是走完长征全程的惟一的外国人。
一
1934年4月，陈诚率3个纵队12个师，沿盱江两岸直逼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
他们每向广昌推进一步就构筑碉堡战壕，形成严实的“堡垒”包围。
在“死守广昌”和“寸土必争”的口号下，李德亲临前线指挥督导红军“以堡垒对堡垒”。
敌强我弱的态势下，红军步步后退，最后不得不放弃广昌。
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也就仅限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区域。
李德一直不屑“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术，热衷于进攻进攻的“短促出击”。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苏区版图越缩越小，他也不得不考虑采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研究如何“一走了之”。
他说：
“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
5月底6月初，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决议。
”
这个“突围”计划，通过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团，频繁地与共产国际总部联系和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曾给予答复和指示。
9月，由于国民党破获中共上海局，中央苏区通过上海局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断。
自此到1936年，中共再也无法向共产国际请示汇报，共产国际也无法给中共发号施令。
李德失去了“尚方宝剑”，感到十分迷茫。
同时，他也意识到，再也不能以国际的紧箍咒吓唬党内的不同意见了。
国民党大军已推进到中央苏区的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
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分别自瑞金、雩都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准备行进至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在华南的湘黔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
长长的队伍在火把的映照下，迤逦在窄窄的田埂小道上，每个人的心情都像铅一般沉重，惟有李德不承认这是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
在他看来，这只是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
晚年，他在《中国纪事》中还狡辩说：
所有参加长征的人，身边都带了可以用两个星期的给养，主要是大米和食盐。
给养用完以后，就只能和必须通过购买和没收来开辟地方上的粮食来源了。
这些精确的数字说明，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
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
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
诚然，它在漫长的过程中带有一种退却的性质，这是原先没有想到的。
在红军悄然撤离苏区一个月后，蒋介石才断定红军是“流徙窜逃”，并部署调动各路大军“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安排重兵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和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
红军利用国民党各派系矛盾做统战工作，因此较为顺利地通过了前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很快就判断出红军将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调集几十万大军，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
面对敌人重兵，李德和博古一筹莫展，仍循着以往的战术，以硬碰硬，战斗的激烈残酷实属罕见。
时任红一军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
“几乎每一个消息，都要求我们坚持战斗，将敌人拖住。
我们每一个指战员，都深深懂得，此时此刻，每拖一分钟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们边战边退，敌人死命猛追，加上天上的飞机轰炸，我们每走一步，几乎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
同样孤军血战的三军团五师，负责掩护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过湘江。
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轮番向红军阵地攻击。
五师为保障中央红军安全，与敌拼死战斗，全师伤亡两千余人。
直到得知中央纵队安全过江后，五师才撤出战斗。
接受阻击任务的是六师十八团，他们是大部队过江后最后的后卫部队。
面对桂军3个师的兵力，十八团几经冲杀突围都没能过江，终于战至弹尽粮缺，大部指战员壮烈牺牲。
湘江之战，实为红军史上最为惊心动魄、最为悲壮惨烈的一页。
红军虽然突破四道封锁线，却损兵折将，伤了元气。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减员三千七百多人；过第二道封锁线时，丢失九千七百多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八千六百多人；湘江一战更是锐减三万零五百多人。
红军出发时有八万六千人，至湘江西岸时，仅剩三万多人。
这是自苏维埃运动以来，红军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损失。
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挫折，包括博古在内的高层领导无不感到痛心，惟有李德不认为这是失败，一点也没有为自己错误的指挥而愧疚，相反却认为：
“尽管在突围的最后阶段损失这般严重，但中央红军仍在1934年12月中旬――出发两个月之后顺利地冲过了在德国军事专家看来不可攻破的国民党层层封锁。
长征队伍在这段时期在极其艰难的地区行程达五百公里，历数十次小仗和三次大仗，终于夺取了广阔的战略区域。
蒋介石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堡垒区的计划失败了。
”
二
渡过湘江后，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发现，从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红军非但没有被剿灭，反而越挫越勇，由弱到强，苏区的面积也是越扩越大，红军队伍也是越战越强。
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形势就急转直下，处处被动，节节败退，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
刘伯承作为红军总参谋长，感受格外真切深刻，他说：
“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 此时，李德注意到已经赋闲坐了冷板凳的毛泽东，又开始“显山露水”，“指点江山”了。
他指责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看到红军的极为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十分着急，确实在干部和战士中做思想工作，意在挽救危在旦夕的红军，可在李德的口中竟然被歪曲的如此难听。
不仅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也对李德提出无情的批评，就连对他言听计从的博古，也再不把他奉若神明了。
穿过老山界，部队来到湘黔边界的通道。
12月12日，中央根据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的建议，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商量解救当前危局的对策。
李德在会上仍然推行自己的行军路线，坚持“与二军团建立联系”，称“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李德是用比例尺在地图上比比划划地指挥红军行军打仗，自然不了解、不清楚红军面临的险境。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反对的意见，力主西进，避开北线重兵阻拦的“口袋阵”，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
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李德见原定的行军路线被否决，心中很不是滋味，立刻沉下脸来，以生病为由，中途退出了会场。
会后，红军径直向贵州前进。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
李德和博古仍然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根据地。
据李德所说，“我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黎平会议。
不过，他的意见还是由周恩来带至会议，只是用他的话说，还是被毛泽东“粗暴地驳回了”。
通道会议虽然修正了李德的行军路线，但是还留下一个尾巴，那就是“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毛泽东的意见仅仅是权宜之计，红军并没有放弃进军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向。
黎平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
“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权宜之计由此变成正式决定。
黎平会议还决定，红军渡过乌江到达遵义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后，周恩来向病中的李德转述会议的决定，没想到李德勃然大怒，冲着周恩来嚷嚷：
“你们早就串通好了，阴谋反对我，反对中央和国际！
”一向谦恭忍让的周恩来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拍着桌子“回敬”道：
“李德请注意你的身份，不要太过份了！
”他们之间激烈地争论着，就李德的指挥权及责任问题各置一词，互不相让。
周恩来这样回忆：
“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
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这时李德主张转折黔东。
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
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
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
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
这时，所谓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已名存实亡，博古面对党内争论失去方向，迷茫无措，李德因病而被晾在一边。
病中的他颠簸于马背上，闲来无事，常常处于深深的思考之中。
他多少意识到原定路线的不妥，可偏执虚荣的他，又偏偏要在这两条毫不相干的路线之中，寻找共同之处，以为自我辩解。
他说：
“渡过乌江，消灭较弱的贵州省军队，解放乌江以北和以西的、以遵义城为中心的地区；然后在这个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寻求同蒋介石向前推进的军队进行战斗的时机。
虽然这个方案，除去最后一部分，大体上符合毛泽东在以前的谈话中所表示的意见。
……向遵义继续进军的方案，同我的建议并没有什么区别。
”
又是“大体上符合”，又是“并没有区别”。
附会狡辩也罢，事后诸葛亮也罢，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也意识到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
只是作为“太上皇”的他受到否决，伤了自尊，“感到羞耻”而己。
他当然不会公开认错，反而酸溜溜地说，毛泽东“急着要赶到遵义，因为他认为：
经过长期和彻底的准备，打击党的最高领导并重新掌握军队时机成熟了。
”
通道会议后，李德已基本赋闲，无事可做。
周恩来但凡军事上的决策也多与毛泽东等商量。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猴场的地方召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精神，并针对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作出规定：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李德也就是从这一天始，被正式取消了军事指挥权，成了名副其实的闲散之人。
红军占领遵义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李德不再是会议的主角，独自一人坐在门口的拐角处，闷闷地吸着香烟，不耐烦地听着与会者对他的批评。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政治局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中共和红军在极其危急的关头，转危为安，开始了新的富有生机的征程。
三
李德与毛泽东初次接触后，便对这位身材修长的中年人印象不佳。
他感到毛泽东不修边幅，沉默寡言，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
后来接触多了，又对毛泽东但凡在讲话中，频频引用中国古籍中的警言妙句感到不解和困惑。
李德称之“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
”其中如：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失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等等。
迨至晚年他还牢牢地记忆在脑海里。
他认为毛泽东只能用“他所熟悉”的警句和格言，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
”可他又不得不以矛盾的语言承认：
“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地，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
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
我自己就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 他不久就发现，“毛在中央苏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有时开玩笑说，他的影响是利用了‘民众的激情’，其实倒不如说是基于长期共同进行武装斗争的传统。
由于这种传统毛同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认为，只有农民军队的武装斗争才有意义。
”毛泽东接地气，有人缘，这使他对毛泽东的影响力不敢等闲视之。
离开江西苏区时，李德与项英进行了一次谈话，所及内容乃是对毛泽东的“担忧”。
他说，项英“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
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
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
正是基于这种“疑虑”，长征出发前在决定高层干部的去留名单时，毛泽东与何叔衡、瞿秋白等一样被留了下来。
毛泽东一点也不知情，还曾为瞿秋白随部队行动特意找了博古。
直到大军将行，警卫员去供给处领取相关物品时，才发现名单上没有毛泽东。
消息传出，许多人出来为毛泽东说话，要求毛泽东随军转移。
这些意见和呼声，对中央三人团压力很大。
他们转念一想，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根基很深，如真把他一人丢在这里，岂不是“放虎归山”，放任他东山再起，做出一番动静来，那不是会惹更大的麻烦吗？
与其这样，还不如把毛泽东放在眼面前，也便于观察，便于防范。
毛泽东就这样加入了长征的队列。
说来也怪，长征出发时，毛泽东就一直“打摆子”即疟疾，高烧不退，只能躺在担架上。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的建议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气也顺了，高烧也退了，人也越发显得精神。
相反，李德在建议被否决后，心中窝囊，也打起了摆子，发着高烧。
他的军事专断权也自此开始缩水，渐渐地被边缘化。
他不能接受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竟然所有责任都归咎于他。
他在遵义会议上极力为自己辩解，说：
“你们都说我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强加给红军和苏区，才造成了失败。
但是，我作为一个外国顾问，既不能直接给你们下命令，又根本不懂中文，同外界也没有什么联系，我自己能做到这一切吗？
我不是仅仅提过一些建议吗？
对于我的建议是不是采纳，怎样采纳，本来是你们自己的事，可以由你们自己来决定。
结果你们自己打了败仗，搞坏了事，反而都来责怪我，这怎么行呢？
”
但这些辩说并没有人去理会。
于是，他又把自己的“下课”，全部归咎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对他这个“马列主义干部”的非难。
他当然看不懂，遵义会议的选择是在革命生死关头的惟一正确的选择，说什么张闻天、王稼祥这些“国际派”被毛泽东“拉到自己一起”，就连一向被他看好的博古，也选择了“继续同毛泽东合作”。
毛泽东原打算在最好对付的滇军地盘上渡江北上，可计划不如变化，北上不成又折回贵州。
站在一旁观察的李德冷嘲热讽道：
“以至经过某些村镇，达两三次之多。
”他倒想出一个“高招”，那就是乘此“寻找有利渡江地点”。
因为，在他看来敌人“构筑坚固的堡垒体系，充其量不过是一般的野战工事”。
只要突破敌人的“野战工事”，就可以过江，就可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困计划”。
他的“高招”并非新鲜，仍然是硬碰硬的战术。
但是，他对自己的意见又很不确定，“因为我对敌人的情况，对自己部队的运动情况，是不甚了了。
”
也就在这个时候，李德随军来到赤水河畔的茅台镇。
这里除了有闻名于世的茅台酒，村村寨寨几乎都有糟坊酒肆，阵阵酒香扑鼻而来。
董健吾曾撰文回忆：
红军找到“义成老烧房”，只见阔绰的西式建筑内，摆放着百余口大缸，盛满了“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美酒”。
“开始发现这酒坊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乃酒池生浪，异香四溢，方知是酒。
可惜数缸美酒，已成脚汤。
事为军事顾问李德所闻，（李德素嗜酒）即偕数人同往酒坊，一尝名闻环球的茅台美酒。
他们择其中最为年远的一缸，痛饮了一场，至于醉，才相扶而出。
临行时，他们又将是类佳酿带走不少。
”
四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称：
“在此之后的长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个旁观者。
”这样一个“旁观者”的头脑，一刻也没有空闲。
他对部队不是“勇往直前”地走直路，却总是“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行进”，总是尽量地“回避任何大仗”，感到不可思议。
直到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突然出现在金沙江畔，他才清醒些许，再也不抱怨走了许多冤枉路。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他也一改以往的态度，不无公正地说：
“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
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敌人企图逼迫我军继续向西、向不毛之地的西藏高原移动，我们不能让敌人得逞，而要尽力回到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去。
我们所做的这个军事决定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它的正确性以后也为二、四军团（应为二、四方面军）的痛苦经历所证明。
”
一口一个“我军”“我们”，此时的李德已真心地融入这支队伍之中，深为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而欣喜，也多多少少折服于毛泽东的军事才华。
在过金沙江和大渡河之间的山地时，道路也是崎岖不平，一点也不比以前的道路好走，但他一点牢骚也没有，反而认识到走这样偏僻难走的小道，可以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可以白天行军了”。
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后，李德看出了会师后的危机。
在见到张国焘后，这种认识就更具体化了。
他说：
“张国焘，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四十岁左右的人，像主人对客一样接待了我们。
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在行政上的权力。
”他断言，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就要来临。
他说：
“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和政治局不得不仰仗于张，不仅如此，张的整个品格以及他在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也使人不得不依从。
”
会师后，中央红军改称一方面军，以示与兄弟部队的平等地位，并将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
两个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为全军性的红军大学，李德将之称为“联合军事学校”，与军委纵队一起，随右路军行动。
考虑到他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背景，他被派去红军大学任教。
尽管他对这一新的任命多少有些情绪，但他在教学中仍不失严谨认真的态度，给学员们“就战术问题上过几次大课，并且进行过几次专题讲座和图上演义”。
他认为这是张国焘对他支持北上方针的打击报复，他说：
“我猜想，可能是张国焘嫌我挡道，想把我排除出去，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他的战略观点；……或许人们认为，在学校放一个政治局多数委员所赞成的军事方案的忠实支持者更为有益。
我确实是一个忠实支持者，尽管我对遵义会议持有保留意见。
” 随右路军在漫无边际的草地行进，只见“灰色的云层挂在天际，几乎一直贴到地面，往往白天冷雨淅淅，夜间风雪交加。
四处没有房屋，没有树，几乎连一丛灌木也没有。
我们蜷缩着坐在高出沼泽的小丘上睡觉，只用薄毯子和大草帽这些军队发的装备，或者用油纸伞以及在极少的情况下用缴获的无袖雨衣来遮盖自己的身子。
有的人早上就再也起不来了，他们在寒冷和疲惫中牺牲了。
在八月中竟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惟一的食物是储藏的谷粒，遇到好的时候，能有一块坚硬如石的肉干。
沼泽中的水是不能饮用的，但还是有人喝了，因为没有木柴把水烧开消毒。
赤痢和伤寒本来在西康已经渐渐减少，此时又蔓延开来。
这次极其痛苦的行军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
终于走出草地，看到了田园、房屋和喇嘛庙。
他们在一个叫巴西的村寨宿营，夜深人静的时候，又被突然叫起，向北急行军。
天色渐亮时，只见队伍的后面，几位四方面军的干部策马追赶，边追边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全部跟（转26页）（接23页）我们回去！
”“红军同志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走，他们是北上逃跑的机会主义！
”“跟张国焘主席回去，到成都去吃大米！
”来人是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留过苏，和李德熟悉。
行进中的队伍，听到李特的鼓惑，一时停了下来。
当时在现场的阎捷三将军在他的回忆中如实地记述道：
正在这个时刻，一个大个子突然疾步上前，拦住了李特，说了三言两语，就把他从马上拉下来，两人对吵了起来。
我认出来，这个大个子，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德国人李德……
两个人激烈地争吵着，我们在一旁的几个干部不由自主地围了上去。
李特的几个随行人员也下了马，在几步之外，持械相望。
只听到李德讲一口外国话，叽里咕噜，不知说些啥，李特除高声重复那几句喊话外，其实他就是说“不去！
不去！
”你一言我一语，吵得面红耳赤，几乎要动武。
我们在场的人都疑惑不解，一时惊呆了。
……原来，二李之争是因为李特来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把四方面军的同志带走，不再北上了。
李德不许他胡闹，要拉他去见毛泽东同志。
并再三说明，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志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而李特执意不去见毛泽东同志。
……
正当二李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只听到有人喊了一句：
“毛主席来了！
”骚乱的人群蓦然安静下来。
我见到毛泽东同志和几位领导同志从西南边不远的一个茅棚里走出来。
在人们的簇拥下，李德扭着李特向毛泽东同志走去，一路推推搡搡，吵个不停。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李德曾帮助红军训练了一支骑兵，接着被派往红军大学任教。
尽管他晚年所著的《中国记事》百般为自己辩护，但是，据斯诺当年采访所记，李德对自己给中国革命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是有所认识的。
斯诺说：
“他（李德）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
他说：
‘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
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
1939年秋李德回到苏联，1948年回到东德。
1974年8月，他病逝于柏林。
李德走进了历史，多少年来，大凡提及中国长征，无不提及李德，功过成败，毁誉是非，议论纷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是外国人中惟一走完长征全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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