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辛弃疾对陶渊明受容的原因及过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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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辛弃疾对陶渊明受容的原因及过程
浅析辛弃疾对陶渊明受容的原因及过程
指导老师：
张海鸥作者：
陈忠惠
[摘要]近年已有论者论及辛慕陶的问题，但未关注辛慕陶的过程。
本文着眼于辛慕陶数十年的心灵历程，以全面、细致的检索和统计为基础，以辛弃疾词作为背景，从辛与陶的社会背景、历史现状、个人际遇等角度来阐明辛慕陶的原因、过程及其所达到的精神境界。
[关键词]辛弃疾陶渊明慕陶过程
[Abstract]Inrecentyears,somescholarshavediscussedtheissueoftheinfluenceofTaoYuanmingonXinQiji,butthecourseoftheinfluencehasn’tbementioned.TheprocesswhichXinQijifollowstheexampleofTaoYuanmingstepbystepinhislifeisspeciallyemphasizedhere.BasedontheentireanddetailedlistofallusionaboutTao,thepaperexpoundsthecauseandthecourseoftheinfluenceandthespiritualrealmwhichXinattendedtofromtheangleofthesocialbackgroundofXinandTao,thehistorysituationandindividuallotetc.
[Keywords]XinQijiTaoYuanmingInfluenceofTaoProcess
辛弃疾去官隐居，几近二十年，才志难抒，在这段无缘尽展其雄才大略的赋闲时分，他呈现出明显的慕陶倾向：
钦慕陶渊明，以陶自居，以陶的一举一动为模范式样，学其处世风范。
对辛弃疾与陶渊明有这渊源关系，近年论者在研究辛弃疾师承前代作家时，已从多个角度来论证过——有从文化性格的角度，如“稼轩词中大量颂陶潜，吟老庄，谈佛释，正反映了其深刻的文化性格矛盾”[1]；有从性格旷达的角度，如《论辛弃疾的旷达词》一文，多次指出稼轩慕陶“表现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和乐观开朗的情怀”[2]；有从道家典范的角度：
“辛弃疾追慕陶渊明和倾心老庄思想，是他道家倾向的两个主要方面，但这两者具有的意义又有所不同。
从陶渊明那里，辛弃疾得到的是一种现实生活的行为典范”[3]等等。
诸多涉及辛陶关系的文章中，当数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与辛弃疾》[4]一文于辛学陶的论述最为精详。
袁先生不仅详细归纳了辛学陶的具体篇章，还从辛词与陶诗的契合点及辛学陶的文人背景来论证了辛学陶的必然，并且最终归结出一种新的认识：
隐士也有豪放，辛学陶便表现出一种隐士的豪放。
[5]
但是，就我所见，诸多论证还基本集中于辛弃疾如何学陶以及学陶的原因。
本文则欲专门探析辛慕陶的过程，并且，从辛弃疾学陶、慕陶的过程中，审视与辛弃疾心灵旅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
一、稼轩慕陶词统计
关于辛弃疾慕陶词作，袁先生在《陶渊明与辛弃疾》一文中曾作过一次细致的统计，我亦步亦趋统计了一番。
但是，无论辛弃疾各个时期词作涉及陶渊明的情况，还是陶渊明作品及其事迹被辛所用情况，在统计数据方面，我都得出与袁先生不同的结果。
据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6]，辛词共626首，其中直引陶之名或借以自比或借以喻人，明引或暗用陶诗陶文，明说或暗合陶元亮之典者，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与辛弃疾》一文中统计出有60首，我统计出有72首（检索详见注）[7]。
由于没有袁先生具体的检索词条，因此，不能够明确我的统计结果与袁先生的具体出入在什么地方。
不过，具体到各个时期稼轩词的检索还可以比较一下。
比较情况如下：
江淮两湖之什（自1167年至1181年，稼轩二十八岁至四十二岁）稼轩词共71首，其中涉及到陶渊明的，袁先生统计出有2首，占1/30；我统计出有5首，约占1/14；
带湖之什（自1182年至1192年，稼轩四十三岁至五十三岁）稼轩词共176首，其中涉及陶渊明的，袁先生统计出有14首，约占1/13；我统计出有17首，约占有/10；
七闽之什（自1192年至1194年，稼轩五十三岁至五十五岁）稼轩词共32首，其中涉及陶渊明的，袁先生统计出有3首，约占1/10[8]；我统计出有5首，约占1/6；
瓢泉之什（自1194年至1202年，稼轩五十五岁至六十三岁）稼轩词共173首，其中涉及陶渊明的，袁先生统计出有32首，约占1/5；我统计出有34首，约占1/5；
两浙，铅山诸什（自1203年至1207年，稼轩六十四岁至六十八岁）稼轩词共21首，其中涉及陶渊明的，袁先生统计出有1首，约占1/20；我统计出有3首，约占1/7；
作者莫年考诸什及补遗稼轩词共153首，其中涉及陶渊明的，我统计出有8首，约占1/20，这与袁先生统计结果相同。
这些检索中，除词句中有陶渊明姓或姓名或字号直接出现的外，还有十条稼轩慕陶词是邓广铭先生在其笺注中未曾注明的。
这其中，有涉及直引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诗句的，如：
“日暮天寒，归去来兮”（《一剪梅·独立苍茫醉不归》）、“归去来兮，行乐休迟”（《行香子·归去来兮》）、“归去来兮，归去来兮”（《一剪梅·歌罢尊空月坠西》）；有直接引用陶渊明《止酒》诗诗名的：
“病怯杯盘甘止酒，老依香火苦翻经”（《浣溪沙·新葺茆檐次第成》）、“多病近来浑止酒，小槽空厌新醅……不须连日醉，且进杯两三杯”（《临江仙·冷雁寒云渠有恨》）、“病来止酒，辜负鸬鹚杓”（《蓦山溪·饭蔬饮水》）；有借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中“东篱”一词的：
“莫怪东篱韵减，只今丹桂香浓”（《朝中措·年年团扇怨秋风》）、“东篱菊有黄花吐，对映水、几簇芙蓉”（《金菊对芙蓉·远水生光》）；有直引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吾亦爱吾庐”诗句的：
“道如今、吾亦爱吾庐，多松菊”（《满江红·老子平生》）、有隐含陶渊明《与子俨等疏》“自谓是羲皇上人”诗句的：
“看君似是羲皇上，直作太初名汝”（《山鬼谣·问何年》）。
从以上检索统计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中，辛弃疾对陶渊明的兴趣有所不同，并且，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对陶渊明兴趣日浓的趋势。
那么，辛弃疾对陶渊明的兴趣是不是与幼俱来？
他慕陶之情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然地等级递增？
在他不同境遇不同时期，他对陶渊明的钦慕是不是取向一致？
他如此慕陶学陶，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这有待深入分析。
二、稼轩慕陶缘由
（一）慕陶并非初衷
辛弃疾对陶渊明的钦慕并非与幼俱来。
从史料可知，他的初衷是期望以气节与功业扬于后世，“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9]，这与陶渊明所主张的委运自然、独善其身的生活世界相去甚远。
一个人最初的理想，是受外界环境及个人取向双重影响的，而个人取向，也受着当时的社会知识、人文环境、价值观念等多种条件的制约。
其中，以社会时代背景、文化环境、家庭教育等几方面因素最为关键。
这便是形成辛弃疾初衷的理论基础。
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是一个特别的历史时代。
南宋偏安于南方一隅，仅有半壁江山，北方大部分地区在入侵金国统治下，屈辱地生活。
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里，收复国土、雪耻国仇的思想无可厚非成为其时社会文化主流思想——“宋代文学的忧国爱国情绪也愈来愈深沉、激切，南宋以后更为明显。
统一而软弱的宋代政权，使悲壮的爱国主义呼声成为宋代文学的基调”[10]，形成以恢复为主题的群体氛围——“贯通于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课题，和它稍前与稍后的几十年内仍然一样，是南方的汉族人民与其文化如何得免于女真铁骑的蹂践、摧残乃至毁灭，以及北方汉族人民如何从女真贵族的奴役压榨下解脱出来的问题”[11]。
出生在受陷之地的辛弃疾，自幼感受便是“只有兴亡满目”[12]，自然，深受主流思想影响，潜移默化形成坚定的爱国复国信念。
辛弃疾出身的家庭也比较特别。
辛家谱有载，辛家世代为官，“高祖师古儒林郎，曾祖寂宾州司户，祖赞朝散大夫，父文郁赠中散大夫”[13]。
金兵入侵，宋政权南移。
辛祖父累於族众，未能及时随南宋统治者一并迁居南方，身陷辱地，但世代尽忠为国、入仕辅政的思想并不因此而断绝。
所以，其祖父辛赞“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14]，让辛弃疾从小就接受安邦治国思想的熏陶，“秉奉祖训，志切国仇”[15]。
辛弃疾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和家庭背景中长大，自幼言必驱金，学必出仕，思必效国，“志切国仇”。
是以，驱出金人、收复失地、一统祖国山河便成其人生最初的理想。
再者，纵观辛弃疾一生，几近半生为官[16]，辗转迁徙于江淮两湖之间，历任江阴签判、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点刑狱、江陵知府、湖北安抚使、江西安抚使、福建提点刑狱、福建安抚使等职；曾飞身入金营擒缚过张安国；曾就提刑任专意“督捕”并击败耀武一时的茶商军；曾亲手创置湖南飞虎军……战绩赫赫。
及至六十四岁（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高龄，还再次出任为官，为朝廷效命。
细品其奔走各地，全心效力，莫不是为其远大理想而倾情奉命。
从辛弃疾从小追求的理想世界，及其一生现实生活的脚步来看，都与陶渊明最后以贤者避其世、辞官善其身、自然娱其心为由构造的隐居世界大相径庭。
由是言之，辛弃疾人生之初的视野中，陶渊明绝不是学慕对象。
（二）慕陶事出有因
虽然，慕陶学陶并非辛弃疾的初衷，但是，辛弃疾早在江、淮、两湖时初期词作就已涉及陶渊明其人其诗，可见，辛弃疾对于陶渊明一直存有相知之情。
比如，“怕他年，重到路应迷，桃源客”（《满江红·照影溪梅》于乾道六年或七年，稼轩三十一岁或三十二岁）；“日暮天寒，归去来兮”（《一剪梅·独立苍茫醉不归》于淳熙元年，稼轩三十五岁）。
只是，辛弃疾心有经纶事业，胸藏兵家韬略，能文亦能武。
这样一位一生志切复国的志士，为何会对陶渊明从相知之情发展至追慕学习之境？
关于辛慕陶学陶原因，在袁先生《陶渊明与辛弃疾》一文中已从宋代陶集广泛流行、宋有论陶赞陶的人文环境、辛陶两人居处地理位置相近，及几位与辛弃疾有关的人物有慕陶倾向等方面进行论证过，论述详尽透彻，我在此不必赘述。
只是，在我看来，辛慕陶不仅仅限于以上因素，这还与辛陶相似的历史环境、社会背景、个人际遇，以及辛弃疾中年受挫刺激等因素有关。
1、相似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
辛弃疾和陶渊明生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状有惊人的雷同之处。
辛陶所处均是统一国家迫于少数民族引起战乱而使政权被迫偏安江南一隅的半壁之国，均处于政治之争非常尖锐的社会。
陶生活于东晋中后期至刘宋文帝元嘉初年。
东晋前身西晋，自三国鼎立后统一中国，保持了二十六年的统一局面，随即遭遇八王之乱、北方十六国分裂，晋统治者被逼迁往长江以南，偏安江左，以成“东晋”。
东晋重出身、比门弟，政治歧视相当明显，同时，朝野篡位之争风起云涌，陶便亲身经历过玄裕之争。
辛之南宋，前半生北宋，自唐末五代战乱中统一而来，因被女真族金国入侵，宋政权于1127年被迫移于南方一隅，才有了图以续存的南宋。
南宋局势特别，引发了主和派与主战派之争，这是宋人仕途官场的主要矛盾，由此导致更多的排挤诬构，残酷的政治之争不言而喻。
诸多主战义士因主和派当权而屡受打击诬陷，无从施展复国抱负，以致郁死于受掣之境，如陆游，如辛弃疾。
不仅如此，再者，辛陶二人生活时代或前或后都有过北伐之战。
因所处国土均是半壁江山，留在北方的汉人和南移的有志之士，都有过期图复国的北伐之战。
据史载，东晋朝廷有过几次图谋收复中原的北伐活动：
比如祖逖313年率众北伐；殷浩349年乘中原有内乱之机北伐；桓温354年至369年三次北伐等等，但由于“朝中内部纷争不断，矛盾重重，并且互相猜忌，北伐当然不可能取得成功。
”[17]这样的前朝历史境况与南宋国内辛弃疾所遭遇的境况的多么相象！
只不过，陶渊明参与的是内部纷争，而辛弃疾则不止于内部纷争，更亲身经历过北伐之战。
此外，令人玩味的是，辛陶祖辈均曾居显赫之位，而父辈却名不见经传。
陶渊明曾祖父陶侃，曾任征西大将军、侍中太尉、大司马；而父亲“也曾出仕，但并不以出处为意，或许有点隐逸思想”[18]。
是以，陶父做什么官并不太确定，一说“任姿城太守”[19]，一说其父“名史失载”[20]，根本无从考知其官职。
父辈不显赫，所以“大概自陶渊明父辈时，家道已趋衰落”[21]。
辛弃疾祖辈，如前所述，辛弃疾高祖辛师古，曾为儒林郎；曾祖辛寂，任过宾州司户，而辛父，虽赠中散大夫，但“稼轩作品中从未道及其父，疑已早卒”[22]。
可见，辛弃疾父亲也同样不显赫。
父辈的不显赫，对于俩人的仕途前程，均无所助益。
这与辛慕陶或许有些内在的联系。
2、类似的个人际遇
不仅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相似，辛弃疾与陶渊明的个人际遇也有相近之处。
陶渊明自幼气节甚高，少时游好六经，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而又“性质自然”（《归去来兮辞》），因此，“猛志逸四海”（《饮酒》之十六）之志蕴藏于平淡自然的品性中，正如朱熹言：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出来。
”[23]只是，“猛志”并不曾“逸四海”。
因为陶渊明虽有入世情怀，但遇时不济。
史书有载，“晋安帝末，（陶渊明）起为州祭酒。
桓玄篡位，渊明自解而归。
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
刘裕起兵讨玄，诛之，为镇军将军，渊明参其军事，未几改为建威参军。
渊明见裕有异志，乃求为彭泽令，去职”[24]。
陶渊明解职归甲的原因非常明显：
东晋官场权势之斗让他不堪忍受，篡位之争让他深感难以洁身自持。
于是最终以“吾不能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25]为由弃官归里，并且，即使再穷也不出仕。
史称陶渊明因“不堪吏职”[26]而解归，或许不堪吏苦与陶渊明辞官有一定关系，但根本原因还是深恐浊世有违情志。
这一点，从陶渊明隐居时拒绝再度出仕的决心和其诗句便可看出来，陶渊明四十七岁，“本年或稍后，有诏征著作郎，称疾不就”[27]。
究其原因，即所言：
“怀正道之士，或潜玉於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已”（《感士不遇赋》）。
既然不能兼济天下，于是选择独善其身。
辛弃疾亦同样是一位抱志守一之士，无奈同样空有满腔热血、满腹经纶，却没有施展才能为国捐躯的机会。
作为北方归来之士，辛弃疾有勇有谋，一直力主征战金国，无奈遭遇主和派当道，困于受掣之局，只奔走四方为地方官任，最后招致排挤诬构，落职归乡。
怀才不遇、感时不济之情，在他面对祖国江山、回顾历史英雄人物时，最为强烈。
词作典型例子如：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28]和《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29]。
这两首词，一首为登临怀古之作，但作品沉郁悲壮，抒发满腔空有抱负却壮志难酬之苦；一首似写景之作，但词作蕴含无穷的意味，寄予一种受猜忌受倾轧的不平之意。
与陶渊明类似的个人际遇，让他产生与陶渊明一样的感时不遇之情。
这种时不我遇之情，在他落职后，感受更为深刻。
3、中年受挫的激化
如果说前面所述是辛慕陶的因素或者条件，那么，辛弃疾中年受挫则可谓辛慕陶的催化剂，使得辛弃疾在现实中感受到陶渊明般时不我遇之苦，让诸多因素在辛弃疾身上发生作用，最终促使辛弃疾慕陶学陶及以陶自居成为事实，并且以词作展现他深浓的慕陶之情。
因此，辛学陶并以陶自居得以实现，与辛弃疾中年受挫的激化也很有关系。
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监察御史奏以“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30]而落职，旋即回归江西带湖新居，“始以稼名轩，自号稼轩居士”[31]。
历经官场激流暗涌的斗争，辛最终被弹劾出局。
这时，他的情感是相当复杂的。
在这种复杂的情感之中，才开始真正对知之已久的陶渊明学习研究，比较一下他去官前后词作便可知。
去官之前，辛弃疾一直转徙于各地，身陷于明争暗斗的官场，毫无切身体会陶渊明所处情境的机会，对于陶渊明虽也有相知之情，但明显不深：
“独立苍茫醉不归。
日暮天寒，归去来兮”（《一剪梅·独立苍茫醉不归》于淳熙元年，稼轩三十五岁）。
甚至，还哂道：
“知音弦断，笑渊明空抚余徽”（《新荷叶·春色如愁》于乾道六年或七年，稼轩三十一岁或三十二岁）。
出仕近二十年，作词七十一首，仅只有五首词涉及陶渊明其人其诗；直言陶渊明者，仅有一次：
“过吾庐定有、幽人相问：
岁晚渊明归来未”（《西河·西江水》）。
这一次也是淳熙八年即辛弃疾落职当年所作。
之所以如此，料想辛弃疾还不曾去官隐居，没有与陶类似的生活环境，不能切身体会隐居甘苦，慕陶便只能是停留于心灵遥寄。
闲居期间，辛弃疾词涉及陶渊明其人其诗其事才明显增多。
这时期，其词多次直言陶渊明其人，或以借喻，或以喻人：
“岁月何须溪长记，千古黄花，自有渊明比”（《蝶恋花·洗尽机心随法喜》于淳熙九年，稼轩四十三岁）；“渊明谩爱重九，胸次正崔嵬”（《水调歌头·今日复何日》同上）；“爱酒陶元亮，无酒正徘徊”（《水调歌头·君莫赋幽愤》同上）等等。
而且，他还像陶渊明一样贴近大自然生活，学陶渊明一样畅怀饮酒等，甚至还明确地声明，渊明是值得学效的：
“待学渊明，酒与诗情不相似”（《洞仙歌·婆娑欲舞》于淳熙十年，稼轩四十四岁）；“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洞仙歌·飞流万壑》于淳熙十二年或十三年，稼轩四十六岁或四十七岁）。
从词作递增数目和倾吐之情可以感受到，辛弃疾钦慕陶渊明，已从遥空感应深入到切身体会，受容之情已真正进入实践性阶段。
三、稼轩慕陶过程及境界
辛慕陶不是一步到位的。
中年受挫第一次进入闲隐期间的辛弃疾，虽已开始真正学习并效仿陶渊明，但并非立即对陶渊明式的隐闲生活完全死心踏地。
陶渊明辞官归隐，便一心甘于隐居生活，这对出仕思想根深蒂固、君父不共戴天之愤[32]深入脑髓的辛弃疾来说，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与幼俱来的理想主导着他的前半生，因此，当势态发生变化，另一种思想，另一种生活方式要取代主导思想地位，必然与之产生矛盾冲突。
所以，辛弃疾从对陶渊明有相知之情到完全学陶风范、以陶自居，其间有一个思想挣扎的过程。
辛慕陶的过程随着辛弃疾两次去官的经历、人生经验积累加深、对人情世态认识日益成熟而逐渐深入。
（一）矛盾交织的慕陶初期
第一次去官闲隐时期，辛弃疾对仕途还没有彻底死心，对于志切恢复，对于仕途功名，对于报效国家，还存有浓厚的期望，但现实生活的无奈，让心怀抱负，文武兼才的他只有选择按捺一时，“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于淳熙十一年，稼轩四十五岁）。
身在闲居，但还是期待着东山再起，并且还深有再起整顿乾坤的信心。
当然，以辛弃疾的聪明才智，他还明白一点，处于去官地位的他，势位低，心曲展示越多，越不益于将来，因此，他还不能完全表露出对仕途的热切向往。
与此同时，卸下为国为民的重任，闲情逸致的隐居生活，难得无官一身轻闲时分，让他彻底身处前人隐闲生活的环境，必然要借此机会学学前人赏山悦水。
有词解嘲道：
“君莫赋幽愤，一语试相开：
长安车马道上，平地起崔嵬。
我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湔洗，素壁写归来”（《水调歌头·君莫赋幽愤》于淳熙十年，稼轩四十四岁）。
处于多重矛盾交织中，辛弃疾的心态也就呈现出多个侧面，有欲罢不能的出仕之望，有不可展露太多的遮掩之态，有一时放松享受生活的开释之情。
因此，这时期，隐晦的仕途之愿和明朗的闲隐之颂成为稼轩词主要风格。
基于此，稼轩慕陶心态是矛盾的，学陶的范围也比较狭窄，其内容一是围绕陶渊明爱酒醉酒这一主题，这也是贯穿辛弃疾慕陶旅程的焦点。
“酒亦关人何事，政自不能不尔，谁遣白衣来”（《水调歌头·今日复何日》于淳熙九年，稼轩四十三岁）；“把酒长亭说。
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把酒长亭说》于淳熙十五年冬，稼轩四十九岁）。
功名未成，壮志难酬，只有酒，才能麻醉醒时烦恼。
二是表露对虚幻之境桃花源的向往。
“比着桃源溪上路，风景好，不争多”（《江神子·一川松竹任横斜》约淳熙十四年，稼轩四十八岁）；“有怒涛声远，落花香在，人疑是、桃源路”（《水龙吟·补陀大士虚空》同上）。
从侧面展现心底深处有逃遁现实之情。
三是学陶赏景怡情。
“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与诗情不相似”（《洞仙歌·婆娑欲舞》于淳熙十年，稼轩四十四岁）；“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洞仙歌·飞流万壑》于淳熙十二或十三年，稼轩四十六或四十七岁）。
学渊明情寄山水风景，借外景以平衡不忿之情。
由于稼轩功名心未死，深有待时而起的东山之志，所以即使学陶赏山悦水，也不忘叙说功名未成、壮志难酬之意。
“休更叹、旧时青镜，而今华发。
明日伏波堂上客，‘老当益壮’翁应说。
恨苦遭、邓禹笑人来，长寂寂。
诗酒社，江山笔。
松菊径，云烟屐……记功名、万里要吾身，佳眠食”（《满江红·绝代佳人》于淳熙十六年，稼轩五十岁）。
这时的他，只是随着所处位置的变化，适度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以适应不同的环境状态，使心理得到平衡。
学效陶渊明，试图以其生活方式生活哲学为己释怀，也只是借以抒缓雄心受阻之郁、平衡心理矛盾之苦的一种方式。
对于陶渊明的人生态度，隐居甘苦，辛弃疾心神领会，但并不心甘情愿。
（二）酝酿益熟的慕陶中期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春，年届五十三岁的辛弃疾复出。
为官两年多，辛弃疾方再度落职。
在此期间，任过福建提点刑狱，太府卿，福建安抚使等职；曾为提点、认真治狱，摄帅事、以法绳下；还曾受宋光宗召见，奏论军事。
在仕之中，情势发生变化，幼时理想仿佛又有了实现的途径，因而倾囊辅政。
“海山问我几时归。
枣瓜如可啖，直欲觅安期”（《临江仙·记取年年为寿客》于绍熙三年夏，稼轩五十三岁）。
刚至闽上任，对于回归一事，用世间难觅的枣瓜来暗示，不知归期，可见踌躇满志。
但是，在闽为官的辛弃疾也不是事事如意，主战主和之争仍旧持续，在官场激流中，他仍然深受猜忌之苦，“笑人间、江翻平陆，水云高下”（《贺新郎·碧海桑成野》于绍熙三年，稼轩五十三岁）。
因此，不久后，满怀壮志的他便逐渐转变了。
“记得瓢泉快活时，长年耽酒更吟诗。
蓦地捉将来断送，老头皮。
绕屋人扶行不得，闲窗学得鹧鸪啼。
却有杜鹃能劝道：
不如归”（《添字浣溪沙·三山戏作》同上）。
因心有所想，连杜鹃声也含有劝人回归意了。
虽为戏作，但实为潜意识心声流露。
按理说，辛弃疾为官之时，事务缠身，隐闲之趣必然远了。
但是，正因为隐闲远了，不能身居其中，有了距离，会觉得比身在其中美好。
当然，对隐闲的回味和称赏，也主要是因为在闽为官的辛弃疾仕途不顺，官场不得意。
不能放开手脚尽展才能的仕官之日，让隐闲之趣显得更加美好。
所以，此期，隐闲之情仿似消隐了，但实际上还在酝酿着。
因此，这时的辛弃疾，并不再只有拥着单纯的复国之想而不思其余，对于仕途之外，他也同样在思考着，并且因再度出仕不如意，认识日渐成熟。
在此期词作中，谈及功名利富贵，他已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于隐居闲情，因在任为官而成为一种心中的期盼而深为怀念。
在这样的心态中，辛弃疾不断领悟陶之生活妙处，从而更加钦慕陶渊明。
他不再仅仅停留于对陶渊明爱酒醉酒、幻境桃源的向往，对于现实的功名富贵、对于人生态度等问题也有了学效：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
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于绍熙三年岁杪，稼轩近五十四岁）。
这样的心境之中，说出的话因情切而语直、因深悟而哲理：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
富贵是危机。
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
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最高楼·吾衰矣》于绍熙五年，稼轩近五十五岁）。
题附小字云：
“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以骂之”。
由是观之，此时的辛弃疾，已象陶一样萌发主动归去之想。
稼轩慕陶已日益酝酿成熟。
（三）透悟成熟的慕陶后期
辛弃疾尽心尽力，于地方颇有作为，但还是受攻击遭弹劾而落职。
这时的他，五十有六，经历过宦场风浪，对于“出”与“入”，已有深切感受——对于繁华朝起，已看得更为深透；对于潮涨潮落，已有了较为成熟的认识；对于落花流水春去也，已有过深刻体会。
前次闲居经历，再次落职，他明白这将意味着什么。
基于年岁的老去、经验的积累和认识的成熟，辛弃疾再次落职，进入闲散时期后，其情绪已不再像第一次落职时那样焦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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