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思路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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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思路研究

中国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思路研究

　　摘要：

中国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以传统要素驱动发展经济的方式使西部经济发展受到了瓶颈制约。

传统要素驱动包括自然资源驱动、投资驱动和劳动力驱动。

这些驱动方式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产业结构单一、消费不振等问题，因此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以创新驱动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传统要素驱动；创新驱动

　　1.发展相关理论

　　西部地区是中国主要能矿资源的储备地，但是由于西部地理位置的闭塞、科学技术条件的落后使得西部地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走的都是要素驱动的道路。

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对于要素的依赖性很强，这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西部的发展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以研究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威廉?

配第认为财富的增加主要是看生产财富的人数，他认为人口少才是真正的贫穷，不过，他又指出一个国家人口的价值，不在于这个国家人口的自然数量，而是在于它的生活数量，即创造财富的能量。

此外配第还认为财富的增加与政策、地理位置有关。

　　古典经济学以亚当?

斯密、李嘉图等为代表。

斯密认为有以下几种因素阻碍的经济的发展：

分工不展开；没有资本积累和机器发明；经济制度扼杀劳动者的积极性；政府的压迫和残暴；独占的因素和交通不便；市场狭小等因素。

由此他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才能确保个人利益的充分实现，使经济发展具有足够的动力。

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自然权力体系和完全自由的贸易将使一个资本得到最佳利用，创造资本积累的理想条件，实现经济增长。

　　李嘉图的中心思想是分配问题，他的分配思想正式从发展生产力出发，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

李嘉图和斯密的不同之处在于李嘉图对报酬递减的强调。

他认为，由于土地的数量有限、质量不同，农业生产的报酬是递减的，而这将对国民经济增长起约束作用。

虽然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可能抵消或延缓报酬递减趋势，但在所有的土地都被耕种之后，经济增长将逐渐放慢，而且越来越慢，最终进入停滞状态。

　　马歇尔的学说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次系统综合，他不只是注意到现实资源的配置，还注意到资本积累的来源和劳动的数量与质量。

他认为工业方面的报酬递增趋势会压倒农业方面的报酬递减趋势，从而不会出现对经济增长的障碍。

马歇尔十分强调通过教育以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他形象地说：

“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它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

而且，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有其独特的一面，它以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为核心，描述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与过程。

他认为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在于对现存劳动力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

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家，他指出：

“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

企业家活动的动力来源于对垄断利润或者超额利润的追逐。

除利润动机外，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企业家精神”。

　　2.中国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西部幅员辽阔，十二省、区、市国土面积686.8万平方千米，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71.5%。

地质类型多样，形成年代久远，成矿条件优良，蕴藏有丰富的能矿资源。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余年来，西部地区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国家发展政策，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2.1.自然资源驱动带来的问题

　　在能源、黑色金属矿产基础储量（2006年）中，西部石油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29.39%，天然气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83.42%，煤炭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49.73%，锰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66%，铬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99.61%，钒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77.12%，原生钛铁矿占全国总储量的97.50%。

在主要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基础储量（2006年）中，西部铜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27.46%，铅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66.91%，锌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77.04%，铝土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54.87%。

西藏地区、秦巴山区、横断山区、滇西北“三江并流”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生物资源、水能资源和矿产资源。

　　由于西藏地区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并没有将西藏统计在内，只是考虑西部其余十一个省份的发展状况。

在2012年西部地区共消耗能源116676吨标准煤，全国共消耗能源443036吨标准煤，西部能源消耗占全国的比重为26%。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共是112919.06亿元，全国生产总值是519322亿元，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是19%。

西部地区单位能源产值指数为0.91，全国单位能源产值指数为1.277，单位能源产值指数小于全国平均指数。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经济是资源型的经济，依托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的经济，但是资源使用效率低，单位资源的经济效益低。

并且随着西部地区资源的日益减少，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这种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2.2.投资驱动带来的问题

　　2013年西部地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05745.7亿元，全国为437168.6亿元，西部所占比重为24%，2013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为125195.2亿元，全国为629202亿元，西部所占比重为19%。

西部地区单位投资产值指数为1.18，全国单位投资产值指数为1.43，西部地区指数远远小于全国指数，可见西部地区资金边际收益较低，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一些差距。

　　在其他角度来看它使投资和消费的比重严重失衡。

投资和消费结构的严重失调，挤压了居民收入，使居民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降低。

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向资本倾斜，居民家庭收入占MRS的比重不断下降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居民消费是居民收入的函数。

这样，居民消费占MRS的比重有呈连年下降的势头，进而形成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

另外，它使产业结构失衡。

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除一、二、三产业不协调外，各个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十分不合理。

以工业为例，这种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使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

　　2.3.劳动力驱动带来的问题

　　根据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

突出特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加速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存在。

按照发展的规律，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

这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就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第一个特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

中国西部地区2009年非农人口所占比例是28.41%，2010年非农人口所占比例是29.36%，2011年非农人口所占比例是30.48%，2012年非农人口所占比例是31.8%。

所以由此可见，西部地区非农业人口所占比例是越来越大的，而农业人口所占比例是越来越小的。

　　我国人口数量众多，适龄劳动力人口在较长时间内仍然是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个方面，劳动力成本还是较为低廉的。

在有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制度还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时，国家的储蓄率仍然不会有所显著下降，我国的经济发展还不会在短时间内失去劳动力优势，这也给我国西部地区实施创新驱动提供难得的战略机遇。

　　3.研究思路

　　3.1区域发展理论创新

　　在1966年，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者约翰?

弗里德曼在《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首次将“核心-外围”概念引入到区域经济学。

1972年，他在《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一文中，又对这一理论加以完善和发展。

弗里德曼指出，发展是通过一个不连续而又逐步累积的创新过程来实现的，创新来源于某个空间系统内具有最高潜在相互作用的“变革中心（核心区）”，并由核心区扩散到具有低一些潜在相互作用的外围区。

外围区由于行政管理、市场联系等原因而依赖于核心区，核心区通过支配、信息、心理、现代化、联动和生产等6种主要反馈效应来巩固其对外围区的支配地位。

　　基于功能定位下西部工业化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重点区域的选择，全方位发展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是不行的，必须走重点网络化、生态型开发之路，理论设想是建立多个结构合理、规模适度、产业关联、信息对称、功能完整的特色城市群落。

综合考虑自然、经济、行政区划、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是中国西部城市发展的可行路径。

　　中国西部的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

在地理布局上呈极具生态学意义的群落状展布。

在空间结构上呈多中心―外围型城市群落层级体系：

首先是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中心、以中小城市为外围（次级中心）、以广大农村为腹地的三大层级；其次是多中心，西部单一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集聚和扩散力不足，难以担当起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重任，在综合考虑自然条件、经济区位、城市功能、市场潜力、产业联系、要素网络以及经济辐射的基础上，相邻中心形成竞争性关联构建多中心，以多驱动力推动整个城市体系的发展；第三是针对西部城市结构中大城市发展的严重断层，中国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建设重点是外围次级中心。

在城市功能上除强化经济功能外，还注重城市发展的社会和生态功能。

　　3.2西部地区战略思路的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工业化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是西部地区，由于长期以来国有经济占据主体地位，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经济模式和与市场经济思维模式相对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根深蒂固，所以在西部地区的建设开发过程中遇到了突出的问题。

　　①创新科技管理体制

　　之前创新科技管理体制是行政性的由上而下的指令性方式，如今这种方式已经不再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要将这种指令性方式改为由企业或者是科研单位自己指定研究方向、申报研究项目、规划研究进度、指定评优标准，之后再由政府来审批。

这样做可以使科技管理体制具有灵活性和自觉性，同时也可以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的积极性。

　　②创新科技投入体制

　　目前对于我国西部地区创新驱动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投资主体较少。

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应该扶持各种金融投资机构，建立合理的风险投资机制，保障金融投资机构的利益，使得各机构能够理性化地向科研活动投入风险资金。

同时政府也应该指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地金融机构来本地进行投资。

　　③创新企业产权体制

　　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国西部尚缺乏市场化思维，国有企业在社会企业中所占的比例还是过大，私营企业尚发展不足，产权制度不合理，缺乏创新力度。

　　改革企业产权体制，首先应该改变遗留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然后应该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资本市场上帮助有能力有条件有信誉的企业上市，再次应该建立健全资本融资、市场保护、市场准入、产权保障等政策，为整个社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创造一个健康的竞争的氛围。

　　3.3发展制度的创新

　　制度创新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有效制度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平衡社会效益和个人效益，刺激组织及个人积极开展生产性活动，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同样，制度创新通过改变交易规则来优化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资源配置效率等，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这里制度创新主要发挥了三个作用。

一是降低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是指包括一切未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效率。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政治制度风险、信息不对称、契约执行不力、法律制度缺失等因素，交易活动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可以有效推动生产活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二是改变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对个人付出与报酬、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等关系的安排。

好的激励机制能够将个人付出与报酬、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等紧密结合，将个人工作的努力程度与薪水报酬的高低挂钩，个体福利待遇的增减与社会福利的多少挂钩。

差的激励机制则造成个人付出与报酬、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等关系脱节，无法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制度创新通过改变激励机制，建立好的激励机制，打破差的激励机制，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三是优化资源配置。

制度创新虽然不具有改变资源禀赋的功能，但是能够通过设定新的规则，将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资源从非生产性或生产效率低下的部门或行业转移到生产性或生产效率高的部门或行业，实现不改变资源总量的条件下增加社会产出。

并且制度创新可以通过挖掘社会效率潜能，将个人争夺既定财富分配的无序状态引导至争相创造社会财富的有序竞争中，减少社会财富的消耗，增加社会财富的生产，促进社会共同进步和经济增长。

可以说，制度创新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西部欠发达地区赶超发达地区的源动力。

通过必要、合理、有效的制度创新，欠发达地区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3.4技术创新

　　立足西部优势资源，重点开发高新技术，始终坚持把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放在推进优势资源开发上，培育一批优势特色产业。

　　①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技术攻关，建设世界最大的钒钛新材料基地。

　　成功研发钒钛合金，打破国际技术权威关于我国不可能自主研发该项目的断言；掌握氯化法钛白生产核心技术，打破国外长期以来的联合技术封锁。

　　②加强农业科技创新，重点开展优质、高产、高效特色农业新品种和粮油新品种引选育。

　　研究开发对环境友好、节本高效的动植物新品种配套的规模化、标准化种养殖技术、快速繁育技术和检测技术。

重点研究开发大米、薯类粮油制品及畜禽屠宰副产品综合利用技术，果蔬无废弃加工技术，鲜活农产品保鲜与物流配送及相应冷链运输系统技术。

　　③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积极推进国家中医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建设，组建国家级中药安全性评价、国家中药临床试验等研发中心。

　　重点开展基于有效成分的、疗效确切、质量稳定的中药新药及相关产品的研究与开发，道地药材的系统研究、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利用研究，优势特色中药大品种的二次开发，中药先进剂型的研究与开发；大力开发和应用新工艺、新流程，实现重化工业的集约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运用新技术提高重化工业的产品档次。

研发新的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水、能源等资源的消耗，走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和零排放之路。

　　3.5发展模式的创新

　　发展模式创新的要素有四：

自然因素、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和居民要素。

其中自然因素和历史因素是此模式形成的现实基础，这两个因素既体现了自然资源的制约性也体现了要创新模式的基础性。

政府因素和居民因素是后期的人为因素，既是老旧模式的执行者和监督着也是创新模式的创新者。

　　由于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区位条件，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水能资源和生物资源。

除了已探明的储量外，西部地区还是中国主要能矿资源的理论蕴藏地。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矿资源消耗量逐年增多，在国内开采的基础上对外依存度逐年加大，能矿资源的安全供给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最重要的潜在因素。

在国际局势飘忽不定、能源通道面临多重威胁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下，能否保障能矿资源安全供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崛起和国家统一的大局，而西部地区丰富的能矿资源储备在关键时刻不容置疑地承担起保障国家能矿资源安全供给的功能。

　　在中国西部地区自然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前提下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国际资本和国内民间资本进入西部，逐步形成中央政府主导、民间资本主体、市场机制推动的区域开发投资结构；在区域开发模式上由注重城市发展向重视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发展转型，即打破过分重视城市发展的区域开发导向。

（作者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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