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docx
《嵇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嵇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嵇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嵇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嵇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卫绍生嵇康是魏晋之际的著名文士，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七贤游于嵇公竹林的主持者。
他高洁的品格，淡泊的心境，不俗的风貌，以及他那冷峻峭拔的文风诗风，都令同时代的人为之摧眉折腰，高山仰止。
嵇康和阮籍不仅是魏晋文学的双子星座，更是魏晋名士的典型代表，是魏晋风度的实践者和体现者。
然而，由于史料的匮乏，以及对现有史料理解的差异，对嵇康生平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嵇康与何晏的关系，嵇康为何寓居山阳及寓居的时间，嵇康为何被杀等问题，研究者或是有意回避，或是语焉不详，或虽有论述却囿于旧说，给人雾里看花、隔靴搔痒之感。
本文就这些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就教于方家同好。
嵇康与何晏的关系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之孙。
何进被杀后，其母尹氏被曹操纳为夫人，他也被曹操收养在宫中。
《魏志曹爽传》载：
（晏）母尹氏，为太祖夫人。
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
而《晋书嵇康传》则称嵇康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
由于何晏、嵇康二人同与曹魏有姻亲，所以，他们之间就有可能存在某种亲谊。
从有关的史料来看，他们之间还不是一般的亲戚关系，而是十分亲近的亲戚关系。
何晏尚公主事，《魏志曹爽传》语焉不详。
裴松之注引《魏略》也仅是说晏尚公主，并未言何晏所娶为何人。
倒是裴松之注引《魏末传》说出了何晏所娶乃是金乡公主：
晏妇金乡公主，即晏同母妹。
公主贤，谓其母沛王太妃曰：
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
母笑曰：
汝得无妒晏邪？
俄而晏死。
有一男，年五六岁，宣王遣人录之。
晏母归藏其子王宫中，向使者搏颊，乞白活之。
使者具以白宣王。
宣王亦闻晏妇有先见之言，心常嘉之，且为沛王故，特原不杀。
这段记载与不仅与《魏志》所载不符，而且自相矛盾。
《魏志》言何晏之母尹氏，被曹操纳为夫人。
若何晏所娶是同母妹金乡公主，则金乡公主之母不应是沛王太妃。
然而，《魏末传》却说晏妻金乡公主是何晏同母妹，而金乡公主的母亲却是沛王太妃。
如此一来，何晏与金乡公主的关系，何晏的母亲尹氏与沛王太妃杜夫人的关系，就全部乱套了。
据《魏志武文世王公传》记载，曹操杜夫人生沛穆王曹林，尹夫人生范阳闵王曹矩。
何晏之母尹氏既被曹操纳为夫人，则何晏同母妹无疑应是尹氏所生。
如果何晏妻是沛王太妃杜夫人所生，则与何晏不应同母。
所以，《魏末传》说何晏娶同母妹金乡公主，又说金乡公主之母为沛王太妃，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裴松之看到了这里面的问题，对《魏末传》的记载作了驳斥：
《魏末传》云晏娶其同母妹为妻，此搢绅所不忍言，虽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
设令此言出于旧史，犹将莫之或信，况底下之书乎？
案《诸王公传》，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
晏母姓尹，公主若与沛王同生，焉得言与晏同母？
（《魏志曹爽传》注）何晏娶同母妹为妻，是晋人对何晏的污蔑。
事情的真相应该是，何晏所娶的金乡公主，是曹操杜夫人所生，沛王曹林之妹。
《魏末传》的作者为了丑化何晏，才行移花接木之术，把本是杜夫人所生之金乡公主，说成是尹夫人所生之金乡公主。
而正是由于它的移花接木，把本来十分清楚的问题全搞乱了，何晏与嵇康的关系因此也被有意无意地遮掩起来。
嵇康也是曹魏的女婿，他娶的是长乐亭主，而他的岳父就是何晏的大舅子沛穆王曹林。
《世说新语德行篇》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云：
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
长乐亭主是沛穆王曹林之后，但究竟是曹林之女，还曹林子之女，却有不同的说法。
《文选恨赋》注引王隐《晋书》说：
嵇康妻，魏武帝孙，穆王林女也。
《魏志沛穆王曹林传》注引《嵇氏谱》则云：
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考诸史实，王隐《晋书》之说较为可信，而《嵇氏谱》所言则距事实甚远。
据《魏志武文世王公传》记载，沛穆王曹林建安十六年封饶阳侯，二十二年徙封谯，黄初二年进爵为公，次年进位为谯王，魏明帝太和六年改封沛王。
曹林是曹操40岁以后所生，其生年应在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之后[1]。
假定最早曹林生于汉献帝兴平元年，至建安十六年，曹林已满18岁，徙封谯郡时已是23岁。
黄初三年，曹林进位为谯王时为28岁。
设使其女长乐亭主生于此时，则与嵇康生年即黄初四年（224）正相仿。
如果说嵇康所娶是曹林的孙女，那么，曹林必须是20岁结婚生子，其子亦是20岁时结婚生子，且其子婚后即生女，则此时已是魏明帝太和六年（232）。
即便如此，曹林的孙女也比嵇康小了10岁。
而同时具备曹林和其子都是20岁就结婚生子、曹林之子婚后即生女这三个条件，可能性不是太大。
而且，曹林的孙女嫁一个比她大10多岁的男子，就当时的婚俗而言，似乎也不太合情理。
根据上面的推论可知，嵇康所娶长乐亭主是沛穆王曹林的女儿，也就是曹操的孙女，当无可疑。
何晏所娶金乡公主是曹操杜夫人所生，而沛穆王曹林也是杜夫人所生。
这样一来，何晏与嵇康的关系就很清楚了：
何晏是沛穆王曹林的妹夫，嵇康是曹林的女婿。
依曹林这一方的关系而论，嵇康应该称何晏姑父。
何晏和嵇康的这种关系，事实上是存在的。
只是由于人们对相关的史料缺少必要的梳理才没有注意到。
对于一般人来说，有没有这种关系似乎皆无关紧要。
但对于嵇康就不同了。
何晏属曹爽一党，与司马氏交恶，并最终死于司马懿的屠刀下。
而嵇康却是何晏的侄女婿，这种关系等于是在嵇康身边埋下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明白了嵇康与何晏的这样一层关系，对搞清楚嵇康究竟为何被杀会有一定的帮助。
嵇康寓居山阳的时间问题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四年，即公元223年，至高贵乡公景元四年（263）因吕安一案牵扯被杀，嵇康在世仅40年。
《晋书》本传说王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诚如此说，则嵇康20岁时已移居河内山阳。
20岁时，刚刚成年，嵇康就一个人跑到距家乡铚县（今安徽宿州）好几百里远的山阳（今河南修武）去住，似乎不大可能。
此说既是王戎自言，似乎当无可疑。
但也正因为是王戎自言，此说才又很值得怀疑。
此说既因王戎而起，就让我们从王戎说起。
在竹林七贤中，王戎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他生于魏明帝青龙二年（234），比阮籍小25岁，比嵇康也整整小了10岁。
王戎15岁那年，因父亲王浑与阮籍同为尚书郎，在郎中舍与阮籍相识。
这一年已是正始九年（248）。
此时王戎还未成年，尚在父亲的羽翼保护之下。
但是，未满20岁，王戎就开始一个人出去闯世界了。
《世说新语简傲篇》载：
王戎弱冠诣阮籍。
时刘公荣在坐。
阮谓王曰：
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
彼公荣者无预焉。
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
或有问之者，阮答曰：
胜公荣者，不得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
王戎未满20岁，已可与长他25岁的阮籍举杯对饮，杯觥交错，具备了与其他竹林贤士肆意酣畅、纵酒昏酣的基本条件。
所以，七贤游于嵇公竹林的时间，最早不应早于王戎弱冠之时。
这就是说，七贤游于嵇公竹林的时间，大抵在王戎15岁至20岁之间[2]。
假定嵇康和阮籍同时结识王戎，那么，嵇康和王戎相识的时间，最早不会早过正始九年。
如果从这一年算起，嵇康和王戎相识的时间，前后也就是15年。
所以，王戎自言与嵇康居山阳20年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如果说王戎为了说话方便，把15年取约数，说成20年，那么，《晋书》的作者把王戎自言作为信史写进《嵇康传》，就是失察了，至少对读者是一种误导。
嵇康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寓居山阳的呢？
是不是如王戎所说寓居山阳20年呢？
如果确如王戎所说，则嵇康寓居山阳的时间，从嵇康被杀向前推20年，应是在正始四年，即243年，这一年，嵇康刚满20岁。
按照古礼，男子20岁是成婚的年龄。
假如嵇康也是20岁时娶沛穆王女长乐亭主为妻，那么，按照常理，新婚燕尔的嵇康不会在结婚的第一年就携带妻子去寓居山阳的。
根据《文章叙录》的记载，嵇康娶长乐亭主为妻，迁郎中，拜中散大夫，做过一段时间的京官。
虽然郎中和中散大夫皆是闲职，没有多少事可做，但不论是为了新婚妻子，还是碍于人情世故，嵇康都不可能立即携带妻子远走他乡。
所以，正始四年，嵇康寓居山阳的可能性不大。
嵇康因娶长乐亭主而迁郎中，至拜中散大夫，按照古代的考绩制度，至少需要三年。
考虑到他是皇亲国戚这么一层关系，到年限即可晋升，则嵇康任中散大夫是在正始七年。
这一年，嵇康23岁，王戎刚13岁。
王戎15岁时即正始九年与阮籍相识于京城，而王戎又自言与嵇康居20年，若15年取约数，则王戎与嵇康相识也应是在正始九年。
若迟于正始九年，与嵇康相识不足15年，则就无法自圆其与康居山阳二十年的说法了。
所以，前面的推论王戎正始九年与嵇康相识大抵是可信的。
既然嵇康是正始九年与年仅15岁的王戎相识于京城，则嵇康寓居山阳的时间应最早应不早于正始九年，即公元248年。
竹林之游的主要参与者是阮籍、嵇康和山涛等人。
而阮籍、山涛都是在正始八年辞官退隐的。
嵇康和二人是好朋友，见阮籍屏于田里，山涛隐身不交世务，因而迁居山阳。
所以，嵇康寓居山阳的时间，应是正始九年，即与王戎相识的这一年。
魏明帝临终托孤，把齐王曹芳托付给曹爽和司马懿。
曹芳即位后，曹爽和司马懿一直暗中较劲。
曹爽结党营私，重用何晏、邓飏、丁谧等人，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
正始八年五月，司马懿称疾归养，不与政事，实则暗中积蓄力量，伺机反扑。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政治局势暗藏的玄机。
正始八年，阮籍、山涛见当时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朝中处处显露杀机，遂相继辞官而去。
《晋书阮籍传》载：
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以疾辞，屏于田里。
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
正始十年，曹爽被杀。
此前一年多，他召阮籍出山，出任参军。
阮籍却以疾辞，没有应曹爽之召，结果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山涛也是在这一年辞官隐居的。
《晋书》本传载：
（山涛）为河南从事，与石鉴共传宿。
涛夜起，蹋鉴曰：
今何等时而眠也！
知太傅卧何意？
鉴曰：
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
涛曰：
咄！
石生，无事马蹄间也。
投传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隐身不交世务。
山涛所说的太傅，就是司马懿。
他看出司马懿归养是韬光养晦，料定朝廷将发生重大变故，就激流勇退，隐居起来。
不久果然发生了曹爽一党被杀之事。
嵇康身处政治斗争的中心，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十分敏感。
他见老朋友阮籍、山涛皆在正始八年先后辞官归隐，也辞官不做，去山阳当隐士，于情于理都是可能的。
所以，把嵇康寓居山阳的时间上限定在正始九年，大抵是不错的。
嵇康为何选择山阳寓居呢？
除了上面所说的为了远离朝廷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外，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一是山阳地近传说中的神仙所居之地苏门山，便于服食养生。
嵇康性喜养生之术。
他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
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
（《晋书》本传）他曾著《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二文，阐述养生的道理。
他认为，神仙不是寻常人物所能学得到的，所以常人也就不可能长生不死，但是，如果注重养生，则千年可期。
他说：
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
（《养生论》）嵇康所说的导养之理，就是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生存。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嵇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
如果在京城像正始名士何晏等人那样服食养生，固然未尝不可。
可是，京城是政治斗争的旋涡，是非丛生之地，在这里很难真正做到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所以，嵇康就选择了地近苏门山的山阳。
这里距京城也就是两天的路程，距传说中的神仙栖身之地苏门山也不远。
在当时的传说中，苏门山经常有世外高人出没。
最为有名者是孙登和王烈。
寓居苏门山后，嵇康时常外出采药，有幸遇到了孙登和王烈这样两个世外高人。
《晋书》本传述其奇遇云：
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
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神。
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
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
康临去，登曰：
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
康又遇王烈，共入山。
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
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
烈乃叹曰：
叔夜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
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嵇康喜爱服食养生之事，需要入山采药。
他的寓居地距高人雅士出没的苏门山仅八十里。
嵇康常常从山阳出发，到苏门山采药，因而才有遇隐士孙登、王烈之事。
他遇见孙登，与之游处，却终日不得其一语。
直到临分别时，孙登才说了一句：
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
其能免乎一语过于直露，且有预言嵇康不能免于难的意思。
《世说新语棲逸篇》所载孙登对嵇康语与此有异。
孙登云：
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比较而言，后者较为含蓄，更接近事实。
二是嵇康的好友山涛、向秀皆是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人。
嵇康和向秀是好朋友，刚刚寓居山阳时，因家中贫寒，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下，以自赡给。
（《晋书》本传）向秀在《思旧赋序》中也说到他和嵇康的友谊：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
其人并有不羁之才。
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从这段序文来看，嵇康的另一位至交吕安，后来也应移居河内。
三人的住所，相去都不太远。
至于嵇康与山涛的关系，则是一向很好。
虽然因山涛举荐他为吏部郎，嵇康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二人闹得很不愉快。
但嵇康对他这位老朋友还是很信任，临死时嘱咐其子嵇绍说：
有山公在，汝不孤矣。
（《晋书山涛传》）把山涛看作是可以托孤之人。
向秀、山涛的家乡怀县，与山阳很近，用向秀的话说是居止接近。
寓居山阳，和山涛、向秀的家乡不远，嵇康就可以经常和老朋友相聚了。
嵇康寓居山阳的另一不可与人道的原因，恐怕与汉献帝贬为山阳公、居山阳浊鹿城有一定的关系。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十月，曹丕代汉自立，建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奉汉献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
汉献帝徙居山阳浊鹿城，居山阳15年，魏明帝青龙二年（234）死于山阳，以天子礼仪葬于禅陵（在今河南修武县北25里）。
汉献帝死时，嵇康刚满10岁。
在古人的观念中，帝王就是天子，是很神秘的人物。
对于汉献帝这位前朝逊位帝王，嵇康虽无缘谋面，却听到不少传闻。
尤其是居于京城、做了京官之后，嵇康具备了探究汉献帝这一神秘人物的基本条件。
再加上正始八年司马懿称病在家，朝政变数极大，阮籍、山涛等有识之士已先后辞官归隐，嵇康不想留在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而想借机去探究一下汉献帝这个神秘人物，于是就选择了山阳。
这虽属推测之词，但想必亦距实情不远。
三、嵇康究竟为何被杀嵇康被杀，起于吕安一案。
《晋书嵇康传》载：
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
但其被杀，却缘于钟会的构陷：
初，康贫居，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
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
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
良久，会去。
康谓曰：
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
会曰：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会以此憾之。
及是，言于文帝曰：
嵇康，卧龙也，不可起。
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因谗：
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
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政，故圣贤去之。
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
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
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晋书嵇康传》）《魏志钟会传》也说：
（会）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时与夺，无不综典。
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
据此所言，嵇康之被杀，罪魁祸首就是钟会。
钟会为报睚眦之怨，借吕安一案，乘机陷害嵇康。
这似乎已成为定案，多少年来，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但是，如果仅仅把嵇康被杀归咎于钟会的陷害，似乎很难自圆其说。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先从吕安一案说起。
吕安与其兄吕巽都是嵇康的好朋友。
可吕巽人面兽心，见弟媳徐氏貌美，乘吕安不在，指使其妻用酒把弟媳灌醉，将其奸污。
事发后，吕安欲诉之于官。
吕巽急忙请嵇康从中调停。
嵇康因与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又知此家丑一旦传扬出去，吕氏兄弟都不好做人，遂应吕巽之请，出面调停，把这件事情按了下来。
可是，事后吕巽却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说吕安不孝顺，竟然敢挝母亲之面。
司马昭高举以孝治天下的旗帜，见吕安为子不孝，遂把他抓了起来。
嵇康知道真相后，愤然与吕巽绝交，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
吕安入狱后，为了说明真相，自然要涉及嵇康调停之事，嵇康也因此被投进监狱。
这件事情很蹊跷。
首先，吕巽诬吕安不孝，如要证实，不仅要吕安自己承认，而且还要有吕安母亲的证词。
只要问一问吕安的母亲，一切就可真相大白。
其次，即使吕安真的不孝，按当时的法律，最多也就是发配边远之地，还不至于处死。
而嵇康只是调停人，没有违法之事，不当系狱，更不应斩首。
再者，司马昭虽然标榜以孝治天下，但对当时的名士还是比较宽容的。
阮籍为母服丧期间，饮酒食肉，司隶何曾对阮籍任性放荡，败礼伤教恨之入骨，建议把阮籍投之四裔，以洁王道。
司马昭对此却不予追究，显得很是宽容[3]。
嵇康是与阮籍齐名的大名士，司马昭对阮籍如此宽容，却对嵇康如此严酷，岂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
至于说钟会故意陷害，也是与理不通。
钟会陷害嵇康的口实，按《晋书嵇康传》的记载，主要有二：
一是当初毋丘俭反叛时，嵇康欲助之；二是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
这两条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
嵇康虽是中散大夫，但已如前述，他在正始九年已移居山阳，希心世外，慎言慎行，不要说他不知道毋丘俭反叛之事，即使知道，也不可能欲助毋丘俭，司马昭怎么可能相信呢？
关于第二点，如果说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就要杀头的话，魏晋名士不知该有多少要被斩首示众？
当时名士皆以谈玄清议为能事，以非薄礼教为时尚，即使是礼俗之士，又有多少人不言论放荡呢？
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固然是事实，但真正因言语招祸者，却没有一人。
何晏、夏侯玄不是，嵇康不是，其后的张华、潘岳、陆机也不是。
那么，嵇康之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余嘉锡先生在其所著《世说新语笺疏》中，提出了叔夜之死，实因吕安一书的说法：
叔夜之死，《晋书》本传及《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文选恨赋》注引臧荣绪《晋书》，并孝标此注所引《晋阳秋》、《文士传》，均言吕安被兄诬告，引康为证见诛，不言尝徙边及与康书事。
惟《文选思旧赋》注亦引干宝《晋书》，与公孙罗所引略同。
然李善于此无所考辨，罗独明干宝之是，证嵇绍之非，其言甚核。
五臣李周翰注，亦谓绍之《家集》未足可据。
然则叔夜之死，实因吕安一书，牵连受祸，非仅因证安被诬事也。
余嘉锡先生的说法，本自公孙罗《文选钞》引干宝《晋纪》。
其文云：
安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
丑恶发露，巽病之，反告安谤己。
巽善钟会，有宠于太祖，遂徙安边郡。
安还书与康，其中云：
顾影中原，愤气云踊。
哀物悼世，激情风厉。
龙啸大野，虎睇六合。
猛志纷纭，雄心四据。
思蹑云梯，横奋八极。
披艰扫难，荡海夷岳。
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
平涤九区，恢维宇宙。
斯吾之鄙愿也。
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乐哉！
太祖恶之，追收下狱。
康理之，俱死。
[4]臧荣绪《晋书》从干宝《晋纪》，亦录此事。
文称安妻甚美，兄巽淫之，反诬安不孝，启太祖（司马昭）徙安边郡。
吕安在赴边郡的路上写下了《与嵇康书》。
此书满腹怨气，一腔义愤。
司马昭见了，很是恼怒，收安付廷尉，吕安与嵇康因此俱被斩首[5]。
按当时的法律，吕安之罪即使成立，也罪不至死，而应判徒刑。
结合何曾向司马昭建议将阮籍发配边远事，吕安因兄长的诬告而被发配边郡，应是可信的。
所以，最接近真相的是干宝《晋纪》所说，吕安因其兄诬告而被发配边郡。
而吕安难以咽下这口恶气，就在发配边郡的路上给嵇康写了一封充满怨气和义愤的信，结果导致二人同被杀害。
应该说，关于嵇康之死，干宝《晋纪》和臧荣绪《晋书》所记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干宝是两晋之际的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在记述魏晋之际的一些重要事件时，他的情感天平不由自主地要偏向司马氏一方，所以，他记述嵇康和吕安之死，是仅记事件本末，而不究其事件之原因，只是说康理之，俱死。
但是，嵇康为何会因替吕安申冤而被杀呢？
这同样是一个疑问。
嵇康是一个对身外之事反映十分平淡的人，王戎与其居20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他还努力向阮籍学习，口不论人过，很少说别人的不是。
这样一个人物，是不大可能树敌的。
但是，这只是就一般的人际交往而言，若是涉及到政治斗争、国家大事和政权的稳固与否等重大事情，不论你是否招惹别人，只要别人认为你可能是一种威胁，哪怕是潜在的威胁，那么你就很难超然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