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理弗中土游记浅谈《格理弗游记》最早的三个中译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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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理弗中土游记浅谈《格理弗游记》最早的三个中译本

格理弗中土游记──浅谈《格理弗游记》最早的三个中译本

　　畸形的躯体在乱流中所映照出来的身影不只更大，而且更扭曲。

──《格理弗游记》第四部第五章

中外翻译史上罕见的误译

在中外翻译史上，像《格理弗游记》（Gulliver‘sTravels，旧译《格列佛游记》、《格利佛游记》或《大小人国游记》）这般普受欢迎却又遭到误译与误解的作品甚为罕见。

甚至夸张一点地说，《格理弗游记》的中译史本身便是一部误译史，因为这部公认为英国／英文文学的经典讽刺叙事，在进入中文世界之后，不但易「文」改装，而且改头换面幅度之大不只是「一新耳目」，甚且是「面目全非」了。

因此，这里便呈现了一个很吊诡的现象：

一方面《格理弗游记》在中文世界里几乎是一部人尽皆知的儿童文学、奇幻文学之作，另一方面这种「盛名」反倒掩盖了这部作品原先在英文世界的经典文学地位，以及作者绥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身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讽刺作家的评价。

换言之，过分强调这部作品中的奇幻成分，固然突显出这方面的丰富性，却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这些从以往的中译便可明显看出。

绥夫特的生平及作品简介

绥夫特于一六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父母亲都是英国人。

身为遗腹子的他，在一位长辈的资助下，就读当地的最高学府三一学院（TrinityCollege），跟随当时知名的学者、宗教人士学习，一六八六年获得学士学位。

一六八九年前往英格兰，担任着名的文人、退休外交家、政治家田波爵士（SirWilliamTemple,1628-1699）的秘书，一六九二年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尔后多次往返于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一七○二年获得三一学院神学博士学位。

伦敦是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学的中心，许多文人墨客都与政界人士过从甚密。

绥夫特穿梭于伦敦与都柏林之间，一方面希望在英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结交许多文人朋友，包括当时诗坛祭酒颇普（AlexanderPope,1688-1744），彼此之间时有往返，另一方面也希望在政界发展，涉入惠格党（theWhigs）与托利党（theTories）之争，写了不少宣扬政治理念的小册子，是托利党的一枝健笔。

1然而也因为涉入党派之争，得罪当道，未能如愿在伦敦获得任命，只得于一七一三年六月接受都柏林最大的圣派翠克大教堂总铎（DeanofSt.Patrick‘sCathedral）一职，直到一七四五年去世。

绥夫特眼见爱尔兰在政治、经济上长期遭受英格兰多方压榨与剥削，心中甚为不平，提起如椽巨笔，发而为文，充当爱尔兰人喉舌，为民请命。

时值新古典主义时期，讽刺文体（satire）盛行，他便以此文体撰诗为文，讽刺不平之事，匿名出版的《布商书简》（Drapier‘sLetters[1724]），迫使英国放弃改变爱尔兰币制的企图，纵使英国政府悬赏指认作者，有意追拿，许多人也明知是绥夫特之作，却无人向官府举发，他也因此被视为爱尔兰的英雄。

〈野人刍议〉（"AModestProposal"[1729]）一文更建议爱尔兰穷人把稚子卖到英格兰充当佳肴，既可减轻人口压力，又可赚取收入。

2全文以看似为民兴利的动机、无邪的口吻、生动具体的形像，呈现英格兰剥削、吞噬爱尔兰的情景，为英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讽刺文。

他也曾撰诗自悼，〈悼绥夫特博士〉（"VersesontheDeathofDr.Swift,"[1739]）一诗长达四百八十四行，自白、自褒、自讽兼而有之。

总之，他深知自己的长处在于犀利的文笔，特殊的发言位置，并善于选择适当时机积极介入，济弱扶倾，伸张正义，发挥最大的效应。

这种情况正如萨依德（EdwardW.Said）所说的：

「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

」3无怪乎萨依德多年前便以「知识分子」一词相许，在晚近接受笔者访问时更推崇他为最伟大的英文文体家（st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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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绥夫特的众多着作中，流传最广的就是一七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于伦敦出版的《格理弗游记》，当时他已年近六十，贵为圣派翠克大教堂的总铎。

此书一出，不但颇受英国人瞩目，广为流传，不少人针对书中影射的人、事「对号入座」，而且得到外国人的青睐，第二年便出现荷兰文、法文、德文译本，第四年又出现意大利文译本，风行欧洲。

然而由于书中有些讽刺过于露骨，伦敦书商莫特（BenjaminMotte）于初版时唯恐因文贾祸，于是增删、改写若干地方。

绥夫特甚为不满，九年后在都柏林书商福克纳（GeorgeFaulkner）出版的作品集中，纳入了亲自修订的《格理弗游记》做为第三册，书前特以主角格理弗的名义撰写一函，批评遭到窜改的前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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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夫特四十岁左右罹患梅尼尔症，导致晕眩、重听，以后一直为此疾所苦，不少人认为他作品中的愤世嫉俗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

七十岁之后，痼疾益发严重，逐渐丧失记忆与心智能力，于一七四五年十月十九日逝世。

绥夫特终生未娶，身后与红粉知己琼荪（EstherJohnson，即《致斯黛拉的日志》[TheJournaltoStella]中的斯黛拉）同葬于大教堂的地下，遗产的三分之一（一万一千英镑）在都柏林创立第一所疯人院，6甚具规模，至今依然是爱尔兰着名医院之一，以治疗精神病闻名。

他除了为爱尔兰伸张正义，发扬人道精神之外，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便是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格理弗游记》。

必也「正名」乎？

Gulliver‘sTravels原名"TravelsintoSeveralRemoteNationsoftheWorld"，在中文世界里最耳熟能详的译名是《大小人国游记》，顾名思义，就是主角到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游记。

然而对原作稍有认识的读者都知道，全书共有四部，依序为主角到小人国、大人国、飞行岛等国以及马国（慧骃国[TheCountryoftheHouyhnhnms]）的冒险记闻。

前两部是分别到身躯比例为主角十二分之一与十二倍的异国冒险。

第三部其实写作的时间最晚，内容也较庞杂，分述主角到数个异地的奇遇，透过丰富的想象，讽刺人类的痴心妄想。

第四部尤其引发历代批评家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其中所描写的慧骃是理性甚或理想的化身，作者认同格理弗的言行举止，表达对于人类的轻蔑与仇视；有人认为作者是在讽刺极度推崇理性此一作法的虚幻不实；有人认为其实慧骃只是理性的马，既不是理想的人类，也不是借机讽刺人类的理想；更有人认为作者笔下连格理弗也没饶过，透过仔细描写他对慧骃的过度推崇，显示他判断错误、容易受骗、行为荒诞不经，甚至重返人类世界、回到故国和家园之后，依然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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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书最通行的译名《大小人国游记》而言，此名简单明了、响亮易记，内容对称，既免去了第三部的纷杂枝芜，也避过了第四部的荒谬（人竟然不如马）。

因此，这个版本尽管在内容上腰斩了全书，在书名上为了中文的音调而以「音」害义、掉反了顺序（「大」在前，「小」在后），却几乎成了中文世界里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经典，甚至是许多人所知道的唯一版本。

其实，这种「腰斩」的现象并非不寻常，因为在英文世界里，也经常将前两部独立出版，当成儿童读物或奇幻文学。

至于《格列佛游记》或《格利佛游记》，不但书名较忠实于原作，内容上也多能保留第三、四部。

若细究本书的批评史，此译名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如前所言，不少批评家认为，主角到了第四部时，因为极端推崇理性的慧骃，反而鄙视甚至痛恨同为圆颅方趾的人类，此荒诞行为显示他判断错误、容易受骗。

而其姓氏"Gulliver"不仅甚为罕见，而且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gullible"一字（「容易受骗」）。

因此，旧译「格列佛」或「格利佛」，虽然称得上是忠实的音译，但并未试图传达原文幽微、讽刺之处──毕竟像如此「不安于室」、汲汲为稻粱谋、三番两次抛妻弃子、远赴重洋，最后落得愤世嫉俗、格格不入的主角，如何与「悲智双运，觉行圆满」的「佛」相称。

再者，以「佛」命名，在中文里也不多见。

因此，笔者采取变通之计，将"Gulliver"译为「格理弗」，一方面避免过于标新立异，以致完全舍弃中文读者所熟悉的旧译「格列佛」或「格利佛」，另一方面有意维持原文中的意涵，暗示主角勇于冒险、敏于学习、致力于「格」物穷「理」，却屡遭拂逆，到头来却落得自以为是、窒碍难行、违背常理、格格不入、落落寡欢（「弗」）。

虽然「弗」字依然不似中文人名，但相较之下，新译「格理弗」在音译方面不亚于旧译，在意译方面则企图兼顾原作之用心及其批评史中衍生的意涵。

是邪？

非邪？

有待读者自行判断。

此外，全书以讽刺时政闻名，甚至原伦敦出版商唯恐引来牢狱之灾，更动了若干敏感的内文。

然而，旧译对于版本的歧异、书中的历史与文学典故，或者茫然不知，或者视若无睹，顶多以最通俗的版本中的略注为满足，未能提供相关的典故出处及文化、历史脉络，让读者除了了解表层的普遍意思之下，有机会一窥可能蕴藏其中的特定讯息，探索作者的用心、艺术手腕与再现策略，浅尝当时读者「对号入座」的乐趣，甚至以类似的眼光来观察自身所处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发掘其中的异同，进而对人生有更深一层的体悟。

这也正是新译着力之处，希望配合绪论、译注及其它相关资料，进一步呈现原作之丰富奥妙，以及跨越语言、文化、历史疆界之后，在另一时空中可能展现、绽发的新面貌。

早期的三个中译

虽然一般人以为清末民初的翻译名家林纾与人合译的《海外轩渠录》是此书的第一个中译，其实不然。

此书的第一个「中译」《谈瀛小录》其实是改写，于清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至十八日（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连载于当时的《申报》（比一八九九年林纾的第一本中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早了近三十年）。

细观此《申报》版便可发现几项特色。

首先，此时《申报》初创，报上还刊登广告希望民众能加入提供信息的行列，而由该报内容可充分感受到「开民智」的意图。

其次，《申报》版并未署名，以致不知究竟出自谁人之手。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此人精通中英文，必然是极少数涉及洋务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可能是清廷遣派出国学习富国强兵之道的留学生，或西洋传教士训练出来的外语人才。

尤有甚者，此文夹在其它新闻报导与评论之间，就该报体例而言，呈现了虚实夹杂的现象。

就是这种「虚实夹杂」的编排方式，反倒使得读者「虚实莫辨」：

若读者「以虚为实」，固然不是译者与编者所愿；但若因而「以实为虚」，连带对其他的新闻报导与评论起疑，则更有违报纸的初衷。

另一种想法──这应该也是编者的想法──便是：

读者通晓文学与文化成规（literaryandculturalconventions），对于译者和编者的策略「默而识之」，因此非但未受其影响，反而因为自己的默识能力（competence），自由出入于虚实之间而沾沾自喜。

《申报》版所采取的写作／改写策略，也有意加强「真实」的印象。

其实，绥夫特的原作便谐访（parody）当时流行的游记，以自述的方式强调其为「纪实」。

然而《申报》版开头不是格理弗现身诉说自己的冒险，而是以「头上安头」的方式，加了一段文字，指称有人发现数百年前之「遗稿」，因而提供给报社披露。

整个文本依照该报体例，以文言撰写，没有标点，更把主角转化为中国东南沿海人士，经常须赴海外经商，一次遭逢海难，死里逃生，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在地上，接下来便是此人在小人国的奇遇。

然而，连载不过四日，最后一期还说会续载，却不知为何戛然而止，毫无下文。

笔者个人猜想可能有几个原因：

文言精简，每日连载，耗稿量大，翻译不及，无以为继；虚构之文与报纸的纪实性质不符，夹杂其间，即使读者能默识文学成规，依然难免不伦之讥；正式发行之后，报纸走向较为明确，稿源渐趋稳定，不再需要翻译奇幻之文，以充篇幅。

再者，就报纸而言，读者的反应想必也扮演相当程度的角色。

　　然而，此作品的第一个中译，不论就文本本身或当时《申报》、甚至更广大的文化、社会脉络而言，都有其特点，因为当时对于翻译的认定远比现在宽松，此作又属文学性质，再加上读者一时之间还不易适应外国文学的翻译（早在「林译小说」风行全国之前）。

因此，《申报》版为翻译就是「改写」（translationasrewriting）以及译文的「驯化」（domestication）、「归化」（naturalization）、「本土化」（nativization）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第二个中译出现于一九○三年七月的《绣像小说》，一直到一九○六年三月（第五期至七十一期，先取名《僬侥国》，后改为《汗漫游》）。

顾名思义，《绣像小说》是以插图配合小说。

当时林译小说风行数载，读者已相当能接纳翻译小说，此译本虽然起初命名「僬侥」（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矮人），但从开始便未掩饰其为翻译，容或为了标举异国风味，以招广徕。

至于后来改用「汗漫游」之名，兼具「不着边际的漫游」及「漫漶难以稽考」之意，而其「水势浩瀚汹涌」之意涵，又与主角的多次海上冒险吻合，比起原先译名之限于小人国，可谓名实相副，后出转精。

然而，《汗漫游》一如《谈瀛小录》，依然未具译者姓名，显示其角色之隐而未现（invisibility）。

如前所言，根据当时国情，通晓英文者往往是政府特意培养的外语人才，目标在于引介新知，追求船坚炮利、富国强兵。

若为教会培育的人士，则着重宣教的作品。

对于文学作品感兴趣固属人情之常，但耗时译出，并刊登于通俗刊物上，一连数载，不论就追求富强或传播教义的目标，都可能招致「不务正业」之讥，隐去译者姓名确也情有可原。

基本上，《汗漫游》的特色在于以白话翻译，长期连载，并配合少许自绘的图像。

白话翻译所设定的读者群不但更为宽广，而且表现出译者的文字、文学甚至文化策略，置于「启蒙」与「救国」的两大时代目标中，自有更深远的意义。

长期连载不但表示了此翻译广受欢迎，而且间接印证了印刷文化（printculture）在当时的传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至于图像则一方面维持了中国绣像小说「文图相辅」的传统，另一方面透过插画者对于洋人以及文本的想象──或者，更精确的说，对于文本中的洋人的认知（或误认）──提供了时人认识外人的具体图像。

其图像之「既中又西」，或者说「不中不西」，以生动的方式图标了《汗漫游》的多重翻译（转换）与图文互涉的意味──中译者对于文本本身的翻译；插画者为符合眼前的文本，对于传统小说绣像的翻译（转换）；插画者根据文本所衍生、翻译、转化出的图像；以及此图像文本与文字文本并置时，两者之间的互动、互释、相辅相成、甚或相互瓦解。

相较于《谈瀛小录》只译出原作的第一部或林纾的《海外轩渠录》只译出前两部，《汗漫游》基本上将四部全都译出，提供了更完整的面貌，但也不乏歧出之处，细节姑且不谈，只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第三部仅译出飞行岛之游，割舍其它奇国异域之旅，大刀阔斧，砍去枝芜；第四部结尾在主角离开慧骃国后，另增遭巨鲸吞入腹中一节，今之读者固然可立即联想到圣经中约拿（Jonah）的故事或木偶皮诺丘（Pinocchio）的奇遇记，但对百年前的中文读者，此事确实骇人听闻，恰可作为主角诸多奇遇中的高潮，除非读者对照原作（当时有几人有此意图与能力？

），否则混入其中，实难察觉。

此二例中，一为省略之过（sinofomission），一为增添之过（sinofcommission），显示《汗漫游》就相当程度而言，依然难逃改写的命运──尽管此改写具有相当的理由与特定的效应。

第三个中译则是林纾与魏易合译的《海外轩渠录》。

此译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该书第一个以专书形式出版的中译本，而且托桐城名家林纾之盛名，成为流传最广、最为人所知的译本达数十年之久。

即使以后其它白话译本相继出现，逐渐在市场上取代了林译，却依然无法动摇林译在此书中译史上的独特地位。

林译以《海外轩渠录》为名，意指「以海外奇闻异事博君一粲」，并藉以讽刺时事及人性，与中国的《镜花缘》有异曲同工之妙。

8林译特殊之处在于林纾不晓外文，只得与人合译，竟完成一百八十部左右的文学翻译，而且风行一时，成为时人了解外界的重要橱窗，诚属世界翻译史上的异数（anomaly）。

再者，林纾以桐城名家身分从事翻译，以典雅的文言迻译各国作品，其中一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高，但拜其盛名之赐，得以与世界一流作品并列，其译者的可见度（visibility）及效应由此可见。

此外，译者的现身也见于林纾为此译所撰写的序言。

序言宣称，英国因有类似《海外轩渠录》的讽刺之作，故而兴盛（「葛氏〔格理弗〕痛斥英国〔，〕而英国卒兴」），因而寄望翻译对于列强侵略下的中国能发挥相似的作用。

此说固有夸大之嫌，但多少掌握了原作讽刺的旨趣，而且证诸林纾在诸多译序中所表达的感时忧国的强烈情怀，可看出他从事翻译除了为稻粱谋之外，实有更深的怀抱。

林译由于甚具名气，且出版专书，影响远较前二版本深远。

然而由于腰斩全书，以致国人非但未能一窥全貌，反倒误残为全，以讹传讹，形成中文世界里「大小人国游记」的传统。

除了腰斩之外，林译之误译、漏译、添译、改译也所在多有，唯因系二人合译，仓促行事（「耳受手追，声已笔止」），责任谁属，难以认定。

尤其原书有一处论及英国政体，林译与原文南辕北辙，究竟是口译者误解，林纾误听、误译，或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使其有意曲解，实不得而知。

话虽如此，林译《海外轩渠录》的地位不容置疑。

9

一般说来，此书虽可概称为奇幻文学，但中译传统大略有二，一为讽刺文学，一为儿童文学，后者大都以改写的腰斩版形式出现，直到晚近才渐有纳入全本的趋势。

此外，中文世界尚出现一旁支：

由于此故事具想象力，内容生动有趣，半个多世纪以来便有英汉对照本或批注本，做为学习英文之用，延续至今。

文学理念与策略

笔者参观都柏林作家博物馆（DublinWritersMuseum）及翻阅爱尔兰文学史的相关论述时，发现几乎都以绥夫特为爱尔兰文学的鼻祖，然而不少民众似乎对他有着矛盾的感情，或许与其认同或讽刺有关。

讽刺作家在写作时痛下针砭，不留情面，文笔辛辣，却也往往字字珠玑，令人痛快淋漓之余，有时却也不免觉得难堪。

同为爱尔兰作家的王尔德（OscarWilde,1854-1900）便是一例。

绥夫特曾如此定义「风格」：

「适当的文字摆在适当的位置，便是风格的真谛」（"Properwordsinproperplaces,makethetruedefinitionofastyle."）。

此一说法为「字字珠玑」下了言简意赅的定义，在英文世界里耳熟能详。

然而，讽刺文学为何如此受欢迎？

绥夫特在为讽刺下定义时，顺带又讽刺了一下人性：

「讽刺这面镜子，观者在镜中通常只见他人的面孔，而不见自己。

它之所以那么受世人欢迎，很少人反感，主要原因在此」（"Satireisasortofglass,whereinbeholdersdogenerallydiscovereverybody‘sfacebuttheirown;whichisthechiefreasonforthatkindofreceptionitmeetsintheworld,andthatsoveryfewareoffendedwithit.）。

换言之，人人自以为是，顾盼自雄，却不知睥睨、轻蔑的对象中可能也包括了自己。

此说似乎可用来部分说明慧骃国中的格理弗，至于适不适用于作者本人，值得三思。

绥夫特对自己讽刺的手法与心态，有如下的说法：

「其志从不在恶意；／严厉斥责罪恶，却不指名道姓；／无人可以憎恶他，／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是他的对象；／他的讽刺指向的缺点，／无非是所有凡人都能改正的……」（"Yetmaliceneverwashisaim;/Helashedthevice,butsparedthename;/Noindividualcouldresent,/Wherethousandsequallyweremeant;/Hissatirepointsatnodefect,/Butwhatallmortalsmaycorrect..."）。

绥夫特对于自己写作的目的也有独特的体认。

他宣称自己「殚精竭虑的主要目的是搅扰世界，而不是娱乐世界」（"[T]hechiefendIproposetomyselfinallmylaborsistovextheworldratherthandivertit.）。

吊诡的是，他不但以写作去搅扰世界，而且更因为讽刺手法独特，反使其「搅扰」化为「娱乐」；或者说，在他的讽刺艺术中，以「搅扰」来「娱乐」，以「娱乐」来「搅扰」，一体两面，互为表里。

不仅如此，他在「搅扰」与「娱乐」中更有深心。

一七二五年八月十四日，他对《格理弗游记》有如下的说法：

「我写完《游记》了，正在抄誊；这些游记精采，大益于世道人心」（"IhavefinishedmyTravells,andIamnowtranscribingthem;theyareadmirableThings,andwillwonderfullymendtheWorld."）。

由此可见，他所谓的「搅扰」甚或「娱乐」都只是手段，目的还是回归到文学「寓教于乐」、「文以载道」的效应。

此为当时盛行的文学观。

只是此处「寓」、「载」的方式，不再是单纯的「说教」或乏味的「传道」，而是透过「搅扰」与「娱乐」。

进言之，其「教」、「道」本身未必比他人更高明，但由于「搅扰」、「娱乐」的手法高超，让人印象深刻，即使可能哭笑不得，却仍旧「欣然受教」。

结论

「畸形的躯体在乱流中所映照出来的身影不只更大，而且更扭曲」，《格理弗游记》第四部第五章曾用上这个比喻。

此喻就相当程度而言可用来形容绥夫特以「汗漫」之笔、滔滔之势写来的这本书。

至于此书跨越了语文、文化疆界的翻译、改写（含腰斩），其「扭曲」之大更是匪夷所思，上文所举的三个早期中文译本便是明证。

然而，此「逾越」却可能产生其它／另类的「愉悦」。

绥夫特在《格理弗游记》中自创的"Yahoo"一词的演化，具体而微地显示出（甚至在同一语言中）翻译与变易的潜能与不可预测：

由原先形容低劣、野蛮、淫荡的动物；到被杨致远（JerryYang）和伙伴费罗（DavidFilo）挪用来命名自己的高科技网络事业；10到广告中将此名词转化为动词（"DoyouYahoo?

"）；到中文以「雅虎」之译名兼具高科技之文「雅」与「虎虎」生风之威猛……凡此种种，绥夫特地下有知，想必也颇受「搅扰」、「娱乐」。

约翰生（SamuelJohnson,1709-84）曾盛赞莎士比亚的戏剧宛如「人生的一面镜子」（"themirroroflife"），映照出人性。

绥夫特以超凡的想象创造出小人、大人、慧骃、犽猢（"Yahoo"的另一中译）……来对照人类，提供的显然是一面哈哈镜，透过文字的折射，人性的某些方面被放大，某些方面被缩小，在映照与对比之下，看似扭曲，却是显微，然而其「搅扰」与「娱乐」正在于此，其「寓教于乐」也在于此。

至于新的中文译注本之「扭曲」、「搅扰」与「娱乐」，其中的逾越与愉悦，敬请拭目以待。

注释

*本文原刊于《解读西洋经典》，彭镜禧主编（台北：

联经，2002年），页21-45，获授权转载。

承蒙马泰来博士、吕洁桦同学提供相关资料，彭镜禧教授指正两处译文，纪元文先生与陈雪美小姐修润文字，谨此致谢。

绥夫特由于个人的政治理念──包括主张对外媾和，支持爱尔兰教会，为爱尔兰争取减税──从惠格党转为托利党。

此文全名为"AModestProposalforPreventingtheChildrenofPoorPeopleinIrelandfromBeingaBurdentoTheirParentsorCountry,andforMakingThemBeneficialtothePublic"[1729]）（〈为了防止爱尔兰穷人家的小孩成为父母或国家的负担并使他们有益于大众所提出的谦卑的建议〉），描写爱尔兰的惨状，提出